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近半个世纪之后,当年以《伤痕》震动文坛的著名作家卢新华,又以长篇小说《无漏》(Wu Lou)荣获2025年美国独立出版奖(ForewordINDIES Book of the Year Awards)银奖。
2026年3月1日下午,洛杉矶文学艺术界在加州埃尔蒙特市的伟博文化中心举行了“著名华人作家卢新华文学作品《无漏》研讨会”。来自南加州多家文学与文化机构的作家、学者与文化界人士齐聚一堂,既为卢新华的新作获奖表示祝贺,也回望他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文学之路。

(照片摄影:韩国民)
为了撰写《从〈伤痕〉到〈无漏〉——洛杉矶文学艺术界举行卢新华文学作品研讨会》这篇报道,我特意把当年刊登在《文汇报》上的那篇短篇小说《伤痕》重新找出来,又认真读了一遍。
纸页翻开的一瞬间,仿佛时间也随之被翻回到1978年。

(照片取自网络)
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这篇不足万字的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学史上却如同一声惊雷。它不仅开启了“伤痕文学”的时代,也让无数读者第一次在公开出版物中看到那些被压抑已久的个人痛苦。

(照片取自网络)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当我们在今天重新阅读《伤痕》时,仍然会感到一种沉重的悲痛,甚至忍不住流泪。为什么一篇诞生于1978年的小说,在今天仍然具有如此强烈的情感力量?
我想,原因或许在于:这篇小说写的不是一个时代的故事,而是人心的伤口。
一、最痛的不是历史,而是亲情的断裂
《伤痕》的故事并不复杂。
主人公王晓华在“文革”时期,因为母亲被定为“叛徒”,在政治压力下与母亲断绝关系,独自上山下乡。九年的时间里,她拼命证明自己的“清白”,甚至退回母亲寄来的包裹,拒绝阅读母亲的来信。
她以为自己是在忠于时代、忠于革命。
然而命运却给了她一个残酷的结局:
当母亲的冤案被平反,她终于回家时,母亲已经去世。
她连一句“妈妈,我回来了”都来不及说。
小说最震撼的地方,并不在政治批判,而在母女之间那种被时代撕裂的情感。
当晓华在医院里揭开白布,看到母亲那张布满伤痕的脸时,她撕心裂肺地喊出:
“妈妈!妈妈!妈妈……”
这一声呼喊,其实不仅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呼喊,也是整整一代人在历史创伤中的呼喊。
二、真正的“伤痕”不在身体,而在心里
小说的题目叫《伤痕》。
但故事中的伤痕并不仅仅是母亲身上的鞭痕,更深的伤痕其实在人的内心。
母亲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身体被摧残;
但女儿的伤,却更深。
她失去了朋友、身份、爱情,甚至失去了表达亲情的勇气。
她对母亲说过最绝情的一句话是:
“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
这句话,是时代强加给一个十六岁少女的语言。
因此,当小说最后母亲在日记里写下:
“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
读到这里,许多读者都会落泪。
因为这句话道出了整部小说最深的主题——
历史可以被平反,但人的内心却很难被治愈。
三、为什么今天读仍然会流泪?
半个世纪过去,很多年轻人甚至已经不了解“上山下乡”“成分论”“政审”等历史背景。
但《伤痕》依然能够打动人,是因为它触及了几个永恒的人类情感主题。
1.迟到的理解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我们真正理解父母的时候,
父母却已经老去。
而晓华的悲剧,是这种“迟到的理解”的极端版本。
她理解母亲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人世。
2.无法挽回的时间
小说最令人心碎的一点,是: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平反来得太晚。
回家来得太晚。
一句“妈妈”来得太晚。
时间像黄浦江的水一样,永远向前流去。
3.人性的复杂与脆弱
晓华不是坏人。
她只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
她曾经恨母亲、拒绝母亲,但那并不是因为她冷酷,而是因为她害怕、困惑、被教育成那样。
正因为如此,这个角色才如此真实。
读者看到的不是“恶”,而是一个时代如何改变一个普通人的内心。
四、《伤痕》的文学意义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伤痕》不仅是一篇小说,更是一种时代象征。
它第一次让文学回到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问题:
普通人的痛苦是否值得被书写?
在《伤痕》之前,文学常常讲英雄、讲革命、讲宏大叙事。
而《伤痕》写的是:
一个女儿想念母亲。
正是这种朴素的人性,使得这篇小说具有跨越时代的力量。
五、半个世纪后的我们
今天重新阅读《伤痕》,我们或许不再像1978年的读者那样震惊,但我们仍然会感到心痛。
因为这篇小说提醒我们:
历史并不是抽象的。
它存在于一个个具体的人生里。
一个政策、一个口号、一次运动,
都可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而那些伤口,即使几十年过去,也不会完全消失。
有时只是看起来愈合了,皮肤下面却仍隐隐作痛。
《伤痕》写的,不过是那千千万万个悲惨故事中的一个而已。
那个年代,我家算是幸运的。父亲是革命军人,母亲是人民教师,悲剧并没有真正降临在我们自己家里。可我们住在学校里,许多发生在校园里的事情,却像旧电影一样,一帧一帧留在记忆里,到今天还会突然闪出来。
学校副校长王老师,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种罪名听起来很大,其实意思就是:随时可以被拉去批斗。
