今年11月，钱中文先生将迎来90华诞。先生高寿之年，仍然身体健康，神清气朗，思维敏捷，笔耕不辍，真可喜可贺可佩！先生一生以学术为志业，学术研究已成为他生命活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直到90高龄，他还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可见对学术研究的沉迷。正是这份沉迷，成就了他学术事业的辉煌。从现在检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理论史，已不难认定，先生的研究是这个时段最有影响、也最具时代特征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回望钱中文先生学术生涯，不能不特别注意到他从80年代早期开始，反复倡导学术研究“开放对话”的理念。到90年代，他甚至将自己的一部论文集命名为《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突出地表达了他对文学理论研究交往对话的主张和期望。这既是他自己学术实践的感悟，也是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期望和倡导，还与他对半生钟爱的巴赫金思想学术的接受相关。他明确表示，“在我的著作中，则借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给以阐发，努力使之成为我的文学观念的组成部分。”开放对话，百家争鸣，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都是发展创新的必要条件和前提。钱中文先生自己的学术成果，对此提供了一个典范性的标本。他正是在不同阶段与各种异己性思想学术的开放对话与潜对话中，不断丰富和提升自己的思想，在对话中综合，在综合中创新，由此不断超越自己也超越他人，这是他思想学术的一个显著特征。
钱先生的学术研究生涯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但真正建立自己学术坐标还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收入他自己编选的《钱中文文集》（五卷本）中的成果，主要是由80年代以后的作品构成的，这也可佐证他对这个时段开始的学术成果的重视。80年代，那是一个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思潮大浪奔涌、沧海横流的年代。不同年龄段和人生经历的学者，都带着特定历史阶段和人生道路赋予的“知识记忆”和“思想记忆”进入到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共存共鸣。正如陈晓明所说，钱中文先生主要是带着俄苏思想、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知识记忆”进入到这个时代的。这些都潜在地影响着他在 80年代思想学术场域的初始性角度和立场。而8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学和文论界，除原有在中国文论界具有权威地位的俄苏文论以外，西方各种近代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都先后登场，并对中国文论界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在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潮文学和文论现象面前，中国文论界不同学者采取了很不同的立场和应对方式。大体说来，有三种立场和应对方式最有代表性。一是基于先前的思想和知识“记忆”而坚决拒绝；二是放弃先前的“记忆”而毫无保留地拥抱和接受；三是基于先前的“记忆”而和各种异己性思想对话，在对话中既选择性坚持、又反思、深化、超越、综合、创新。钱中文先生选择的是第三种立场和路径。
他在整个80年代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问题、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发展论等几个专题展开。在这几个专题研究中，他所携带的俄苏文学和文论“知识记忆”都有明显体现，同时，在与各种异质性文学和文论的对话与潜对话中，他又在深化、丰富、发展、超越原先的理论，通过综合创新方式而形成了新的理论。例如80年代初开始，西方各种现代派文学艺术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从而与中国几十年间一直处于绝对权威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与理论产生激烈争论。如何对待和评价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现象成了当时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文学界和文论界当时对待现代主义的立场大体有三种，即站在传统现实主义立场坚决否定拒绝、抛弃现实主义而完全认同接受、基于现实主义立场有选择地扬弃整合。钱中文先生后来回忆说：“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论争，在争论最热烈的时候，我并未介入。1982年间，我收集了不少资料。1983年，我写下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在比较两种创作原则及其特点的同时，就当时的争论表示了我的看法。总的说来，我对现代主义者嘲弄现实主义的做法比较反感；我对现代主义态度比较严峻，而倾情于现实主义文学。”他采取这种学术立场，很明显是受自己“知识记忆”决定的。但钱先生后来在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入了解中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说，“80年代中期，当我在法国看到一些荒诞派剧作的演出后，我对现代派文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钱先生这里所说的改变，指的是他意识到现代派文学也能以特异化的方式表达人类对现实生存的真实感受，因为手法的特异，这种真实感受的表达甚至往往更有震撼效果。这一段的回忆既显示了钱先生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也显示了他的坦率、真诚和不断超越自己认识的理论活力。正是在与现代派文学艺术的潜对话中，他丰富、发展和超越了自己原有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并为从理论上重新认识、思考、深化与之相关的文学反映论提供了契机。
