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博导、中国社科院工业所博导刘光明口述
中科院心理所博士预科实习研究员张卓伦执笔
早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学习和工作过的知名人物有朱镕基、陈元、马洪、蒋一苇、张卓元、陈佳贵、郑新立、刘世锦、江小涓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学习和工作过的知名人物有朱镕基、陈元、马洪、蒋一苇、张卓元（国家功勋奖获得者，笔者的博士后导师）、陈佳贵、郑新立、刘世锦、江小涓等。
一、博士后流动站里的第一课
1992年初秋，北京三里河的银杏叶刚染上浅黄，我攥着博士后录取通知书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的门前，心情忐忑不安、七上八下。在此之前，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了经济伦理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博士后研究方向围绕CI（MI、BI、VI）构建，这也是我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科研计划书，对于如何将抽象的经济学原理落地到企业实践中，心里始终揣着一团迷雾。而解开这团迷雾的钥匙，我知道，很可能就握在即将见面的导师——张卓元教授手中。
当时的工业经济研究所办公楼还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厚重感，找到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2号，到了三楼，走廊里回荡着老式打字机的敲击声。张卓元先生的办公室在三楼东侧所长办公室，敲门推门进去时，他正伏在堆满文献的书桌前写着什么，鼻梁上架着的黑框眼镜。见到我，他的目光温和，也带着审视，指了指桌前的藤椅：“坐，说说看，你来工业经济所做博士后从事研究的具体想法和计划。
我紧张地复述着准备好的PPT，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学、本所CI的研究空白谈到企业改革的现实需求。他静静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直到我说完，才缓缓开口：工业经济所的传统，是理论联系实际，从在工业经济所工作过的朱镕基、陈元、马洪等领导，到蒋一苇、陈佳贵、江小娟等经济学家，都强调要把论文写到企业和现实经济的活动中去。”这句话像一颗钉子，牢牢钉进了我后来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
更让我意外的是，他递给我一份泛黄的手稿，是他1986年调研首钢时的笔记，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炼钢车间的能耗数据、工人的计件工资标准，甚至还有食堂饭菜的价格。“做工业经济研究，得先懂工业。”他说，“下周跟我去趟杭州钢铁厂，看看钢铁厂的高炉怎么运转、生产管理全过程、企业是怎么运营的。”
就这样，我成了张卓元先生指导的第一届博士后。在那个博士后制度刚刚起步的年代，他没有给我划定刻板的研究框架，而是带着我一头扎进了企业的生产车间。我们的合作课题定为“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效率提升路径研究”，而研究的“实验室”，就是那些在改革浪潮中挣扎、探索、突围的中国企业。
二、知行合一：从书斋到车间的管理咨询实践
“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这句话在我参与的第一个咨询项目——中石油塔里木油田的调研中，得到了最生动的印证。
1999年初春，我们一行五人奔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油田基地。彼时的塔里木油田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能源项目，其勘探开发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后勤管理仍沿用传统国企模式，营地物资浪费严重，一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有待提升。
第一次座谈会上，塔里木油田董事长孙龙德说，科研的投入是必须的，他的话，道尽了石油勘探行业的艰辛与特殊性，也揭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在油气资源勘探领域，尤其是像塔里木油田这样地质条件极端复杂的区域，“理论可行”与“实际出油”之间往往隔着数千米的岩层、变幻莫测的地质构造，甚至是现有技术手段尚无法完全捕捉的地下奥秘。