每次批斗前,红卫兵总会先到她家里“准备准备”。他们给她剃了个阴阳头,又用红白两种油漆在她头上刷了个十字。然后两人押着她,弯着腰,做出“土飞机”的姿势,一路押到土台子上去挨批斗。
那时候我们还是孩子,看着只觉得新鲜,甚至有点像在看一出奇怪的戏。
张老师据说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也有人说他是教外语的。可我从来没见过他上课。
我记忆里的张老师,总是五十多岁的样子,走路时头微微歪向右边。他负责养猪,还养学校的兔子。小时候我还抱过他养的小兔子。
每天中午、下午打水打饭的时候,他会提着一个棕色的土罐,从我们家门口经过。
我叫一声:“张老师。”
他只是淡淡地“嗯”一声。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一次话。
他一直是一个人住,从来没见过有什么子女来看他。
有一天中午,校园里忽然一阵传一阵地说:张老师自杀了。
说他在厨房给猪煮猪食的时候,烧了一大汽油桶开水,然后自己倒栽葱跳进去,把自己淹死、烫死了。
他不过是养个猪、养几只兔子,也不知道得罪了谁,被安了什么莫须有的罪名,于是就“畏罪自杀”了。
后来有没有平反,没有人知道。
大概也没有人再去问。
还有一位陈老师,是教英文的女老师。
有人说晚上看见一个姓杨的男老师从她家出来。
也有人说开会时,这两个老师趁人不注意偷偷牵过一下手。
于是,她很快就被定性为“女流氓”。
她的宿舍门前还专门设了一个大字报专栏。刊头是一幅很醒目的画:人首蛇身。蛇的身子妖艳地盘曲着,头却画成一个女人的脸——还是个挺漂亮的女人。那画看起来笔触老练,线条流畅,不太像哪个学生随手画的,倒像出自一个颇有本事的美术老师之手。
后来我也曾偷偷学着画过一次,想看看那画到底妙在什么地方。可无论怎么画,都画不出那种既生动又有点阴森的感觉。画着画着,自己都觉得不太对劲,便把纸撕成碎片扔掉了。
毕竟那时候,小孩子心里也明白——
这种东西,要是被大人看见,是要惹麻烦的。
我记得还有一件事。一个同学画昆明西山的“睡美人”。那本是山峦的轮廓,看上去像一位仰卧的女子。画放在桌上看还好,可老师把画立起来一看,山峰的曲线竟像是一位胸脯丰满的美女。
结果事情立刻变了味。老师当场就批评,说他“满脑子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
那同学站在那里,一脸茫然。我们这些围观的学生,有人忍不住想笑,又不敢笑。后来想想,其实那不过是一座山,只是那时的人,看什么都容易看出“问题”来。
学校规定这位女老师每天早晚吃饭的时候,要把自己的鞋子——包括高跟鞋——一双一双挂在脖子上,在校园里一边走一边大声喊:
“我是女流氓!我是破鞋!”
到了食堂,还要先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示汇报”,然后才可以去窗口打饭。
我们这些学生远远看着,有人笑,有人躲,有人不敢看。
有一次学校组织“吃忆苦思甜饭”。
我们这些普通老师和学生吃的是野菜煮的稀饭,说是象征旧社会穷人连饭都吃不饱。那稀饭清清淡淡,其实我当时还觉得挺好吃的——要是再放一点猪油和盐,味道更好。现在想想,倒像是今天提倡的健康食品。
而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却被安排坐在一桌大鱼大肉的酒席旁。桌上鸡鸭鱼肉摆得满满当当,可我看到他们谁也没有动筷子,一个个低着头,痛哭流涕。
从场面上看,这样的安排似乎确实达到了“忆苦思甜”、教育大家的效果。
只是后来我悄悄地想:
那一桌鸡鸭鱼肉,最后到底进了谁的肚子呢?
学校小卖部的店主,我们也叫她老师。
她不过卖点文具和零食,小楷本五分钱一本、铅笔三分钱一支。照理说,这样的生意也赚不了什么大钱。
可后来不知道又是哪一场革命运动,她也被拉出来批斗。
人们把一块桌面做成黑牌,用铁丝挂在她脖子上,让她跪在课桌上。
课桌本来是给学生写字用的,那一天却成了她的刑台。
还有一位陈老师,是语文老师,喜欢戏曲,特别喜欢唱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
他走路的时候也常哼着《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段:“这草包……”
一边走,一边还带点京剧的身段。
那时候,“四人帮”已经粉碎,天好像马上就要亮了。
大家都说:快好了,快好了。
可有一天清晨,校园里忽然传出消息——
陈老师在家里割断了大腿上的主动脉,自杀了。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到博物馆工作。有一次周五政治学习,大家谈起文革,老同志们情绪特别激动。
他们说,当年上街游行的时候,博物馆的队伍最有“特色”。
有人穿地主老财的长衫,有人穿国民党军服,还有人穿日本兵的军装,扛着膏药旗。
每个人头上都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写黑字、打红叉的黑牌。
他们互相看着觉得好笑,路人看着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正说到这里,一位女同志忽然对另一位男同志说:
“你忘了?有一次冬天游行,我穿着一件呢子大衣。
刚到单位,你就拿扫把,在我背上刷浆糊,贴了一张大字报。”
大家一愣,然后又笑起来。
那笑声里,有点尴尬,有点荒唐,也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人好像都疯了。
事情一件一件,说起来像笑话。
可笑着笑着,
又让人不知道为什么,
眼睛就湿了。
结语
半个世纪过去了,《伤痕》依然让人流泪。
不是因为它写得多么悲惨,
而是因为它写出了一个简单却沉重的事实:
人心是会留下伤痕的。
历史可以翻页,时代可以改变,
但那些被时间刻进心里的记忆,
却会像黄浦江的水一样,
静静地流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

(笔者与卢新华先生合影,摄影: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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