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2 月，那时我正在河大中文系读研，而今出版社已发展壮大、年届不惑，我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纪了。虽然“回首当年已惘然”，仍不禁蓦然回首，多年来与河大出版社的交集，桩桩件件，仿佛昨日之事，在此记述一二，略表对河大出版社的感念与祝贺。
一
1985—1990是河大出版社的初创期，1991—2000年河南大学转向综合大学发展，出版社也随之进入发展期。初创期的河大出版社在朱绍侯先生的主持下，努力从基础做起，致力于本校教材、学术论著和中小学教辅读本的出版，一边兢兢业业地艰苦创业，一边小心翼翼地坚守本份，朴实踏实有余而开拓性略嫌不足。初创期的出版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老前辈高文先生的《汉碑集释》（1985年8月出版），高先生此书从他上世纪四十年代任教金陵大学时就开始属草，年近八十才得以完成，凝聚了先生大半生的学术心血，总编朱绍侯先生亲任责编、竭诚推出，出版后学界深致敬意，河大中文系师生尤其钦佩和感动。稍后我的导师任访秋先生主编的国内第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年11月出版）和刘增杰、赵明、王文金三先生合著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1988年5月出版）也由河大出版社推出，这两部书既是适应高校教学之需的教材，也是填补学术空白之作，所以赢得了广泛好评。以上三书基本上代表了河大出版社初创期的学术水平。那时限于印刷条件和出版制度，不免使一些学术著作印制受损。如《汉碑集释》由原稿的竖行改为横排，碑隶特有字不见于通行铅字者，只能手写刻印，以致有些字迹模糊不清。进入1991—2000年，河大出版社朝向综合大学出版社发展，学术著作的出版受到重视，传统文化的普及书籍尤其得到重视，也受到社会的欢迎，“元典文化丛书”就很有代表性。这一时期出版社显然加强了河大前辈学者著述的出版，比如汇集了河大前辈学人著述的“河南大学学人文丛”，就陆续提上了出版日程。
我很惭愧，在河大出版社初创期和发展期的十五年中，前五年我在河大和北大读书，随后回河大教书十年，几乎未与河大出版社打过交道。唯一的交集是与师兄关爱和、袁凯声为《中国近代文学史》合写过“绪论”，我2019年8月在河大的一次讲谈中曾有所回忆——
那书的前面有一个很长的绪论。那就是关爱和、袁凯声和我三个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自作主张写出来的。当决定要联袂写作之初，我不想参与，再三抵抗。可架不住两位师兄的“大义”劝说，只得从命。三人在河大商量出一个大纲，然后从开封来到郑州关爱和老师的家里，准备分头写文章、然后合改。我当时想伺机撒腿回北京，可是没有跑脱——关爱和老师说不行，你得把它写完才能走，我就故意刁难他，说那我就得吃黄鳝才写。1987年的寒冬腊月天郑州市场上黄鳝很少，关爱和老师骑着一个破自行车，在全郑州跑了大半天，终于买到几条黄鳝，回来气愤愤地说：“给你个吃货，做了给你吃，吃完就写文章！”我吃了黄鳝就没办法了，只得硬着头皮写。……勉强地写了几页纸，就撇下不管啦。……把任务丢给了两位师兄，随你们怎么办吧！他们就辛苦地把这个文章完成，成为那个《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绪论。（《关于鲁迅、《狂人日记》与新文化的反思》，收入《中国近代文学十二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这个“绪论”大胆开拓学术新局面的勇气有余，严谨细致地论述文学史问题的学理性则显然不足，但作为主编的任访秋先生和河大出版社都宽容地接纳了它，据说出版后还颇受好评。此后，《中国近代文学史》又在河大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过两次修订本，而不论哪个修订本，这个由关爱和、袁凯声和我三个愣头青撰写的“绪论”都照收不误，留下了一段冒昧大胆的青葱记忆。2013年末中华书局将推出此书新版，我还遵关师兄之命补订了绪论。次年2月收到刚出版的新修订本，我曾感慨地在该书扉页写了几句题跋，聊记这一段学术因缘。
《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初版
