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5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Security Strategy, NSS）。在全球地缘政治的舞台上，这并非一次寻常的政策宣示，而是一次堪比“杜鲁门主义”或“尼克松冲击”的根本性战略转向。这份文件的出台，不啻于为未来数十年的全球权力格局，特别是中美关系，颁布了一部全新的“大宪章”。与其说，它标志着美国在全球战略棋局中的一次彻底的自我革命，不如说预示着一个新的“两级”全球竞争新时代的来临。
作为美国政府阐述全球战略目标、界定国家利益优先序、协调庞大的外交与安全资源的最高层级战略文件，NSS的每一次发布，都象征着华盛顿战略精英思维的阶段性共识与定稿。然而，2025年的版本，其所蕴含的变革之深刻、决心之坚定、布局之宏大，远超近代史上任何一份同类文件。它不再满足于对现有政策的修补或调整，而是对美国国家战略的底层操作系统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写。它为其遍布全球的盟友与虎视眈眈的竞争者，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未来数十年战略意图的最权威、最不加掩饰的窗口。
在这份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报告中，中国，成为了唯一的、绝对的主角。其名字不再是众多全球挑战中的一个，而是贯穿全篇、定义所有其他政策的“关键变量”与核心参照。与特朗普第一任期那种略显粗糙、聚焦于双边贸易逆差的战术性冲击不同，也与拜登政府那套以“民主对抗威权”为核心、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叙事框架迥异，2025版NSS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成熟、冷酷、全面且极具战略耐心的姿态。它宣告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彻底重构，一场从贸易摩擦、科技封锁，正式升级为囊括经济、军事、科技、金融、文化乃至全球治理的全方位、多维度、持久性全球竞争，已然拉开了序幕。这不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后冷战时代两个体系、两种模式、两种未来愿景之间的终极较量。
四大支柱性变革：重塑美国的全球角色
2025版NSS的灵魂，并非一系列孤立的政策倡议，而是体现在其对美国国家战略底层逻辑的四项颠覆性重塑上。这四大支柱犹如一座宏伟大厦的基石，共同构成了美国应对未来全球挑战，特别是与中国展开世纪博弈的全新理论框架与行动指南。它们分别是：竞争焦点的“唯一化”、外交哲学的“现实化”、国家利益的“核心化”以及联盟体系的“交易化”。
从“双雄并举”到“唯一对手”：锁定中国为全球竞争的绝对核心，进行历史性的战略聚焦
近代国际关系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美国总在寻找一个明确的战略对手。从纳粹德国到苏联帝国，一个清晰的“他者”形象，是动员美国国内资源、整合国际盟友体系的必要前提。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其首份NSS以来，美国战略界逐渐形成共识，将“中国与俄罗斯”并列为修正主义大国，指责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实力、影响力和利益。这一“大国竞争”的框架，标志着美国后冷战时代“反恐战争”的终结，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战略周期。这一框架不仅贯穿了特朗普的首个任期，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拜登政府所继承和延续，成为华盛顿两党罕见的共识。
然而，2025版NSS以一种近乎决绝的姿态，彻底打破了这一沿用近十年的“双雄并举”的叙事框架。报告的字里行间，“中国与俄罗斯”的固定搭配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窒息的聚焦：中国，成为了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棋盘上唯一的、系统性的、关乎国运的“大国竞争”对手。俄罗斯，尽管依然被视为一个具有破坏性的“搅局者”和区域性威胁，但其战略等级已被显著调降。报告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外交语言微妙地暗示，美国愿意在特定议题上与那个在乌克兰战争中遭受重创、国力受损的俄罗斯“寻求稳定关系”，甚至达成某种程度的“战略谅解”。
这一调整的背后，是美国战略精英层冷酷的成本收益计算。他们判断，俄罗斯已不再具备与美国进行长期、全面全球竞争的综合国力。其经济结构单一，科技创新乏力，人口结构持续恶化。在他们看来，应对俄罗斯的挑战，已主要成为欧洲盟友自身的责任，美国只需扮演“离岸平衡者”的角色，提供关键支持即可。这种战略判断，无论其准确性如何，其直接后果便是将美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从五角大楼的军事规划，到财政部的金融工具，从国务院的外交网络，到硅谷的科技创新引擎——从对俄的牵制中解放出来。
这一历史性的战略聚焦，其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它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资源的终极大重组。过去数十年间分散于全球反恐、中东维稳、欧洲防御等多个方向的注意力和资源，将如百川归海般，涌向同一个目标：中国。过去学界和政策圈所长期担忧和预测的“美国将调动全球资源对付中国”的理论场景，在2025年的这份报告中，不再是未来的可能性，而是正在发生的、明确无疑的现实。这一转变，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竞争烈度将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量级，任何微小的摩擦都可能被置于全球战略对抗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解读和应对。
