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中文先生的为师之道


2022年08月10日 06:44    来源:美中时报    祁志祥

       本文作者是钱中文先生的“编外弟子”。1982—1987年,钱中文先生曾给虔诚求教的本文作者写过20多封学术通信。本文以这些通信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案例,详实总结、概括了钱中文先生的为师之道及其体现出来的治学方法。首先要“多读多写”,其次要“善于思考”,学会“发现问题”、“抓住题目”。再次要有自己的“新意”和丰富的“材料”。第四要有“理论深度”。第五要学会收缩和聚焦,在点上寻求突破,从而以点带面。钱先生的为师之道,不仅教给学生治学方法,而且以无私的仁爱情怀关心后学的人生悲欢,以巨大的宽容精神鼓励后学的自由思考,值得中国当下学界的导师和学子珍视参考,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今年是钱中文先生九十诞辰。钱中文先生出生于江苏无锡,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莫斯科大学求学,一生经历了“文革”中遭受打击、改革开放后成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文艺理论界领军人物的开阖起伏,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学会名誉会长。钱先生一生带教过许多学生。他以深厚宏通的学养、认真负责的态度、求真务实的精神、循循善诱的胸怀对待后学,培养出不少成就卓著的弟子。回顾、总结钱先生的为师之道,不仅可以作为给钱先生九十诞辰献上的一份厚礼,而且对当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带教导师以及正在求学的莘莘学子,都不无示范、启示意义。


       一、意外成为钱先生“编外弟子”


       我并非钱先生名下的在编硕士生或博士生,但因为投稿请教的关系,我有幸成为钱先生的“编外弟子”。那是上世纪80年代激情燃烧的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刚刚从政治观念传声筒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情感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得到正名。1981年,大学刚毕业、正在江苏省大丰县南阳中学教书的我从自己订阅的《文学评论》第5期上读到钱中文先生发表的《论文艺作品中感情和思想的关系》长文,深受触动。当时我在文学创作之余对文艺理论问题感兴趣,写过一篇八千多字的《浅谈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作用》,觉得有一孔之明,便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写了一封求教信,与文稿一起寄给了《文学评论》编辑部,请该刊转交钱中文先生。信是1981年底寄出的,过了寒假后,也就是在1982年的2月中旬,我则收到了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钱中文”的一个大信封。信封中有钱先生写的两页长信和用铅笔批改过的原稿。从此直到1987年我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徐中玉先生的研究生,这六年中钱先生与我一直保持书信往返。家长里短是无法维系这么长时间的通信的。把我们的书信联系维系下来的根本原因是我不断投稿请教,钱先生不断回信指教。1983年我确定复习考研后,其实不允许分心写太多的文章,因为文章运思是干扰复习记忆的。但是,尽管我尽量克制写文章的冲动,但在中外文论美学论著的阅读研习中,时常发现新问题,形成新想法,忍不住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六年中我寄给钱先生讨教的文章先后有11篇:《浅谈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论对比法则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试析“平淡蕴含功力”》 《论“斜”——谈古诗中的线条美》《审美活动中对艺术的双重审美关系——兼谈西方文论中的“化丑为美”的一个美学原理》《论“心灵美”》 《论艺术家的爱》《文学“情感”特征的系统透视》《刘勰论情感》《论“辞达而已”——中国古代文论中一条形式美标准的形成》《“但见情性,不睹文字”说》《“平淡”探奇——中国古代诗苑中的一种风格美》。钱先生一一指教、回复,有些文稿还用铅笔作了眉批。


       二、钱先生指教论文写作方法


       在这些指教中,钱先生既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意见,也就是授人以“鱼”,同时也有一般方法论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意见,也就是授人以“渔”。授人以“鱼”的具体意见,体现了钱师对学生的高度负责态度和允许不同思考的宽容平等精神。授人以“渔”的具有一般方法论指导意义的意见,我作了如下总结概括,供人参考。


