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26年7月11日，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朋友发出的消息：王逢振先生去世了！

       看到这几个字的一瞬间，我深感震惊，难以置信！我当然不是怀疑这个消息的准确性，而是不愿意接受它的真实性。因为就在前几天，王先生还给我发来微信，说有几位外地高校的朋友来到北京，想约在一起见面聊聊。我告诉他，自己目前在美国，这次见不到了，等回头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再约时间相聚。

       那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对话。没有任何不祥的预感。正因如此，当噩耗突然传来时，才让人感到无法接受。有我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个人，我看到有人在群里说，昨天我还和王先生有微信来往呢。

       是的，我们总会觉得，一个仍在与我们联系、仍在关心学术、仍在安排聚会的人，应该还会继续生活在熟悉的日常之中；却没有想到，短短几天后，甚至就在一天之后，这样一次普通的约见，竟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

       看到那么多人都在群里悼念王先生，我还是需要一个正式的消息来源。于是，我专门向王先生生前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有关领导询问，得到的是令人难过的答复，也看到了外文所发布的讣告，这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令人悲痛的事实：王逢振先生因病于2026年7月10日21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讣告写道，王逢振先生1942年出生，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长期从事西方批评理论、文化研究和英美文学研究，2002年退休以后仍然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日。

       听说就在去世的当天，王先生还曾外出，晚上回来之后，便猝然离开了人世。

       一位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仍然行走、思考、读书、写作和与朋友交往的人，就这样突然告别了这个世界。

       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位长者的去世，也不仅是一位朋友的离开；它更让人意识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时代的亲历者、参与者和开拓者，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一、一本书所开启的学术道路

       1989年6月，我硕士毕业。当时，我正在对赛珍珠（Pearl S. Buck）这位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一位与中国有着极为深厚关系的美国作家产生兴趣，看了一些英文材料和她的一些英文小说。第二年，即1990年的暑期，我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了由王逢振先生等翻译的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他主译的这部译著，特别是所写的前言，以及对赛珍珠的正面评价，使我真正开始走近赛珍珠，也由此开启了此后延续三十余年的赛珍珠研究。

       那是我第一次认识王逢振先生。

       那时的王先生其实还很年轻，不过四十多岁。但对于一个刚刚走上学术道路的青年教师而言，他已经是一位只能在著作、译著和学术刊物上见到名字的著名学者。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就像一部“移动的参考文献”：熟悉西方理论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国际学术界正在讨论的问题，也知道哪些作家、思想和理论，正在改变世界文学研究的面貌。

       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后来会与王先生相识，也不知道我们之间会有持续数十年的交往。我更不会想到，三十多年以后，当自己长期从事赛珍珠研究，并参与推动国内赛珍珠研究的发展时，还会一次次回到那部《大地三部曲》，回到1990年那个安静的夏天。

       一本译著，有时不仅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文字，也可能在两种文化之间打开通道；它不仅把一个作家带到新的读者面前，也可能悄然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学术方向。

       对我而言，王先生正是通过这样一本书，最早进入了我的学术生命。

       从今天回望，他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赛珍珠译介和研究的重要先驱之一。赛珍珠是一个看似熟悉、实则长期充满争议的作家。她成长于中国，书写中国，在西方世界塑造了几代读者对于中国乡村和中国人的认知，却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边缘。王先生等人的译介，使《大地三部曲》重新进入中文世界，也为后来中国学者重新理解赛珍珠、重新评价她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基础。

       学术史上有许多真正重要的工作，在发生时并不轰动。它们只是一本书的翻译，一套文集的编辑，一个概念的引入，或者一位年轻人的第一次阅读。然而多年以后我们才会发现，正是这些看似安静的工作，改变了知识流动的方向，也悄悄影响了一代人的学术选择。

       二、把世界学术的新声音带回中国

       我第一次见到王逢振先生，是在1994年四川大学举办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的年会上。

