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我竟然活过了“耄耋之年”。在这个人世间，九十年实在是一个不短的岁月了。虽然，如果同人类的历史长河相比，它只不过是瞬息的瞬间罢了。然而，对于像我这样一具卑微的生命而言，这九十年，确实也存在着某些“传奇性”。
身边的一些朋友不时地对我说，你应该把你的经历写下来，会成为很有可读性的一本书。对于这类善意的鼓励，我常常只是一笑了之。因为我知道，如若我要真实地写下一切，势必会存在许多不合时宜的社会评价。更何况，就我的所闻所见，许多优秀杰出的人物，他们的命运和遭遇，其传奇性和悲剧性，更具有历史的思考价值，我就不必毫无自知之明地去凑热闹了。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对待朋友，从不以其身份为标准而区别对待。只要是我愿意接近的人，我都会真诚相待，如果我不愿接触的人，向来也不会虚以委蛇。我并不认为这是自命清高，实在是因为过于复杂的人生经历赋予我的一种生命本能。
坦率地说，在我九十年的生活经历中，大概只有在高中和大学读书期间，对与同学们的相处中，完全是以一种非常坦荡信任之心相待的。那时候，我或许正处在一种意气风发而又信心十足地展望未来的。从高中开始在省级刊物发表散文和论文，到大学二年级后开始在全国性文艺刊物发表论文，在同学们眼中，我算得上是“佼佼者”。虽然如此，我虽有点自命不凡，但却从不在同学们面前“摆架子”。所以同学们对我一直是非常友好的。对一些与我关系较好的同学，我们都是常常互相鼓励和交流一些学习心得的。1953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后，同班的韦其麟，更是我们当年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就互相知名的，而他在大学二年级就发表了长诗《百鸟衣》，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更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我之所以在1955年以后相继在《剧本》《人民文学》《长江文艺》《文艺报》和《奔流》上相继发表评论，跟他的榜样的鼓励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的那场“阴谋”，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命运，更使我从一个坦诚纯真的青年，日渐变成了从内心怀疑人生和社会的“多疑者”。从21岁到44岁这23年，被认为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段，我却是在劳改犯和流放者的身份中渡过的。至今我的朋友们似乎都只是从抽象的意义上将之视为一种传奇，他们从不会想象在那8000多个日子中，我是如何苦苦地煎熬过来，我也几乎从不对他们说那些具体的生活感受。我自己偶尔也会回忆起一些片断的生活记忆，连自己也感到，如果是置于当下，我恐怕是一天也难以熬过的。
有一句话叫做“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其实是非常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就我的生活感受而言，如果不是忘记过去，我岂不是一辈子生活在无尽的苦痛之中？现在有些朋友经常说我是“乐观者”，我爽朗的笑声往往传达出一种让人兴奋的情绪。也许如此罢！但就我个人的人生感受而言，我觉得这或许是我的本真之性。我的人生态度是，既谈不上乐观，也绝非是悲观，用我的话说就是达观，通透之滑也！
回忆起我在1956年连续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两篇评论之后那种盛气和得意的气势，我虽然不会在言行上显出傲慢和狂妄，但内心的自负是难以掩饰的。想起我在为胡风集团辩护的数千人大会上的发言，下面听众的鸦雀无声，以及散会后那些相识或不相识的赞扬的场景，我的精神上的飘然状态，可说是我一生中再也难以体验到的精神境界了。
我是1957年6月2日晚上在辩论会发表为胡风集团辩护的演说的，6月8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我当时读了社论，顺口就说了一句“定时炸弹来了”，后来这一句顺口之言，成为我重点受到批判的“反动言论”。
