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5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2021年第四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研究员魏加宁在演讲中呼吁以新的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他指出, 过去40年的基本经验,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习主席2018年两次讲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实现新的思想解放的话,我们就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话,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实现中高速、迈上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还有经济社会的真正稳定。
(资料图,来源网络)
以下是魏加宁的演讲全文: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交流,还是和往常一样,我的发言在我看过之后再报道,以免出错。
第一,最新的四大看点。最近有四个大的看点值得关注。
一、关于国际环境。实现了中美首脑会谈。大家可以看到这次中美首脑会谈和前两次的中美会谈氛围完全不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过去我们经常讲,“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我更赞成我的朋友陈参事的观点:“中美合则两利,但中国利大于美国利;中美斗则两伤,但中国伤大于美国伤”。所以,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想清楚:我们的核心利益到底是什么?是国有企业,还是祖国统一?哪个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再有,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越早回到正轨对中国越有利,越晚代价越大。
二、关于国内政治。就是六中全会,我认为,六中全会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对文革的定性。这些年对于文革到底如何评价,左右摇摆,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这次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动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为惨痛。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如果给十年动乱翻案,得到的只能是动乱!
三、关于国内经济。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有关部门出台的一些精神,明确讲“唱衰中国经济”是不能允许的;可是最近我们看到,李克强总理亲口讲“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至少能够承认下行压力了,我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承认有下行压力十分重要!要治病首先得承认有病!
四、去年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对最新形势做出的研判,我认为非常准确,首先强调了“三重压力”,王理事长已经讲到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而且强调了202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我认为这次的经济工作会议有很多亮点,非常有针对性,都是针对我们这些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要敬畏历史等提法,非常有份量,非常值得深思。
但是,经济工作会议还遗留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比如关于需求收缩,尽管我们现在看到了需求在收缩,但是还会有一些因素继续起作用。比如“乘数效应”,经济在扩张的时候有个乘数效应,收缩的时候同样也会有乘数效应。再有一个是“巡视效应”,去年四季度正好是金融部门接受巡视,大家想想,我们的金融部门整天想的是如何应付上面的巡视,他还有心思放贷款吗?所以,这也会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放贷行为。另外,还有一个“奥运效应”,大家知道马上开奥运了,为了保证天气质量,至少周边的一些污染严重的工厂会关停,也会影响到经济增长,也会对经济有一个下行压力。再有就是“滞后效应”,政策往往有个滞后效应,即使现在出台了政策,要想见效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这是关于需求收缩,这些效应会继续起到向下的作用。
其次,关于供给冲击,前面已经提到了,关于新冠疫情的冲击,贾康院长讲的非常明确,我不多说了。大宗商品涨价的冲击,以及供应链的紊乱,这样一些冲击也仍然会继续起作用。
再有,预期转弱,我们现在的舆论信号非常混乱。一方面政治上启动了举报模式,经济上又启动了罚款模式,这样一些模式的启动会使投资者人心惶惶,严重影响投资者的信心。这样一些因素如果得不到根本扭转的话,经济下行的压力还会继续加大。
另外,关于“稳字当头”,我认为非常正确,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个问题,正如过去厉以宁老师经常强调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一定的速度的话,你怎么能稳得住?就好比骑自行车,如果自行车不蹬起来,原地踏步是很难稳住的,自行车原理,不进则退。
最后,关于经济下行。经济下行不可能像我们有些人所期待的那样“软着陆”、“L”型,由于前面讲的乘数效应等各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过了临界点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到那个时候,你花再大的力气可能也托不住了,就跟一个雪球一旦滚下了悬崖你是托不住的。所以,一定要在它到达临界点之前把下行趋势止住,否则后患无穷。
但是要止住经济下行靠什么?我非常赞成前面王理事长,还有贾康院长的观点,就是要靠改革。如果光靠政策,短期的宏观政策很可能是饮鸩止渴。比如你继续靠投放货币,继续刺激房地产,这样一些政策很可能是饮鸩止渴。
关于宏观政策这次不展开讲了,首先财政政策现在是想扩张,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财政风险,尤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务风险,想放松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关于监管政策大家可以看得很明显,监管在从紧,而且我们的监管体制是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不对市场负责,不对法规负责,不对老百姓负责。所以,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高层领导的注意力没有在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的监管就放羊,没人管。等高层领导一旦重视了这个领域的风险的时候,我们的监管部门就会一拥而上,齐步走,一刀切,还要一步到位。所以,就会出现什么情况?我经常讲,国外的金融危机往往是由于投资者的羊群效应,而我担心中国是监管者的羊群效应,后来有人还纠正我——不是“羊群效应”,而是“狼群效应”。所以,监管看得很清楚,在收紧。
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只有一条出路,只能放松以防同步震荡。所以,货币政策最近不断下调准备金率,再贷款给中小企业。从政策选择上来讲,在目前的政策组合里它只有放松,再不放松的话中国经济立刻就会出大问题。这是我对现状的描述。
但是这里面带来一个问题,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滞胀”。所谓“滞胀”就是一边是经济停滞,一边是通货膨胀。一旦出现“滞胀”,宏观调控将无从下手,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放松银根,物价已经很高了,不能放松;如果收紧银根,经济增长已经在往下掉,也不能收紧银根。所以,一定会处于两难境地,无从下手。
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怎么走出滞胀的?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梳理,主要是靠这么几个措施:一个是紧货币,一个是减财税,一个是松管制,再有一个是私有化、促创新、法治化,是靠这样几个措施走出“滞胀”的。但是我前面讲了,如果我们今天逆向而行,反其道而行之的话,我们将来会得到什么结果?
