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届总统大选彰显出美国文明为一种所谓“身份政治”所撕裂。共和党传承着欧洲基督教文明及现代启蒙自由主义被政界视为右翼保守派。民主党标榜“进步主义”颠覆传统，以反经济决定之肤色、性别的身份政治追求“无法无天”的自由与消除一切差异之平等，与后马克思主义搭界，堪称一种“后新左”之“政治正确”。
全球主义大重置在消灭私有制的幌子下，以跨国垄断利益集团的“双赢”加剧了世界贫富两极分化，实质上是“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对劳动者的一场“革命”，遭到代表“工人阶级”对阵华尔街大鳄的川普“去全球化”之挑战。他虽然在“草根”民众中人气旺盛，但忽视了在知识界上层精英打造自己的理论班底，失去了文教与宣传舆论阵地及话语权。马克思在中后期认识到资本主义作为历史上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从外部颠覆的，从而放弃暴力革命主张，提出了资本自身否定的见解。“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作为理想社会状态的原则建立在个体能力与需求差异上，在这个漫长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宪政民主国家的“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要素决定着在撕裂中的美国与世界“向何处去”。
网络图
矗立在纽约哈得孙河上的自由女神像是法国在1876年赠送给美国独立100周年的礼物。她高举火炬象征着美国作为世界民主自由的灯塔，全称为“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2020-2021年第59届美国总统换届大选中，民主、共和两党之争超常的剧烈与诡谲程度被上升为“正邪大战”，使人感到美国社会已被撕裂，以至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与失望。竞选落幕之后，在“灯塔暗淡”呼声中，比失落和焦虑更需要的是思考“美国向何处去”。
共和党坚守欧洲基督教文明及现代启蒙自由主义所维系的美国传统价值，被视为右翼保守派。民主党所标榜的“政治正确”是一种反传统的新自由主义，并与后马克思主义搭界，号称一种“进步主义”的新左翼思潮。在左右两党之争加剧的竞选中，1月6日部分民众冲入国会山，发生流血事件，彰显美国的传统文明被撕裂。
2021年2月16日拜登入主白宫，宣誓就职。选事虽已落幕，而台上台下、幕前幕后，种种角色依然在扮演着各自本色的大戏。川普卸任后仍遭到民主党议员的第二波弹劾。拜登就任后忙于签署“去川化”的行政命令。挺川的共和党人与川普本人从未认输，一方面批判拜登的政策，同时对涉嫌选票作弊穷追不舍，重新审计选票已拉开帷幕。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未来走向势必要追究到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更广泛的文化政治层面。
一、美国左翼思潮探源 美国是一个在现代文明中建立的移民国家。在美洲土著的印第安文化原生态基地上，以输入的欧洲传统文化作为主干，加上建国前移入的非洲文化与后来的亚裔及拉丁美洲移民等外来文化共生杂处。在这样一种多元文化背景下美国左翼思潮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二战前阶段、冷战阶段及后冷战之现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老左派、第二阶段为新左派，从后冷战至今可为“后新左”阶段。我们这里追溯的“新左思潮”为后新左的简略说法。左与右的划分源自巴黎塞纳两岸居民经济文化等级差异造成对社会变革的不同诉求与态度，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座次位置按左右两派排列。“左岸派（Left Bank School）”既为一种政治与意识形态，也代表独特的文化与艺术风格。在社会思潮发展的前浪与后浪中左翼之“老”与“新”是相对的，曾经的“新”都会被卷来的潮流抛到后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共产国际与苏联影响下，随着1919年美国共产党的诞生，左翼力量崛起成为团结工人、劳动者、知识界与社会进步人士的中坚。在劳资对立中，左翼人士向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进行有力的抗争,对美国社会的进步起着批判性的改造作用，功绩不可磨灭。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反共时期，左翼势力受到重创，极右的白人种族主义嚣张，三K党恐怖主义横行，白色恐怖笼罩。二战胜利对极右雅利安与大和种族优越论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接着在60年代冷战中，随着世界反殖民主义民族独立运动欧美左派重振雄风，新一代青年学生成为反资本主义体制运动的先锋。这声势浩大的运动对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弊病起着一定的正面作用。于70年代后期，西方左翼运动一方面在美国分化为嬉皮士的反文化潮流，同时普遍走向暴力，出现了如意大利 红色旅与日本红旗军那样的恐怖组织，随即被官方镇压而一度沉寂。同时，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崩溃，以及苏联东欧体系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美国新左派思潮汇入后现代主义潮流之中成为“后新左”，一方面承传60年代左运动脉络，另一方面带有晚期资本主义及全球化的新时代格局的特点，更加向极端主义走偏。总地说来，美国左翼政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对社会的积极改造作用衰减、破坏性负面作用上升。下面我们从近期的一件个案切入。