《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华书局2013新版扉页题跋
二
进入新世纪，河大出版社抓住新机运，迈上了新的发展台阶。在王刘纯、马小泉、张云鹏、杨国安等领导的主持下，学术出版成为主业，关于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论著、近现代文史文献的整理、西方文史哲新论的译介成为三大重点，做得有声有色，装帧印刷也很有特色，赢得学界一致好评，一跃成为成为全国高校的著名出版社。事实上，在声誉卓著的北大出版社之外，河大出版社被公认为普通高校出版社中的佼佼者，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并驾齐驱，至今声势有增无减。
我是2000年调离河大的，却在调离后与河大出版社多有交集，深受帮助，留下难忘的回忆。
新世纪之初，现代文学研究界同人反思既往学风，深感话语翻腾、游谈无根的主观主义学风为害甚烈，乃思有以矫之，于是转而倡导从文献做起、实事求是研究文学史的学风。为此，我和钱理群先生联络北京学界友朋及河大的刘增杰先生等，于2003年12月20-2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会议凝聚学术共识，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共识”的最后一条特意写明：“此次会议结束时，与会者认为有必要保留‘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这一比较务实简便的恳谈方式，在适当的时候继续进行，并对一切有兴趣的学界同行和机构单位开放。河南大学和北京大学两学科点当即表示愿意分别在2004年和2005年续办座谈会。”（《“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在清华座谈会上，刘增杰先生主编的《师陀全集》、我与王文金先生编校的《于赓虞诗文辑存》未定稿，就是提交会议讨论的两部书稿；清华座谈会结束时，刘增杰先生主动提出下次文献会议在河大举办，并和我立下了“军令状”，决心争取《师陀全集》和《于赓虞诗文辑存》在次年会议前夕出版，作为提交给河大文献会议上供大家交流的文献成果。
要完成这个“军令状”，当然需要河大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因为师陀和于赓虞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全国影响的河南籍名作家，但两集卷帙甚繁，一般出版社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是不愿出版的，当此之际，河大出版社义却当仁不让地承担了出版任务，显示出深察价值、敢于担当的学术胆识。
紧接着清华文献座谈会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会议预定于2004 年 10 月13日-16日在开封和洛阳两地召开，留给《师陀全集》和和《于赓虞诗文辑存》的编校时间不多，还要给出版社留出制版、印刷时间，河大出版社尽一切可能赶进度，给予我们极大支持。其实，对我和刘增杰先生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编校的体例原则——鉴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大都不按文献整理规范操作，版本选择往往欠妥，且常常屈从作家或作家家属的要求，任意修改原作、增删字句，造成了大量出版的现代作家选集、文集以至于全集不可靠、无法为研究者放心运用的教训，清华文献座谈会达成的学术共识之一，就是整理出版现代作家的文献，一定要遵循文献整理的原则，务必保持原文的本来面目，收文一律依据原版和原刊，一些不符合当代汉语规范的语句和用字，也照旧不改，即使原文用字排版有误，也照录不改，而加校注说明。刘增杰先生、王文金先生和我决心把这个共识运用于《师陀全集》和《于赓虞诗文辑存》的编校，这在当时是首开其例的，难免遇到阻力和曲折。《于赓虞诗文辑存》是刚卸任校长之职的王文金先生和我合作编校的，其时王文金先生的校长“余威”仍在，所以种种当代出版规范对我们俩基本上是一路豁免，但刘增杰先生编校的《师陀全集》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曲折——由于该书卷帙繁夥，河大出版社领导善意地派出了三四个教汉语的退休老师替刘先生做校对，这些认真负责的汉语老师觉得师陀的原文在语法和用字上颇多不合当代汉语规范之处，就主动替师陀“改稿子”达三万余处，刘增杰先生跟他们沟通，这些老师坚持当代汉语规范据理力争，怎么也说不通，这让刘增杰先生非常为难。