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一下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我的看法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少长期主义——大家都是短期行为，机会主义；没有信仰，没有原则，没有长期打算。用当下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润”（RUN）。
2022年4月16日（周六）上午，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2022年第一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将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着力经济提质增效，应对冲击保持合理运行区间”，将总结分析2022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并聚焦于年度经济发展目标、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入交流讨论。会上特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原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做了演讲。
经授权，本报全文发表魏加宁演讲：
一、为什么需要拥有长期主义？
首先，毛泽东认为群众是基础，指出：“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根基”。那么，执政党要想拥有长期主义，就需要首先让老百姓拥有长期主义——也就是说，党要想长期执政，首先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其次，马克思认为经济是基础，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政治家要想拥有长期主义，首先需要让企业家拥有长期主义。
再有，阿吉翁认为创新是基础，指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基础。那么，政府要想实现创新型增长，首先需要让创新者拥有长期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企业家能够拥有长期主义？如何避免最近流行的一个词叫“润”（RUN），也就是跑路。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资金在外流，人才在往外走，查找移民信息的检索量在快速增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尤其是上海的事情出来以后，查找移民信息的搜索量在迅速增加。
二、要想拥有长期主义，就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
首先，外部国际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
大国关系不能够像小孩过家家一样——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一翻脸就动手打架。比如1950年代中苏友好的时候，叫“老大哥”都嫌不够亲切，那时候谁要是反对苏联那是要判刑的。等到1960年代中苏翻脸以后，先是文斗——“九评”社论；然后是武斗——珍宝岛战役；接着就是苏联要给我们动“核手术”。
到了1980年代中日友好的时候，处处向日本学习，就连中国学者在日本批评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这种事儿都不许做。我的日语老师凌星光先生当时在日本做访问学者，写文章批评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一事，结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告诉他不许发表，如果再发表就给你处分。等后来中日关系闹掰了以后，日本人就变得一无是处了。
本世纪初的00年代中美关系升温，甚至连“中美共治”（G2）这样的构想都提出了。尤其在金融圈里，几乎言必称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几乎要都要跟美国协调。等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人开始瞧不起美国人了，认为美国也不过如此，于是美国人开始变得一无是处了。
我认为，所有这些表现，都不是作为一个大国成熟外交应有的正常表现。试想一下，如果在国际环境上，总是要面临这种颠覆性风险的话，那么，企业家谁敢长期投资？谁敢拥有长期主义？
其次，国内政治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
上个季度的形势分析会上，我在念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文革的定性时，直播被掐断了。我念的可是中央《决议》呀！我是充分肯定六中全会决议有关文革的定性的。众所周知，有关文革的定性，前几年开始修改教科书，搞得许多人人心惶惶，终于去年年底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坚持了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使得很多担忧中国未来前途的人安下心来。试想一下，如果在政治环境上总是要面临这种颠覆性风险的话，那么，企业家谁敢长期投资？谁敢拥有长期主义？
再次，国内经济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
去年上半年，有关部门明确讲“唱衰中国经济”是不能允许的。到了年底，李克强总理亲口讲当前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也就是说在经济形势判断上如果总是要面临这种颠覆性风险的话，那么谁敢长期投资？谁敢拥有长期主义？
最后，国内政策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
新中国成立以来，似乎有一个规律：每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往右走，包产到户，发展个体户，发展民营经济；等到经济形势一好转就开始往左转，公私合营，国进民退，消灭私有制；等到经济形势不好了，开始饿死人了又只好再往右转┄┄好了以后再折腾，总也跳不出“形势一好就折腾”这个历史怪圈。
什么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的转型没有到位，我们已经是执政党达70多年了，但是还在用地下党的办法治理国家，比如内部文件，口头转达；还在用革命党的理论武装头脑，比如宣传“消灭私有制”，“造反有理”等。现在不是在依法治国，而是靠讲话治国，文件治国，甚至是写文件治国——很多文件一面世就见光死，经常出现“政策文件一日游”现象，政策发布出来仅一天就不得不收回去了。
具体而言，前几年是鼓励互联网平台发展，到去年开始打击互联网平台，导致员工下岗，股价下跌。如图所示，中美互联网平台的市值出现严重分化：本来我们的平台市值和美国的差不多，有一些甚至还高于美国的平台。但去年以来，我国平台的市值一直在往下走，美国平台的市值一直在往上走。这个图一目了然，蓝色的是美国的，红色是中国的，走势明显分化。我国互联网平台的国际竞争力被严重削弱。
然后是打教培，多少人失业？多少学生想多学点儿都找不到门了？