第59届总统大选结束后不久，2021年3月16日，美国亚特兰大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8名受害者中6名亚裔女性,1名白人男性和1名白人女性。作案嫌犯为21岁的白人罗伯特·阿伦·朗。21日，白宫与各地普遍降下了半旗，举国哀悼。白宫发言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因为前总统川普的错误言论，一次次重复的“中国病毒”，将疫情在美国的失控甩锅给中国，给歧视性行为开绿灯，煽动了对于中国的仇视和责难，加剧了针对亚裔的歧视。一些亚裔纷纷上街抗议种族仇恨引发局部暴力。这是对2018年5月由黑人弗洛伊德在警察执法中致死案 的“Black life’s matter（黑命贵）”抗议运动的发酵。
在这些恶性暴力事件的案情中，交织着肤色与性的纠结，这些正是左派“政治正确”关注的焦点。亚特兰大案件的嫌犯被捕后声称自己是一名“性瘾者”，作案动机并非出于种族仇恨。根据警方调查，这名枪手每天数小时在网上观看色情内容，被虔诚的教徒父母赶出家门。他经常光顾许多价格低廉的亚裔经营的水疗、按摩院等色情场所。他也是一名教徒，为自己的不端行为感到愧疚，曾怀着负罪感到教堂忏悔，并两次进入戒瘾所，均未能奏效。他认为按摩店是“一种诱惑……而他想消除这种诱惑”，以为只要杀了这些“勾引”他的女人，就能够治愈。其实，杀害性服务者的类似案件不是绝无仅有的，将之纳入种族主义解读乃出自民主党极左派的偏见。我们要追问的是，这桩偶发性个案与美国文明的撕裂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这桩案件非但与右翼种族主义无关，相反而可追溯到左派思潮。有人以“三M”来概括20世纪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马克思、毛泽东与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二战前移居美国，著有《单向度的人》《理性与革命》等，有关性解放是他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简称“西马”）把西方种种现代主义流派与马克思的学说嫁接在一起，成为欧美左翼思潮和运动的支柱。马尔库塞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导致人的异化的学说，与瑞士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性学结合起来，抽去并淡化了马克思学说中对历史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因素，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对人的压迫已经主要不是经济，而是一种潜意识中性欲的压抑，弗洛伊德的性学将之归为“利必多（原欲）”。弗氏认为由于社会道德等观念的约束，人的这种原始欲望处于被压抑之潜意识状态，常常以变态方式释放或以美学形式升华。马尔库塞认为人的最终解放是对这种压抑的摆脱，升华为一种带有审美特点的“新感性”。左派运动中性解放与青年的反叛意识结合，与青春期苦闷、困顿与迷惘相伴，化为政治冲动汇入群体运动，并常以性欲与暴力释放。许多欧美文学艺术作品以性主题折射当时的社会的纷乱与困惑。如美国的畅销小说《教授的女儿》、好莱坞大牌明星达斯廷·霍夫曼主演的《毕业生》｜《纵情女郎》，意大利影片《灿烂人生》《工人阶级上天堂》，德国影片《狂野人生》等，以及法国的一些新浪潮电影。
马克思早期关于“自然人化”的论述中包含着性解放的思考，即在对待性的问题上反映人在怎样程度上从自然化为“人”。[1]恩格斯指出，建立在排除两性之间除了相互的爱慕之外的任何动机，婚姻与家庭关系才是自由的。[2]他们都认为，人的根本解放是摆脱经济上的压迫与奴役，只有在此经济平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在两性关系的种种困境与压抑。正如弗洛伊德的性学中有性欲升华的问题，通过文学艺术创作宣泄情欲、释放能量以摆脱压抑。马尔库塞并不认为纵欲就是性解放，他把爱与性加以区分，而是把性压抑问题引向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与颠覆，从“非升华”之性欲上升到爱欲才是解放。 60年代激进的左派运动简单片面地理解马尔库塞的学说使之更加片面化、极端化，如以反对越南战争提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口号。在私有制尚存时以笼统的性解放理念废弃婚姻与家庭不可避免会引起混乱和灾难。左派性解放运动对传统道德关于性爱、婚姻、家庭观念的颠覆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误区，为极右派攻击的“共产共妻”提供了把柄，导致社会上单亲家庭的剧增，特别是在美国黑人族群中据统计约占70%。由此带来童年教育欠缺以及爱的失落引起对社会的仇恨、吸毒、偷盗等暴力犯罪问题，亚市枪击案与这种背景不无关联。在这些庞杂的思想涌动下，欧美国后新左与马克思则渐行渐远，直至“分道扬镳（利奥塔：《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70-80年代之后，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福科、德勒兹等对美国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成为美国民主党极左翼“政治正确”的理论支柱。
