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庆文理学院的王先胜教授将其即将出版的多年研究重要学术成果《中国人迁徙美洲的图纹学研究》一书的样稿发给我，嘱我作《序》，使我成为该书的最早读者，深感荣幸。 我认真阅读了该书后，深感这是近年在美洲印第安人古代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联系及其渊源领域中的重要学术成果。 有关中国古代与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文化联系，是一个国际性的古老话题。早在400多年前，法国学者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即在1590年提出中国人迁徙美洲的设想，他大胆推测印第安人可能源自亚洲。此后另一位法国学者金勒（De Guignes）则认为，中国古代史书《梁书》记载著名僧人法显到过的“扶桑”，就是美洲的墨西哥。1846年，英国汉学家梅德赫斯特（W.H. Medhurst）在翻译《尚书》时提出，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后战败的殷商遗民可能渡海逃亡，途中遭遇风暴，在海上漂流后最终抵达美洲。法国汉学家德经（J·De Guignes）依据的是《文献通考·四裔考》里记载的“扶桑国”，发表《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亚洲远东的几个民族的研究》一文，主张最早发现美洲的人或许是南朝名僧慧深，他根据记载的里程，推测慧深从辽东出发，途经北海道、堪察加，继而南下，最终抵达墨西哥，认为墨西哥即中国古籍里的“扶桑国”。
此后德国人内乌曼、意大利人诺琴蒂尼、美国人利兰、布朗、威宁、弗雷尔纷纷发表论著，支持“慧深发现美洲”之说。其中研究最为精深的当属威宁，他的著作《无名哥伦布：慧深与来自阿富汗斯坦的佛教僧团于五世纪发现美洲》共有37章，以《梁书·诸夷传》为蓝本，详细对比了中国南朝与墨西哥古代从风俗物产至官制法律的方方面面，认为慧深与阿兹特克人的羽蛇神或为一体，扶桑木就是龙舌兰。
19世纪后，这一说法曾引起西方汉学家的广泛兴趣和热烈讨论，中国学者也开始加入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章太炎提出“法显发现西半球”的新说，将中国到达美洲的时间从五世纪末提前到五世纪初。1913年，署名“兴公”的作者在《地学杂志》第七期刊载《寻获美洲者非哥仑布说》一文指出，中国人最早寻获美洲大陆，美洲大陆的文明当以中国为鼻祖。罗振玉和王国维也曾提出“殷人东渡美洲”的可能性。另外，郭沫若、董作宾、卫聚贤、邓拓、贾兰坡、凌纯声、徐松石、房仲甫等都主张古代中美洲与亚洲的渊源关系，先后提出包括“大陆桥移民”、“殷人东渡”、“徐福跨洋”、“慧深赴扶桑国”、“东南亚与美洲习俗”等多种说法。罗荣渠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扶桑并非美洲的墨西哥，更有可能是距离中国不太远的某个地区。
1968年，美国学者迈克尔·科（Michael D. Coe） 在《美洲的第一个文明》一书中指出，奥尔梅克文明崛起的时间与中国商周更迭的武王伐纣“大风暴时期”高度吻合，推测奥尔梅克文明可能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此后，美国俄克拉荷马中央州立大学教授许辉在《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中，通过对比奥尔梅克遗址出土的玉器、青铜人头像与商代文物，认为两者在艺术风格和工艺技术上存在显著相似性，进一步支持殷人东渡的可能性。后来，许辉教授又从美洲出土的头像、玉器和搜集到的文字等阐明殷人东渡美洲的可能性。
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1998年。当年秋天，许辉到安阳出席甲骨文国际会议，把他搜集到的散见于各种中美洲早期文字的摹本带到会议上来，请研究甲骨文的几位学者观看。我仔细观看了这些文字摹本，特别注意到其中有些文字与甲骨文的文字结构极其一致。经询问许辉后知道，这是墨西哥东海岸拉文达奥尔梅克中心祭祀遗址中被称为“玉圭”上刻写的文字，我十分惊讶。与会的记者闻讯找我采访，我讲出我的看法，认为这些文字如果来源有据和描摹准确，则与甲骨文有一定的相关性，可能是甲骨文传播到中美洲的结果。我并结合《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后不久故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乘机挑拨西周镇守东方殷商故地的”三监“造反，被周公征伐平叛，武庚禄父”北奔“，失败的殷商贵族极有可能在逃亡后，历经周折流亡到墨西哥，把甲骨文的文字体系带到了中美洲。消息一经报道，海内外数十家媒体纷纷转载。我和许辉都感到很有压力，因而相商需要亲自到墨西哥做考古调查。
经过申请，我们于2001年获得美国 “文明起源与探索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Cultural Origins) 资助，应美国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邀请赴美国和墨西哥，进行“跨越太平洋的早期接触—商代中国与奥尔梅克文化比较研究”(Prehistoric Trans-Pacific Contacts-Shang and Olmec)的专项研究。由于许辉当时有事无法参与，我们就邀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和我一起去墨西哥，纽约大学的江伊莉博士（ Elizabeth Childs-Johnson ）闻讯也赶来参与调查。我们一行三人由美国圣地亚哥入境墨西哥，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古调查，走遍了墨西哥的重要考古遗址和相关博物馆，收集了大量一手实物资料、图像和西方文献。还与墨西哥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进行了深入交流与共同探讨。
在此基础上，我运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殷墟出土考古资料与拉文达中心祭祀遗址及其相关出土文物进行对比，撰写了《殷人东渡美洲新证——从甲骨文东传墨西哥看商代文化对新大陆的影响》，并应邀在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院（la Escuele Nacional de Anyropolegia e Historia de méxico）、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华盛顿的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和洛衫矶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s )等处介绍这一研究成果。此后又先后在《文物天地》、《寻根》、《文明》杂志发表专文及应邀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做专题报告。