       那时，我还是学术界的一名年轻人，对许多前辈只能远远仰望。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王先生在大会上作了一场主旨报告。当时他应该刚从美国访学归来，向国内同行介绍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出现的新动向。

       在那场报告中，他专门讲到一个英文术语：minority discourse，即“少数族裔话语”。

       今天，这一概念在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和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十分常见。但在当时，对国内多数外国文学研究者来说，它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新概念。王先生不仅介绍了这一术语，也对其产生的学术背景、理论内涵和研究意义作了阐释。

       我记得，那场报告以后，“少数族裔话语”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中，并逐渐扩展到美国族裔文学、身份研究、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等领域。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目光，也由过去相对单一的经典作家、主流传统和文学史框架，逐渐转向那些曾被遮蔽、被忽视或者处于边缘的声音。

       一个学术领域的兴起，当然不会由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场报告单独促成。但王先生无疑是最早将这些新的学术动向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他的重要之处，不只是带回了一个新概念，而是带回了一种新的问题意识。

       他让我们看到，文学研究不仅要讨论已经被经典化的作品，也要追问经典是如何形成的；不仅要研究主流话语，也要倾听那些长期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声音；不仅要关心文学自身的形式和审美，还要理解文学背后的历史、权力、文化身份与社会结构。

       后来，我长期从事美国族裔文学，特别是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若回过头看，1994年那场报告，虽然只是我学术经历中的一个片段，却像一颗很早埋下的种子，在此后的岁月里逐渐生长。

       这也是王先生那一代学者的重要特点。他们不仅从事某一个具体作家、某一种文学或者某一套理论的研究，还承担着一种更为艰难的任务：为刚刚重新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寻找坐标。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知识重建。许多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和文化思潮，需要重新译介、重新认识，也需要在中国语境中重新判断。王先生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持续的翻译工作和广泛的国际交往，成为中国学界了解世界学术变化的一扇窗口。

       他不是简单地追逐西方理论潮流，而是在不断判断：哪些理论值得介绍，哪些问题值得讨论，哪些思想进入中国以后，可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研究视野。

       这种选择和判断，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学术创造。

       三、真正的提携，是把机会交给年轻人

       真正与王先生面对面交流，并不断向他请教，是在1996年春天以后。那一年，我进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王先生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博士生一直十分关心。今天，一位已经移居海外的南京大学学弟在微信中告诉我：“王先生对我们南大的博士生一直都非常关爱和提携。”

       他说得很准确。那时，王先生十分关心在南京大学外院的几位文学专业博士生。作为学界正当年的前辈，他没有任何架子，总是愿意与年轻人交谈，愿意听取他们的想法，也愿意把真正重要的学术机会交给他们。

       王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关照，最早体现在他把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先生的一部自选集交给我翻译。这部书后来定名为《重申解构主义》。

       对于当时仍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我来说，这是一份分量极重的信任。翻译一位国际著名理论家的文集，不只是语言转换，更需要进入其复杂的理论体系，理解其思想脉络、概念体系和批评方法。王先生愿意把这样一项工作交给一位年轻学者，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提携。

       大约在1997或1998年，米勒先生受王先生之邀访问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王先生专门要我从南京前往北京，参加米勒先生与外文所专家的座谈。对当时的我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极为珍贵的学习机会。能够近距离聆听米勒先生讨论文学、理论和全球化问题，也使我对自己正在翻译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

       同一年，米勒先生在北京发表了一篇有关全球化与文学的演讲。王先生翻译了这篇演讲，我也翻译了这篇演讲。后来，王先生的译文发表在国内顶尖的刊物《文学评论》上，我的译文也发表于《当代外国文学》，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那个年代，学术界的版权意识还不像今天这样明确，我此前并不知道王先生也翻译了这篇文章。但从今天回望，不同译本的发表，共同推动了米勒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让更多中国读者开始关注全球化时代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命运。