二战给纳粹的种族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以及后冷战时期左翼对种族隔离政策进行持续的反抗。1946年法国根据萨特的小说拍摄的电影《可尊敬的妓女》以对一名黑人的冤案揭露了那个年代在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制度下美国法律的黑暗。1963年美国人权运动领袖马丁· 路德· 金梦想“有一天，白人与黑人的孩子能坐在同一个台阶上读书”，他不久被刺杀。20世纪70年代左派运动对“白人至上主义”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之后“黑鬼”改称“非裔美国人”，直到黑人登上国务卿、总统的顶峰。60年代左派运动之后，欧美诸民主国家种族隔离、偏见、歧视在政治、法律与社会公共道德层面上已经不复存在。今天在美国社会各个层面，任何领域都不乏卓有成就的优秀非裔美国人，然而族群排异心理仍然潜藏在社会深层，反映在经济、文化与教育等方面的复杂问题上。1967年推出的美国影片《猜猜谁来吃晚餐》描绘了一个白人知识分子家庭中，女儿与一位黑人恋爱引起父母的心理障碍。2018年的影片《绿皮书》讲的是发生在1962年的真实故事：一位著名黑人钢琴家应约到各地演出，一路因肤色遭遇到种种麻烦……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人类种族差异长期历史造成的复杂状况，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影响。随着强盗资本主义到民主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层面上劳资冲突缓解，相应民族矛盾突出。近代殖民主义奴隶贩卖以及现代非洲与中东地区战乱导致的移民潮遗留下来的心理隔膜在新的 语境中依然存在,种族问题的暗影与性别等文化政治差异在美国激进左派那里形成一种极端主义的身份政治。
二、民主党左派的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对美国社会的撕裂通过第59届总统大选彰显出来。这种状况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后现代以来许多前沿学术理论纷纷出台，占领人文学科阵地，向社会文化层面衍射。美裔巴勒斯坦学者赛伊德等第三世界理论家，在法兰克富学派马尔库塞“去经济决定”以及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影响下，接过法国解构主义的方法，辐射出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与少数族裔等，反思启蒙现代性，以“去欧洲中心”颠覆资本主义为目标之后现代话语，作为一种代表历史进步的“政治正确”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在政界与知识界以压倒一切的优势，进入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格局。这就是民主党左派推崇的“身份政治”，由之派生出一种针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所谓“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及相应的“政治正确”。这种理论以肤色把社会群体划分为“白人统治压迫者与黑人为主的有色人种被统治者”，甚至把美国从1776年《独立宣言》公布开始的建国历史修改为第一批非洲奴隶抵达英国殖民地弗吉尼亚州之1619年。民主党左派以这种“政治正确”的绝对性在文化教育领域进行洗脑。普林斯顿大学因为“黑命贵”事件改革了古典文学系的方向，并取消对学生的希腊语与拉丁语的要求。许多大学中欧洲古典文学中的经典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等也被冠以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加以抵制。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讲授有关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差异的内容，竟被学生举报背离“政治正确”而被校方免职。加州有些左派认为数学包含对黑人的歧视，提出取消高等数学科目。作为一种极左的极端思潮，无视60年代以来黑人在美国地位根本改善的历史事实，仍把美国作为一成不变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国家”加以颠覆。这种左翼思潮与理论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反传统——反基督教文明、反启蒙现代性。作为一种渗透性文化政治的话语，以“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al）”泛化为一种敏感词禁忌，充斥于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取消父母亲家庭中性别差异的称谓的提案。母亲父亲改称为“双亲1号，2号（parent no.1,2）”；母亲节改为“生育者的节日”，如此等等。并通过社交媒体管制言论，西班牙有一位政客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说，男性因为没有子宫而不能生殖，就被封号12天……这一切令人想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第三个“M”的影响力。美国不少民主党左派政要当年都是挥舞小红书叱咤风云的“毛-主义者（Maoist）”。那些至今没有改变颜色者，老来有的步入政界，有的成为讲坛教授著书立说。一些政要办公室与家中至今仍然悬挂着毛泽东肖像。据传，前总统奥巴马家中圣诞树上也有毛泽东像……