       首先,要“多读多写”,在实践中提高论文写作的能力。文章的论点是建立在大量材料的积累之上的。材料的积累只有通过“多读”去获得。文章奥妙,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全靠在实践中自悟,所以“多写”对于学术成长至关重要。先生不停给我改稿,我不停地寄稿,尽管让他常常喘不过气来,但先生却乐此不疲。先生对我说:趁年轻时光,“不如多读书、多练笔更有意义”。“我很赞成你多读多写,这是你自己成长的最好办法。”“多写”的涵义之一,是“多改”。先生现身说法:“何其芳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教益。其中之一,就是要不怕改稿。……我刚工作的时候,写的文章有一些是被退稿处理的。退稿当然是不愉快的,但是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文章要多改。”怎么改呢?“要改到不惜把自己的长文章压短,不合逻辑的、妨害表达意思的、或者是意思不清楚的、或者是可去可留的地方一律删掉,让自己读起来也痛快。”这有一个过程,“大约花了我两年时间”。其后,“在写文章方面就开始成熟了”,“知道哪些该说,哪些不一定要说,哪些是多余的话、哪些地方论据不足,说的不够深刻,哪些地方有新意,有自己的见解等等,就了如指掌了。”总之,“要深知自己的分析、论证的优点、弱点在哪里,特别是对自己的文章要有一种无情的态度,该砍就砍,该削就削。”“那种天下文章自己好的偏爱,舍不得动手删削,是不成熟的表现。这样的同志是有的,因此他的文章总是绕来绕去,噜噜苏苏,没有重点,常常在发表上发生困难。”“有的人的稿子当然是不让改的,即使满篇废话,也要人把它们当成字字珠玑,但是这样的文章,生命是不长的。”


       其次,要“善于思考”,学会在阅读中“发现问题”、“抓住题目”。 有人读了好多书,就是发现不了问题,产生不了论题,最后充其量只能成为两脚书橱,成不了学术创造者。能否“发现问题”、“抓住题目”,是检验是否有学术创造潜质的试金石。读了我的《浅谈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和《论对比法则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二文后,钱先生敏锐地发现我有个好的特质,便加以肯定:“稿子的题目我觉得抓得不错,看来您善于思考、抓问题。”“我也跟一些年轻的同志交谈,说到……自己能抓住题目” ,是“一个研究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学术的训练不仅要“多读”“多写”,而且要“多思”。读书不能单向地被动接受,“我注六经”,而且要学会“六经注我”,带着问题去看书,从中发现新意和自己需要的材料。能否“发现问题”、“抓住题目”,实际上是自己是否“善于思考”的表现。


       再次,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是有自己的“新意”和丰富的“材料”。论文作法可以说出好多,其实基本的做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有“新意”、有“材料”。在收到我第一篇文稿后,钱先生就在回信中作了肯定和指正:“你的大作的立论是很好的,材料也很丰富,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不过,“文中所引资料宜多用‘名流’,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二、三流的作家的论述,影响权威性,当然偶尔用些也是可以的。”“我认为你的大作是很有基础的”,稍加修改,是“可以发表”的。收到第二篇文章后,钱先生在回信中又一次从这两方面加以肯定:“稿子的题目我觉得抓得不错,看来您善于思考、抓问题,收集的材料也很丰富。”收到第一篇论文的修改稿后,钱先生说:“总的印象是稿子是有一定见解的,论证也清楚,文字也可以。”所以他将文章推荐给了《社会科学战线》。在收到我的《文学“情感”特征的系统研究》一文后,钱先生回信说:“您的《情感》一文,自然可以作为一个研究题目,但在最后定下以前,再慎重考虑一下:在当前已有若干谈论这个题目的文章情况下,你还有无新意,这很重要。如果自己觉得还有话要说,又是别人尚未说过的,而且又有新材料,那另当别论。文章在论点上一定要有新意,那怕是一点点,否则一般杂志不易接受。”在1984年11月1日的来信中,钱先生又肯定说:“来信收读。你勤于积累,勤于思考,这样很好,到时水到渠成,瓜熟自然蒂落,是会有结果的。”论文必须有“新意”或“己见”,“新意”必须有“新材料”支撑。这是一篇合格论文的“基础”,也是论文写作的最基本的“常识”。后来我们填报什么科研项目,总有一栏叫“研究方法的创新”,填报者必须煞有介事说得天花乱坠。其实这是忽悠人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没有那么复杂,也万变不离其宗,不可改变,必须遵守。那就是“新意”和“材料”。这种方法论的指教意见,后来贯穿在我的一生研究中。


