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呼唤“人的重新发现”，建构“性格组合论”

2026年05月25日 01:11 美中时报祁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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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美学史上，刘再复先生是一位举足轻重、不可遗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人的重新发现”出发，提出人物塑造的二重组合原理，强调作家和人物的主体性以及人物形象塑造的丰富性多维性，深化作为文学审美特征的情感性研究，当时发生过极大影响，是新时期文艺理论和美学园地的宝贵收获，不仅具有不朽的学术史价值，而且对当下文学创作也具有经典的启示意义。本文已收入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中国当代美学简史》。昨夜惊悉刘再复先生溘然离世，谨先行线上刊发此文，以此寄寓哀思、深切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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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盘点中国当代美学史的时候，改革开放新时期刘再复先生是不应被遗忘的一位重量级人物。20世纪80年代中叶，他以写出人的主体世界的丰富性、多面性、真实性的“性格组合论”席卷中国文学理论界和美学界，独步天下，享誉一时。当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仅深感刘再复的理论具有特定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穿越历史的经典学术价值。

刘再复，1941生，1963年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杂志担任编辑。1977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出版《鲁迅美学思想论稿》。1985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1984年5月，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引起文学理论界巨大反响。1985年，他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大讨论。1986年出版《性格组合论》。1989年后定居美国从事学术交流与研究活动。2026年5月24日在杭州逝世。

一．在文学的“审美世界”中从事“人的研究”

文学描写的中心对象是“人”。作家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文学就有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在一段历史时期中，我们的土地上发生了种种奇异的精神现象，其中有一种九十竟然把天底下最复杂、最瑰丽的现象——人，看得那么简单，‘英雄’像天界中的神明那么高大完美，‘坏蛋’像地狱中的幽灵那样阴森可怖。这种人为地把人自身贫乏化，导致了文学的贫困化，也导致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僵化。”[2]刘再复在新时期以《性格组合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面对的正是文坛的这种现状。要改变这种奇怪的现状，必须从对“人”的研究入手。在《性格组合论》自序中，刘再复声称：“我的这部书，也是‘人的研究’的一种形式，不过，我除了研究现实世界的人外，更注意研究审美世界中的人，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关于<性格组合论>的总体构思》中，他说明写作《性格组合论》的动因：“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这就是：人。我觉得无论从事文学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应当研究人，研究这种世界上最复杂、最瑰丽的现象……”[3]“解放后，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更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谈‘人’比谈‘鬼’还可怕。一讲起‘人’，就有被批判的危险，就有被扣上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危险。因此，在文学观念中产生三种片面性：（1）研究人只允许讲人的实践论，而不准讲人的本体论。一讲本体论就涉及到人性的深层，就涉及到主观心理世界，就有被说成是人性论的危险。（2）研究人的实践论，只涉及到人的阶级斗争实践，因此，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设置了阶级斗争的单一环境，多数的人物形象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3）某些探讨本体论的文章，由于外部条件的限制，只能描述本体的表层现象，即处于静态中的人性，而不敢涉足本体的深处的非稳态和潜意识，不敢表现人性深层中的不安、动荡、痛苦、拼搏等等。我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正是试图踏进人的本体研究，促使我们的文艺创作向人性的深层挺进，更辉煌地表现人的魅力。”[4]所以，作为《性格组合论》第一章的“导论”，即“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刘再复“关于人的反思”，主要即关于极左时代社会人性论、阶级人性论对客观人性的曲解和危害教训的反思。《性格组合论》所做的工作是终止这种“物本主义”的“阶级人性论”，呼唤作家勇敢“面对人的真实的复杂的世界，把人按照人的特点表现出来，把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价值表现出来”[5]。

联系文学与人的关系，刘再复独特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

第一次人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首先是发现我国封建专制社会是非人的社会，我国的传统文学很大的一部分是非人的文学。”[6]这个文学思潮在理论上以倡导“人的文学”的周作人为标志，在创作上则以抨击“吃人”的鲁迅作品为代表。[7]