记得是2004年9月，我赶回河大对《于赓虞诗文辑存》做终校，有一天抽空去看刘增杰先生，他拿出厚厚一大摞《师陀全集》校样让我看，感叹这样替师陀“改稿子”，怎么对得住师陀、怎么向学术界交代？！焦急的刘先生甚至想放弃《师陀全集》的出版。我安慰刘先生说：“咱们这样编校，确实是创格，校对老师不理解是难免的，他们也是出于负责的态度。再沟通一下，问题一定可以解决。”于是立即向师兄关爱和校长报告了这个情况，请他向出版社强调一下我们不能不如此操作的编校原则，并请出版社领导出面与负责校对的老师们沟通一下，赶快把“改正”了的那三万处恢复原貌。出版社领导了解情况后，问题也就迅速解决了。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出版社也要应对出版检查部门、语文规范部门的审查，所以河大出版社领导也有压力，但他们理解了，顶着压力为《师陀全集》和《于赓虞诗文辑存》开绿灯放行，让这两部集子在会议召开前夕以存真的面目问世，赢得了与会的全国专家学者的一致赞扬。此后各出版社的现代作家文集全集的整理与出版，也都依此而为，显著地提升了现代作家文献整理的学术水平。河大出版社在这方面的首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顺便说一句，《师陀全集》和《于赓虞诗文辑存》的版式和装帧也朴素大方，颇有素面朝天之美。
学界对这两部集子尤为肯定，其出版显著推动了师陀和于赓虞研究。如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致函刘增杰先生，很赞赏《师陀全集》的编校原则，肯认此书是河南大学出版社的骄傲——
寄来的是5卷、8册《师陀全集》，看到后真是欣喜异常。这8本书不断由我翻阅，认为兄编校这套书下了很大的功夫，成绩斐然，不仅让师陀先生的手稿、著作从此凭最好的版本流传于世，而且这也是您个人的光荣，是河南大学出版社最值得骄傲的一部作家全集。如您在《脆弱的软肋》一文里所说的，过去所出的大陆作家文集 好多故意改动作品的内容和文字，《师陀全集》真可说是完全不被政治考虑所左右，每篇文章、手稿都由您亲自校订过的一部作家全集。看了您的《编辑说明》好让我感动。（夏志清：《谈<师陀全集>——致刘增杰》，《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夏志清先生并在函末慨然表示：“有关《师陀全集》，无论如何要写一篇的，以引起台港地区的注意。”遗憾的是夏先生疾病缠身，2013年病逝，可谓赍志以殁。《于赓虞诗文辑存》出版后，也受到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欢迎，并且出乎意外地得到科学界人士的热情反应——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前所长胡亚东（1927—2018）先生2005年3月在万圣书屋购得此书后，即与此书责编谢景和兄联系得到到我的通讯地址，随后给我写来长信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原来胡先生青少年时期就是于赓虞的热心读者，上世纪四十年代曾经在琉璃厂寻购于赓虞的两部诗集，八十年代还曾致函郑州大学问询于赓虞及其作品的下落，只如泥牛入海无消息。如今看到两大册《于赓虞诗文辑存》，胡先生欣然购读，并很快撰写了评论，发表在2005年3月10日的《科学时报》和2005年3月16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欣悦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40多年过去了，2004年12月在北京成府路的万圣书园的书架上赫然出现了两大册精装的《于赓虞诗文辑存》，解志熙、王文金编校，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9月第一版，全书85万字。我毫不犹豫在几秒钟就把它买下来，是我购书行动最快的两次之一（另一次为2004年9月购《聂绀驽全集》10册）。几乎被人们遗忘了60多年的诗人，如今在解志熙、王文金两位先生的精心解读下被重新发现了！读了《辑存》，解开了我60多年对一位诗人关注又不了解的谜团。《辑存》是对于赓虞的文学生涯和文学成就的深入研究的学术研究总结。全书2卷，上卷辑录了于赓虞的诗近300首（295首），是从已出版的7种诗集中全部经一首首的审定、评价、校证而辑录，工作量浩繁。于赓虞的诗有些并未集成诗集，散见各报刊，但却常有诗集出版的预告，如《落花梦》诗集迄未见原书，重新辑录的确非常困难，需一首首的去检索、辨别，确是很重的研究工作，难度很大。我也是做研究工作的，虽是自然科学，但方法和精神是相同的，深有体会，自然对解、王两位先生的工作非常敬佩了。何况他们所研究的又是我60多年来关注而又不解的问题呢。（胡亚东：《被遗忘了的诗人于赓虞》，《中华读书报》2005年3月16日第7版）