什么叫“滞胀”?厉以宁老师曾经有过一个定义: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在6%以下,通货膨胀在3%以上,就应该算是“中国式滞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大家看得很清楚了,这些年一直在不断的放缓,去年三季度已经破5了;物价方面,工业价格已经上去了,12.9%,但是CPI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如果CPI也上去的话,那就是滞胀。第二种可能是CPI实际上已经上去了,但是统计数据不显示,有人说被猪(价格)拉下来了。第三种可能,后面的消费价格真的上不去的话会是什么结果?上游价格上去了,下游价格上不去,那么一大批企业就会被活活憋死。这是关于滞胀的风险,这个风险越来越大。
再有一个关于刺激房地产。房地产泡沫的风险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当年的教训。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股价和房价的走势图可以看到这么一个过程:先是1979年傅高义写了一本书叫《日本第一》,本意是提醒美国人:我们不行了,被日本超过了。结果日本人误读了这本书,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已经超过美国了,自信心上了一个台阶。然后是1981年约翰逊写了本书叫《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把日本高速增长归功于通产省,日本人的自信心又上了一个台阶,觉得我们通产省很牛。然后就是1985年“广场协议”,从美国人的角度是想打压一下日本经济,通过让日元升值打压一下日本经济,结果由于日本在汇率升值时采取了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利率,下调到历史最低水平2.5%,结果日本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一个股市泡沫,于是日本人到世界各地去旅游、购物,企业到处并购。接着1989年石原慎太郎写了一本《日本可以说不》,1989年出版,1990年日本泡沫就开始破裂,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泡沫经济破裂之初,日本政府以为只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现象,怎么办?刺激,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刺激。刺激的结果,日本经济没有上去,日本政府债务上去了,政府债务变成了发达国家第一。而且这个过程中更有意思的是,1990年泡沫经济开始破裂,但日本政府仍然停留在前期高增长的幻觉中,请世界银行的专家搞了一个《东亚奇迹》,鼓吹“东亚奇迹”,鼓吹“东亚模式”,后来让我写评论,我才知道它的背景。日本人自己想鼓吹日本奇迹不好意思,便拉着四小龙一起来一个“东亚奇迹”,请世界银行的专家来鼓吹“东亚奇迹”、“东亚模式”。
结果,1993年这个报告出来以后不久,1995年日本就发生了“住专危机”,我当时写了一个《日本住专危机,是金融危机,还是制度危机?》,吴敬琏老师把这篇报告要过去发表在他主编的《改革》杂志上。“住专”就是专门给房地产提供贷款的专业金融机构。当房价快速上涨的时候,一些监管部门的官员提出成立专门给房地产贷款的专业金融公司,这些人下海当老总,结果房地产价格开始往下走的时候,这些公司就相继倒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日本也爆发了金融危机,一大批金融机构相继倒闭。因为房价上涨的时候,这些商业银行奉行抵押主义,只要有房地产做抵押我就放贷,结果,等到房价往下走的时候,很多人还不起贷款了,银行把这些房产收回来,开始还挺高兴,后来发现收回来的房子都不值钱了,一大堆不良资产,然后就于90年代末暴发了金融危机,之后是日本“失去的十年、二十年”。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中国房产价格与收入的倍率,2021年一些大城市的倍率已经超过日本泡沫经济鼎盛时期了。再看,我们的商业银行贷款都上哪儿去了?
中行、工行、农行、建行的贷款越来越多都流向了房地产。做一个中日比较,下面的黄色线是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房地产贷款的比重,上面是中国过去十年房地产贷款的比重。继续刺激它只会把泡沫做的更大。
但是另一方面,政策不当也会很快挑破泡沫,也是一个政策两难。日本当年泡沫是怎么破的?三件事儿:中央银行连续5次提高利率,大藏省收紧房地产贷款,酝酿出台新房地产税。
中国现在怎么办?收房产税现在面临的是什么?一个短期效应有可能刺破泡沫。2010年前后我曾经在《财经》论坛上讲过三个观点:首先,如果在2010年的十年前出台房产税的话阻力会小很多,因为那时没多少人有房产,而且还可以防止房地产泡沫。其次,我当时讲,应该中央开税种,税率让地方定,老想中央一刀切就会永远出不来。第三要和“70年问题”,“土地问题”一起解决,配套改革。2010年前后讲的是这三观点。今天泡沫这么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周密的研究,一个万全之策,盲目的刺破泡沫会是什么结果?收税的事情也会涉及到历史教训,中国过去历次农民起义都跟税负有很大的关系,国外的民主宪政也大都跟收税有关。中国如何做出抉择?还是前面讲的,光靠政策是走不出来的,会面临两难。所以,只有靠改革才能走出困境。
过去40年的基本经验,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习主席2018年两次讲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实现新的思想解放的话,我们就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话,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实现中高速、迈上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还有经济社会的真正稳定。
我今天的演讲就讲到这里,说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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