       《重申解构主义》于1998年初版，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后来又多次再版。每当想起这部书，我都深知，它的完成首先源于王先生的信任。

       在一个年轻学者的成长过程中，知识当然重要，训练当然也重要，但有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有没有一位前辈愿意相信你。

       这种信任可能表现得十分具体：把一本重要著作交给你翻译，邀请你参加一次高层次的学术对话，向学术刊物推荐你的成果，或者把你介绍给一位你原本无缘接触的学者。对于已经成名的人而言，这些可能只是举手之劳；但对一个正在形成学术方向的年轻人来说，却可能改变他的视野、信心乃至一生的道路。

       王先生提携后学，最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他不是把年轻人永远放在自己的身后，而是努力把他们推到更广阔的学术世界中去。

       2001年9月，我结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到郑州大学工作，担任外语学院副院长。2003年，我领衔成立了当时的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并担任首任主任。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得到了许多学界前辈的支持，王先生就是我们聘请的学术顾问之一。

       也是在那一年，我向王先生谈起一个设想：希望在郑州大学举办一次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会议，以提升学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术声誉。

       王先生听后非常支持。他告诉我，可以帮助邀请弗雷德里克·詹姆逊、J.希利斯·米勒等国际著名学者。我听后十分振奋，当即说，那实在太好了。

       后来，我又与王先生反复商议，能否不把会议办成一场普通的论文宣读会，而是组织成国内外学者之间真正的学术对话。最终，我们从国外邀请了包括詹姆逊、米勒在内的15位专家，从国内邀请了刘象愚、王宁等15位学者。

       2004年6月5-7日，这场名为“全球化与本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隆重举行。会议期间，詹姆逊和米勒两位教授受聘为郑州大学兼职教授。他们在大会上的演讲稿，后来由我组织翻译，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上，并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

       会议能够成功举办，当然离不开学校领导、同事和与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但王先生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凭借他的国际学术联系、个人声望和热情支持，许多原本看似遥远的设想才成为现实。

（图片为会议期间，王逢振先生（左一）与詹姆逊先生（右一）与米勒先生（中）在亲切交谈，2004年6月于郑州大学）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国际学术资源视为个人资本，而是愿意把它转化为学术共同体的公共资源。

       我以为，这是评价一位学者时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有些人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人著述和个人声望上；另一些人则不仅自己从事研究，还能够把人连接起来，把机构连接起来，把国内外学术资源连接起来，为更多人的成长创造条件。

       王先生属于后者。

       他所联系的学者、推动的会议、组织的翻译和主持的出版，最终都超越了私人交往的范围，转化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发展的公共成果。他帮助的也不只是某一个人、某一所大学，而是在努力扩大整个学术共同体的边界。

       自我工作以后，王先生一直非常关心我的成长。2005年年初，我有意从郑州到北京工作。那段时间，通过邮件与电话，我曾多次与王先生商议。他十分关心我的工作变动，主动帮助我联系北京的有关院校，并与一些高校外国语学院的负责人沟通协调。从郑州调往北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最后由于各种机缘，我选择了中央民族大学，未能进入他所推荐的院校，但他在这一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我始终铭记在心。

       2005年9月，我正式到北京工作，先在中央民族大学，10年之后的2015年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转眼间，我在北京已经工作了21年。

       在这二十多年里，王先生始终如一地支持我的工作。他不仅关心我个人的学术发展，也关心我的学生，愿意为更为年轻的学者的成长提供意见、机会和帮助。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从最初的前辈与后学，变成了可以经常交流、彼此信任的师友。

       大约在2010年4月11-17日，我还曾陪同王先生到河南多所高校进行了大约一周时间的巡回讲座。我们先后到了河南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洛阳师范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高校。每到一处，他的讲座都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那一路上，我们谈学术，谈大学，谈文学，也谈生活。离开正式的会议场合，我看到的王先生更加亲切、自然。他没有名家前辈的距离感，与年轻教师和学生交谈时，总是耐心、平和，有问必答。