河大出版社可能还不知道有个著名科学家曾为《于赓虞诗文辑存》写过热情洋溢的书评，所以节录于此，为这个奇特书缘留点纪念，也为河大出版社的慧眼卓识留个存证。
现代文学伴随着现代传媒而勃兴，现代作家的写作和发表更方便了，作品量远较古代作家繁夥，所以初次给一个现代作家编全集，是难望完备的。我们编校《师陀全集》和《于赓虞诗文辑存》，当然尽力搜求文献，但心里明白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的，肯定还有不少作品遗漏在外。尤其是作为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的师陀，一生写作甚勤，作品量委实不小，刘增杰先生以一人之力搜集、编校，不免受限，加上出版时间紧迫，所以《师陀全集》之外，肯定还有不少作品有待搜集和补充。刘增杰先生在《师陀全集》8卷本出版后，就自感时间仓促、有所遗漏，常思有以补之，不断有所收获；我和我的学生裴春芳也陆续发现了师陀的一些长篇短篇小说及其他佚文，也曾报告给刘先生。待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脱稿后，刘增杰先生决意开编《师陀全集续编》，2012年2 月间乃来函征询于我。对刘先生再接再厉的精神，我深为感动，遂尽一月之力，校录出手头的师陀佚文交给他，而厚道的刘先生收到校勘稿后，于3月19日来函说：“这是一次难忘的合作，就署刘增杰解志熙合编吧。”其实在我自己，能够襄助先生完成夙愿，则于愿已足，何须列名呢，所以复函恳辞，然而刘先生又来函解释说，他如此提议乃是为了纪念师生合作的缘分，所以要我“遵命！”明白了老师的心意，我也就只好“遵命勿违”了。于是有了我们师生俩合编的《师陀全集续编》两卷，仍由河大出版社于2013年5月出版。这两卷续编收集师陀的长短篇小说、散文、文论、书信及师陀研究文献共计70余万言，使《师陀全集》更臻完备。当《师陀全集续编》出版后，刘先生又于2013年6月间来函说：“感谢师陀让我们有了这次愉快的合作。”的确，师生在学术上能够如此有缘合作，实属是不易幸遇之事。因此，特别感激始终如一玉成其事的河大出版社。
最让我铭感难忘的，是河大出版社鼎力支持了先师任访秋先生文集的出版。任访秋（1909—2000）先生1929年夏从河南一师毕业后，随即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一边学习，一边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1933年夏大学毕业后即赴洛阳师范任教，开始文学史的撰著，1935年秋又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深造，师从周作人、胡适之，专攻晚明文学，1936年夏以《袁中郎研究》的论文通过研究生答辩，秋季重返洛阳师范任教；1940年转任河南大学讲席，自1946年秋随河南大学迁居开封，从此直到终老，一直生活工作在河南大学和开封。任先生是现当代学术界少见的打通古代、近代和现代文学的著名文学史家，一生著述甚丰，学术影响广泛。整理出版任先生的学术论著，无疑是对任先生学术精神的最好发扬，也更便于学界的学习参考。因此，当任先生去世之初，哲嗣任亮直君即以整理出版任先生的遗著为己任，数年间孜孜矻矻，颇有进展和收获，而亮直君展转病榻仍僶勉从事，其苦心可感而困难实多。职此之故，同门弟子于2008年4月间集议商略此事，乃决议由众弟子分任之，河大出版社则慨然承担起出版之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任访秋文集》在2013年7月一次出齐，全书煌煌13卷，基本上囊括了任先生在古典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散文、杂文和史论、日记，版式大方、装帧考究，令人爱不释手，出版后受到学界的欢迎，纷纷赞扬河大出版社竭诚出版前辈学者论著、努力发扬学术传统的良苦用心。