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2022年04月27日 03:03     美中时报    梅宗宝

       如果问一下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我的看法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少长期主义——大家都是短期行为,机会主义;没有信仰,没有原则,没有长期打算。用当下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润”(RUN)。





       2022年4月16日(周六)上午,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2022年第一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将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着力经济提质增效,应对冲击保持合理运行区间”,将总结分析2022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并聚焦于年度经济发展目标、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入交流讨论。会上特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原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做了演讲。


       经授权,本报全文发表魏加宁演讲:


       一、为什么需要拥有长期主义?


       首先,毛泽东认为群众是基础,指出:“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根基”。那么,执政党要想拥有长期主义,就需要首先让老百姓拥有长期主义——也就是说,党要想长期执政,首先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其次,马克思认为经济是基础,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政治家要想拥有长期主义,首先需要让企业家拥有长期主义。


       再有,阿吉翁认为创新是基础,指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基础。那么,政府要想实现创新型增长,首先需要让创新者拥有长期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企业家能够拥有长期主义?如何避免最近流行的一个词叫“润”(RUN),也就是跑路。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资金在外流,人才在往外走,查找移民信息的检索量在快速增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尤其是上海的事情出来以后,查找移民信息的搜索量在迅速增加。


       二、要想拥有长期主义,就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


       首先,外部国际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


       大国关系不能够像小孩过家家一样——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一翻脸就动手打架。比如1950年代中苏友好的时候,叫“老大哥”都嫌不够亲切,那时候谁要是反对苏联那是要判刑的。等到1960年代中苏翻脸以后,先是文斗——“九评”社论;然后是武斗——珍宝岛战役;接着就是苏联要给我们动“核手术”。


       到了1980年代中日友好的时候,处处向日本学习,就连中国学者在日本批评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这种事儿都不许做。我的日语老师凌星光先生当时在日本做访问学者,写文章批评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一事,结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告诉他不许发表,如果再发表就给你处分。等后来中日关系闹掰了以后,日本人就变得一无是处了。


       本世纪初的00年代中美关系升温,甚至连“中美共治”(G2)这样的构想都提出了。尤其在金融圈里,几乎言必称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几乎要都要跟美国协调。等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人开始瞧不起美国人了,认为美国也不过如此,于是美国人开始变得一无是处了。


       我认为,所有这些表现,都不是作为一个大国成熟外交应有的正常表现。试想一下,如果在国际环境上,总是要面临这种颠覆性风险的话,那么,企业家谁敢长期投资?谁敢拥有长期主义?


       其次,国内政治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


       上个季度的形势分析会上,我在念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文革的定性时,直播被掐断了。我念的可是中央《决议》呀!我是充分肯定六中全会决议有关文革的定性的。众所周知,有关文革的定性,前几年开始修改教科书,搞得许多人人心惶惶,终于去年年底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坚持了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使得很多担忧中国未来前途的人安下心来。试想一下,如果在政治环境上总是要面临这种颠覆性风险的话,那么,企业家谁敢长期投资?谁敢拥有长期主义?


       再次,国内经济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


       去年上半年,有关部门明确讲“唱衰中国经济”是不能允许的。到了年底,李克强总理亲口讲当前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也就是说在经济形势判断上如果总是要面临这种颠覆性风险的话,那么谁敢长期投资?谁敢拥有长期主义?


       最后,国内政策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


       新中国成立以来,似乎有一个规律:每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往右走,包产到户,发展个体户,发展民营经济;等到经济形势一好转就开始往左转,公私合营,国进民退,消灭私有制;等到经济形势不好了,开始饿死人了又只好再往右转┄┄好了以后再折腾,总也跳不出“形势一好就折腾”这个历史怪圈。


       什么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的转型没有到位,我们已经是执政党达70多年了,但是还在用地下党的办法治理国家,比如内部文件,口头转达;还在用革命党的理论武装头脑,比如宣传“消灭私有制”,“造反有理”等。现在不是在依法治国,而是靠讲话治国,文件治国,甚至是写文件治国——很多文件一面世就见光死,经常出现“政策文件一日游”现象,政策发布出来仅一天就不得不收回去了。


       具体而言,前几年是鼓励互联网平台发展,到去年开始打击互联网平台,导致员工下岗,股价下跌。如图所示,中美互联网平台的市值出现严重分化:本来我们的平台市值和美国的差不多,有一些甚至还高于美国的平台。但去年以来,我国平台的市值一直在往下走,美国平台的市值一直在往上走。这个图一目了然,蓝色的是美国的,红色是中国的,走势明显分化。我国互联网平台的国际竞争力被严重削弱。


       然后是打教培,多少人失业?多少学生想多学点儿都找不到门了?