       他对学术问题有自己的坚持，却很少以权威自居；他认识许多国际名家，却从不炫耀自己的交往；他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就，却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朴素。

       王先生作为学界前辈，平易近人，对后学充满信任。他从不因为一个年轻人尚未成名，就轻视他的想法；相反，他总是愿意在别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伸手扶上一把。

       很多后学后来成为教授、院长和学术带头人，有些人走向海外，有些人进入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无论身处何方，他们中的许多人始终把王先生视为自己的老师和朋友。

       这正是王先生身上一种非常难得的品质：他不是把年轻人永远固定在“学生”或“后辈”的位置上，而是随着他们的成长，逐渐把他们当作可以平等交谈的学术朋友。

       一个真正自信的学者，不会担心后来者超越自己；一个真正具有学术胸襟的前辈，也不会要求年轻人永远站在自己身后。

       他更愿意看到，他们各自走出自己的道路。

       从中国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看，王逢振先生是一位具有开拓意义的学者。

       他长期从事西方批评理论、文化研究和英美文学研究，是国内文化批评理论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也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爱德华·赛义德等西方思想家在中国最早的译介者之一。

       他的《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西学读解集》《美国文化大花园》《交锋》等著作，在不同阶段回应了中国学界了解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思潮的迫切需要。他参与翻译或主持译介的《当代文学理论》《时间的种子》《政治无意识》《向权力说真话》《单一的现代性》《大地三部曲》等，也深刻影响了几代外国文学和文化研究者。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王先生的学术贡献并不只体现在个人著述上。他还组织、选编了《最新西方文论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文化研究选读》《詹姆逊文集》十四卷，以及“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四十二种、“先锋译丛”十一种等规模宏大的学术出版项目。

       这些工作耗时漫长，事务繁杂，未必都能为主持者个人带来显赫的名声，却为一个时代的知识积累奠定了基础。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它不仅是一部由个人论文和个人专著构成的学术史，也是一部大规模翻译、编辑、出版和知识引进的历史。

       在那个西方理论大量进入中国的年代，理论并不会自动跨越语言、制度和文化的边界。它需要有人发现，有人选择，有人翻译，有人编辑，有人组织出版，也需要有人帮助中国读者理解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及其思想限度。

       王先生所承担的，正是这样一种基础性、枢纽性的工作。

       他不只是某一种理论的研究者，更是一位知识的组织者；不只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学术视野的开拓者；不只是在中国介绍西方理论，也在努力促成中外学者之间真正的对话。

       他对詹姆逊、赛义德、米勒等学者的译介，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结构；他对文化研究、少数族裔话语和批评理论的持续关注，拓展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范围；他主持和参与的大量丛书、文集和译著，又使这些思想得以进入课堂、进入研究、进入几代学者的知识经验。

       因此，评价王先生的学术贡献，不能只统计他写了多少论文、出版了多少著作，也不能只列举他翻译过哪些名家。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他参与塑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版图。

       一些今天已经成为常识的理论，最初并不是常识；一些今天已经形成规模的研究领域，最初也只是在少数学者的报告、译著和文章中出现。

       王先生正是那些最早辨认方向、引入概念、铺设道路的人之一。

       王逢振先生的溘然长逝，开始让我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学者最终会给后来者留下什么？

       著作译作当然会留下，论文译文当然会留下，概念、理论和研究成果也会留下。但比这些更深远的，或许是他曾经帮助建立了一种怎样的学术关系，塑造了一个怎样的学术共同体。

       王先生一生交游广泛，既与国际著名学者保持密切联系，也对国内年轻学者充满热情。他能够与詹姆逊、米勒等国际理论家对话，也愿意走进地方高校，为普通教师和学生讲学；他能够主持大型学术出版项目，也愿意认真阅读年轻人的文章，帮助他们联系出版、会议和工作。