虽然我后来在多次批判会上所受到的诬蔑常常令我感到委屈和不解，但我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自傲。有一次听到某些完全离题万里的批叛，我不禁发出了轻蔑的笑声，恰巧被旁边的同学看到了，立即揭发我态度的恶劣。在一片愤怒的斥责声中，我只能无声地保持沉默。
有人说往事如烟，有人说往事并不如烟。我相信他们都是各自有其道理的。我在整整23年中无书可读，但是若干年前我还是写了《阅读天空和大地》一文，以表达我并不是“一无所获”的。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辩证法”吧。
1980年3月以后，我被“落实政策”到高邮师范教书，当时的学校负责人朱超、朱延庆都对我说，先听两年课，恢复以后再开课。而我在听了两节课以后，立即向他们表示，我可以开始上课了。1986年3月，我又被调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上了不到两年的本科生课，又转成专带硕士生了。在两所学校做了20年的教书匠，2000年，我终于可以退休了。
意想不到的是，我退休后的生活竟然远比在学校教书的生活丰富而多彩。原因在于，我结识了扬州一群诗歌爱好者，他们多以向我请教为名而经常一起聊或聚餐。我其实从未向他们“指教”过什么，大都是互相交流闲聊，但就是这种闲聊，却让我们建立起深厚纯洁的友谊。
有关同扬州的朋友们之间的友谊和趣事，其实是可以写成一篇专文的，因为不是此文所涉及的主题，只好略过了。
正如一句俗言所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一生的起起落落，真的要记录下来，绝对可以写成一本数十万字的传记，只是因为我自知生命的卑微，同一些远比我有影响力的人相比较，使我根本没有勇气执笔。之所以想到要写这样一篇短文，恰恰同我两个多月前身体上的一个病故相关。
早在七月初，润德菲尔的庄主王璘女士，仪征的诗友周愚，都已向我约定时间相聚，不料我却突发腰腿疼痛而不能赴约，内心一直感到愧疚。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次腰腿疼痛的时间之长，远超我想象。其间我的一位医生朋友李心女士，多次到我家中为我针灸，几乎所有方法都用了，仍然反复疼痛，以致我整天只能躺在床上对着墙顶相望。一日三餐，都由儿子送到床边，放在椅子上，我疼痛稍好就爬起来吃两口，因为坐着也疼，一顿饭要分两三次才能吃了。这种痛苦而寂寞的日子，不由得使我产生了一种“等死”的愿望。
其实，关于生与死这个话题，在我的脑际不知反复出现了多少次了。从被划为右派到眼见全班同学陆续分配离校而我独自被留校考察，我第一次放声大哭，痛苦地感到了什么叫做“绝望”。我甚至一度去到长江大桥上试图一跃而下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因为突然想到了孤身一人在南京的母亲将何以堪的命运，我才犹疑地返回了珞珈山，开始了留校劳动考察的处理。
此后的经历就不再赘述了。因为我写此文的目的是缘于上述的“等死”的种种感受，以及由此而涉及的现实中的某些现象。
在将近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我每天只能平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很自然地就联想到当下社会上议论得最时尚的话题：人工智能，AI，机器人。我非常坦率地说，对于这种必将会改变人类生存命运的高科技的出现，我似乎不像一些人那么乐观和兴高采烈。有的非常坦然地说，人类这种碳基生物将会被硅基生物所取代，因此不必为此而悲观绝望。我就想问一句，既然碳基生物将会被硅基生物所取代，它是属于生物转换的自然发展规律，还是人为的行动所造成的呢？那些拼命地想赋予“机器人”以高智商超越人类的科学家，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思想状态要让“机器人”取代“自然人”的呢？现在固然有许多科学家在说，“机器人”最终还是由人类控制的。但是，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其前景恐怕就未必是人类所掌控的了。
人类的想象力和制造力固然是先进的高科技得以发展的前提。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是以符合自然规律为前提的。像有关“永动机”的设想就因为违背了自然规律而无法实现。就像现在被许多人视为“科学神人”的马斯克，尽管他的确是非常伟大的传奇性的科学家，但是我认为他的试图将人类移民火星的设想就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要将数十亿人从地球移民到火星去，需要多少运输工具，这么多人到火星上去何以立足生存?从地球到火星需要多少时间？既然地球存在毁灭的可能，谁又能保证火星不会毁灭？再进一步追问，既然一切的存在都有可能毁灭，人类能够独善其身地存在下去吗？这一连串的问题，我认为马斯克都是无法回答的。而且，他也会死亡的，他能有这么长的生命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吗？