马克思的学说从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的生产活动出发，以经济为历史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高度肯定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因此也在也被左派“取消”之列。身份政治把经济决定论批判为“宿命论”，以人的自然属性，肤色、性别掩盖了生产关系对人的社会本质属性的规定。在实际生活中对后新左派们直决定作用仍是社会经济因素，民主党的大笔竞选赞助来自“安提法”及“黑命贵”的幕后金主，川普所称“华盛顿沼泽”。
西马的社会批判在多元文化中起伏更新，对于反现状追求知识更新的学院知识份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左派思潮的影响放射至媒体与演艺界，赢得广大公共知识分子支持，在文化、教育与思想界占据话语优势，对青年一代洗脑成效显著。据统计，当下美国大学中约90%的师生为左派。在教授中左派约为保守派的五倍。世界各国，德、法、意、加等民主国家左翼声势不次于美国。英国广播公司1999年在国际互联网上以“谁是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为题作了一项广泛的民意调查，马克思在众多候选人中名列榜首，然而得马克思学说真谛者微乎其微。极左派搞的是“去马克思化的马克思主义”自奉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黑命贵”头目帕特里斯·汗-卡洛斯拥有140万美元的房产，其之“马克思主义”与当年红卫兵头头高明多少呢？这样一种态势使美国民主自由灯塔蒙上灰尘，极左在当下世界许多地方仍然是威胁社会安定的主要危险。
文明的撕裂之根源在于价值观上的对立。美国的两党都以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共同价值为信条与口号，川普代表共和党保守派的自由观是“有法有天”的市场与政治上的自由竞争。其之“法”就是以宪法为根本的社会公共秩序，其之“天”是基督教信仰。在竞选中，川普恪守美国宪法精神，一方面与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进行不懈的斗争，尽管屡屡碰壁却绝不服软认输；另一方面，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在法制框架内和平解决选举不公与违法的问题。被称为自由派的民主党左派追求的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自由，作为公民他们不把宪法当回事，以意识形态政治正确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主张以大政府通过高税收“劫富济贫”，造成以生产者创造的财富补贴不劳而获者之恶果，甚至失业补贴高于就业工资…… 不仅消解了“各尽所能”的奉献与创造性，助长了好逸恶劳的惰风，并纵容不法犯罪行为，如加州对950美元以下盗窃免予起诉，致使该地区犯罪率大幅度上升。这样的无法无天的“自由”与“平等”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的更大的不公。他们中不少人虽为教徒，却毫无对神的敬畏。中心主义的自我被赋予了救赎的神性。
三、川普与工人阶级政治
2021年4月19日，川普在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的访谈中指出，“共和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政党”，若共和党未来想在选举中胜出，必须仰仗他提出的理念（香港“东网”，2021年4月21日）。这一表述揭示了他所代表共和党保守派以（工人）“阶级政治”与民主党左派”身份政治”的对峙。
身份政治的克星川普，作为商人出身的政治素人，带着“美国给我太多”这个朴实的感恩动机弃商从政，以年薪一美元于2016年，出任美国总统。他从每年亏损4000亿美元对外贸易逆差发现美国已经在国际竞争中衰退。他要“以美国优先”的施政理念“使美国再次伟大”。川普在任期四年中内政与外交上均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政绩，力挽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在全球影响力的颓势，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继华盛顿、林肯之后最富人气的总统。
据美国国税局2020年统计，民主党人代表的家庭中有65%年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而共和党地区约74%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典型的民主党地区比共和党地区富裕14%，1993年统计的比例是相反的。拜登竞选捐款为10.7亿美元，川普为7.34亿美元。川普所说的“工人阶级”不限于产业工人，可宽泛地理解为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蓝领，扩展为包括农业工人与小企业主作为更广泛意义的“上班族”或“工薪阶层”。在大选中拥上街头声势浩大的川粉多为头顶“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帽子、身穿“TRUMP”Ｔ恤的“红脖子（露天作业者）”。
