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未来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增长，更没有发展

2022年11月17日 03:43 来源：欧洲洋相集魏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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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被誉为最为“英国最古老三所大学”之一的杜伦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学会（英）讲座版块邀请国内外行业经济专家交流分享，特将其中精彩内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本篇为著名经济学家魏加宁教授的发言。

一、发展理念的转变与创新发展的提出

1978年5-6月，谷牧副总理带队访问欧洲5国，看到了我们与欧洲之间的巨大差距，回国后谷牧副总理向中央高层汇报，说我们至少比欧洲落后了20年，引起了高层的巨大震动。因为当时我们所受的教育和听到的宣传都是“资本主义已经腐朽、没落了”，“全世界还有3/4的劳苦大众在等待我们去解放呢！”然而这次出访使我国的领导人看到了差距，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于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重要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据考证，当时的中央领导提出的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逐渐变成了“以GDP为中心”，于是带来很多问题。

因此，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2004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从事实上的“以GDP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从“经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从“科学发展观”转向“新发展格局”，从“以人为本”转向“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

最近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明确提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

今天我主要讲一下为什么要实现“创新发展”。

二、为什么要实现“创新发展”？

过去30多年，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靠的是什么呢？

第一是“人口红利”。但是一些人经常把“潜在的人口红利”当作“现实的人口红利”，把人口红利等同于年轻的人口结构。但问题是，同样年轻的人口结构，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不仅没有体现出“人口红利”，反而还成了“人口包袱”？文革期间为什么让年轻人上山下乡？真正的原因就是当时都是国有企业，城里无法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于是毛主席利用个人魅力号召大家“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当时的年轻人“哭着喊着”也要争着去农村，但是到了农村就真哭了——根本没有想到农村的条件那么艰苦。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人口包袱”变成了“人口红利”呢？一个是靠发展民营企业；一个是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打入国际市场。

但是，时至今日，“人口红利”消失了。关于“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反思。我认为，我们的人口政策至少有过三次重大失误。一是1957年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要适当控制人口。但是1958年因为毛主席说了一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结果就开始批马寅初。到1978年给马寅初平反时，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说：“批错一个人，多生了好几亿，今后共产党再也不要犯这种错误了！今后共产党应当发誓：再也不整知识分子了”。

二是1978年开始控制人口时，按照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的想法，温和地推进人口控制政策，用倡议的方式，倡议“先进分子”带头。于是，当时以党中央、团中央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倡议书，倡议先进分子（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实行计划生育。同时，当时专家的主张是“两胎+间隔”的方法，渐进推进。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倡议变成了强制，先进分子带头变成了全体国民执行，“两胎+间隔”变成了“一胎化”，于是就引发了许多问题。

三是到1998年，我在一个有关经济安全的报告里提出了“人口安全”的问题。我说，日本是没有实现计划生育的国家，尚且出现了老龄化；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所以，我们的老龄化一定会比日本来的早，来的快；日本是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出现的老龄化，而我们是“未富先老”。但是，很遗憾，这种提醒始终未能引起高层重视。直到前不久“七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人口出生率下降太快，才引起高层的重视。

问题是，计划生育是重大国策，一个重大国策出现了重大失误，我们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下——到底是统计部门的数据有误，还是计生部门的部门利益？总而言之，“人口红利”这个要素已经消失了。

第二是“资本红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者总是说，我们的优势是“储蓄率高”；再加上三十多年，我们引进了大量外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从长期看，储蓄率在下降，根据“阿里巴巴”前两年的一个问卷调查，现在有56%的年轻人是0存款！另一方面，现在吸引外资也越来越困难了。所以说“资本红利”也消失了。

第三是“技术红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方面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也“山寨”了不少技术。但是现在，山寨技术遇到了知识产权保护，而引进技术遇到了中美高科技冷战。

再有，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根据阿吉翁的研究，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成长过程中，要从技术“追赶模仿型”转变成技术“前沿创新型”，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最后，从企业微观角度讲，张维迎老师指出：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套利型”的企业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少，因此，今后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型”的企业家。

总之，无论是从长期角度看，还是从短期角度看，无论是从宏观国家战略的角度看，还是从微观企业家的视角看，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未来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增长，更没有发展。

但是现在国内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了，就业压力减小了，所以经济增长就不重要了。而我个人认为，经济增长仍然很重要，只不过重心发生了改变——以前“保增长”主要为了“保就业”，今后则更多的是为了“防风险”，“保养老”。例如，如果分子养老金的缺口越来越大，而分母GDP不能够相应做大的话，养老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因此，对未来中国而言，增长仍然很重要，而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增长。

所以，中共二十大反复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强调科技创新，提出要完善创新体制，教育科技人才是基础性支撑……等等有很多具体提法。

三、如何实现“创新发展”？

首先，要吸取国外在创新方面的教训。

日本人在反思日本电子信息产业衰落的原因时指出，一是误读创新，把创新误译成“技术革新”，所以在日本，科技至上的唯技术论非常盛行。二是误用优势，本来日本电子信息产业的优势在制造环节，但是后来日本人想往上游走，但是在上游干不过美国，因为美国是多元文化；而原来日本在制造环节的优势又被后来者韩国和我们的台湾赶超。三是误判时代，工业时代重视的是纵向一体化，而数字化时代强调的横向的水平分工。日本人认为，日本的汽车业尚处于领先地位，是因为汽车产业还处于工业时代；而日本的电子信息产业之所以衰落，主要是因为电子信息产业早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

所以，我们要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把我们的创新工作做好。要研究数字时代的创新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其次，为实现创新发展，就需要做很多改革。包括国家创新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包括科研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包括金融服务体系和财税体系的改革；还要提高创新者的社会地位，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开放的社会环境，实现开放创新。未来中国，要想实现创新发展，首先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基本经验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就能够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

我今天的发言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