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崇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今年83岁。该文是作者对自己人生情感经历的回忆。真人真事，故事曲折，文笔生动，感人至深。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李商隐《锦瑟》
在准备着永远告别一切往事的这些日子里，从多年未整理的杂乱信扎里找出斯华的8封信（1964年到1986年，19页，约2万多字）。其中珍藏着她摄于1973年的一吋黑白照，背面题着“中秋小照”字样。此外还发现一物是没有预料到的，一条米灰色带格子的普通棉纱手绢，它被封存了约1／４世纪，使得一个被忘怀的细节浮现出来。这一切重现着前后贯穿20余年的悲情故事。
一、芳颜初睹已恨晚
1962年夏，我正从南京大学毕业，尚未离宁赴京就职之际，在南京新泉里6号门内二姨的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初逢斯华。二姨为人慈祥、温和、憨厚，二姨父是安徽霍丘县一大地主家的子弟。童年时我们两家都曾在上海定居，交往频繁。二姨之长子李家康比我小两岁，常在一起玩。他幼时愣头愣脑，家里人戏称他“大侉子”。他总把我的家地址戈登路说成“果子露”，成为笑柄。他有时“朱砂沷”发作，朱砂在中药里是治疗神经病的，意思是常常无缘无故耍横，胡言乱语……后来我们两家都离开了上海，我随母移居安庆，二姨父去了香港，二姨在潜山当小学老师。1959年母亲去北京为姐姐带孩子，二姨从安徽迁居南京照顾外婆。我在大学住校，二姨对我一向很好，大学毕业离宁就职前我把确定了关系的女同学带去向她告别。家康也把他的女友斯华带去见面。斯华属马，小我三岁，家康肖蛇，大她一岁。这间小屋一张大床外只能容下一个小桌，围坐五人，在那饥荒之年，吃一顿极其粗糙但在那时已经是不容易的晚饭。大家相聚其乐融融。斯华坐在我们正对面，用我身边那一位的话来说，她那一双手都修剪得那样秀丽，可手型可不是能修剪出来的。她的美又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艳丽。不大不小的鸭蛋脸上配着如水双瞳仿佛会说话，笑容可掬，亲切可人，“小家碧玉”式的清纯中还有落落大方的风韵。这样一位妙人儿给这寒傖的小屋添加了一道特别的光彩。
那年１０月，我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就职当编辑，大约一年后，我与家康双方分别在两地相继成婚。得到他们结婚的消息，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怅然。第一次见面之前对斯华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不看外貌、学历，凭直觉感到他俩并不相称，不由产生一种惋惜甚至嫉妒之感，黯然神伤，这是一种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不久，从南京传来消息，如晴天霹雳，家康婚后个把月就出事被捕了……
家康擅长乒乓球，在安庆体育学校得过少年冠军，上过报。后来安庆体校解散了，接着随二姨到南京后，在工人文化宫担任乒乓球教练。斯华读完初中便进了职业学校，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南京无线电厂，一位胸有大志的女孩，“怀着以科学技术探索世界秘密的远大的理想走向了生活”。她也是乒乓爱好者，打球时结识了家康，在他的指导下球技迅速提高，感到他为人爽朗、热情、仗义，加上谢意与崇拜乃成为好友。在他们交往期间，家康因没有正式组织关系，1963年文化宫要解除与他的合同，把他下放到外地江苏茶场。他拒绝了，要到香港找他父亲，未获公安局批准，于是写信到市委、省委告状，还要告到北京国务院去，被斯华和二姨拦住了。他失业后情绪恶劣，“朱砂泼”频频发作，怀着对现实强烈的不满情绪，到处发牢骚，逢人便说香港怎么好，还说什么“同情政治犯，不同情刑事犯”等等……
斯华的父亲是位打字机修理工人，共产党员，通过组织调查家康的情况，反对她同家康的关系，并通过厂方要她断绝与家康的来往。她当时对这种压力进行反抗，“坚决不屈服于他们”。于是厂方把她从军用车间调到民用车间，进一步给她施加压力，要把家康调到外地茶场显然也是拆散他们的一种手段。斯父得知家康拒绝去茶场，并看了家康之父赞成他们关系从香港的来信，更是火冒三丈，甚至要动手打她……警告她与家康断绝来往，否则与她“脱离父女关系”……在与父亲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斯华的单位领导为使她安心工作，在她的请求下出调解，终于说服她父勉强同意这桩婚事。在家康的催促下，他俩于1963年8月匆匆登记结了婚。华在信中说：“明知这样做不妥”，“以为结婚后父亲就会改变态度，搞好关系的……”就此铸下大错……
这些都是斯华于1964年6月39日的信中叙述的。
二、芳心顿悟起婚变