第二次人的发现，是二十年代到三十、四十年代。“一部分先进的文学艺术家……在更深的层次上发现了人类整体中的主干部分——被压迫的工农大众的价值，把人的解放具体地从‘个人主义’式的解放发展为被压迫者整个阶级的解放。在文学上出现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发展为工农兵文学。这种人的更深层次的发现，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进步。但由于这种思潮在自己的形成期就受到国际上‘左’倾文化思潮（如苏联的拉普派）的影响，因此，在幼年时代就表现出过左的倾向，如忽视文学本身的规律，用政治宣传来代替文学艺术，用脸谱化方法来塑造工农形象等……由于阶级意识的不断强化，极端的阶级观念的不断发展，第二次‘人的发现’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幸地走向绝壁。此时文学只能表现一种人，一切手段都要服从于这种人，这就是‘高大完美’的所谓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他们的‘高大完美’，实际上只是一些英雄观念的抽象集合，他们的完美形象只不过是在更完备的阶级理念模式中的产品，他们没有人的真实情怀，倒是处处体现一种固定不变的绝对观念，因此，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被规定好的。他们是机器，但由于这种机器又是支配一切的枢纽，因此，他们又是神。不管是机器还是神，都不是人。此时，人在一种神圣的虚幻的灵光中消失了，丰富的人性干涸了……人变成非人……这个时候，‘五四’ 开始形成的‘人的文学’思潮和三十、四十年代形成的工农主体文学思潮又走入了死胡同。”[8]

第三次人的发现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一思潮是对第二次文学主潮畸形极端化的否定，它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对历史的反思，二是人的重新发现，三是对文学形式的新的探求。而中心思潮是对人的重新发现。……这一层次的人的发现，在某些内容上是五四运动人的发现的重复，但这又是在新的层次上的人的发现。……他们发现，阶级论被歪曲成人的毁灭论，文学被变成神学和庸俗的阶级学，因此，他们重新提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问题。与这个文学新思潮同时出现的，在文学理论上，也重新出现了人，重新论证人既不是高大完美也不是一无是处，既非神也非鬼，人就是人，人应回复到人自身，于是，人的主体论，人的价值论重新苏醒。人又从天上回到地下，从地狱升入人间。有良心的作家坚决地唾弃非人的神话与鬼话，使人获得人的特性，使文学恢复本来的面目。人重新占有人的本质，文学也重新占有文学的本质。”[9]“新时期文学对人的发现，与‘五四’时期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其内涵还有一个更显著的区别，就是‘五四’时期对人的肯定，是求诸‘社会’，要求社会改变吃人的历史，要求社会肯定人的价值，包括肯定小人物的价值……而新时期文学，他们主要不是求诸社会，求诸他人，而是求诸‘己’，求诸自我。……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主要的目标是谋求自我肯定，自我解放，他们不再是弱者，而是强者……他们通过对自我的肯定，不仅赢得个人心灵的安宁和尊严，赢得自我的实现，而且赢得人的本质的实现，即通过对自我的肯定达到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因此，可以说，‘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是对人的弱者本质的发现，而新时期的文学则是对强者本质的发现。”[10]这样，新时期文学对人的发现，既是对“五四”文学追求的回归，又是对“五四”文学追求的超越。

在此基础上刘再复总结说：从“五四”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三次“人”的发现过程，是一个“从非人到人、从人到非人、从非人到人的过程”，亦即从对人的肯定、到对人的否定、再到对人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11]

二．强调人物性格的二重性、完整性，反对人物单一的阶级性

文学创作用什么样的“人”的观念来取而代之，塑造丰满真实的人物形象，带来人物形象的美呢？刘再复提出了他的人性二重论和性格组合论。

人性二重论是八十年代前后人学大讨论中李泽厚提出的人性观。李泽厚提出：“人性既不是绝对的感性（动物性），也不是绝对的理性（神性），而是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12]这种概括是建立在古今中外大量有力的论据基础上的。中国古代认为，人同时具有危险的“人心”与微妙的“道心”两重性。西方有一句古谚：“人一半是魔鬼，一半是仙子。”恩格斯分析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13]。在吸收综合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刘再复提出了人性二重论：“人除了具有人性（引者按：狭义，指人之为人的特性）的一面还带有兽性的一面。”“人首先有自然欲求，然后才有文化欲求，这两种欲求有高低之分，但是又密不可分，要求一个人非此即彼是荒谬的。”[14] “辩证法否认在世界上存在任何纯粹的单方面的因果关系、善恶关系、美丑关系，连头脑最简单的人也都带有二分性，也都可以看到二重关系的相互作用。”[15]“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内，两相对立的方面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彼亦此’。”[16]

