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些年以来，我对诗歌评论写作的坚持，就不禁想到了此文的题目“彳亍而行”这四个字深藏的意蕴。我觉得把“行”字分割成“彳亍”二字。实在是一种很大的智慧。它既形象化地把“行”字分成了左右两部分，又使人联想到那种或疾或徐的行走，那种时而仰望天空时而俯视探路的或愉悦或艰辛的“行路难”的生命过程。我自己深知由于被耽误了23年的青春时期，因而从不敢以学者自居。聊以自慰的是，我在中年以后仍然没有自我放逐，而是尽力之所能地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
—— 叶橹
自从在高中时读到了石方禹所写的《和平的最强音》之后，在我稚嫩的心灵中就像播下了一粒诗性的种子，在一种朦胧的状态中，内心时不时总会滋生出难以言说的激情和诗意。1953年，我考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有了更为广泛的阅读和对文学更深的体察。但是对当时十分流行的“节日诗”和口号诗歌，却始终产生不了好感。诚然，以今天的眼光看，石方禹当年的那首诗也谈不上什么，但它成为引导我产生激情和诗意的“基因”，所以我一直对这种“基因”心存怀念和感激。到了1955年，当时李季任主编的《人民文学》上，连续发表了闻捷的组诗《吐鲁番情歌》和长诗《哈萨克牧民夜送“千里驹”》，使我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它们之不同于那些口号诗的阅读感受，使我冒然产生了一种评说一番的欲望。于是便挥笔写下了《激情的赞歌》一文，并且是毫无顾忌地投给了《人民文学》。令我特别意外惊喜的是，不久便接到当时编辑苏中或杜黎均的回信（当然，那时不知道是他们，更不知道是他们中的谁），告知我该文写得很好，并将在1956年2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坦率地说，当时我真有一种“梦境”般的感觉。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又写了一封信向我约稿，写一点关于抒情诗方面的文章。这种“火上加油”式的鼓励，促使我夜不能寐，紧急地调动起我对一系列诗歌的阅读体会，于是在课余时间，连续奋战了四天，写成了一篇约八千字的《关于抒情诗》的文字。文章寄给《人民文学》之后，我盼望着编辑的回信真可谓“心急如焚”。半月之后，一封厚厚的退稿信来到我手中，我心想“完了”，一定是不能用了。可是在我拆开信封之际，里面竟然附有一封相当长的回信。信中除了肯定我文章写得不错之外，还向我提出建议，希望我写得更充分些，哪怕万字以上都行。他们还询问我，愿不愿意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当编辑，如果愿意，他们可以立即帮我办理调动手续。什么叫做喜从天降，何谓如痴如醉，我算是切身体验到了。后来我经过细心修改并扩充了文章的内涵，终于写成了近两万字篇幅的文字，再次寄给了编辑部。至于调动的事，因为当时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出于好心，劝我等毕业了再去，我也如实地回复了他们。由于连续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这两篇文章，竟然有读者写信给我，称我为“叶橹教授”，此事成为了当时武大中文系一时的美谈。
1980年3月，我被“落实政策”到江苏高邮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师，在教学的同时写作欲望又蠢蠢欲动。1983年或1984年，邵燕祥在南宁读到了《广西文学》上一篇我谈“写真实”的文章，便向编辑询问了我在何处，然后回到北京便派唐晓渡到高邮来找我并约稿。当时邵燕祥是《诗刊》的副主编，我同他从未谋面。他大概是记住了我曾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那些文章，才叫唐晓渡找我约稿的。以后我就从给《诗刊》写稿到参加他们在北京举办的诗歌评论者“读书会”，一步步地重新走向了文学评论的境地。
由于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思想解放与学术自由讨论的氛围比较活跃，我就不断地写了一些有关诗歌赏析方面的文字。所谓“知名度”也日渐恢复了。参加了两次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的评议时，我同当时任《诗歌报》主编的蒋维扬结识，他似乎特别喜欢我的一些评论文字，便在一次来扬州参加一个诗会时，要我为《诗歌报》开辟一个专栏，每期为一首诗写一篇“千字文”，我当时满口答应了他，因为我认为这是驾轻就熟的事，完全不会有什么困难。