值得一提的是，《任访秋文集》不仅收录了先生生前已出版和发表的论著，也收入了任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写而未能出版的三部书稿——《中国小品文发展史》、《中国文学史讲义》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述要》。任先生撰写这三部书稿的时候，正当意气风发的学术青壮年，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这三部书稿就是分到我头上的任务。整理先师的遗稿，在我当然义不容辞，只是这三部书稿畅论两千余年的中国文学史，这对学习现代文学的我，实在不能不说是勉为其难的事，并且又都是毛笔书写的手稿，所以辨认录入、校理订正，都不很容易，加上教学及其他事务的搅缠，进展不免缓慢，断断续续差不多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做完。这就是收入《任访秋文集》第8和第9卷的“未刊著作三种”。感谢河大出版社，终于使这三部未刊书稿在六十多年后与读者见面。特别要感谢的是这两卷的责任编辑靳宇峰兄，他在《任访秋文集》出版后，又仔细审核了这两卷，发现了整理中存在的不少文字问题，乃托胡全章君转给我，希望我订正一下，准备在重印时改正过来。感念靳宇峰兄的认真负责，我逐条校订、详述意见，录成一份《<任访秋文集>8、9册校对记录》，有33页之多，可见当日初录初校的错谬之多，实在惭愧而感激。这份《<任访秋文集>8、9册校对记录》做出后即转交靳宇峰兄，但一直未见《任访秋文集》重印。我在此记述此事，并想把这份《<任访秋文集>8、9册校对记录》再次转交河大出版社，希望此后《任访秋文集》有再版机会的时候，能够据此改订过来，以免贻误读者。
《任访秋文集》第8、第9卷“未刊著作三种”
三
此外，我还有两部书与河大出版社有关，这两书或已出而不无纰漏，或迟滞很久不能出版，而责任都在我自己。这里也说一说，一则向出版社告罪，二则也可作为教训。
一部是《现代文学研究论衡》，这是河大出版社组编的“中国学术批评书系”的一种。盖自从业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来，我陆续写过一些学术综述、学术评论、学术方法漫谈以及为朋友的学术著作写的序跋之类文字，这些文字数量不算少，但一直没有想到单独结集出版。2005年河大出版社组编“中国学术批评书系”，也邀我编一本集子。我便将这类文章打包寄给责任编辑。那时我在清华正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无暇校稿，只为该书写了一篇“代后记”——《学术评论之我见》，其余具体的编辑校对事务就完全委托责编处理。我应该感谢责任编辑，他很负责地为我处理了一切，但在这过程中也出了两个事故。一个事故是因为我未能亲自校对，责编只能按照我提供的刊本校对，那就很难发现其中潜藏的一些文字讹误，所以此书的文字也就因仍其误。这责任完全在我，怪不得责编。另一个事故是，出版社按当时的惯例，要我写一则“作者简介”印在折口，我觉得这个实属多余，加之当时也很忙，就推托不想写，责编无奈，就说他来替我写，我也同意了，他写出来后，我也没有看，就直接发排了。结果印出来一看，那个简介里出现了“1982年元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于环县第一中学。1986年7月在河南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90年元月在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9年任教于河南大学中文系，1992年元月破格晋升为教授。”我看后才知道这是从网上流传的当年河大申请博士点的材料里摘录的，评审材料当然必须如实缕述学历与从教经历，但一本书的作者简介里如此细数念学位、评职称等，不免有些可笑，可是木已成舟、无从挽救了，真是悔之晚矣。责编这样做也是出于好心，我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这两个事故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作者发文章或出著作，务必亲自编订和校对，千万不能偷懒而卸责给编辑，否则必定出错，而再负责的编辑也不能代作者受过。不过，尽管出了这些小事故，我对这本学术评论集还是比较偏爱的。正如我在该书的代后记《学术评论之我见》里所说：“窃以为，对学科同行的学术成果做出严肃及时的学术反应，乃是每个现代文学研究从业者的学术责任，因为一个学科如果长期缺乏正直坦率的学术批评，那不论对个人的学术发展还是对这个学科的开展都是不利的。所以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学术评论是一项值得严肃认真从事的工作，而严肃的学术批评在现代学术中也自有其不可轻视的学术品位与尊严。”《现代文学研究论衡》所收的这些学术评论文字，都是认真写作出来的，也算尽了一个现代文学研究从业者的学术责任，这是聊可自慰的。另，我也很喜欢张胜先生为本书设计的封面，很是简洁别致——这一套书的封面都有这个特点。