诚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根本地改变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当下晚期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状况与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强盗资本主义迥然不同。川普与时俱进地承续了新时代的阶级意识将之与市场价值理念结合，恪守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政府干预，坚持公平竞争，挑战垄断利益集团，扬言“抽干华盛顿沼泽”以使美国广大的劳动阶级受益。他改变对外贸易逆差，以制造业复苏，通过小政府、低税收等举措加大了中小企业的境内投资，增加了工人的就业机会。他倾力推助农产品出口使广大农民受益。正是这些举措使共和党上升为“工人阶级政党”。
川普为什么连任失败？从他执政的风范来看，他凭一己的信仰与爱国激情勇往直前，不耍政客手腕，时有口无遮拦出言不逊；他忽视意识形态建树，在知识思想界势单力薄。没有在上层精英中打造自己的理论班底，这等于放弃了教育、思想文化与舆论宣传阵地，失去了阶级政治的话语权。国税局认为，民主党是富人的政党，却自称为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共和党是穷人的政党，反被攻击为资本主义代理。而左派却以五花八门的种种理论新潮领风气之先。反对者对川普恨之入骨，把他的人体模型制成沙袋练习拳击，并将之裸体游街让众人踢屁股，一名黑人妇女用手拽其生殖器……这些“行为艺术”被制成视频在网上传播。更有甚者，竞选期间数千名巫女作法咒他败选……主流媒体与左派的社交网站对川普加上种种罪名，对他噤声，封号。川普和他的团队未能使“工人阶级政党”性质在意识形态上系统化上升为共和党纲领性共识。原创的马克思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中有着丰富的人类共同价值理论，川普和他的团队则是过门而不入，相反在更多的场合口口声声把民主党左派攻击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势力。综上所述，川普的阶级政治是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对华尔街大鳄的斗争，而民主党极左派搞的是一种种族主义对另一种种族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不限于美国本土，而以全球主义与去全球化之争展向世界，对人类未来命运起着重大决定作用。
四、全球主义与去全球化
全球主义是一种与古老的“世界大同”理想相关的全球一体化诉求，这种笼统理念并没有什么系统化的理论。作为意识形态范畴，与国际主义及世界主义区别在于其全球化之资本跨国与世界市场为其现实化形态。21世纪前后，新一波全球化属于信息技术主导的后工业文明形态。冷战的结束淡化了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的应用与推广强化了国际间的联系，增强了知识与人力资源共享的可能性，形成了产业链国际分工合作的态势，推动了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也强化了各国经济与文化上的交流。“地球村”的理念催生出许多全球性国际性组织协调各国间交往的具体事务，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卫生组织（WHO）等等。IT产业带来的知识经济产生了一个新兴的世界资本阶层，高新科技的开发者，也就是IT产业的领军人物，美国硅谷的科技精英群体所谓“超富阶层”。这一阶层与早期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的野蛮强盗本性有着全然不同的特色，作为新时代独领风骚的群体，他们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世界左派政要结合，形成强大的意识形态生产力，加之与金融资本的紧密关系似乎在支配历史的发展。
与这股潮流相反，川普上台执政以来，拒繳联合国会费，“退群”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及伊朗核协议谈判等，像是闯进全球主义瓷器店的一头莽牛。在外交上他不仅与极权国家为敌，也与某些欧盟的民主国家有所掣肘，被斥为“单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全球主义最大的亮点是“共赢”。“共赢”没错，问题是有没有输家，如果没有输家，赢谁呢？那么谁是最大输家呢？这个问题是判断全球主义与川普“去全球化”之间真正历史进步与政治正确的关键。
全球化的决定因素不是地缘政治，不是多元文化，而是世界市场。世界贸易组织以种种“游戏规则”在世界市场中起着协调性的关键作用。这是个市场经济国家的“俱乐部”，拒绝各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过也有例外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被吸纳。于是问题来了，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科技产业发展严重不对称，以及地区人口数量差异造成的劳动力资源及市场规模的巨大失衡。前者以人口众多，低劳动力价格取得低成本高利润收益，还以不发达国名义享受税收最惠国待遇。其政府还对某些商品进行补贴以占领市场造成倾销，解决产能过剩内需不足问题，同时加大进口关税控制境内市场获取利益最大化，并通过留学、访学引进技术，甚至强制外资企业转让技术等手段取得“后发优势”。这样的“弯道超车”，繁荣了市场，提高了就业率，以“世界工厂”成为出口大国赚取大量外汇，创造GDP飞速增长奇迹。有人扬扬得意声称“‘双赢’就是我们赢两次”。岂止“赢两次”，实际上是内外“通吃”。当然输家决非资本输出国的金主，他们从如此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等成本已经让赚得盆满钵满，还转移了污染源……