婚后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家康在失业的打击之下，未来一片茫然……1963年9月22日晚，家康从斯华家中出来，在山西路见到两名外国人（英国与荷兰）与几个国人在一家小饭馆里聊天，他凑了上去。大概是议论一些时事新闻……大家散去后，家康出来还跟两个老外边走边谈。家康对他们说：“自己只需要每月30元的收入就行了……”此时一个着中山装的神秘人物过来，搭讪道：“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吗？”家康给他们留下了自己通讯地址就分开了。次日，派出所传唤家康，斯华下班后陪他前去。在那里有一个外交部的人员留下他单独谈到深夜。家康似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华也心乱如麻，对他大加责备，“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又有什么用呢？已不可挽回了。我怎样面对父亲呢？……”
约一周后，家康在斯华家中，派出所片警来把他带走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斯华到新泉里去问二姨才知道大祸临头，他已被拘留在“娃娃桥”看守所……“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呀 ！”她在信中写道，在神情恍惚中过了二个月，12月4日接到家康的信，说自已犯下“政治性错误，被行政处分，二年劳动教养”……她有如“陷入了无底深渊”……高中与我一同办《浪花》诗社的同学刘渝春没有让他毕业就被定为“反动学生”拘捕送劳动教养。后来我才知道他在那里结识了家康，两人成了难友。
斯华在这样的打击下，思想激烈斗争了几个月，冷静思考了与家康的关系，“明白了许多问题”，懂得了“什么 是政治”“什么是爱情”，检讨自己因为“纯真和幼稚”陷入了这不幸婚姻的罗网。这期间我曾托她转信给家康，记不得写了些什么，无非是“政治正确”的说教。中共建政以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次运动使人的脑残加深一度。头脑清醒的幸存者极少，只是脑残程度的差别。整个知识界在党文化的枷锁下人格被扭曲，只有“整人”与自残套路，没有真正的批判精神，更谈不上独立人格、自由思想。
我在中学时代头脑还比较清醒，入大学后对中学时代的心态与行径有些后怕，渐渐思想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对艺术的热爱的驱动下积极投入业余文娱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渐渐养成了奴性，成了党文化歌功颂德的工具，以至失去了本真的自我。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论及关于人的本质异化问题，深刻地指出，人把自己一切奉献给了神，失去了自我作为人之存在的一切本性。特别在文革中，人的异化达到极致：爱毛主席之所爱，恨他之所恨，想他之所想，以他的意志为意志，自己剩下的还有什么……
家康犯事的1963年，正是1961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党内大权旁落，一心反攻，为文革做准备，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等，一系列极左口号相继出台。“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以政治为统帅”的氛围中。不仅作为大学生的我良知泯灭，斯华的头脑也不是清醒的，对家康犯下那样的事视为“大逆不道”。诚然，她认为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承认自已有与家康同样的弱点，“思想水平不高，政治上无知，讲义气，一味迁就，附和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反省”，对他也有了“新的认识”，决心与他断绝关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宁愿“终身不嫁”也不愿继续维持这种关系。1964年5月1日，她到劳教处去正式对家康提出了离异。他说要考虑一段时间……其实家康能说出“同情政治犯”这个话，当时在这一点上倒比我和斯华政治水准要高，他们感情破裂另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那年月社会离婚率很低，离婚要经过双方组织长期调解，反复做工作……只要有一方拒绝，通过法院判决经常要拖上好多年。特别是在政治上出事的一方不同意，法院本于“利于罪犯思想改造，重新做人”不会判决。于是他们陷入了一场比结婚更加艰难、曲折并且漫长得多的离异纠缠中，持续长达10年之久。