文学反映论，这是中国文论界从苏联接受的关于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哲学上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密切相关。在文学上则以现实主义为典范性样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反映论被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一种镜式反映观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镜式反映观最典型的命题性表述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反映生活”，这也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金标。而这一理论到80年代在文学上受到现代主义的挑战，在文学理论上则受到审美论、文学主体论、形式本体论等多种异质性理论的挑战。钱中文先生是坚持文学反映论立场的，但在对现代各种文学流派和理论的了解中，他同时也意识到传统文学反映论存在的明显缺陷。这个缺陷就是简单化和绝对化，只是强调了哲学反映论与文学反映论共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两者差异性的一面，忽略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特殊性所在。
这个特殊性在哪里呢？钱中文先生认为，就在审美和审美中介这里。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假定性前提下审美的反映，而不是照相般的镜式反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学对生活的审美反映要通过审美中介实现，而这个审美中介，就是作家这个独一无二的审美主体。因审美主体千差万别，必然决定了“审美反映是一种灌注生气、千殊万类的生命体的艺术反映，它具有实在的容量，巨大的自由，而且可以使脱离现实的幻想反映，具有多样的具象形态，可使主客观发生双向变化。”“审美反映无限多样，一是现实的无限性，二是主观性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动力。凡是主观性不强的审美反映可能是失败的审美反映。创作个性是主观性的最高要求，是创造的极致。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直观的。”
很显然，这种对于审美主体及其个体特殊性的突出强调，就吸纳了文学主体论和文学审美论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吸纳改造也深化了传统文学反映论，克服了它仅仅强调文学客观性、认知性和镜式反映观存在的明显弊端。
在这个前提下，钱中文先生对客观对象进入作家心理世界并最后转化成文学形象世界的过程，也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的研究揭示，客观社会生活变成文学符号中的形象体系，在作家审美主体那里，要经历“眼中之竹”（感知印象）到“心中之竹”（记忆心象）到“审美之竹”（审美意象）的三级转化，然后还要经过语言、形式、技巧综合运用的符号表达，才能形成审美符象即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世界。而在这个过程中，千差万别的作家的所有心理机制、人生体验、文化素养、世界观、社会认知等都参与了每一个阶段的转化活动，尤其是，作家的审美理想、趣味、个性起着特殊的选择、转化、融合和生成作用。这样，作为终端的文学作品的形象世界，与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之间，已经是既有明显联系又有巨大区别的。很明显，钱中文先生对于客观社会生活在审美主体心理世界转化过程的描述，借鉴了和审美主体论密切相关的文艺心理学的思想。在传统文学反映论那里，这些往往会被无视或者轻描淡写，而在钱中文先生这里，则获得了高度重视并几乎成为其审美反映论的核心内容。
钱中文先生的审美反映论，正是在与当代中外各种文学本质论的对话和潜对话中坚持、深化、超越原有理论从而形成新理论的标本。而在这种从旧理论到新理论的蜕变生成中，构成他理论思考背景的各种异质性理论，事实上既是他对话的对象，也是他实现深化、综合创新和双向超越的理论资源。他的审美反映论对它们既不是简单拒绝，也不是简单认同，而是在对话、综合和创新中选择、转化、融合，形成自己有内在逻辑性和有机性的理论体系。
在审美反映论中，他改造了哲学反映论，使传统文学反映论的某些核心理念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获得了扬弃、深化、蜕变和再生。他说哲学反映论解决的是人类意识与客观存在之间的本原性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的任何意识形式在本源意义上都是对存在的反映形式，概莫能外，这是无法否认和超越的哲学基本原理。人的任何意识都是对于现实的反映，连人类心理活动中“近于本能的感觉，它也不能从某种纯粹的自我意识中引出，而只能在主体对客体的反应中、在思维的加工改造中获得。所以，反映是人思维的根本特征和功能。”因此，从逻辑上讲，“文学艺术的创作是意识的一种形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映。”所以，反映论从哲学层面讲是无法推翻的。同时，作为对话对象的各种异质性理论如审美论、文学主体论、形式本体论等也在他的理论中获得了较高程度的吸纳、综合和转化。审美反映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新时代的深化和发展形式，它既实现了自我深化和超越，也实现了对作为对话对象的各种当代异质性理论的吸纳和超越。
审美反映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内源性关系自不用说，也有学者认为审美反映论就是审美主体论。确实，审美反映论是特别重视审美主体作为中介的作用和地位，但这是在坚持感知对象先在、并且感知对象在整个创作过程尽管被分解、转化、熔铸、重生，但它始终存在于所有环节之中这样的认知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审美反映论又不是单纯的审美主体论。在审美反映论中，强调客体作用的反映论和强调主体作用的主体论获得了辩证的综合和统一，这种综合不是简单拼凑，而是在创新基础上的综合。