在这种全球主义格局之中，输家是谁呢？对于资本输出国，劳动力与市场的对外依赖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制造业的萧条与失业率的飙升，而给输入方工人带来的是超工时与超低工资、欠薪、工伤、硅肺病、过劳死、大量农村荒芜土地与孤苦无助的留守老人和儿童，还有自然资源自流与严重的环境污染……
全球主义对全球化注入的“政治正确”命题是“大重置”（TheGreat Reset，也有译作“大重构”），作为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有关世界秩序的重建与以科学技术创造新人类的宏大构想。1971年由瑞士克劳斯· 施瓦布倡议，１９８７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非官方的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吸引各国政商两界风云人物纷纷来此发表演讲。论坛主席施瓦布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世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诸多方面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就是大重置的基本构想，如此宏伟蓝图对世界各路精英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比尔盖茨、索罗斯、马云等都积极参与者其中；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为其热心支持者。习近平、王岐山出席了2021年的论坛。达沃斯论坛可以说是国际左派精英之荟萃，他们聚集在一起，每年都会都有人提出一些关于新人类与新世界的科技奇思妙想。左派人士指出，大重置的核心理念是“取消私有财产”，其依据的蓝本为《共产党宣言》。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世界左派与右派都严重地陷入了同一误区。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并不是要消灭个体的私有财产，而是反对利用私有财产来奴役他人。
从《圣经》教义到启蒙主义都认为平等作为人的天赋权利，美国共和党主张的是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之过程的平等。在自然与社会所形成群体与个体存在差异前提下，每个人在追求幸福的自由竞争中权利和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享有高于其他人的特殊权利 。民主党则主张结果平等，即以对终极性无差异之追求，通向一种无现实化可能的乌托邦。马克思设想理想社会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就是建立在确认个体能力与需求不可消除的差异之上，在奉献与收益上以机会平等作为人类天赋权利。这与美国共和党的价值理念并无冲突。恰恰相反，包括美国民主党在内的世界左派张扬的全球主义大重置是通过跨国公司把多数人的财产集中到各国少数精英阶层构成的利益集团手中。2021年财富排行榜公布，世界一半财富在1%人手里。这样一种全球主义大重置与其提倡者相反恰恰导致世界各地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在跨国资本利益集团“赢两次”的同时给各国劳动者带来的是“双输”。这些超富者中许多人也热衷慈善事业，诸如取消遗产继承权捐献基金之类。但在总体上极左派的后台老板属于各国利益集团，不因个别慈善家的悲悯心肠而改变。后新左派一方面以身份政治反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又以科技生产力单一的决定论展开种种科幻式的新乌托邦主义给人们以安慰与幻想。全球主义大重置将19世纪风靡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造为“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实质上是后者对全球劳动者“私有财产”一场劫贫济富的“革命”。
川普的去全球化正是他以维护美国工人阶级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向他所称美国“华盛顿沼泽”的华尔街财团、高新科技ＩＴ产业大佬与各国相关利益集团相互勾兑形成的跨国资本的叫阵。美国左派的政治正确以及全球主义大重置为这个庞大的世界性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支柱。川普的闯入砸碎了全球主义者的坛坛罐罐。这不似他早期在实体经济上的打拼与成功，而像唐·吉诃德与他称之为“深层政府”的世界资本联盟之交战。他所执着的以美国优先之人类共同价值将在世界“大觉醒”中迎接着一个新的全球化。在这个新的全球化中，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者的全球联盟，剥夺他们的资产，而是双方共同构成代表人类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最终的解决不是没收私有资产为“国有”，仍是指向马克思的伟大发现——“资本的自行否定”。