也许我的这些想法只是一些无端的空想，但是我的确在当下的生存困境中，感到一些人似乎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以致把科学追求变成了近乎神话的幻梦了。
我始终认定，人类作为曾经被称为是“万物之灵”的生物，但也绝不是万能的。与其把自身的聪明才智用于做一些甚至可能危害到人类生存的事情，不如在丰富人类生存的幸福感上多作些努力。把科学性变成对人性的伤害，绝不是我们应该接受的。我甚至认为，一旦机器人的数量大于人类数量时，存在于人类的亲情，必然会走向冷漠。人际关系也必定会因为偏向利用的价值而形成难以预料的危机。
也许我的这些卑微的想法纯属荒谬，但是在日渐接近死亡的暮年，我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意念写出来，也算是一份卑微的遗言吧。
忽而想到，作为一个“人”，我们的存在价值至少应该体现在如下几点上：
目之所及，力图尽收眼底
心之所藏，务须分清善恶
脑子所思，切记独立考量
不知是否又是几句废话？
叶橹简历
叶橹，原名莫绍裘，1936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中国著名诗歌评论家、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退休），当代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推动者。1953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师从程千帆，大学期间开始诗歌评论写作，195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激情的赞歌——读闻捷的诗》《关于抒情诗》等系列评论，敏锐预见闻捷、公刘等诗人的重要性，开启评论生涯。1957年毕业时因特殊历史原因被错划为“极右”，被迫辍笔，在广西劳改队、江苏高邮农村度过23年流放生涯，直至1980年平反。1980年落实政策后，先后任教于江苏高邮师范学校（1980-1986年）、扬州大学中文系（1986年起）。
复出后，叶橹以敏锐洞察力和理性分析成为先锋诗歌的重要推动者。1989-1991年，受邀为《诗歌报》“现代诗导读角”专栏主笔，连续发表数十篇诗评，解读车前子、周亚平等先锋诗人作品，引导读者理解现代诗的个性化表达，成为中国诗坛“现代诗导读”的标志性事件。其诗歌评论以“细读文本、立足史实、注重诗人独特性”为核心，一生致力于发掘推介重要诗人：1950年代即关注闻捷、公刘等诗人，其评论为这些诗人的崛起提供理论支持；是昌耀的“伯乐”，1980年代昌耀的诗因“晦涩难懂”被冷落，他撰写《杜鹃啼血与精卫填海》等多篇文章为其鸣不平，将《慈航》定位为“当代神曲”，推动昌耀成为中国诗坛的“高度标志”；为台湾诗人洛夫的长诗《漂木》撰写《〈漂木〉十论》，系统解读其宏大结构与深刻思想，认为《漂木》“必将成为中国现代诗史上的里程碑”，成为洛夫作品在大陆传播的重要推手。
叶橹著有《艾青诗歌欣赏》（当代诗歌批评范本）、《〈漂木〉十论》、《现代诗导读》、《叶橹文集》（三卷）等作品，评论风格融合感悟与理性，既有对诗歌文本的细腻解读，又有对诗歌史的宏观把握。他曾担任第二届、第三届“中国诗歌奖”“紫金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的评委，2018年受邀参加“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学术论坛”（北京大学主办），成为“八老”之一（八位八十岁以上诗歌评论家），其“生命诗学”（从诗歌中认识生命、理解人性）与“历史眼光”（将诗歌置于文学史脉络中评价）的评论理念，成为中国诗歌批评的重要财富。退休后，叶橹仍坚持研究与评论，2015年出任扬州虹桥书院首任院长，“叶橹书斋”成为青年诗人求教的重要场所，他用“第三只眼”（即诗人/评论家的独特感知与理性思考）的理论，鼓励青年诗人保持创作的独立性，推动中国诗歌的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