与审美反映论相关，钱中文先生在对文学本质的思考中，提出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并对这一命题展开了多重论证。他和童庆炳等先生在文学本质上的这种共识，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论界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审美意识形态论，是钱中文先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分层论基础上，探寻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形式特殊性的成果。在80年代，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有多种观点互相争论，既有文学非意识形态论，也有文学意识形态论，还有文学准意识形态论。钱中文先生在坚持文学意识形态属性前提下，对文学有别于其它意识形态形式如哲学、宗教、伦理学及各种社会科学等的特殊属性即审美属性给予了特别关注，认定文学不只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形式，而是审美意识形态形式。他指出，“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阶级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以及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形态。”这种对文学本质属性的辩证分析论证，揭示了文学与一般意识形态形式既相通又有别的复杂属性。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意识形态属性的理论，也辩证地吸纳了文学非意识形态论和准意识形态论的某些洞见，在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和形态中既坚持、又深化、细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意识形态理论，这对他自己和对话对象的原初理论都形成了一种双向超越和兼容性。
三十多年来，审美意识形态论在中国文论界已成为中国文论界影响最为广泛久远的理论。有学者回顾中国当代文论发展历程时，将钱中文等先生创立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以及认同这种理论的学者们群体称之为“中国审美学派”，认为这一群体“建构了一个以‘审美意识形态’为核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体系。该理论体系的建构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并不断发展和走向完善, 引发了一系列历久弥新的学术命题, 开辟了宏阔的学术空间, 为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
钱中文先生另一获得学术界高度好评的学术成果是《文学原理-发展论》（该书第三版改为《文学发展论》），这部厚重而视野宏阔、逻辑严谨的著作，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认知贯穿到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中，达到以论摄史、以史证论、史论合一的完美境界。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这部著作的基本构架和核心内容作了归纳介绍，为避免重复，故此不赘。本文只是特别指出的是，这部文学发展史论著充满了内在的对话意识。这里对话的对象，既有国内盛行的多种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更有近现代国外各种广有影响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钱中文先生在与这些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对话中，既有坚持、有选择、更有吸收、融合、整合。对此，朱立元先生说《发展论》“对中、西、苏联的文学理论都有吸收，并把它们融会到一起。”他指出作者对中外各种相关文论广采博取，且不是停留在外在的取用，生搬硬套，而是消化了，达到融会贯通：“在评价、吸收了不同学术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念，然后根据这一观念，来驾驭全书，驾驭其它文学现象、观念，给予融化，站得很高，化得很好。”钱中文先生因为有自己对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本质的独特认知，辅之以丰富广博的文化史和文学史知识，对各种中外文学观和文学史观都以此为基础进行扬弃取舍综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发展理论体系。迄今为止，该书一版再版，影响良好，获得学术界高度好评。当年该书初版时，学术界名宿徐中玉先生评价这部书与杜书瀛先生的《文学原理-创作论》“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蒋孔阳先生评价这部书将“文艺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出版的有关文学发展论的专著，在以论摄史、史论统一、视野宏阔、综合创新方面，尚无能超越钱中文先生这部著作的。