       第四、学术论文应当具有“理论深度”。这是论文写作的高级境界。我的文章有新意、有材料,为什么钱先生转给有关刊物后未能发表呢?因为“在理论深度上还欠缺些”。“你的几篇稿子都有一定基础,只是理论深度不足。”其实这是年轻学者在学术成长中出现的普遍问题。因此,钱先生曾跟一些年轻学人交谈,指出一个研究人员抓住题目后,要能够对它“从各个角度进行理论分析”。什么是“理论深度”呢?钱先生指出:“我所说的理论深度,是指文章在论述中,要注意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对它产生影响的那些因素,否则容易造成就事论事的印象;其次,在论证中最好有一定的针对性,这既可促使探求的深入,又能增加文章内在的论辩力,引起人的兴趣。”这就是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必须建立在广博厚实的地基上。论文所论虽然是一个点,但这个点论述得是否好,却取决于不显山不露水的面的知识积累。“理论深度”要害在于正确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在“点”中藏“面”、显“面”。所以,“研究文艺理论,在正常情况下,大约30岁到50岁是最佳年龄。因为这种工作不仅要比较精通一般理论,还要通文学史,一个国家的或某个国家的一段文学史,阅读大量作品,对一些作品不是泛知,最好有些深入的研究,而且如果不精通某种外语,至少也得精通古文,否则活动范围有限。所以三十岁前是打基础的时期。”除此而外,还要在专业领域“多读理论著作”,“加强理论修养”,“训练成独立思考、钻研问题、分析问题、从一定的理论高度概括问题的能力”。再一个方法就是抓住一点,持之以恒,精益求精。钱先生说:如何弥补理论深度不足这一弱点呢?“我的想法是,你是否可把其中某个问题,搞它半年一年,使之精益求精,这样一、二年之内即使出来一、二篇文章,也是可观的成绩了。”“只要目标明确,不懈努力,持之以恒,一定是有成绩的。”“对于自己想达到的目的,任何时候都要有信心,锲而不舍,功到自成,锤炼成踏实的学风。”就是在钱先生的指导下,我后来系统读了西方文论、美学和中国文论、美学方面的不少理论著作原本和选本,从一个文学创作爱好者转变为一个文学、美学研究者。


       第五、学会收缩、聚焦和专攻,努力在点上寻求突破,然后以点带面。转向对文艺理论的关注和研究后,所搜集的材料涉及古今中外,论述某个问题时也就全面铺开,导致理论分析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论《平淡蕴含功力》,两万多字,面面俱到。钱先生来信指出问题说:“此稿题意甚好,是个值得研究的题目,也有一些个人见解,但恕我直言,就此稿目前的样子,是不能拿出去的。第一个印象是较杂,你在这一篇稿子里,几乎把所有的艺术部门都读过来了,中外文学、大小作家,甚至包括二、三流的尚未定型的文学青年,戏剧、音乐、小说、绘画、电影、书法、漫画学,还有偶有几篇小评论的作者,等等,给人的读后感觉是斑驳零星,分寸感把握的不太正确。第二个印象是有求全感。稿子把‘平淡’的各个方面以至达到‘平淡’”的手段、方法、注意点等等,都谈了,不乏一些好的意思,但它们都淹没在‘平淡’中了,结果给人一个平淡的印象。第三是由于求全,理论上就显得分散,不很深入,最后部分有些像讲稿。”“这篇稿子的改法,我的意思是,能否从一个角度——古代文论的角度来谈,比如将题改为《论平淡》或《论平淡风格》。从稿子内容看,这样做很有基础,材料也尚丰富。这样做了能会使问题集中、紧凑、论点突出,不改太宽泛、驳杂了。第二个办法是你如果对当代的几个作家感兴趣,干脆把他们抽出来单独论述,不要中外古今一起来论,这样到也可以单独成篇,也不失为一个好题目。因此此稿可分成两个题目来写,第一个题目可写成万把字左右的文章,第二个题目七八千字也就可以了。这样的篇幅,拿出去较能录用,两、三万字的东西,机会极少。”此文我后来按照钱先生的指点,集中从中国古代诗论中探寻“平淡”美,论题为《“平淡”探奇——中国古代诗苑中的一种风格美》。文章打印后,我在寄给钱先生一份的同时,也投了一份给《文艺研究》编辑部。钱先生来信说:“你的《“平淡”探奇》一稿,我已读完,获益不少。问题提得好,逻辑性强,理论上也有见解,这是努力不懈的结果。……这样的稿子拿出来,应该不大会有问题。我想投稿试试看。酒香不怕巷子深,总会有出路的。”事实验证了钱先生的判断。没等到钱先生的转荐有消息,《文艺研究》很快就给了我用稿通知,1986年第3期刊发。钱先生看到刊物广告后,来信道贺:“你的《平淡》一文出来后,我看到了广告,后收到了杂志,真是不容易的,应该向你祝贺,虽然迟到了。”