由此出发，刘再复建构了“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所谓“人物性格”，相对于一般人性来说是“人的特殊性”，但“又是人的表现”，体现着“人性深处的矛盾内容”[17]。文学作品反映、塑造的人物不管具有何种性格，都应当避免单一性，体现二极性、丰富性。“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种正反的两极，从生物的进化角度看，有保留动物原始需求的动物性一极，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一极，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从个人与人类社会总体的关系来看，有适于社会前进要求的肯定性的一极，又有不适应社会前进要求的否定性的一极；从人的伦理角度来看，有善的一极，也有恶的一极；从人的社会实践角度来看，有真的一极，也有假的一极；从人的审美角度来看，有美的一极，也有丑的一极。”[18]人的“自然欲求”和“文化欲求”，“形成人的心理世界的两种内驱力，这两种内驱力构成一种合力，推动着人的性格运动。但是，这两种力不是直线运动，而是互相碰击而又不断趋向统一的双向逆反运动。这种双重欲求在人的心理世界中总是要展开拼搏。”“人性深处两种力的搏斗，总是集中地表现在最富有情感性的‘爱’与‘不得所爱’的拼搏之中。……人的自然欲求和文化欲求，形而下的欲求与形而上的欲求和由此而派生出来的种种高尚而卑下的欲求，都会在爱中得到反映。……爱，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既有不合理性，又有合理性；既有自我扩张，又有自我克服；既有自我满足，又有自我战胜。在爱里，常常展开着灵与肉、善与恶、理性与疯狂、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望、利己与利他、欢乐与痛苦、仁慈与残忍的搏斗。人处于爱的面前，有时是主人，能够支配自己的情感和命运，有时则是奴隶，表现出理智和意志的力量，完全被情感所摆布，只能在爱面前呻吟与歌泣。因此，在爱面前，人有时显得崇高，有时显得卑下，有时变得很美，有时变得很丑。”[19] “人的性格正因为具备这种丰富的矛盾内容，才成其为人。一个人，当他被排除一切缺点及弱点时，便成了神；而当他被排除一切‘善’的时候，便成了魔。所谓神性与魔性，乃是人的性格一极的畸形化——性格单一化的极端化。文学艺术一旦堕入这种极端化，就会变质，从人学蜕化成神学或魔学，从而丧失文学的本性。这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文学艺术的价值。”[20] “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提出，旨在破除“‘没有差异、没有弱点’的单一性格结构”[21]。

人物形象的美在真实地反映人的二重性、完整性，因此，“完美”并不等于“美”，“缺陷”正是“美”的有机构成成分。“美学中的所谓‘缺陷美’，往往能有力地表现出人性美。‘完美’与‘美’并不相等，‘缺陷’与‘丑’也不相等。由于人世间纯粹‘完美’与纯粹‘缺陷’的性格并不存在，因此，真实的性格，美而有魅力的性格，常常是在美丑、善恶的矛盾统一的关系之中。‘美恶并举’是矛盾状况，‘美丑泯绝’是统一状态。‘高大全’性格的追求在美学上的错误，就是不了解‘缺陷’在艺术环境中也可以作为美的构成成分，不了解绝对‘完美’并非真正的美的境界。”[22]

艺术作品中不同性格的人物的二重属性组合不是静止的，而是在时空中运动的。“不带流动性质的组合，便是机械的相加，这就失去性格组合千姿万态的丰富性，就没有性格组合的辩证法。”[23]在运动中理解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意味着性格的二重组合方式会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异。“时间的变异性，是指人物性格随着时间向前推移而不断地变更。这主要是‘旧我’与‘新我’不断地交织发展，‘新我’不断地扬弃‘旧我’、改变‘旧我’，‘我’不断地经受自我克服、自我投降、自我胜利，也可以说是不断地经受自我否定和自我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24]空间的变异性，主要指人物性格的二重性组合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不同的环境条件会使性格发生差异，这就是空间的差异性。”“因此，作家在塑造性格时，应当充分注意性格在环境发生变异时的差异性并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性格的组合。”[25]