进入九十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商业化大潮的兴起，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精神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长期主导中国社会的一些传统人文价值观念受到巨大冲击，商品化、浅俗性、娱乐化、感官化等成为一些文学艺术现象的突出特征。一些作家家和评论家因此而惊呼文学的人文精神失落了，但也有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则认为这种现象有历史的必然。如何应对这种“人文精神的失落”？各种五花八门的主张都开始出现，有主张回归人文传统的，有主张走向新感性的，有主张走向后现代解构的，有主张走向价值中立的，各种观念之间形成了热烈的对话语境。在这种语境中，钱中文先生提出了“新理性精神论”参与对话，并引发文论界热烈而长期的讨论，产生深远影响。归纳钱先生对于“新理性精神”的有关表述，不难发现他十分强调新理性精神以现代性为导向，这就将新理性与旧理性区别开了；他强调“新理性精神”要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要有使人所以为人的羞耻感、同情与怜悯、血性与良知、诚实与公正”，他说这些“不仅成为伦理学讨论的课题，同时也应成为文学艺术严重关注的方面，以审美的方式关心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发展、拯救人的灵魂，这也许是那些有着宽阔胸怀的作家艺术家忧虑的焦点和立足点。”这就在内容庞杂的“人文精神”概念中做了自己的价值选择，而蔽弃了这个概念中那些被历史淘汰的、不符合人类进步的过时成分；他强调新理性精神是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他从基于人性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角度肯定人的全部感知觉、激情、欲望、冲动等非理性构成的合理性，并主张从审美和人文角度对它们的提升、汰滤和陶冶，使其不至于走向反理性主义的极端，这就既与旧理性主义也与反理性主义区别开来了。他强调新理性精神追求在交往对话中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建立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特别强调不同文化立场、思想、价值观在对话中互相尊重、互鉴互补，互相砥砺提升。强调放弃非此即彼的简单绝对思维方式，而主张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方式。这就将新理性精神与那种绝对化的封闭性、独白性思维模式区别开了。在钱中文先生那里，新理性是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新的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价值观。很显然，这样的“新理性精神”是扬弃了旧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人文精神论、新感性论、现代性理论等一系列当代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和价值主张基础之上建立的，其综合创新特征十分突出。“新理性精神”，这是钱中文先生和当代各种文化价值观对话建构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中，各种对话对象的价值观都有某些元素都在他的“新理性精神”中被吸取和融合，同时也被超越。消极恶性的对话只会产生互相拒绝、互相简单否定的无效结局，而积极的对话恰恰能在以我主导的基础上吸纳融合对手有价值的洞见、产生具有综合创新特征的超越性成果。这种超越，是伽达默尔解释学视界融合意义上的双向超越，既超越了主体初始的解释视野，也超越了对象的历史视野，积极对话正应该产生这样的结果。在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构架中，我们正看到了这样的追求和特征。
在钱中文先生的学术活动中，还有一个方面值得特别提及，那就是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倡导。这个命题经过他的倡导受到学术界重视并引发长期而热烈的探讨。他这样倡导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在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深感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很多独特而有价值的概念、命题和思想，他在自己的专著《文学发展论》中，清理人类文学中审美意识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大量征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文论资料，使这些文论资料中具有长远价值和现代意义的部分得到激发和彰显。二是他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负责人和中国当代文艺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深感本民族文论资源如何以自己独立的姿态和声音进入当代中外文论对话场，以获得激发、新生和当代性，成为当代文论建设中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当代价值和活力的资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指出，“当今的文学理论面临着三种文论传统，即古代文论传统、西方文论传统和近百年形成的现代文论传统。我们只能在现代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地研究古代文论，把其中的有用成分、包括它的体系和术语，最大限度地分离出来。不是表面地使用一些古代文论的术语，而是丰富其原有的涵义，赋予其新义，与现代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融合起来，使其成为文学理论的血肉，形成当代文学理论的新形态。这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一种在长远的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钱中文先生的认知中，引导中国古代文论进入当代文论的对话场域，在与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核心的百年中国现代文论、西方文论的三方对话交往中，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现代文学理论的必由之路。在他和一批学者的共同倡导和努力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资源的现代转换问题持续获得关注，并且展开了广泛而影响深远的反复讨论。尽管对是“转换”还是“转化”、是直接将古代文论中有价值的部分用之于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活动，还是将它们与当代西方文论进行对话，在对话中生成现代文论形态等，不同学者有不同见解。但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在长期的讨论中几乎成为共识：在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中，中国古代文论不能缺席；同时，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论对话中，中国古代文论也不能缺席，引导它走向国际文论对话前沿，在对话中选择、扬弃和发展，是中国学者应有的立场和责任。