       三、钱中文先生率先示范


       钱中文先生是这样耳提面命,指教弟子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可以说,以上五点指教意见,也是他自身治学方法的体会与说明。在1982至1987年通信指教我的这六年中,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负责人的钱中文先生以拨乱反正的现实指向与开放拿来的思想胸襟、兼容并包的学术积淀,写下了一系列重磅长文,引领着当时全国文论界走向,并催生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说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之初,中国文论界正值现代主义纷至沓来、与现实主义校短量长之际。钱中文先生写下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1984年定稿,《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分析了现代主义文学与欧洲哲学、社会思潮的联系,比较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原则的得失,批评了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嘲笑,揭示了文学创作的诗情和生命力只能来自现实,指出对于现代主义文艺现象“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能盲目排斥”。在《论文艺作品中感情和思想的关系》(1981年,后收到文集中改名为《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形态》)一文为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正名的同时,钱先生将理论探寻的触角深入到原来人迹罕至的、富有“新意”的话题中,如《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艺术直觉和直觉描写》(《学术月刊》1982年7月号)、《无意识本能创作动因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以及《论艺术的假定性类型和文学的真实性形态》(《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4期)、《“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4期)等。在对文学现象及其本质的创新性探寻与思考中,他对原来文学理论教科书流行的“文学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的定义提出怀疑,侧重从主体的、情感的、直觉的“审美反映”角度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1984年,钱先生在第6期《文学评论》发表《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一文,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1985年他为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中译本作序,指出“形象”并不是文学区别于科学的根本特征,医学解剖图也有形象,但并非艺术,文学艺术的特质必须在形象之外去寻找。1986年,他在《文艺理论研究》第4期发表重要论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强调:“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其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1987年,他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为题在《文艺研究》第6期发表文章,再次正面论述这个全新的文学本质观。所谓“审美意识形态”说,是对传统的单向的由物及我的形象反映论的文学本质论的超越。它并不否认文艺是一门意识形态,但更强调文艺是一种审美形态。“审美”是一个比“形象”包容性更大、具有主体性、能动性,也更科学、更符合文艺创作实践的概念。《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副题是《论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这个“创造性”是主体能动的创造性。钱先生指出:文艺对现实的反映是一种“审美反映”。“审美反映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审美反映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反映。”“审美反映通过感性的认识层面而获得深层意义。”“审美反映是通过语言、符号、形式的体现而得以实现的。”审美反映具有“侧向主观的审美倾斜”和“主体创造力”。“审美反映”既具有“客观性特征”,可以揭示“事物本身的”“本质和灵魂”,同时,审美反映中创作主体又“可以把全部客观特征加以全面主观化,把主观特征全面对象化。”如此等等。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反映”的“意识形态”,其丰富内涵就得到了深刻、丰富的阐述与界定。


       钱中文先生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的贡献,一是“审美意识形态”说,一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而前者就是在与我的学术通信时期形成、提出的。收罗了这个时期代表性论文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一书1987年3月出版后,4月份就寄赠给了我。从钱先生撰写的这些长篇论文中,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其指导的论文写作方法以及文论治学方法的理解。