家康在那种地方脑子不可能不变，在多年的僵持中，他们双方在信中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帽子，相互伤害，家康还无端指责她与别人串通……在给她的信中声称，自己有个四伯是地下共产党员（后来据闻在文革中被整死）。还说他小时候曾为工会递过革命传单等等，表明自己热爱党，甚至可以为了党的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还告诉她自己有“一个宏大的计划”，要劝父亲从香港回大陆定居，为党、为革命、为祖国作贡献，云云……这就是一些受迫害者普遍染上的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对施虐者崇拜、依恋之变态心理。其实我也是这种病的患者，1963年与家康同一时期，我也犯事了。刚分配到北京就职，节假日常与女同学到我姐夫所在的空军学院看我母亲，那里的管理人员认为这种行为有伤军事单位风化……我写了封信给他们领导申辩，认为这是对我的诬蔑，侵犯了我的自由权利与人格尊严……同时该学院正在对家属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让每人交代自己的历史。我母亲年轻当过短暂的小学，后来一直是家庭主妇，哪里来的什么“政治历史问题”，而他们对她威胁施压，弄得老人家心神不宁。我认为这是逼供行为，拟向上级投诉他们。他们得知后立即到我单位来个恶人先告状。当时正在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中，我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单位领导断然让我停职反省，逼我承认错误作检讨，并开会批判，因此我也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文革期间，斯华这桩离婚案被搁置，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就这样消磨，断送了。斯华与家康婚变虽然直接是政治事故引发的，然而家康没有任何过错，他遭受的“劳动教养行政处分”完全是非法的，是极权专政制度对人权的践踏。斯华为婚姻自主所作的抗争也是可贵的，更彰显她是那样一种外柔内刚使人心仪的女性。家康从小到大，秉性坦诚、爽直，豪放，虽然沾染上一些花花公子放浪形骸的习气，时时有点二百五作派，但他从未对别人使坏……危机潜藏在他们在个性与人生境界的错位上。家康又过于自负，不能理解他们感情破裂的深刻原因，朱砂泼发作，不通情，不达理，使她囚在不幸婚姻的牢笼里，最美好的青春乃至整个人生便这样毁掉了。她在给我的信中花了整整一页信纸“为他画了一幅肖像”，首先肯定他“人不坏，心也蛮好，待人热心，爽直，很富于同情心……”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从不注意别人的存在和感受，也不对自己的话负责……他没有深沉的爱，也没有刻骨的恨，他很容易宽恕别人，更容易宽恕自己。这也许是他一大优点，可认真的人很难接受……”更觉察到他“缺乏深刻、专一而细腻的感情，往往是逢场作戏”。诚然，家康这种胸无城府、表里如一的透明性，比较容易看透。他俩在一起的时间如此短暂，斯华对他这样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使我叹服她的眼光、心智与公正；见出她对事业、生活与爱情有执著的追求，而他却沾染上一种漫不经心的玩世不恭的习气。斯华最不能忍受的是他的这种“浅薄”，“他不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不是一个理想的伴侣”，像一个“在乒乓抬边跳来蹦去的小丑”。
男女双方相处一段时间，一方把另方真正看透了，不是经过磨合，达到理解，宽容，最后融洽，长相守，便是水火不容，分崩离析。他俩相反而不能相成，格格不入，纵使家康没有在政治上出事，早晚还是要分手的。她由于年轻、单纯，涉世未深，意气用事，不能及时发现潜在的危机，便匆忙落入了婚姻的罗网。
三、再度相逢因何缘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准备打仗，为了“保护干部”，也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京的国家中央机关普遍在各地农村办起了五七干校，全员下放“一锅端”，我在河南信阳干校种了三年大田。文革年代整个社会陷入“保卫毛主席”的政治狂热与个人迷信之中，人所有的美好情感都被对种种“阶级敌人”的仇恨淹没，从中得到与“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崇高感之审美享受。这十来年几乎没有得到她的任何消息，对此事毫无兴趣，她的照片当然也从未翻出看上一眼。直至1972年，林彪事件之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革，慢慢找回自我，她也重又回到我心里。