综上不难看出，钱中文先生思想学术成果体现了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在开放对话中实现融合、创新和超越。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他在既有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基础上，长期保持向各种异质性思想学术的开放立场，和它们进行深入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综合创新，不断形成超越自己也超越对手的新见解，新成果。钱中文先生的学术对话，很少是赞成与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更多的是以此化彼、以彼益此、彼此互益、彼此融合的创新超越的追求。他总是在与异质性的思想学术观点的对话中寻找可以互相融合、丰富、深化的元素，对它们加以吸纳、改造和重铸，以形成自己新的具有内在有机性的思想学术观念和体系，由此丰富和发展自己，也超越自己和对话对象。他的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发展论、新理性精神论，都具有这种共同的特征。
钱中文先生这种在开放对话中追求和实现融合、创新、超越的学术思维和理念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就内因而言，钱中文先生是那种执着求真型的学者，学术研究是他一生沉迷的志业，这种执着求真的学术品格和对学术的沉迷会使一个学者永无止境地渴求更深入、更广泛、更丰富地了解、把握和思考关于研究对象的有关知识和规律，以求最大限度地把握关于对象的真相和真理。这必然促使他力尽所能地了解众多有关对象的互相矛盾甚至对立的不同知识和理论视角和体系。对于一个以求真为鹄的的学者而言，要在这些互相矛盾对立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中做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那是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他能做的，往往是以自己初始性的知识和理论框架为出发点，与它们对话，并综合运用同化和顺应机制，在对话中对它们进行认真比较、思考、选择和取舍，同时也在对话中自我反思，不断丰富、矫正和提升自己，在这种双向对话和融合中形成一种具有综合创新特征的新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这种体系，具有对对话对象和自我双向超越的特征。形成钱中文先生思想学术的综合创新特征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影响钱中文先生选择在开放对话的学术氛围中实现思想学术的综合创新和双向超越的学术路径的另一个主观原因，是钱先生进入到80年代所携带的知识和思想记忆决定的。正如陈晓明所说，钱先生这一代学者是携带着特定知识记忆进入新时代的，这种知识记忆必然在他的思想学术研究过程中要发挥显在和潜在的影响。在自己的学术成果中留下深浅不一的印记。与此相关的是，钱先生进入80年代已经是五十岁上下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往往是基本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大体定型、趋于成熟的年龄。要在知识和思想体系上大破大立、完全另起炉灶已不可能。但对于有思想活力的学者而言，固守既有的知识和思想结构而以不变应万变、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同样的话语和观点也不能想象。最大的可能就是以自己既有的知识和思想结构切入当下思想学术对话场域，在这种对话中既保留又不断丰富和提升乃至改变自己的知识和思想视野，而这丰富、提升和改变的动力和资源之一，恰恰又来自于对话或潜对话的对象。因此，正是在这种对话中，对话主体会不断检视和反思自己的初始性知识和理论体系，并不断在同化与顺应双重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作出调整、深化、丰富、改变、发展和升华，从而形成新的综合性知识和理论，创新性和超越性也正在这种不断形成的综合性知识和理论体系中。
三是就外在客观原因而言，改革开放时代宽松的思想学术环境催生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环境，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中国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之外，古代中国、前苏联、西方、东方各国各种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也几乎都在中国当代文论界登场，从而形成了空前热烈而广泛的多重多向对话局面，这种局面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学者理论创新的冲动和活力。钱中文等先生既是这种多元对话局面的创造者和推进者之一（他先后合作主编了“现代外国文学理论译丛”、独立主编了《巴赫金全集》（7卷本）的翻译，还合作主编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书系”，同时在90年代还特别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获得当代性），也是这种多元对话局面的受益者之一。这为他那样渴求广泛了解世界、了解各种异质性文学理论，从而丰富、提升和超越自己的学者提供了难得的知识和学术环境。