从“价值观外交”到“商业外交”：灵活现实主义的全面回归与意识形态的工具化
报告的第二个、也是思想层面最具颠覆性的特征，是它在外交哲学上与前任政府的激进决裂。它明确地、毫不留情地摒弃了拜登政府在过去数年间大力倡导的，以“民主对抗威权”为核心旗帜的意识形态外交框架，转而拥抱一种被其理论家命名为“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的全新外交哲学。这标志着美国外交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再利益化”的转向。其核心要义在于，未来的美国外交，将彻底依据赤裸裸的、可量化的国家利益算计来处理国际关系，而非基于意识形态的亲疏或政治制度的异同。
这既是对特朗普第一任期那种充满个人色彩、被外界批评为“交易性现实主义”的重大理论升级和系统化，更是对拜登政府苦心经营的“价值观外交”的一次彻底超越和解构。报告以一种近乎轻蔑的笔触，解构了构建所谓“民主国家联盟”以共同应对中俄挑战的内在逻辑。它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在现实中收效甚微，而且在道义上充满虚伪，在操作上则显得僵化和低效。报告深刻地指出，在一个日益多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里，强求所有国家都接受同一套价值体系，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这反而会缩小美国的外交操作空间，将许多潜在的合作伙伴推向对立面。
取而代之，“灵活现实主义”强调，世界的基本政治单元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民族国家”。报告甚至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坦率宣称，每个国家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不仅是“自然的”，更是“正当的”。基于此，美国不仅要理直气壮地将自身利益置于全球政策的唯一中心，甚至还要“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也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这种看似矛盾的论述，其背后隐藏着深邃的战略算计：当每个国家都从自身利益出发时，美国便可以利用其无与伦比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为这些国家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一个与美国合作比与其他国家（暗指中国）合作更有利可图的选项。外交，由此变成了一场精准的、基于实力的利益交换和议价过程。
在此哲学指导下，报告提出，美国在与他国交往时，应奉行一种高度克制的“新不干涉主义”倾向。它甚至创造性地援引美国《独立宣言》的立国精神，主张正如人人生而平等一样，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制度如何，都拥有“平等且独立的地位”。因此，美国不应再将与他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大相径庭的民主模式或其他社会变革强加于人。这种姿态，旨在最大限度地降低与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政治制度与美国不同但地缘位置关键或资源丰富的国家（如越南、沙特阿拉伯，甚至一些非洲国家）的交往门槛。其最终目的，绝非放弃推广美国价值观，而是将价值观从外交的“前提”降级为服务的“工具”，为构建一个更广泛、更灵活、更具实用性的全球利益同盟网络，彻底扫清意识形态的障碍。
从“全球责任”到“核心利益”：战略的根本性收缩与前所未有的精准聚焦
自冷战结束，苏联这一明确对手消失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便陷入了一种“身份危机”。历届政府的NSS，都倾向于不断扩大“国家利益”的定义，从气候变化到全球公共卫生，从人权保护到打击跨国犯罪，几乎所有全球性议题都被纳入其战略视野。这种“全球责任”的无限延伸，导致了美国战略资源的严重分散和过度扩张，陷入了面面俱到却又毫无焦点的战略困境，最终使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泥潭中筋疲力尽。
2025版NSS对这一长达三十年的战略漂移，进行了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根本性的修正。它响亮地、反复地提出了其所有战略规划的基石性原则——“对国家利益的聚焦定义”（A Focused Definition ofNational Interest）。这份报告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明确指出，“并非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问题或每个事业……都能成为美国战略的焦点”，美国的外交政策、军事部署和经济资源的唯一、且排他的目的，应当是“保护和推进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这一理念，虽然在精神上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美国优先”直觉一脉相承，但其理论阐述更为清晰、系统和严谨，使其从一句竞选口号，升华为一套可操作的国家战略哲学。为了避免空谈，报告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将美国在未来数十年的“核心利益”具体化为五个层面，并以此构建了其全球战略的优先序：
1. 确保西半球的绝对稳定与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这被置于所有核心利益之首。其目标是，从源头上遏制非法移民的浪潮，彻底清除任何域外势力（特别是中国）在本地区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渗透，确保美国拥有一个安全、稳定、可控的“后院”。