三年后干校撒销了，1972年我去接儿子回北京，在新泉里呆了几天。二姨住二楼，妈妈在一楼，一天偶尔谈起了斯华的情况，对她赞口不绝，说她“长得漂亮，性格也好，没有自己的房子，那么一间小破屋，她也不嫌弃……唉，年纪轻轻，就这样耽误了”。我竖起耳朵，听个不够。母亲说，他们结婚那天，新娘的美貌吸引新泉里的邻里们追随，围观……家康“想把她拖垮，真不是东西”妈妈叹息道。我没有怎么答腔，初睹芳颜情景如在眼前，惋惜，悲悯，苦涩，怅惘，油然而生，百感交集……直想有机会见她一面……真也太巧了，就在当天傍晚，她下班后为了什么事找二姨忽然来了……临走时妈妈让我去送。我送她到大方巷公交站，上车前她给我留下地址，约好待她周一休息时上门拜访。如上海一首老歌所唱：“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犹如在梦中”。
她家在中山东路离新华外文书店不远街面南向的一排民宅的二层小屋。距初次相见整整10年了，一切对她宛如一场噩梦，她诉说着，起初还比较平静，多少悔恨、屈辱、苦楚……说着，说着，强忍住眼泪，禁不住时泪下如雨，终而泣不成声……我用那条保存至今的手绢给她抹泪。这次交谈使我知道了更多情况：1966年家康劳教二年本当刑满释放，然而恰恰正好碰上文革，在毛泽东提出的“造反有理”口号下，家康等劳教人员也起来“造反（翻案）”。1967年1月颁布《公安六条》规定“地、富、反、坏、右”五类人不准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当时有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牛鬼蛇神”上下一齐扫，结果家康及刘渝春等以“现行反革命”作为刑事犯定罪入狱直到文革结束。其间斯华曾去监狱找他谈离婚事时，看见他载着脚镣……“太可怕了！什么时候见过这种情景呀！”……她的遭遇与悲情使我唏嘘不已。“沧海月明珠有泪”（《锦瑟》），“彩线难收面上珠”（《红楼梦》林黛玉）……我也她倾吐了自己婚姻的不幸，在大学我与妻子同一系，她也爱好文娱，我们经常在一起排练文艺节目混熟了。她嗓音响亮普通话标准，成为校广播台的播音员，常播放我喜欢的李斯特管弦乐版《第二号匈牙利狂想曲》。一个同我关系不错的男生狂追她，她约谈我转告现在自己现在不想谈此事，她强调“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意思很明显，但我还为那男生说合，表明对她没有感觉。1961年寒假我到北京探亲，她去在北京的三哥那里度假。返校时她约我同行，在火车上她向我敞开心扉：早年她在他大哥部队认识一个文化教员，多年后那人找到她，不怀好意，她上钩了。原来那人是个骗子，有妻室和女儿的，隐瞒了她。不久，他作为坏分子被捕了。此打击使她极度推失落、痛苦……我对她的不幸很同情，毕业前仓促确定了关系，一同分配到京。婚后明白怜悯不等于爱情，没有真爱的婚姻是不幸的……80年代后不是有一部名为《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的影片吗？斯华没想到我俩“同是天涯沦落人”，如上海一首老歌所唱：“相逢又相逢，莫非梦中梦”。她所幸没有孩子，而我的儿子刚上小学，发现他有音乐天分，对他寄予希望，让他开始课余学小提琴。他的成长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回到北京给她的信中写道，第二次见面后：“以想像塑造的你，淡淡浮动在我脑海中，与在眼前的生动形象竟全然整合起来了……初见时加对你一无所知，直觉告诉我，你与家康不是一路人。然而绝没想到这预感如此突然地应验了……”
这年冬，她来信告诉我，她有望解脱获得自由了：在众多亲戚相劝下，家康终于松口了。前此的来信，她称我“崇杰同志”。在这封信中她写道：
“我该称呼他什么呢……表哥？我不愿意，虽然曾经是事实。我又非常希望有这样一位兄长——他若真是我的大哥，我绝不至在生活的舞台上扮演悲剧的主人公了！那么……我就称他为杰哥吧，好吗？”我心融化了……在回复的信中我写道：
“华妹：以这样的称呼给你写信，我感到多么欣慰和喜悦！和你一样，我一直盼望有这样一位真挚、纯洁、善良而可爱的妹妹，一心予以关切与抚爱……”正如普希金诗：“口中说的是‘你多么可爱’，心里想的是‘我多么爱你！’”
她告诉我，我到她家中长谈之后，她大病了一场，“病女卧榻泪涟涟……我多么凄苦，多么悲绝呀！杰哥，我是真不幸，真可怜哟！”读到这里我的心在流泪，可我怎样方能给她以安慰，怎样能使她解脱呢？我自己在这个笼子里，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为了儿子还要维持它……再之，家康受害蒙难，“乘人之危”插足其间非君子也。更何况我是有妇之夫。夫子云“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为假道学束缚的一介书生，在求美与求善的冲突中常常发生人格分裂。十年前在二姨小屋里，如果坐在我身旁的是另一位……那，我们的人生又是一种样子！“一怀愁绪，十年离索，错，错。错！”命运安排的，我们无法改变它，“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四、月亮代表我的心