每一口井的钻探，都是一场与未知的博弈。前期的地质勘探、理论模型推演，能最大限度缩小探索范围，但地下世界的复杂性远超想象——可能是断层的突然位移改变了油气运移路径，可能是储层的非均质性导致预期的“富油区”变成了干层，甚至微小的孔隙结构差异，都可能让上亿的投入付诸东流。但这些看似“浪费”的尝试，绝非盲目之举：每一口干井都在为后续勘探提供关键数据，排除错误方向，让地质认识更接近地下真实情况，最终为“出油井”的诞生铺路。
塔里木油田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基地，其开发本身就是一部攻坚克难的史诗。孙龙德董事长和团队面临的，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更是对耐心、决心与担当的考验。上亿的投入背后，是对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是对资源勘探规律的尊重，更是在未知中开辟前路的勇气。这种“为了一口出油井，不惜投入多口探井”的坚持，本质上是工业领域“试错成本”的具象化，也是推动行业进步、突破技术瓶颈的必经之路。
正如孙龙德董事长所言，常人认为的“浪费”，这种“不得不为之”恰恰体现了石油人在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间架桥的努力——既敬畏科学规律，又敢于向未知挑战。而每一次从“干井”到“出油井”的跨越，都是对这种坚持最好的回馈，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最坚实的基石。
在日常管理工作的细节上也特别注重管理心理学运用到企业管理、勤俭节约的方方面面，主管后勤的负责人摊开账本：“单是食堂每天倒掉的馒头，够一个小班的人吃三天。可要说罚款，员工又有情绪。”张卓元先生没急着表态，而是带着我在营地住了半个月。我们跟着巡井队体验倒班，在食堂帮厨时观察员工打饭的习惯，甚至蹲在垃圾堆旁统计浪费的种类和数量。
有天深夜，我在帐篷里整理数据，他拿着一个笔记本进来，上面画着营地的布局图，用红笔圈出了三个食堂的位置。“你看，”他指着图解释，“三个食堂距离作业区的距离不同，员工往返时间差了20分钟，导致东边食堂总是拥挤，西边食堂却空着一半，食材采购只能按最大量备，不浪费才怪。”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提出了“错峰供餐+按需配给”的方案，将食堂改为流动餐车，按作业班组的人数和时间精准配送，同时引入“光盘积分”制度，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
方案推行三个月后，油田的后勤成本下降了18%。更意外的是，有个老石油工人给我们寄来一封信，说餐车师傅记得他不吃香菜，每次打饭都会特意挑出来，“这辈子在单位，第一次觉得自己被当成‘人’来对待，不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张卓元先生把这封信贴在办公室的墙上，对我说：“管理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再好的理论，不能让人活得更有尊严，就是空谈。”这次经历为我后来的咨询工作定下了基调：永远先走进现场，再谈解决方案。
2001年，青岛港集团来找我们做战略规划时，正处在集装箱业务起步阶段，面对大连港、上海港、天津港的竞争压力，管理层想照搬国外的“自动化码头”模式。张卓元先生带着我在码头蹲了一个星期，每天凌晨三点就去看船舶靠港的流程。他发现青岛港的优势不在于硬件，而在于工人队伍——以许振超为代表的技术工人能在吊装精度上创造“青岛效率”。
“别人搞自动化是因为人工贵，我们有人力优势，为什么非要跟风？”他在论证会上提出，“不如走‘人机协同’的路子，用自动化设备处理重复性劳动，把工人的智慧解放出来搞技术创新。”后来，青岛港的“振超团队”果然创造了集装箱装卸的世界纪录，而我们参与设计的“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制度，让更多一线工人有了上升通道。
在此基础上，我们完成了《开创国企改革发展之路：常德传与青岛港》一书的写作，于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与洛阳钼业的合作则让我深刻体会到张卓元先生的战略眼光。2005年，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国企正筹划海外并购，却在要不要收购澳大利亚一座濒临破产的矿山上产生分歧。反对者认为“那是个烂摊子”，支持者则看重其稀缺的钼矿资源。