2010年，我应联合国邀请出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首次“中国语言文化日”庆典，在庆典活动中，应邀作《汉字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专题演讲，专门介绍“殷人东渡“的研究成果，引起联合国中多国尤其是中南美洲各国代表团的热切关注和普遍认可。后来，国内外多家媒体如《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界日报》、《侨报》、《世界周刊》等海外网络媒体都曾做过广泛报道。
对于这一专题，我后来忙于其他科研任务，同时与李学勤教授合作主编以考古发现资料阐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卷本《早期中国文明》，无法兼顾更加深入的研究。但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经久不衰，近些年时有学者继续撰文讨论这一专题，王先胜教授的这部专著可说是其中的重要成果。
王先胜教授是一位多年专注于研究“图纹学“的专家，他对中国古代图案、纹饰做过20多年的深入研究，先后出版近千万字的《中国远古纹饰》和《中国上古纹饰》两部专著，他将所能搜集到的中国早期各类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的图案、纹饰进行系统整理，梳理出图纹的体系化的发展系列，从中找出规律化的相互关系，作出合理化的理论探讨与坚实论证，在中国远古与上古时期的图案、纹饰研究领域建立起博大精深的研究方法体系，获得考古学界特别是美术考古学界和科技界的普遍重视和广泛赞誉。
本书是王先胜教授继上述专著的又一重要成果。他以其特有的图纹学方法，系统整理美洲印第安人考古遗迹的图纹资料，通过奥尔梅克的图纹类型与中国殷商文化中与之相似的45种图纹符号对比与解析，归纳出殷商文化中至少有39种图纹符号可见于奥尔梅克文化，并且尚未见到任何一种出现在奥尔梅克文化之前，从中可以得出奥尔梅克文化是最接近中国殷商文化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此后的美洲印第安文化与西周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化则无这种相似性。这项规模浩大的比较研究，无疑给400多年来有关“殷人东渡说“的讨论补充了新的有力证据，其贡献是如何评价都不为过的。
以图像与纹饰阐释人类历史上的难解之谜，是一种既是科学又是人文的综合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受到国际上的重视。2014 年 8 月我应邀出席在墨尔本大学艺术学院历史与哲学研究学院（Faculty of Arts, School of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举办的“古代与中世纪欧亚帝国比较研究：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及经济“（omparative Studies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asian Empires）国际会议，曾和出席会议的多国学者进行交流。大家普遍感到研究中亚地区的古代文化，由于缺乏文献资料，应从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中的图案和纹饰中寻求踪迹，以期复原历史面貌和相互关系。这可能是国际中亚研究逐步开始重视图纹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王先胜教授的这部专著无疑为这一研究方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成果范例，不仅为今后研究缺少文献资料的历史文化开拓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新途径，也为他立志建立“图纹学”全新学科奠定了重要基础。毫无疑义，他运用“图纹学“方法对中国殷商文明对中美洲早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值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和重视。
其实，中美洲的印第安文化始终与中国文化有各种联系。我在墨西哥做考古调查时就发现阿兹特克文化中石球运动球场的侧墙雕刻中，还出现了“月中玉兔捣药“的纹饰，联想到与印第安文化相关联的著名歌曲“月中之兔（Rabbit in the Moon）”，当是其神话的延伸。而中国的“月中有玉兔”的神话传说来源于《楚辞·天问》中“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的记载，闻一多在《天问·释天》中考证“顾菟”为‘“月中兔”的古称。汉乐府中的《董逃行》也详细描述了“玉兔”的故事。山东武梁祠的汉代画像石中也有“月中玉兔”的图景。“月中有玉兔捣药”的神话在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韩国，整个东亚地区都有流行，中美洲的阿兹特克文化也出现类似的神话，这是值得注意的，今后也可以作为“图纹学“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实际上，中国和中南美洲的文化一直是有接触的，我在墨西哥进行考古调查时还听一位南美华侨说过，太平天国失败后，有大约一万多官兵败退到福建海边，无路可走，恰逢智利硝石矿主到福建沿海招募矿工，他们无奈卖身为工奴随之到智利采矿。不久，智利和玻利维亚发生”硝石战争“，智利政府召集他们参加抵抗玻利维亚的战争，承诺如能战胜玻利维亚军队，可以解除工奴身份转为公民。他们纷纷响应号召，以太平天国原有军事编制重新组织上阵，结果获得大胜，得以转为公民，至今在南美洲约有三万多名后裔。另外一位墨西哥姑娘还告诉我们，他的曾祖父是广东人，清末随招工蛇头到墨西哥，她并不会说汉语，但知道自己是广州人的后裔。以此推测，不排除中南美洲还会有一些类似的情况，中国文化有可能就是由这些不同时期的移民带到了美洲大陆。因此，中国和美洲大陆之间的交往及其对印第安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宏大而又有特别意义的国际课题，值得大家继续深入探讨。王先胜教授的这部以“图纹学“方法研究文化交流与影响的专著，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具有示范价值的学术成果。我深深为他的新的研究成果面世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特予推介，希望得到学界和各界读者的关注和重视。是为之序。
范毓周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特约教授
河南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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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迁徙美洲”又添图纹学研究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