第二次会见后回到北京，我向她索取一张照片。她答应，一旦获得“新生”就会给我。直至1974年元月，她在来信中告诉我，事情有了新的进展，“单位和法院都投了‘赞成票’了”。不久便收到了那帧“中秋小照”，表明她彻底自由了。记得初见那年她是烫发的，第二次见，头发挽了起来。照片上30出头的她依然那样楚楚动人，还增添了一分成熟女性的妩媚。柳叶型的眉透露她性格刚强的一面，眼光依然那样清澈，细看，笑意中似乎隐含着晶莹的泪……
干校撒销后，可以要求调离原单位，我曾想调回南京，但那时文革尚未结束，根本没有什么人认认真真地干工作，南京没有合适单位接受新人。我只能仍然留在北京，从科学出版社调到了孩子妈妈所在的地质研究所任学报编辑。1974年5月与同事出差调研各地转了一大圈，最后到达南京，逗留下来，假公济私引起同行者不满。于是与华有了第三次会见。
那天，她下班后我俩出来逛马路，从中山路绕到成贤街、市府路……南京的初夏之夜温和，凉爽，那样沁人心脾，走着走着，谈论着人生与文学，体味共同读过的小说，电影，从黛玉谈到苔丝……我们谈到《安娜卡列尼娜》卷首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似乎是对我们所说。心里想，哪一天我们能携手进入那相似的“幸福家庭”之列呢？今生会有此良缘吗？话到了嘴边上，只是没有信心、也没有勇气当面说出口。我还向她推荐最近读过莫柏桑的长篇小说《她的一生》。年轻美好的女主人公雅娜因遇人不淑落入不幸的人生，与华有些相似……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心在美的夜色中陶醉。此情绵绵恨夜短，告别时逞一时冲动我依依不舍地说：“但愿我们能永远这样走下去……”。她没有作答，默不作声，其实此话也是多余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此去蓬莱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她对我的吸引，不仅在容貌的美，多年间的“青鸟探看”使我深入到她的个性与心灵，她的不幸和痛苦的同情化为爱之火在我心中越燃越烈……
在1972年我们第二次相见后的那年冬天，我给她去信后急于得到回复，她于11月19日的信中，为收到我的信后七天没有回复，写道：
“我不能说明白，为什么中断了音讯，为什么这样无礼，为什么？……也许将永远永远说不明白。
清晨，阳光透过已经凋谢枯黄的梧桐树叶，柔和地倾洒在我的小床上。真宜人，也使人怠倦！我依然枕着双臂，眼睛凝视着天花板，冥想着，冥想着……突然想到，哦，无论如何该给远方的杰哥写封信了。于是这才从床上一跃而起……”
“为什么，为什么……”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极左灾难深重，民风保守拘谨，男女情爱远未自由开放。尽管如此，有机会见上一面，在一起无论谈点什么都感觉无比美好。
“想见时难别亦难”。第三次相见之后，第二年，我又假公济私单独出差，到江西、福建走了一圈，一路上心儿呀早早就飞到了南京……
她下班后的一个良夜，我俩逛了很久很久，来到北极阁、鸡鸣山下的市府公园，虽然它不很大，在市区也算是一处秀丽、温馨的休闲地带。高中时我们曾来此进行除草修整的义务劳动……是时，夜已深沉，游人稀少，如此静谧，甜美，在一块如毯草地上我俩盘腿而坐，花前月下，心中充满温馨。我仰望夜空说：“星星狡谲地对我们眨着眼，它们像是想说些什么”……她，离我这样近，穿着凉鞋的秀足伸手可触，心理上天涯之隔顿时消失，我想触摸这只脚却把手伸向那双美丽的手……我们站起身来进了近处的一片小树林，两个身体终于拥在了一起，“明月这样美好，我俩轻轻地拥抱，我仿佛听见了，你的心在跳……我的心在笑。”吻她时感到了她身体微微在颤抖。那一刹那间，像突如其来的一道电闪，她从我怀抱中脱出……“有妇之夫”“破坏家庭”的雷鸣从天而降，在那样的年代婚外恋为“乱搞男女关系”，重则罪为“搞破鞋”……那一颗受伤的心灵，怎样经得住再次打击……之后，一个逢她休息的白天我到她家，感到她神情的不自在，想再次抚摸那双手，她断然拒绝了，看来她暗自下定了决心，这是不可动摇的，对话也难以继续……道德蕃篱终使我们免于“原罪”，梦碎了，咫尺又成天涯。
五、又入罗网再振翮
“黯然销魂，惟别而已矣……是以行子断肠，百感凄恻！”怀着无比的失落，我怅然踏上了北上归程……相隔在南北，来回由两京，一线穿肠断，空怀思华心。
望着车窗外飞逝的单调景色，耳旁伴着同样单调的辚辚车声，“匆匆匆，催催催”，“催尽了年华，催老了人生”。心中又默默响起那首老歌：“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犹如在梦中。年年为你呀留下春的诗，今宵一切皆成空……”
对于这难忘的第四次相见，我在信中说这将是“我黯淡的后半生中的光华”。我写了一首长诗倾泻衷肠：
终又见到了你的面影 …… 一次比一次更牢牢地捕获了我的心。