我们跟着考察团去澳大利亚实地调研时，矿山的露天矿坑积着雨水，设备锈得连油漆都剥落了。张卓元先生却盯着矿区的地质报告不放，夜里在酒店用计算器反复核算。“你看这组数据，”他指着报告说，“虽然当前开采成本高，但矿体埋藏浅，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只要把国内的‘充填采矿法’引进来，成本能降一半。”更关键的是，他注意到澳大利亚的环保标准比国内严格，这恰恰是倒逼企业升级的契机。
最终，洛阳钼业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不仅收购了矿山，还在当地建立了环保研发中心。十年后，这座矿山成了中资企业在海外践行“绿色矿山”理念的典范，而洛阳钼业也借此打通了国际供应链，跻身全球钼行业前三。
三、岁月沉淀：从杭州到海南的师友同行
张卓元先生常说自己“有杭州情结”，这源于他上世纪80年代曾在浙江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对民营经济的活力有着特殊的敏感。2003年，杭州西子联合控股公司的董事长王水福找到我们时，这家从农机厂转型的企业正想进军电梯行业，却面临着技术壁垒和品牌劣势的双重挑战。
我们在西子联合的车间调研时，发现他们有个“怪现象”：研发部门画的图纸，到了生产车间总要改得面目全非。王水福苦笑：“工程师都是科班出身，工人却大多是农民转过来的，图纸上的符号他们看不懂。”张卓元先生提议：“不如搞个‘翻译官’制度，让老工人和工程师结对子，把图纸翻译成‘土话’。”
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周都往返于北京和杭州。有次赶上台风天，航班取消，我们坐着绿皮火车颠簸了12个小时。在火车上，他拿着西子联合的产品手册，用铅笔在空白处写着什么。等他睡熟了，我凑过去看，发现是一首打油诗：“图纸画得再花哨，工人看不懂白搭；技术要想落地瓜，先得学会说土话。”后来，这首诗被刻在了西子联合的研发楼墙上，成了他们的“创新守则”。
在西子联合的项目推进中，有个小插曲让我至今难忘。当时我们设计了一套“技术入股”方案，允许核心员工以专利折算股份，但遭到了部分老股东的反对。开会那天，双方争执不下，王水福急得满头大汗。张卓元先生突然问老股东：“你们说工人凭什么拿股份？”有个股东说：“他们拿工资就够了，股份是老板的。”他笑了笑，指着窗外正在安装电梯的工人：“你们知道那个戴蓝帽子的师傅吗？他昨天为了调试一个配件，在井道里待了14个小时，午饭就啃了个干面包。这台电梯要是出了一点问题，砸的是西子联合的牌子，你们的股份还值钱吗？”
会后，老股东们主动找到我们修改方案。几年后，西子联合的电梯技术跻身全球前十，那个戴蓝帽子的工人成了技术总监，每次见到我们都要提：“张老师当年那句话，让我知道自己不是在给老板打工，是在给自己干事业。”
这样的故事，在我与张卓元先生合作的项目中俯拾皆是。2008年为江苏电力做节能改造咨询时，他带着我爬遍了南京郊区的输电铁塔，发现农网改造中存在“大马拉小车”的现象——为了追求“达标率”，农村线路一律按城市标准铺设，导致变压器空载损耗严重。我们提出的“分区域动态供电”方案，根据不同村庄的用电高峰灵活调整输出功率，一年就为江苏电网节省了相当于3个小型水电站的发电量。
2012年服务万向集团时，面对这家民营企业“走出去”收购美国A123电池公司的争议，他力排众议，在论证报告中写道：“企业的国籍是固定的，但技术和市场是流动的。万向收购的不是一个工厂，而是一条通往新能源领域的路。”后来，正是这次收购，让万向集团在动力电池领域占据了先机。
四、薪火相传：从企业实践到理论升华
数十年来，我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洛阳钼业的矿山到杭州西子联合的车间，从辽阳聚进公司的化工园区到浙江金棒公司的运动器械生产线，再到海南勤畜公司的鲷鱼养殖水产基地，每一个项目都像一颗种子，在企业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最终长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树。
这些来自实践的案例，后来都成了张卓元先生学术研究的鲜活素材。他常说：“企业是最好的课堂，老板和工人都是老师。”2018年，他出版的《中国企业改革的实践逻辑》一书，收录了我们合作的12个案例，扉页上写着：“献给所有在车间里、田埂上、码头上创造价值的普通人。”这本书后来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他在领奖台上特意提到：“这个奖不属于我个人，属于那些愿意把家底亮给我们看、敢于让我们‘指手画脚’的企业，属于我的学生和所有一起蹲过车间的同事。”