       再有就是打击网游,又有多少人失业?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事儿,这是会威胁到我国将来的国家安全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看这次的俄乌战争,凤凰卫视的吕宁思先生做过一个小视频,讲的很清楚,这次的俄乌战争实际上是两代人之间的战争,是传统技术对数字技术的战争。据说现在在美国,如果你的孩子游戏打的好,美国军方就会给家长发来一封信,说你的孩子游戏打的不错,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好大学随便挑,奖学金我们出,但毕业以后来参军。因为现代战争,包括导弹操作,就跟打游戏一样,就看谁的反应快,看谁的判断能力强,看谁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出快速而正确的决策,比的就是这个。结果我们现在在打击网游,这是会威胁到将来的国家安全的。


       试想一下,如果在政策环境上,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的话,谁敢长期投资?谁敢拥有长期主义?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加快党的转型,我们要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执政党就要有执政党的样子。依法治国的主要作用就是给投资者以长期稳定的预期。


       三、如何让(民营)企业家拥有长期主义?


       首先,在法律上,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2016年,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出台的产权保护文件,在这个文件出台之前,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的第三方评估,当时我牵头做这个评估的时候就提出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


       其次,在制度上,要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反垄断要一碗水端平。前面贾康院长讲的非常好,我完全同意。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放着行政垄断不反,放着国企垄断不反,这些在学术界早有定论的坏垄断我们不去反;反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界尚存争议的平台垄断上,而平台又大都是民营企业。其结果,使得中美平台的市值严重分化,中国平台仅有的国际竞争力被严重削弱。

   

       再次,在舆论上,“市场友好型政府”一定要善待资本,善待人才,善待创新。前面两个是新加坡的经验,我加了一个“善待创新”。要坚决杜绝在对民营企业的“舆论恐怖袭击”,动不动就要“消灭私有制”,动不动就要“民营企业该离场了”。这种舆论上的“恐怖袭击”一定要杜绝。


       最后,在理论上,要彻底放弃“消灭私有制”的提法,据有关专家讲,即使是马克思,其德文的原义讲的是“扬弃”,而不是“消灭”。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值得讨论。我个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国有企业是对民营企业的补充,国有企业要干民营企业干不了、干不好的事儿,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如果民营企业能够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做的很好的领域,国有企业为什么非要进来与民争利呢?!


       此外,理论创新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能实现创新型增长。要想技术上不被“卡脖子”,首先要让专家学者不被“卡脖子”,要让专家学者能够畅所欲言。因为思想市场是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创新增长。


       四、要实现长期主义需要思想再解放。


       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本来1976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大功一件,但很遗憾后来搞了两个凡是,结果导致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如果当年华国锋自己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哪里有邓小平、胡耀邦什么机会?!正是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第一轮改革开放,联产承包、经济特区、吸引外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80年代两次过热。


       第二次是90年代初,1991年初有关“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在这个背景下,国际上发生了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两件大事。苏联解体以后,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一共召开了11次座谈会,把左中右各路专家都请来一起讨论,畅所欲言。但是很遗憾,会议开完以后,江泽民还在犹豫的时候。结果,邓小平抢先南巡,一下子把改革开放局面翻了过来。回过头来想,如果当时江泽民不犹豫,哪里还有邓小平翻盘的机会?!


       第三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朱镕基力推入世谈判,引发了“加入WTO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大讨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推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一边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的需求侧大门打开了;一边赋予民营企业出口自主权,等于出口的供给大门打开了——供给需求一对接,中国出口快速增长,通过改革开放拉动经济增长,改革红利再次显现。


       2018年,习总书记两次讲,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广东,两次讲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所以,如果能够真的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的话,就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话,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只要有了长期主义,中国就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就能够实现创新型增长。


       我今天的演讲就讲到这里,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相关链接:


       魏加宁:以新的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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