…… 抛去了兄长的假面， 揭除了诤友的外衣， 撕掉了道学的纱巾， 只不过是挣扎于绝望 之中的痴情恋人， 踯躅在你回归的路上， 徘徊在你的秀房的窗前， 热吻你轻盈的步印， 活着怎能没有你的爱情……
他，欲作何求？ 给不幸的人增添新的不幸？ ……
华有一个比她小一岁的闺蜜陈桂兰，也是一名仪表工。她俩在一次舞会上一见如故，后来桂兰与丈夫何广顺调来北京亮马河附近北京地质仪器厂。华在在1972年来信中把她介绍给我，此后我们两家频有交往，逢年过节常有小聚，他们厂举办舞会我也去过几次。他们有两个女儿，受我儿子学小提琴的影响，小女儿佳红也学了起来，后来进了铁路文工团……桂兰同我谈起华的事，说她总是喟叹自己“红颜薄命”……
1979年不惑之年的我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生，一心为学正大惑。大约1982年研究生毕业期间，各地走了一遭，心儿飞向南京……
一天傍晚我到她家的窗下，声声呼唤着“陈桂兰”的名字，盼望华能下楼见上一面。而半响不见任何动静……徜徉，惆怅，在昏暗的街灯下孤影伸长又缩短，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新泉里……
此后从桂兰那里得知她再婚的消息，我也为她摆脱现状有了归宿而庆幸。她有了一间自己的小屋，原来那天晚间在她窗下呼唤时已是人去楼空。婚后她育有一子，揪心的是，竟然很快又离异了……从时间上追忆，孩子应该是1980年左右出生的，此时她已是四十上下了，那时我还在读研。至于她再婚的时间，以及对方的情况，离异的原因，一概未知。此后，我多次给她的信都没有得到回复。 1983年5月5日，终于得到她的信了，她写道：
“如果不是身处漫长无边晦暗的逆境之中，早该给你和桂兰‘一纸片言了’……多少次提笔，又多少次撕掉……唉，人间苦果我是尝尽了！……写不下去了……很久没有这样冲动，伤心流泪过了……曾因为一生注定的命运无可解脱的了，就让苦痛深深地禁锢在心中，让另一个‘我’麻木而乐观地应付生活吧。可是在写这封信时，苦痛的‘我’显现了，它的心经不起触碰而又流泪，流血了。写些什么，告诉你些什么呢？”她还说到，不久前陈桂兰曾出差到过南京，去到她家，连一张可坐的椅子都没有……生活的窘迫是一个方面，“心灵上没有一个亲人，我是孤独的……”。
她信中写道，在车间有时止不住眼泪发，被同事发现，她说眼中进了沙子……她独自吞下的苦果，即使有心，我也无以分享。我想起，屠格涅夫“让整个俄罗斯流泪”的《贵族之家》中，遭受婚恋打击的男主拉夫列夫斯基对女主丽莎说：“不要触摸那伤疤吧，孩子，尽管你的手是温柔的！”我实在不忍心打听她有关再婚失败的辛酸事……这一切究竟是“谁之过”，竟无语问苍天！巴尔扎克在《欧也妮 葛朗台》中对他的女主人公命运终结的批语：“一个天生的贤妻良母，到头来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女”。华比欧也妮有幸在她有了一个心爱的儿子，她说：“唯一在生活中给我安慰和一线光明的是我四岁的儿子。我们母子朝夕相伴，相依为命”。她用我曾在信中引过的《她的一生》中的句子：“人生不是人们揣想的那么好，但也不那么坏”……她要我“像亲兄弟那样待”她，她会“珍惜这兄妹之情的”………
1984年到南宁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之后绕道去了南京。在她自己的小房子里拜访了她，见到了她的儿子。这是我们此生的最后一次相见，没有深谈，没有忍心触摸那伤痛，千言万语化为家常寒喧，小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1981年，写了一部4万来字的中篇小说《石头城上月如钩》。女主人公并非以她为原型，有她的为影子。去到她工厂门口把手稿送给了她……
1986年儿子赴美留学后第二年，其母向我提出分手，用她的话来说，“持续了4分之1世纪的不幸婚姻终于结束了”，于是我开始了13年的单身生活，其间参加了北京市妇联办的“单身俱乐部”，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书的故事。 文革结束后，家康获得平反，去香港经营化妆品生意，发了财，也曾再婚又离几度反复。听说，他在经济上曾给过华一定的帮助……她在信中提到此事写道：
“至于家康，你为什么要在信中提到他呢？……他现在是富有了，可他的精神是贫乏、空虚的，要不然他身边总是要有人（是些什么人哟！浅薄无聊的食客，偶然认识的男女，或一俩个‘温文尔雅’的小姐）。整天陪着聊天，跳舞，坐酒吧，上高级餐馆，你很难同他谈一个深刻的问题，除了金钱。一头栽在生意经里，只认钱，不认人……至于 ，他说给我儿子买点什么的‘一笔钱’,如果算是抵偿他对我的不幸负有责任的话，那是太可笑，可怜了！难道上帝创造了一个斯华就这么廉价！我自知自己的份量 ，我自重！”
我感到这些描绘并没有刻意贬损家康。确实，有了钱就把他的本性在穷愁潦倒时被压抑的一面充分展示出来。他的发迹传遍新泉里，亲友邻里常从他那里得些恩惠。作为“玩主”，他也曾带新泉里的几位邻女去香港游乐。大约1991年，他到北京来过一次，约我与杨思泽（六姨之子）三人在北太平庄一家餐馆吃了顿饭。席间他随意说道：“我每天都这样吃……”如华所言，他人一点不坏，可这种暴发心态与生活方式实在叫我辈不敢称羡。我感到他的一生，比较典型地展现了在极权政治下，不同时期在灵与肉两个方面对人性的双重戕害……