2. 阻止和扭转任何外国经济行为体对美国经济基础的损害：这直接指向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实践。同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航行自由与开放，因为这是美国经济繁荣的生命线。
3. 支持欧洲盟友维护其自身的自由与安全：这里的关键词是“支持”和“其自身”。美国将继续作为欧洲安全的最终保障，但欧洲必须承担起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同时，报告罕见地提出，要帮助欧洲恢复其“文明自信”，暗示欧洲需要摆脱内部的政治正确和战略依赖。
4. 防止任何敌对势力主导中东地区及其关键的能源通道：美国将从中东的地面军事介入中进一步抽身，转向通过支持地区伙伴、保持海上优势和实施精准打击，来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底线。
5. 确保美国在决定未来的关键技术标准上的全球领导地位：这被视为21世纪国家安全的核心。报告特别点名了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计算和半导体等领域，强调在这些领域失去领导权，将从根本上危及美国的所有其他核心利益。
这五大利益的排序和定义，其背后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绝大多数都与应对中国的挑战直接或间接相关。这使得这次战略收缩的本质，并非孤立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略重整——通过放弃次要战线和模糊不清的“全球责任”，将国家的全部力量，以泰山压顶之势，精准地聚焦于与中国的世纪竞争之上。
从“无私保护”到“责任转移”：对全球盟友体系进行一次彻底的交易化重塑
美国遍布全球的联盟网络，长期以来被视为其全球霸权的基石和最宝贵的战略资产。然而，2025版NSS对这一基石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报告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口吻明确指出，美国像希腊神话中的阿特拉斯神一样，独自用双肩支撑起整个全球秩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面对全球超过50个正式的条约盟友和数十个形形色色的战略伙伴，美国不再将自己视为慷慨的保护者，而是提出了全新的、带有强制性的要求：“责任分担与责任转移”（Burden-Sharing and Burden-Shifting）。
这一新原则的核心目标清晰无比：让盟友网络共同、且成比例地分担遏制中国的巨大成本。报告延续并极大地强化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施加的压力，即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自身防务开支。例如，报告明确提出，北约国家将GDP的5%用于国防应被视为“最低标准”而非“努力目标”；而对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处于竞争前沿的印太盟友，其防务投入的增长速度和质量，将成为衡量双边关系健康与否的关键指标。
在此基础上，美国将彻底重塑自身在联盟中的角色。它不再是事事亲力亲为的“世界警察”，而是责任分担网络的“召集人、赋能者和最终支持者”。这意味着，在地区冲突中，盟友将被期望顶在第一线，承担首要的防御和作战任务，而美国则退居二线，提供关键的情报、后勤、高端武器技术和战略核威慑等“独特赋能”。
这一转变，标志着美国联盟思想的一次根本性、甚至是革命性的变革。在奥巴马和拜登时期，联盟被诗意地描述为美国力量的“倍增器”和共同价值观的体现；而在2025年的新战略中，联盟的本质被还原为一场精心计算的、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交易。报告几乎是直言不讳地向全世界宣告：对于那些愿意为所在地区的安全承担更多财务和军事责任、并愿意在出口管制、技术标准等关键问题上与美国协调一致、共同对华的国家，美国将随时准备提供丰厚的“回报”。这些回报可能包括更优惠的商业准入、更尖端的技术共享（甚至包括核潜艇技术）、更优先的国防采购合作以及更坚定的外交支持。反之，对于那些犹豫不决、试图在美中之间“两面下注”的盟友，美国也将毫不犹豫地运用其影响力施加压力。
这种赤裸裸的交易化，意味着美国不再是盟友无私的保护伞，而是这场全球竞争大棋局中，一个强大但同样精于计算的交易方。联盟关系将不再仅仅基于历史情感和共同价值观，而将更多地取决于现实的利益交换和战略贡献。这种转变，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提升联盟体系的效率，但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它可能疏远那些珍视自身战略自主的传统盟友，并从根本上改变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的性质。
“ABCDE”：地缘战略的优先排序与新世纪的全球大棋局
基于上述“核心利益原则”，2025版NSS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的“ABCDE”字母顺序，对其全球战略资源和注意力进行了严格的优先排序。这种排序，不仅是一份政策备忘录，更是美国全球力量投射的路线图，标志着美国正从一个试图管理全球所有事务的“全球动员型大国”，向一个集中力量在关键选区打赢决定性战役的“优先选区型大国”的深刻转变。其排序如下：
A. 西半球（The Americas）：绝对优先，被视为美国的战略大后方和本土安全的延伸。
B. 印度-太平洋（The Indo-Pacific）：军事与经济的绝对优先区域，是与中国竞争的主战场。
C/D/E. 欧洲（Europe）、中东（The Middle East）与非洲（Africa）：被明确置于次要战略位置，要求盟友和伙伴承担主要责任。
对于世界，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西半球与印太这两大被列为最高优先级的地区，无疑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中美战略博弈最激烈、最核心的超级战场。
西半球 —— 美中竞争的“新前线”与“新门罗主义”的复活