五、美国向何处去
美国开国政纲《独立宣言》写道，人的权利乃“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与鲜活变化的现实生活比较，写入宣言与宪法的人权是抽象的，在实际生活中以群体与个体权利的具体化而被赋予不同内涵，超越这种具体化的阈限便趋于再度抽象化。美国两党，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从人固有的本性发出对权利的要求而言，前者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后者基于人的社会属性。两党超越本土派别政治较量上升到全球视域，在人权具体化上可能找到共同关注的焦点。1994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就卢旺达发生大规模的屠杀指出：“今天再读联合国宪章，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其目的是保护个体的人类，而不是保护践踏他们的主权国家。从今以后，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后面侵犯人权”。
《世界人权宣言》中人权的抽象性在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中逆动为具体性。拜登上台以来在对外政策上基本上延续了川普路线，只是在策略上做了调整。在全球性视野上的人权问题的基本对立不是基于美国本土内的肤色、性别差异，在民主与极权、人道与暴虐，特别关系到人类生存、安全与世界和平的重大、紧迫问题上，内部党派之争退居其次。
宣言上的抽象人权在国家主权之内具体化为阶级与族群之间的矛盾。在全球视域，抽象的人权超越国家主权，具体化为卢旺达屠杀中胡图族砍刀下图涂族人活命的权利。对于卢旺达那样的种族灭绝罪行，美国两党关于堕胎、同性恋婚姻、性取向、税收、持枪……这样一些分歧又算得了什么呢？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之争虽在本质上仍根于阶级矛盾现象，但上已经大不同于上一世代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状况。
在川普大选失败后，由选民情绪的失落，以至感到社会文明的撕裂，人们对美国民主体制的失望提出了“美国向何处去”问题。然而人们政治立场与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时有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相互转变的情况，如据悉近日马斯克公开表示自己从支持民主党转向共和党。左与右是相对的，毛泽东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过，在国民党统治下反抗者是左翼，维持者是右翼，他当政后反抗的是右派，拥护的是左派。[3]据传丘吉尔曾说“：30岁以前不是左派是没有良心，30岁后还是左派是没有头脑”。一个社会的群体与个体在政治、经济、道德、哲学与文化等方面的价值并不是全然整合的，时有错位。不同政党的成员也是分层的，有官僚政客，有游民、混混与罪犯，也有真诚、正直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人。各界名流，如哲学家杜威，特别是生活在想象空间与情感世界的艺术家以理想主义批判现实世界，不是左翼也有左倾，如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海明威、福克纳，法斯特、阿瑟·米勒等，以及简·方达、汤姆·汉克斯等许多好莱坞大牌影星。无论左派政治如何荒诞，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批判现实的作品仍然散发着人类精神力量的光辉。左派往往凭正义感冲动行事，思想容易被非理性扭曲，系统化为“政治正确”便带有虚妄性。新老左派中都有出色的政治家与学者、对美国向何处去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历史的回答，不是某一时段某单一的社会力量所决定的，长时段历史的走向取决于无数个体与群体意志的合力。
有些人把社会主义革命造成的灾难归之于《共产党宣言》中所写世界只有暴力才能改造。然而这些批判者如果设身处于18世纪上半叶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欧洲，他们还会如此高明么？1848年巴黎起义失败后欧洲革命迅即转入低潮，马克思与恩格斯当即进行了反思，断然放弃了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的观念，认识到资本主义作为历史上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从外部以暴力颠覆的，从而提出了资本自身否定的见解。他们比20世纪80年代旱100多年就提出了“告别(暴力）革命”，只不过当时没有得到当时左派的普遍认同，出于策略没有大声呐喊。资本的自身否定是一个曲折、漫长的社会变革过程。更令左派反感的是，1857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关于“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之国家执政理念，他指出，这些已经在瑞士、美国与瑞士那里实现了。[4]这四项要素中人民权利为核心。人民权利通过普选制与直接立法实现。国民军是对人民权利以捍卫国家主权方式加以武装保障。
