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这个字近年来频频出现于网络，较多指行业内部竞争引起的困境。原以为是什么新造的词，一查字源原来就是involution，与revolution系同一词根volute。后者意思就是球体之旋转。Revolution通译为革命，相应于involution译为“内卷”则可译为“外卷”。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如果设人类历史为行驶的车轮，向前则为“革命／外卷”，相反则为“逆行／内卷”。
本文非学术论文，用“学术杂议”命题意味针对近年我国高端学术界发生的争议有感而发。
近期网上聚焦于权威性学术刊物《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一篇“课题组”文章《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简称“新探”）引发激辩。双方围绕我国现代史上“闭关锁国”政策问题，对其究竟“有害”还是“有利”，或是该持“批判”还是“歌颂”态度，正反方臧否不一，相持不下，论争激烈程度超出纯学术氛围，引伸到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历史指向时政。反方，对“新探”一文把“闭关锁国”政策作为抵御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威胁而不得不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的策略，即其所谓“自主限关”，指责为是对国家、民族、社会“有利”或“颂扬”，而非“有害”。拙见以为这样的批判并不符合“新探”的本意，或者说没有命中要害因而把问题引入误区，不仅不能令人信服反授之以柄。
首先循“新探”一文本意，作者提出的“自主锁关”论并非以为“闭关锁国”政策“有利”而加“颂扬”，如其所言：
“闭关锁国”这一政策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
文章还是谈到了其“负面影响”，其要害在于作者认为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为“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
“问题属于史学范畴，对于历史某一现象之价值判断必须以事实判断的真实性为前提。其所论之历史现象究竟是“闭关锁国”还是“自主锁关”这事实判断之中又隐含着“利”与“害”之价值判断。因而论争之真正焦点在于，“闭关锁国”的负面作用究竟何在？
历史常识告诉我们，晚清朝廷从先前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加以鄙蔑，排斥，直到两次鸦片战争（1840——1856）吃了西方列强（英国殖民主义）的亏之后，1860年代兴起洋务运动。这其间大权独揽的慈禧并不拒绝拒绝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这方面的例子在此不必列举了。如果可以把洋务运动看成从“闭关锁国”到“开放国门”的历史转型的话，其之流产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转型”乃以“师夷制夷”维护清王朝政权为根本目的。继之引发1898光绪所支持的康、梁的戊戌变法与百日维新运动，即突破单纯的科学技术的引进，更着眼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即主张以西方先进的民主宪政替代没落、腐朽的封建皇权专制。这当然就触动了清廷作为“祖制”的命脉，垂帘听政的慈禧倒向扶持顽固守旧的保守主义派，一举把变法镇压下去。视民主启蒙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从“开放国门”引进科学技术转向“自主锁关”的契机，而其负面作用之要害就不在“新探”所言之科技，而在民主政治。在民间发生的庚子拳乱正是从“师夷制夷”到“闭关锁国”之逆转，乃对这一时期历史“内卷”自下而上的迎合，并为其所用从而引来“外侮”，就不用多说了。
从“现代性”作为现代史分期的界定来看，以科学技术上的工业文明与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为标志，之前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封建专制社会为“前现代”；工业文明从机械动力到电子动力为“后现代”或“后工业文明”。从“内卷”被《百度百科》定义为“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而言，“新探”之所以纠缠于“闭关锁国”还是“自主锁关”要害在于，以科学技术遮蔽了民主政治变革，从而转移了封建主义之“前现代性”对民主启蒙思想之现代性拒绝，本质上是一种“反现代性”之倒退历史观，用网上时髦汉译的话来说，这就是“历史的内卷”。
这一学术面目出现历史观问题不是孤立的，不仅在国内学术思想界，在全球化时代还有着更广泛的世界性思潮背景。多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论争，双方各执一词，常常建立在相互误读上因而以偏纠偏，结果不是真理越辩越明，而是相反。究其原因，盖出于在“政治正确”之廉价功利驱动下，学界较为普遍的急功近利浮躁心态导致“非学术化”，主要表现为逻辑混乱与去历史化。加之网络上垃圾信息的泛滥，人们无心细读，精读，满足于泛泛而语，轻薄为文，一逞宣泄之快。特别在微信群聊中此风尤盛，本人也很难摆脱这种弊病。
无独有偶，与“新探”呼应，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连续出现“秦汉以下无封建”“中世纪并不黑暗”“祖赋人权，血缘理性”等论说有关。这一学术思想潮流围绕的核心就是拒绝启蒙现代性。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生长的祸根。“前现代”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即常言之“漫长黑暗之中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属性——“封建性”决非限定为权力架构上狭义的“封彊建国”，而是在生产方式与思想意识上与民主启蒙主义对立的历史发展之特定社会性质。如果如著名历史学家冯天谕的“秦汉以下无封建”论以及经济学人许小年所言“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那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部可以历史上抹去。历史社会就可如“内卷”所意味的“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参见笔者《后封建与后启蒙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与之相应的，如果认同美国某些历史学家与易中天等所说“中世纪并不黑暗”，那么中世纪以“巫术”“邪说”罪名烧死无数精神上先驱探索者（包括布鲁诺等）的“宗教裁判所”就有持续下去的“合法性”。（参见易中天：《欧洲真是黑暗的中世纪吗？》《百度贴吧》《易中天吧》2018.12.10；田薇：《关于中世纪的“误解”和“正名”》《学术要义》百家号，2019.1.22）这种黑暗封建血统论宗法家长制便以著名社会学家徐勇张扬之“祖赋人权，血缘理性”稳定下来，并得以延续（参见笔者《生存论建构的规律是什么》《上海文化》2021年第12期）。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欧美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或称“文化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以“左”的极端主义与更广泛的民粹主义（绕过资本主义-现代性跨入社会主义）等，对“现代性反思”与批判启蒙理性的思想潮流下，一股否定现代性的强势思潮，无论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实际上是以向前现代性（封建）倒退为指向的。反映了世纪之交在全球民主潮流冲击下，以“全球主义”极左面貌出现的世界性多国权贵利益集团，相互勾联竭力主持历史向前现代，从文明向野蛮的倒退。这种历史内卷指向的前现代性不同于中世纪在于其“后封建性”是以后现代科学技术之后现代文明装备起来的。相应地，其统治的势力不是王朝下的贵族地主阶级，而是在种种独裁的地缘政治下，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不同名目出现的官僚极权主义权贵资产阶级。
封建的中世纪之所以“黑暗”，在于马克思所说，“科学也沦为神学的恭顺的奴婢”（此为当下学界“非学术化”之总根）。史学首当其冲，亦如龚自珍所说“欲灭其国，必先毁其史”。
历史车轮不会停止旋转，在其“内卷”中，启蒙、维新、变法、改革开放归于虚无……然而其之“外卷”也不会终止。
毛崇杰（1939—），祖籍湖北钟祥。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2年就职于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任研究员，2012年退休。从事美学、文艺学、哲学与文化研究，主要著作：《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颠覆与重建——后批评的价值体系》《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文化视域中的美学与文艺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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