       四、因材施教助我考研


       在热衷发表文章、将文字变成铅字的同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发表论文改变不了处境,要从事专职的学术研究,必须考上研究生。这条路对我说来可以说是高不可攀,不仅因为原来毫无专业积累,而且英语也只有初一的水平,同时又得教书、谈恋爱,生活中妨碍考研的闹心事很多。但除此华山一条道,别无出路。是钱先生的高看鼓舞了我,我试探着向他咨询。1983年2月15日,先生在来信中说:“你来信问及研究生招考事,我在1978-1981年与蔡仪同志一起指导过一个研究生,今、明年内我不准备再招。这两年内我任务甚紧,要写些东西,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项目,有时还要集中找个地方躲起来。现在招研究生,多半面向各省。你不妨多留心一下,有合适的机会就试一下。”根据外语底子不好的情况,我将报考专业定在古代文论上。1983年11月9日,先生来信说:“你选定古代文论专业,报考研究生,很好。我也觉得古代文论适合你的专长。我室明年不招收古代文论研究生,但要我招两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业的。我自己的想法是想要两名哲学专业、外文底子较好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将来能够扩大文艺理论研究的领域。这当然是一个设想,能否实现,也要碰运气才行。”1984年12月13日考研报名之际,钱先生又来信鼓励:“照我对你的肤浅的了解,你的古代文论专业的知识似有一定底子,似报古代文论专业为好。我招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即基本理论的研究生。将来如在这方面做出些成绩,仍要依据古代文论或外国文艺理论,从中吸取营养,得到借鉴,扩大视野,不断研究一些新问题。希望你郑重考虑,一旦决定,则需全力以赴。考期不远,祝你胜利。”最后的结果是,初考合格未取,两年后再考,终于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名师徐中玉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专业的硕士生。可以说,没有钱先生的栽培和鼓舞,就不可能考上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专职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钱先生当年面授的治学方法一直让我受用不尽,钱先生当年在我身上倾注的心血一直让我不敢懈怠。不负先生的栽培和自己的承诺,作出成绩向钱先生汇报,一直是我砥砺前行的动力。


       1987年2月16日,我曾在给钱先生的通信中说:“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原理’,我一直在潜心探索。平生誓言志为此目的奋斗。”1993年,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我完成《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一个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建构》,学林出版社在“青年学者丛书”中推出。2006年,该书申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评审,2008年出版。2018年改订后,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3年2月28日,我也曾在给钱先生的通信中说:“就我视野所见,中国古典美学似乎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堂堂中国,没有一部中国古代美学史,岂不羞乎?”2005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美学史的重新解读”获得立项,结项成果为独著的三卷本《中国美学通史》,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2012年12月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2013年3月22日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后来又出版了独著的五卷本《中国美学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986年元月27日,面对我生活中遭遇的种种挫折,钱先生在来信中宽慰、开导、鼓励说:“前两信我都收到。你写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我想对你来说,无论生活中的忧和喜,都会化作动力,果然如此。其实年轻人除了奋斗不息,下苦功夫,才是真正的‘别无选择’,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相信你功到自然成,会出现豁然开朗的境界,到时就会获得自由,美不胜收。当然,这是相对的,过了一个时期,又会不自由起来,然后再不断充实自己,再获得自由。”


       2018年,钱先生收到我寄赠的《中国美学全史》后,在给我的微信回信中说:“如今你通过30来年的不懈努力与积累,举一人之力,完成了这一宏愿,真使人感佩不已。全书有你的理论原创,丰赡的资料相互印证,丰赡的资料相互印证,写出了中国美学的多样与独创,走笔神采飞扬,独具个性,尽显中国文化特色。”“再次祝贺你取得的独步神州的重大成就。”


       其实这一切命运的改变和成绩的取得,都要归功于钱先生当初的发现和带教。没有与钱先生的不期相遇,没有钱先生诲人不倦的指教,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一切。


       钱先生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导师。钱先生的为师之道,足可让中国当下学界为人师表的导师和正在求学的学子好好参考,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祁志祥,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兼任上海市美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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