       在他那里，学术不是少数人的名望和资源，而应当成为可以分享、可以传递、可以帮助更多人成长的公共事业。

       这也是为什么，王先生虽然是一位学界前辈，却有那么多年轻朋友；虽然早已退休，却始终没有退出学术生活；虽然已经84岁高龄，仍在读书、写作、联系同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

       一个人真正的学术生命，从来不只存在于他自己的头脑和著作之中，也存在于他曾经影响过的人身上。

       那些由他翻译的书，会继续被阅读；那些由他引入的理论，会继续被讨论；那些由他帮助过的年轻人，也会把曾经得到的信任和善意传递给更年轻的一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传承不是对某个人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精神和责任的延续。

       前辈为后来者打开道路，后来者又继续为新的后来者打开道路。正是在这样的传递中，一个学科才不只是知识的集合，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八、一个人的离去，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声

       此刻，我人在美国，距离北京万里之遥。我仍会想起前几天王老师发来的微信，想起那次未能实现的见面。但我知道，纪念王先生，不能只停留于一次未能赴约的遗憾。

       对于我个人而言，一次没有实现的相见，使失去显得格外具体；但对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来说，王先生的离去所留下的空缺，远比一场私人聚会更为深广。

       他所代表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走向世界、了解世界并努力把世界最新思想带回中国的一代学者。他们经历过知识匮乏的年代，因而更加懂得知识的珍贵；他们亲历过中国学术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的艰难过程，因而更加愿意为译介、出版、交流和人才培养付出时间；他们不仅建立自己的学术事业，也承担着为一个学科重新奠基的责任。

       今天，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已经拥有更便利的信息条件、更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更广泛的国际交往。年轻学者可以迅速获得海外新书，可以直接参加国际会议，也可以通过网络与不同国家的同行交流。

       但我们不能忘记，今天许多看似自然的学术条件，正是由王先生那一代学者一点一点开拓出来的。

       他们翻译第一批重要理论著作，组织最早的国际学术对话，引进新的研究方法，也在一个知识资源仍然有限的年代，为后来者建立起通往世界学术的道路。

       王先生的逝世，不仅意味着一位著名学者的离开，也意味着一段学术历史正在逐渐远去。

       然而，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它所创造的价值随之消失。真正重要的学术贡献，总会以不同方式留存下来：留在学科的概念中，留在研究的方法中，留在一代代学者的阅读经验中，也留在那些曾经得到过帮助的人对后来者的态度中。

       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讣告说，王逢振先生的逝世，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重大损失，是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的重大损失。

       这是对王先生学术地位的准确评价。但我还想说，王先生的离去，也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一个共同的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重要的理论译介者，一位敏锐的文化研究开拓者，一位连接中外学术的桥梁，也失去了一位始终愿意相信年轻人、帮助年轻人的长者。

       三十多年前，我从《大地三部曲》上第一次看到王逢振先生的名字。1994年，我第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听他作报告。1996年以后，我开始真正走近他，得到他的信任、关照和提携。此后的岁月里，我们从前辈与后学，渐渐成为可以相互交流的师友。

       如今，王先生离开了。但他所翻译和介绍的思想仍在影响中国学界，他所开拓的研究领域仍在不断发展，他所组织的学术出版仍在被一代代读者使用，他对后学的信任与提携，也已经成为许多人学术生命的一部分。

       这或许是一位学者能够获得的最深远的纪念：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但由他开启的思想道路仍在延伸；他的声音不再响起，但那些因他而走向学术远方的人，仍在继续前行。

       王逢振先生，安息吧！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不会忘记您。您为这个学科所付出的心血、所打开的道路、所连接的人与思想，也不会随着您的离去而消失。

       一个时代的学术引路人远去了。而他曾经点亮的灯，仍将在后来者的道路上，长久地照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