三．强调人的主体性，反对“物本主义”与“神本主义”

刘再复写《性格组合论》的另一动机，是要恢复人在文学中的主体性地位，改变长期以来革命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沦为外在政治观念工具的“物本主义”和英雄人物异化为“高大全”人物的“神本主义”现状。他说：“我写这部书，正是以微弱的声音呼唤文学的灵魂，寻找文学的轨迹，探求人的真实世界。我以我的努力，为恢复人在文学中的主体性地位而努力。”[26]

什么是“主体性”呢？“所谓主体性，就是人所以成为人的那种特性，它既包括人的主观需求，也包括人通过实践活动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把握。”[27]“人具有二重性：一是受动性，一是能动性。”[28]“人一方面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又能通过实践去超越这种制约，实现对客观环境的能动改造。而后一种特性，恰恰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它对于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的文学艺术来说，表现得尤为强烈。作家正是超越现实条件的限制，凭借体现着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要求的审美理想，才创造出艺术世界。”可是，旧唯物主义认为，“人生注定只能有受动性，作家只能承认受动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只能描写成消极适应客观环境、机械反映客观环境的物或动物，而不能把人描写成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人……”[29]“我们的文学研究坚持了唯物主义，但是却奇怪地带上许多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往往只是从客观或直观形式去理解文学，这样，就不能把文学现象看成是人的感性活动，当然也不能从实践方面、主观方面去理解文学的活动。这样，在文学过程中，人便变成十分被动的、消极的，被客体所支配的东西。”[30]由此可见，所谓“主体性”，即实践唯物论所强调的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其批判对象是否定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的“旧唯物主义”及其头脑中所变形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在文学艺术中，“主体”表现为“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对象主体的人物，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三种形态[31]。其中，作为“对象主体”的剧中人物决定着作品文本的命运，显得最为重要。“作家笔下的人物，只有当它获得主体性的地位时，它才是活生生的充满着血肉的形象。”[32]而“旧唯物主义”或极左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学作品中“对象主体”造成的危害，是“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所谓“物本主义”，即“把人降低为物，降低为工具和傀儡”，“造成人物的枯死”；所谓“神本主义”，即“把人变成神”，“变成某种理念的化身”，从而“剥夺人的丰富性”。[33]刘再复分析说：旧唯物论导致的“机械的阶级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划地为牢的办法，把人都纳入各种固定模式，而这种模式又成为一种思维模式：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什么阶级的人说什么话，处在什么阶级地位就表现什么阶级的具体形态。人只能依照这样一个公式或定律去感觉、感受、思考、生活，人的言行举止、视听言动无不以这个公式或定律为依归，这个公式或定律是至上的，是‘绝对精神’，而人是算不了什么的，人不过是为了证明这个公式或定律而获得存在意义的。”总之，“人完全丧失主体性，丧失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东西。”[34]

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的主体性也十分重要。刘再复说：“在《性格组合论》完成之后，我又进入文学主体性的研究。《性格组合论》主要是研究对象主体的问题，即研究作家笔下的人物如何体现人应有的特征，其主要锋芒是针对神本主义。但是，二重组合原理的普遍性，不仅反映在对象主体身上，而且还体现在创造主体身上。艺术中的人物不是简单地再现现实中的人物，它必须以创造主体为中介……只有进一步说明创造主体（作家）的主体性，才能更深地理解、体现文学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以及二重组合原理的普遍意义。”“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的性格也是二重组合的，也是充满着矛盾的。作家的精神需求（主观需求）带有无限性，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想象力，谋求超越时空的限制。作家永远不知道满足，他们总是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精神领域，把自己的心灵生活无限制地向外伸延。但是，客观条件总是限制着他，制约着他，这就使他们产生一种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就成为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力。因此，作家的作品，总是表现出一种对客观制约的不满，总是对不合理的现实要进行某种程度的批判，总是要在自己心爱的人物身上寄托某种理想。作家正是在文学艺术中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提高了自身的主体性。”[35]