最后，就钱中文先生自己而言，他的开放对话意识由自己的学术实践到理论自觉的过程中，有一个学者的思想起了不可忽视的催化作用，那就是巴赫金。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钱先生接触过无数国内外思想家、理论家和学者的思想学术成果，如果说有一个学者是使他长期关注和钟情的，那就是巴赫金。这不仅因为如钱先生所说，他自己某时段的生活经历与巴赫金有某些相似性（钱先生那一代人有这种相似性的并不少），更因为巴赫金思想与他自己思想追求有较高契合度。关于钱中文先生接受和研究巴赫金的过程，已有学者比较仔细地清理过 ,本文在此不再重复。总体看，从80年代初开始，钱中文先生对巴赫金思想的注意和重视，经历了一个从复调小说理论到行为哲学再到对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一过程在90年代他主编翻译《巴赫金全集》前基本完成。他为《巴赫金全集》写的长篇序言就明确地显示了对于对话主义的特别关注和高度评价。直到今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研究巴赫金行为哲学和诗学的论文中，还特别提到巴赫金对话诗学的重要性。巴赫金强调的对话主义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钱中文先生的学术态度和理念，也成就了他的的思想学术理论。
阅读钱先生的著作将不难发现，他从不人云亦云，但对那些和自己理论相异的真正学者及其观点，他也从来不简单粗暴地否定，他总是既将这些异质性学术理论当成自己论争的对手，同时也当成自己理论的资源，努力从中吸纳其洞见来丰富和深化自己的思想。在他的论文论著中，对于他论争的对象，我们完全没有看见那种粗暴、简单、绝对的批判和否定，更多的看到的是认真细致的分析，温和的讨论。之所以抱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知道每一种思想学术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局限和盲视，而自己的局限和盲视之处，正可能是对方的洞见和优势所在。因而，在他的每一阶段的学术思想中，我们都能倾听到多种思想学术声音在回荡，这些声音当然是被他的声音所统摄，但他自己的声音也不完全是单一的原初性的声音，而是融合了异质性元素的声音。所以，他的思想学术成果都具有一种综合创新的特征，在这个综合创新的过程中，他在超越自己原初的思想，也超越论争对手的思想。
外位性，这是巴赫金行为哲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的最核心的认知是，每一个人都无法自我完成，都无法完整地看到自己，只有在自我之外的位置，即他者的位置，在他者的观照中自我才是清晰的，完整的，才能被完成。因此，每一个自我都需要他者，需要向他者开放，需要在和他人的交往中完成和成就自己。钱中文先生对巴赫金这一思想十分重视，反复提及。他自己对人的外位性特征也有深刻的察识和了解，这使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对一切异质性思想学术采取温和对话的立场，并且在这种对话中不断吸纳异己性思想的洞见提升和丰富自己，也超越自己。他多次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就是在对立的思想之间，很多时候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亦此亦彼的。这不仅使我们想起中国古代最有智慧的哲人庄子的哲学，也使我们想起美国著名小说家菲茨杰拉德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能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之间思考才是第一流的智慧。法国社会学家托利德也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检验一个人是否有一流的智力，就看他能否同时容纳两种对立的思想而无碍其行动。我们可以说，那些有智慧和活力的理论家是能在与自己思想学术相异的异质性理论的对话交流中不断吸纳对手思想的洞见，进行整合创新，以丰富、深化和超越自己也超越对手的理论家。这既需要思想的智慧，还需要开阔的胸襟，更需要思想的活力。钱中文先生应该属于这一类学者。
开放对话，在开放对话中互动互鉴、互相丰富、互相提升，这样的意识不仅贯穿于钱中文先生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也体现在他的学术活动中。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创办人和负责人，中国文艺理论界深有影响的重量级学者，他在多种重要场合都倡导和呼吁思想学术奉行交流对话的原则，在开放对话中实现文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而从对话主义的本来含义角度看，有效对话的前提是有多种不同的思想学术声音存在，是多音齐鸣，多元共生，互动互鉴、温和启示。因此，这就需要宽容。对异己性思想学术的宽容，是对话能有效展开和进行的前提，也是一种思想学术能不断深化、超越、创新的必要前提。钱中文先生正是这样引导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他的宽容、温和和对话意识，对形成中国文学理论界良好健康的学术生态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也获得文论界许多学者由衷的敬佩和赞赏。
今天，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所形成的沧海横流，千舟竞发的生机勃勃的局面时，将更清晰看到，钱中文先生和他那一代文论界许许多多学者们开放宽容、温和对话、超越创新的理念和学术实践，对中国文论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后辈学者，我们对钱中文先生以及他所代表的这一代学者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同时，也祝钱先生和他为代表的这一代学者们健康长寿，活力常在，松柏不老！
（作者简介：张开焱，1955年生，教授。长期执教于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任职于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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