202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张卓元先生被授予“功勋人物”称号。颁奖典礼那天，我坐在台下，看着他颤巍巍地走上台，接过奖章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跟着企业走，跟着工人走，把他们的智慧总结出来，再还给他们。”
台下掌声雷动时，我想起了1998年那个初秋，他在办公室里对我说的话：“经济学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工具。”二十多年过去，这句话始终是我做咨询工作的准则。那些我们服务过的企业，有的成了行业龙头，有的转型为专精特新“小巨人”，更重要的是，无数像塔里木油田的老工人、西子联合的电梯师傅、海南勤畜公司的养殖户那样的普通人，因为我们的一点点努力，生活多了一份尊严和希望。
五、亦师亦友：岁月深处的温暖记忆
张卓元先生1933年出生，今年已经92岁了，早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但我们仍保持着微信习惯。他的听力不如从前，我说话总要慢一点，可一谈到企业的事，他立刻就精神起来，总能精准地指出问题的关键。
去年秋天，我去北京看望他，他从书架上取下一个泛黄的笔记本，正是当年我们在塔里木油田用过的那个。“你看这里，”他翻到某一页，上面有我用红笔写的一句话：“管理的本质是效率、高质量的内核是文化。”旁边有他用蓝笔批注的四个字：“先有人心。”
“那时候你年轻，总想着用模型解决问题，”他笑着说，“现在明白了吧？再精密的模型，没人愿意执行，就是废纸。”我点点头，想起这些年遇到的企业难题，最终的突破口往往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人的层面——洛阳钼业的矿工需要被认可，万向集团的工程师需要被信任，海南勤畜公司的鲷鱼养殖员工需要被尊重。这些道理，都是他在工厂车间里用最朴素的语言教给我的。
他从不以“导师”自居，总说我们是“合作战友”。2010年为浙江金棒公司做品牌策划时，这家生产运动器械的公司想打“高端牌”，却苦于没有核心技术。我提出请明星代言的方案，他没直接否定，而是带着我去车间“你看那个师傅的手，”他指着一位老工人布满老茧的手，“十年磨一剑，磨的不是剑，是手感。这才是最好的广告。”后来，我们帮金棒公司策划了“工匠手记”系列，把工人的照片和他们的打磨心得印在产品包装上，反而成了网红产品。
项目庆功宴上，老板要敬他酒，他摆摆手：“功劳是年轻人的，我就是敲敲边鼓。”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黄酒，话多了起来，说起自己年轻时在东北工厂劳动的经历，说那时候的师傅教徒弟，从不留一手，因为“工厂好了，大家才能过好日子”。“现在的企业，道理是一样的，”他看着我说，“别总想着搞什么‘顶层设计’，多听听车间里的声音，那里有最实在的智慧。”
这些年来，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不仅是做学问、做咨询的方法，更是做人的道理。他从不计较名利，每次项目成果发表，都坚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企业送来的感谢礼，他一律拒收，说“我们拿了工资，就不该再要额外的好处”；有年轻学者向他请教，他再忙也会抽出时间，逐字逐句修改论文。
2020年疫情期间，杭州西子联合给武汉捐赠了一批负压救护车，王水福特意给我们发来了车队出发的视频。张卓元先生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说：“你看，当年我们帮他们改进管理，现在他们能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这就是最好的回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们所做的咨询工作，就像在播撒种子，也许当下看不到收获，但只要种下的是尊重、信任和希望，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如今，我也成了别人的导师，带着学生们走企业、做调研，总把张卓元先生的话挂在嘴边：“先走进现场，再谈解决方案；先懂人心，再谈管理。”学生们总问我：“老师，您做了这么多项目，最骄傲的是哪个？”我总会想起塔里木油田那封老工人的信，想起青岛港许振超团队的笑容，想起海南勤畜公司养殖户数钱时的开心——这些瞬间，比任何奖状、任何成果都更珍贵。
上个月，张卓元先生给我寄来一本他新整理的文集，扉页上写着：“致我的战友：岁月流转，初心不改。”翻开书页，里面夹着一张老照片，是2001年我们在青岛港码头拍的，他穿着工装，戴着安全帽，笑得像个孩子。照片背面，是他当时写的一行字：“作为企业管理学的研究者，为企业服务，就必须扎根于企业”这句话，我会记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