“直接立法”即立法的权力由公民直接掌握，以代议制（两议制）保障立法权的实施，以司法独立、三权分立保障“主权在民”在根本上的实现。“国民军”是民主共和国与法西斯极权主义国家“党军”的根本区别。作为国家军队的根本使命在于捍卫人民的权利。美国这次大选过程中，不少川普的支持者因民主党涉嫌“叛国罪”多次提出动用军队干预大选。鉴于国家情报总监未提供关于境外干预选举的报告，司法部门也未作出大规模票机造假的裁决，司法部与最高法院拒绝受理对民主党涉嫌选票舞弊的指控。1月6日副总统蓬斯在国会上对民主党各州的选举人的“多数选票”进行了确认。在以上受挫情况下，川普仍以清醒明智的法治观念断然拒绝了动用军队的建议。
国民军属于国家，这一点保障了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都没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与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暴乱。普选权保证公民一人一票的方式，把能够信任代表他们意志的优秀分子选入国家各级领导机构参政议政，并及时淘汰腐败无能的官员，是对人民权利的根本保障。宪法的言论自由权利允许公民有权批评政府及总统以形成整个社会容错与纠错的机制。民主党左派虽然掌控着著名的主流媒体与声势浩大的几家社交媒体，保守派仍然可以通过自由集会，以自媒体等不同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在野党可以通过竞争充分发挥对执政党的监督作用。川普及其支持者正筹备建立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维护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内部斗争仍在继续。
美国的宪法与两党制保障了共和，地方自治与全国从上到下的三权分立。400多年来在美国建政历史上始终贯穿着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权力竞争，从未有过一党专政的时期。两党在对立中共存维持着其法治与民主的格局，杜绝了强人的寡头集团之威权主义政治的产生，不可能走向独裁专制制度。两党政治与多元文化既时有冲突发生而撕裂着社会，同时也以变化中的丰富多样，在斗争中相互渗透共同开拓创造着新的文明世代。
1943年7月4 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写道：“每年这一天，世界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打下了根基。167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希望”。今天重温这一论述越发感到其高度预见性，鲜活而有力。
1971年左派动乱尚未结束时，前总统尼克松发表独立日演讲，历数罗马帝国的衰落，指出美国正在倒退……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下美国的撕裂表明民主制终结了吗？撕裂，就民主制不是完美无缺的意义上是可以说这样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2021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245周年纪念，这一天美国各地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法国政府再次给美国赠送一尊新的自由女神像。川普在佛罗里达州发表演讲，到场观众达3万多，在线收视40万之众。这也是从未有过的盛况。同一时间，拜登与家人在白宫阳台上观看燄火……
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直到恩格斯所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个个乌托邦都成泡影，至今一些左派仍牢牢抓住它不放。正如有学者批评他们“自以为是普罗米修斯，实际上却是西绪弗斯”。其实，他们也不是被罚做着苦役的西绪弗斯，而是一旦掌握着权力后便熄灭着文明火种的天帝宙斯。普罗米修斯之火正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有待坚守与完善之人类理想社会从空想到科学途径，无论它是否叫“社会主义”。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所象征的，是保证人类文明在共同价值上不会被永久撕裂的底线。它决定着美国向何处去，作为照亮着世界历史前程之永不熄灭的光。
[1]参见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2、108-109页。
[2]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8-81页。
[3]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06页。
[4]《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8页。
作者简介：毛崇杰（1939—），祖籍湖北钟祥。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2年就职于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任研究员，2012年退休。从事美学、文艺学、哲学与文化研究，主要著作：《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颠覆与重建——后批评的价值体系》《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文化视域中的美学与文艺学》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