可是蒋维扬回合肥以后给我寄来了车前子那首《新骑手与马》，我读了以后竟然一头雾水。我毕竟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虽然对“朦胧诗”的讨论有所了解，但车前子的诗，并不同于“朦胧诗”。我既然答应了蒋维扬，就必须如约完成评论，而一时又找不到“切入点”，令我颇为尴尬。经过几天的反复阅读和思考，我终于在思维方式上探求到了一种诗思进入的方式，从而写下了第一篇“导读”。但我在给蒋维扬的信中提出了要求，希望他能寄一些易懂的诗来。可是他似乎并不理睬我，接下来寄给我的诗，似乎一篇比一篇难懂，我只好硬着头皮一篇篇地“导读”下去。这种“导读”写了将近一年半，才因蒋维扬的离去而终止。在我写“导读”的过程中，不断地接到一些读者的来信，支持和鼓励了我继续，为一篇篇“难懂”的诗写下自己的阅读心得。特别令我意外和高兴的是，此后我在出席一些大大小小的诗歌活动时，经常会有一些80年代写诗的青年人对我说，他们就是读了那些导读的文字而爱上诗并写诗的。从我个人来说，那一年多的写作，也是改变和提高我对诗歌的阅读能力的过程。重要的是，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变得多元化的过程。
坦率地说，我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重新恢复写作，对老中青三代诗人的诗作都写过不少评论。像艾青、李瑛、蔡其矫、牛汉、曾卓、绿原、黄永玉等老一辈的诗人，还有当时中年一代的诗人昌耀、马新朝、张洪波、子川、舒婷、林莽等人，以及后来的育邦、张作梗、布兰臣等。近些年我还为胡弦、陈先发、黄梵等人都写过专论。 我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年代的诗人创作中读出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正是同这种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分不开的。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被迫辍笔二十多年，还能“与时共进”地写下数百万字的文字，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在我个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的确是有过许多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纠结的。我自己认为，特别是对昌耀的诗的评论，可以说有一种“抗争”的意味的。因为在全国第三次新诗（诗集）评奖时，我有感而发为昌耀和吉狄马加的诗集写下了推荐语，后来在一些老一辈诗人的干预下，把昌耀的诗集否定了。在一次诗会中，我在同《诗刊》副主编刘湛秋谈及此事时，他也很无奈，但同时鼓励我为昌耀写一篇评论以示“抗争”，于是才有了后来发表在《诗刊》上那篇《杜鹃啼血与精卫填海》。之后，我仍感意犹未尽，像昌耀《慈航》这样的诗，当时居然被漠然对待，于是又写了《<慈航>解读》一文发表在《名作欣赏》上。
也许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对洛夫的长诗《漂木》的十篇评论。我或许是最早评论洛夫《漂木》的人，《漂木》的大陆版出版仪式，他们特意邀请我到深圳做主持。
回顾这些年以来，我对诗歌评论写作的坚持，就不禁想到了此文的题目“彳亍而行”这四个字深藏的意蕴。我觉得把“行”字分割成“彳亍”二字。实在是一种很大的智慧。它既形象化地把“行”字分成了左右两部分，又使人联想到那种或疾或徐的行走，那种时而仰望天空时而俯视探路的或愉悦或艰辛的“行路难”的生命过程。我自己深知由于被耽误了23年的青春时期，因而从不敢以学者自居。聊以自慰的是，我在中年以后仍然没有自我放逐，而是尽力之所能地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始终认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社会的进程总是在不断更新中呈现出它奇谲而绚丽的色彩的。人生有苦难，但不因苦难而自毁；人生有欢乐，也不因欢乐而忘形。这就是作为人的一种内在价值吧！
唯愿未来的人类比我们更多的智慧，不要让诗思淹没。让人类在自身的成长中显示出诗性的光芒，让人类不负于人性的自然成长，让人类不负于诗性的弥漫浸润。能如此，则夫复何求？
2024年10月21日于扬州
原载2025年第10期《名作欣赏》“学者档案”叶橹专栏。
相关链接：
庄晓明：叶橹论
叶橹：孤寂渡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