至于华，我怎能不知道你的份量呢？这是永远压在我心中的一块玉！对华的不幸，他用钱补偿他应担负的责任；我在永远的忏悔中追思……“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六、生命中不可承受之……
1986年12月18日在最后一封信中，她改口称我“崇杰哥”，信中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乐观向上的调子，与83年的信形成鲜明的对比，肯定她的现状向好的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我默默为她祝福。她反问我：“为什么称我是不幸的人呢？”她能“认清遇到的不幸从而努力拼搏，挣脱它”，“我能从梦中醒来，面对现实，勇敢地进取，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能蔑视旧的传统观念，敢于与它决裂，走自己的路，我能不畏可恶的人言及世俗的眼光，挺起胸腔，高傲地笑着，走着，活着……我能，一句话，我能在这块土地上主宰自己的命运（当然是非常之艰难）。崇杰，你能说，我是不幸的吗？”
特别引起我关注的是所说“从梦中醒来”，这“梦”应该是我们曾经共同的，她所得到“想要的东西”是否另个梦的实现？“愿有人爱你，像我那样……”经历过这一切苦楚，她终于得到了，我感到一丝飘忽不定的欣慰……在这封信的结尾她写道：“崇杰，你有自己的事业，有一个有出息的儿子，还有一位善良、温柔、体贴你的妻子，祝愿你们全家快乐，幸福！”正是在收到这封信的同时，儿子赴美留学之后不久，我终于走出了不幸家庭的笼子——1986年12月28日我拿到了离婚证书。此时已近半百之年，如果不是对方提出，很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凑合混下去……确实，我没有华那样勇敢、坚强，只能愧对于她。
这些情况没有立即与华沟通，我深心切盼着她的声音，雪泥难觅鸿爪。终于从桂兰那里传来了消息，如我所料，她确实又有过第三次婚姻，据说男方是一位作家。然而，结果却超出了我的想像，她的这次婚姻又破碎了。听到此消息，我差不多要晕了……我祝愿的泡沫完全被被粉碎了，为什么？
“是因为你”桂兰说：“他看了你写的小说……”
我目瞪口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什么也没有往下再问，她也没有多谈。哦,天哪!怎么会这样？这叫什么事！她怎么又碰上了这样的人，两次失败的教训怎么竟没起作用呢……
“葫芦命！”桂兰老妈在一旁点评。
哦，命运为何对她如此无情呢？她以自己的坚强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吗，那位作家姓什名谁，多大年岁，有些什么作品，都不得而知。我不敢想，也不敢问……一部真实的“她的人生”或可就此以悲剧划上句号；忏悔却永远伴随着我。
想起1973年底我曾给华寄过一份年历画册，她收到后在元月23日的回信说，拆封时不慎把它弄破了，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她却感到“说不出的懊恼、沮丧……”，并慨叹“唉！世界上一切美好、完整的东西，再也不可能属于我了……”难道这真是一种不祥的人生预兆吗？
我俩既然今生无缘，为什么那年要在二姨家“初睹芳颜”？为什么72年我在南京仅仅逗留几天，她那晚又来到新泉里，有了第二次不期而遇？为什么？为什么？三婚之破难道真是我的小说起的作用吗？难道真应了，我“要给不幸的人增添新的不幸”吗？对方“读了我的小说”，难道这是他们离异的根本原因吗？一个如此胸襟的作家又能够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呢？她的第三次婚姻大致是在于1986年来信的期间，20年的风霜岁月，绰约风姿还在吗？这种结合应该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外在的吸引力或性的渴求，那么离异的原因是否主要在于心灵的错失？小说是她主动给他看的，还是趁她不在时看的？后者可能性更大，既已结合，“逝去的梦”还应成为婚后相爱的障碍吗？虽无“侯门深似海”，“萧郞”早已是路人。既然没有在乎她的前两次婚姻，为何却因一个远逝的路人生疑？难道我的这部不成熟的作品竟使他怀疑没有占有她的全部爱？献身艺术者往往对情感的要求是苛严的。她的再度不幸会有多少悲剧性的情节哟！这一切永远成了不解之谜……鬼使神差，我把那部破烂小说给她又是为了什么？无论怎样，我又成了她不幸的原因，我本无心，天公有意……