最让我惭愧的，是《吴兴华诗文辑存》编校的迟滞。吴兴华（1921—1966）1937年16岁的时候即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就在戴望舒主编的《新诗》杂志上发表了出色的新诗《森林的沉默》，显示出杰出的诗歌天才。1941年毕业后留燕京大学任教，解放后转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1966年8月在政治风暴中一夕暴毙，令人叹惋。吴兴华是罕见的天才，不仅有极其出色的外语能力和丰厚的西方文化修养，同时博览中国古代典籍、文史功夫湛深，被视为具有可继陈寅恪、钱锺书而后成为第三代真正中西兼通的学术大师的潜力，可惜英年早逝。吴兴华的诗文从未收集出版。我和同样出身河大中文系、现在南洋理工大学工作的张松建君合作，从2004年就着手搜集、整理吴兴华的诗文。不料2005年却传来了上海出版《吴兴华诗文集》的消息，我们觉得可以省心放手了，就停止了这项工作。不料拿到《吴兴华诗文集》一看，质量实在很差，缺漏太多。所以我们又继续收集、整理吴兴华的诗文，并拿到了吴兴华遗属的授权书。2014年我和张松建合编的《吴兴华诗文辑存》已经初具规模，我就以此为题在清华申请了一个小小的自主科研项目，随即与河大出版社商谈出版事宜，虽然出版资助只有区区三万元经费，但河大出版社负责人慨然应允出版，遂在2014年8月签订了出版合同。到了2017年我们收集的《吴兴华诗文辑存》已相当完备，我做了统一的编辑处理，并着手进行细致的校注，积稿近千页。不料，我的校注工作完成了一半的时候，又惊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吴兴华全集》。全集都出来了，我们的《吴兴华诗文辑存》哪还有出版的必要呢！所以只得悄然罢手。谁知拿到《吴兴华全集》一看，也只是把家属交予的文稿安装上花里胡哨的名目印出，所谓因人成事而已，缺乏必要的文献处理，这是难以取信于读者和研究者的，所以受到了学界的批评。如此一来，我们的《吴兴华诗文辑存》还有出版的必要，河大出版社也数次与我联系，重申信守出版承诺。可是，如此两番出乎意料地被“截胡”，实在让我和张松建君很扫兴，加上我后来陆续接手了其他五六位现代作家文集的编校工作，实在抽不出时间继续《吴兴华诗文辑存》的校注工作，遂一直停滞至今，近百万言的《吴兴华诗文辑存》校注稿还滞留在我的电脑里。回想从与河大出版社签订合同到现在，十年过去了，迄今未能给出版社交稿，真是惭愧之极，在此向河大出版社请罪。明年我就退休了，退休之初当努力完成《吴兴华诗文辑存》的校注、交付出版，希望经过严谨的文献规范处理的吴兴华文学遗产能体面地面对读者。
四
《礼记·中庸》论修养－问学之道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中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乃是圣人才可能达到的境界，作为学人的我们岂敢攀比；至于“致广大而尽精微”，学人和致力于学术出版事业的高校出版社还是可以追求的，也是应该追求的。河大出版社创建四十年来，从服务于本校和本地做起，一路奋进、力争上游，终于在新世纪走出了河大、河南，大踏步走向了广泛吸纳全国学界先进、推进中国学术共同进步的大道，这的确堪称“致广大”了，所以委实可喜可贺而且可敬。若说今后进一步的努力目标，则“精微”或当是所望也！窃以为，不必把“精微”看得过于深奥玄妙，就学术出版而言，努力推出一些学术精品，也可说是“精微”的题中应有之义了。此所以我斗胆把“致广大而尽精微”改为“臻广大而望精微”，作为敬献给母校出版社的贺词，衷心祝愿河大出版社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2025年4月23日草于京西北之聊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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