再有就是打击网游，又有多少人失业？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事儿，这是会威胁到我国将来的国家安全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看这次的俄乌战争，凤凰卫视的吕宁思先生做过一个小视频，讲的很清楚，这次的俄乌战争实际上是两代人之间的战争，是传统技术对数字技术的战争。据说现在在美国，如果你的孩子游戏打的好，美国军方就会给家长发来一封信，说你的孩子游戏打的不错，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好大学随便挑，奖学金我们出，但毕业以后来参军。因为现代战争，包括导弹操作，就跟打游戏一样，就看谁的反应快，看谁的判断能力强，看谁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出快速而正确的决策，比的就是这个。结果我们现在在打击网游，这是会威胁到将来的国家安全的。
试想一下，如果在政策环境上，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的话，谁敢长期投资？谁敢拥有长期主义？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加快党的转型，我们要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执政党就要有执政党的样子。依法治国的主要作用就是给投资者以长期稳定的预期。
三、如何让（民营）企业家拥有长期主义？
首先，在法律上，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2016年，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出台的产权保护文件，在这个文件出台之前，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的第三方评估，当时我牵头做这个评估的时候就提出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
其次，在制度上，要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反垄断要一碗水端平。前面贾康院长讲的非常好，我完全同意。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放着行政垄断不反，放着国企垄断不反，这些在学术界早有定论的坏垄断我们不去反；反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界尚存争议的平台垄断上，而平台又大都是民营企业。其结果，使得中美平台的市值严重分化，中国平台仅有的国际竞争力被严重削弱。
再次，在舆论上，“市场友好型政府”一定要善待资本，善待人才，善待创新。前面两个是新加坡的经验，我加了一个“善待创新”。要坚决杜绝在对民营企业的“舆论恐怖袭击”，动不动就要“消灭私有制”，动不动就要“民营企业该离场了”。这种舆论上的“恐怖袭击”一定要杜绝。
最后，在理论上，要彻底放弃“消灭私有制”的提法，据有关专家讲，即使是马克思，其德文的原义讲的是“扬弃”，而不是“消灭”。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值得讨论。我个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国有企业是对民营企业的补充，国有企业要干民营企业干不了、干不好的事儿，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如果民营企业能够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做的很好的领域，国有企业为什么非要进来与民争利呢？！
此外，理论创新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能实现创新型增长。要想技术上不被“卡脖子”，首先要让专家学者不被“卡脖子”，要让专家学者能够畅所欲言。因为思想市场是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创新增长。
四、要实现长期主义需要思想再解放。
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本来1976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大功一件，但很遗憾后来搞了两个凡是，结果导致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如果当年华国锋自己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哪里有邓小平、胡耀邦什么机会？！正是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第一轮改革开放，联产承包、经济特区、吸引外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80年代两次过热。
第二次是90年代初，1991年初有关“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在这个背景下，国际上发生了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两件大事。苏联解体以后，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一共召开了11次座谈会，把左中右各路专家都请来一起讨论，畅所欲言。但是很遗憾，会议开完以后，江泽民还在犹豫的时候。结果，邓小平抢先南巡，一下子把改革开放局面翻了过来。回过头来想，如果当时江泽民不犹豫，哪里还有邓小平翻盘的机会？！
第三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朱镕基力推入世谈判，引发了“加入WTO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大讨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推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一边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的需求侧大门打开了；一边赋予民营企业出口自主权，等于出口的供给大门打开了——供给需求一对接，中国出口快速增长，通过改革开放拉动经济增长，改革红利再次显现。
2018年，习总书记两次讲，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广东，两次讲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所以，如果能够真的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的话，就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话，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只要有了长期主义，中国就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就能够实现创新型增长。
我今天的演讲就讲到这里，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相关链接：
魏加宁：以新的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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