始终不渝地追求着理想，她坚信没有爱的家庭比单身更加地不幸。在1986年的那信中，她说看到《文摘报》上一篇文章《我国有60%家庭没有感情》，认为：“这是可悲的，比我更加不幸。”不用置疑，我当归属这60%中。她特意加以说明：“没有一点抱怨你的意思”，反而触动了我的敏感。她的宽容没有虚伪的成份，我却感到了其中幽幽的艾怨，更引起我深深的自责。在单身多年后，母亲曾对我说，家康知道了我的境况，也了解我与华曾经关系不错好心建议我们结合……因循、保守，优柔寡断？我说不清为什么我始终没有迈出那早该迈出那一步,没有能始终在身旁呵护她……哦，华，我辜负了你！“愿有人爱你，像我一样”不过是一句诗意的废话！
在我进入另一个梦之前，充分享受着孤独的生涯，为什么这13年间未能进入她所牵引的梦中呢？“剪不断，理还乱”，我俩曾有一个共同的梦，然而各自的现实人生如同两条单独的线索，始终未能拧成一股绳。我好不容易出了笼，她又两番入笼……初睹芳颜正翩翩，已是恨晚怨苍天。二十雪泥觅鸿爪，半世残梦化云烟。
在华的多封信中反复这个意思：“无论是桂兰夫妇，还是我的哥哥嫂嫂，你们都是幸福的人。有着和谐的生活，美满的家庭、可爱的孩子……”她不会存心对我揶揄，现实带来的讽刺是，在我的“美满的家庭”破裂之后，约第二年桂兰与广顺也离异了。我问个究竟时，广顺说“这不是时髦事吗？”此举是桂兰提出的，看来他憋了一肚子气。可笑又可气的是，我竟被怀疑与桂兰有什么苟且之事……不久1989年夏，天安门大屠杀开始，那些日子到处抓人，广播上整天是通缉令……大学生绝食的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并参加过多次支持学生的游行，我怀着莫名的恐惧到广顺那里住了一夜。事实终于澄清了，我与桂兰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原来是他们厂里有个女的在背后散布谣言。从表面看来，我们两家都很光鲜，潜伏的危机终于爆发……据我所知桂兰始终也未再婚……
年华易老，容颜褪尽，生平三嫁均未终，谁知意在未字人， 华年海枯石亦烂，临了朽木尚贪生。一生中三个男人曾一度占有过她的身体，都终未赢得她纯真的心。居于她心深处却是从未拥有过她的身体者，这种背逆意味着真爱的永恒吗？
所谓“柏拉图式爱情”，来自哲人的思考：“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才是最好的”。然而此话并不意味着两性身体的欢愉是不洁的，禁欲主义生存方式在古代希腊并没有地位。心灵之爱与性爱是两种人生境界，两者可以分离，也可以合二而一。特别是希腊黄金时代，人本主义对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健全上升到全面发展的高度，到罗马帝国时代一切被欲望所统治。诚然，从21世纪的后现代“身体美学”来看，我的忏悔中最对不住的是那终将化为灰烬的躯壳……
“思华”故事到此为尽，悔犹未终。如果那些实实在在的书信、照片、手绢以及几次见面，特别是那轻轻的一个吻只能代表华的一半的话，止于1980年代后期，那另外一半的她却像谜般虚幻，飘飘而去，回忆却只能留下永远无法以想像力充填的空白。她作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与我心中永远的忏悔相伴。在20世纪之尾，1999年冬，我终于找到了与我合缘的另一半。之后，陈桂兰、何广顺也失去了联系，知交零落，“访旧半为鬼”，故人知何觅？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锦瑟无端八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人生如梦，梦似人生。“以往算是梦，人生本是梦”。华之思如杜鹃啼血，泪珠点滴在汪洋，恋火炽炽可炼玉。
石头城上月依旧，红颜素手应白头，底事随风沓无影，巾帕泪痕空回首。
新世纪初年，2000年春，与新婚的妻子李静出游，从西昌到泸沽湖，经丽江到昆明……返回南京，到新泉里看了一下，6号小楼不见了，巷内天然石块铺的、踩过我多少脚印的路面糊上了水泥——一切旧影都消失了。漫步到她旧日窗下，老房尚未动迁，“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伊人你在哪里？眼睛湿润了，未让妻子觉察……
（原载《记忆》）
毛崇杰（1939—），祖籍湖北钟祥。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2年就职于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任研究员，2012年退休。从事美学、文艺学、哲学与文化研究，主要著作：《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颠覆与重建——后批评的价值体系》《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文化视域中的美学与文艺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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