四．文艺情感特性的分析评价

在过去的文学观念中，“形象”被看作文学的审美特征，“情感”不仅与审美特征无缘，而且备受指责。改革开放解放了束缚在情感身上的枷锁，情感的审美功能受到关注。刘再复是最早明确将情感性视为文学艺术根本审美特性的理论家之一。他指出：“文学艺术……是一个汹涌着人的感情的领域。情感性，是文学艺术最根本的审美特性。”[36]伴随着对人物心灵世界二重性和人物主体性的深入研究，刘再复对人的情感的分析认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情感与人性的关系说，情感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欲望是人性中最深层、最隐秘的地方，人性的双重欲求的争斗，总是最集中、最丰富地展现在这个地带。文学是人学，文学表现人性，自然无法逃避这个领域。从情欲与性格的关系来看，“情欲是性格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性格是一种追求体系，那么，情欲就是这个追求体系的生理心理动力”[37]，因此，“性格组合原理”无法回避情欲。为此，《性格组合论》特设“情欲论”一章，对“情欲”的结构、功能、属性做了深刻、系统的论析。值得注意的是刘再复对情欲尤其是本能性情欲的价值评价。传统的价值观“把感性欲望看成粗鄙的丑恶的东西”；“现代某些观念则与此相反”，“把感性欲望看成美丽的充满着生命力的东西”。刘再复一方面认为欲望是中性的，不可叫恶，也不可叫善，但同时包含着善恶的因子和潜能；另一方面，又高度评价和肯定人的生物欲望。“情欲本来无所谓善，无所谓恶，但是，自身却具有双重的积淀，既积淀着善的基因，也积淀着恶的基因，因此，情欲便有双重的潜在的可能性，既有导向恶的可能性，也有导向善的可能性。”[38]有感于极左时代对人的欲望的长期压抑，刘再复尤其强调欲望的地位和价值：“总之，欲并不是一个黑暗的王国，它是情与理的生物基础。它的内涵是生命的目的性，即它的一切表现形态（动物性的情绪表现）的意义都是符合生命目的性的，即合自然目的。”[39]“欲望是物质的，它希望能拥有、占有和享有某物。当我什么也不渴望时，我便处于和平、自由和平衡之中；可是我也就没有任何本质，我成了虚无。只有在欲望中，我才获得特性，我才成为特定的本质，成为饥饿的、口渴的、好色、爱好虚荣的和自私自利的本质，成为自我、某物……”[40]“人的感性欲望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原动力。死人没有欲望。感性欲望的强烈，是健康的表现，是具有生命活力的表现。人的才能、人的创造力、人的伟大本质，都首先导源于他本身的感性欲望。最优秀的人物，最杰出的人物，都是一些至情至性的人，都是一些充满着欲望的人。人的社会化，决不是绝情灭欲，实行苦行主义，使人变成蒸发掉欲望的傀儡。不是通过灭欲作践自身，而是把欲望导向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健康的人，不仅充满着食欲，性欲，而且充满着运动欲，求知欲，创造欲，一旦没有机会运动，他会感到痛苦，感到欲望受到压抑，因此，就在感情上表现出忧郁，容易发怒。一旦满足了这种运动欲望，他就会感到愉快。有些人的欲望长期受到压抑，不能满足，情感就会产生变态。”[41]刘再复试图呼唤社会为生命力健旺，具有强烈欲望的人提供更多更大的满足旺盛欲望的空间，从而最大程度地激活、调动人的才能和创造力；同时，个体也必须将欲望的实现和满足纳入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轨道。这是本能欲望的理性升华，它不是以理灭欲，而是以理养欲，在理性规范内最大程度地实现欲望。

刘再复从“人的重新发现”出发关于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二重性、作家和人物的主体性以及作为文学审美特征的情感性的研究，是新时期文艺理论和美学园地取得的宝贵收获，具有不朽的学术史意义。

（祁志祥，海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中国思想史研究）

[2]刘再复：《性格组合论》自序，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99页。

[4]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99—500页。

[5]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6]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7]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4页。

[8]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7页。

[9]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10]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9页。

[11]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