将西半球——美国的“后院”——确定为A级战略优先区，是2025版NSS最引人注目、也最具历史回响的决定之一。
近年来，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基建与资源合作扩张，形成了事实上的经济版图。综合公开网络信息，当前中资在西半球的布局呈现出“广覆盖、点突破、资源+产业链并重”的特征。
巴西：中国在拉美的战略支点。投资占中国在拉美投资总量的一半；项目涵盖能源、电力、矿产、基础设施；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达1900亿元；铁矿石、石油等大宗贸易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巴西不仅是中资项目密度最大的国家，也是中国在拉美供应链安全的核心节点。
墨西哥：产业转移与制造业“桥头堡”。成为中企规避美国关税的关键制造基地；比亚迪、奇瑞设厂，家电与电子制造扩张迅速；中企参与地铁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集中于北部边境州，接近美国消费市场。中国借墨西哥“近岸外包”（nearshoring）潮流深度进入北美供应链。
秘鲁：资源型投资的重镇。中国占其矿业外资 30%+；钱凯港总投资约45亿美元，建成后将改变南太平洋贸易格局；铜矿、基础设施投资密集。秘鲁是“中国矿产战略”的关键拼图。
阿根廷：能源、货币与基建三线并进。重大水电站、风电项目金额超百亿美元；双边货币互换显著缓解阿根廷外汇压力；多项对华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中国在阿根廷形成了从能源到金融的系统性渗透。
智利：锂矿与新能源合作标杆。中国占智利锂出口 60%；光伏、风电增长快速；当地中资企业普遍盈利并扩大投资。智利是中国全球电动车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哥伦比亚：制造与基建的增长点。中企普遍在哥伦比亚布局制造、建筑、工程；波哥大地铁一号线由中企承建；40% 以上中资区域总部设在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有望成为中资在北南美洲之间的枢纽。
此外，中国在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及加勒比诸国的油气、基建、旅游等领域也维持深度投资。
2025版NSS指出，经过多年忽视，美国将重新主张并执行门罗主义，以恢复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保护本土安全及在该地区关键地理位置的使用权。我们将阻止西半球以外的竞争对手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或其他威胁性能力，或拥有、控制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资产。报告指出，这一 “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是对美国力量和优先事项的合理且有力的恢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
美国在西半球的目标可概括为 “争取与扩大”（Enlist and Expand）。
争取：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安全与政治网络。美国意图借助“地区领军者”，共同应对移民、毒品、跨国犯罪与供应链安全等问题。为此，美国将：重整全球军事部署，将更多力量调回西半球；增派海岸警卫队与海军力量，强化海上控制与移民阻拦；在边境和地区热点部署针对性军事力量；强化针对关键运输线与港口的准入权；在安全上深化武器销售、情报共享、联合演练等伙伴关系；在贸易上以关税、对等协定、商业外交工具鼓励各国选择美国。美国的目标不仅是确保地区稳定，更是通过强化伙伴关系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共同体”。
扩大：牵制外部影响力、特别是中国。美国认为中国及其他“西半球外竞争者”是威胁其地区主导地位的主要因素。因此，美国将推动：识别并保护地区战略资源与关键地点；限制外国（尤其是中国）在港口、矿产、能源、通信等领域的布局；暴露中国援助与投资中“隐藏成本”（债务依赖、数据安全、政治影响）；运用金融、技术与监管杠杆施压拉美国家减少接受中国资本；借助美国私企、融资机构及政府资源提高美国在招商、基建和投资中的竞争力；阻止外国公司参与地区关键基础设施项目，优先确保美国企业获得独家合同。美国希望所有国家在美国与外部大国之间做出选择——这本质上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排他性同盟”逻辑。报告强调：
所有国家都应面临选择：是生活在美国主导的、由主权国家和自由经济体组成的世界，还是生活在一个受远隔重洋的国家影响的平行世界。
印度-太平洋（台海） —— 美中全球竞争的终极主战场
如果说西半球是美国需要巩固的“战略大后方”，那么广阔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特别是狭窄而关键的台湾海峡，则被2025版NSS毫不犹豫地定义为美中世纪竞争的“终极主战场”和决定21世纪全球权力归属的“中心舞台”。这里不仅承载着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和经济体量，更集中了美国最关键的盟友、最繁忙的贸易航线以及最严峻的军事挑战。报告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战略判断指出：“要在国内实现持久的繁荣与安全，美国必须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成功地竞争并取得胜利”。
事实上，美国正在这样做。早在其第一任期的 2017年11月，特朗普曾进行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足迹遍及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八年后，进入第二任期，2025年10月26日至30日 特朗普总统再次访问亚洲。如果说2017年的行程更多着眼于巩固盟友关系、应对朝鲜核危机与平衡贸易结构，那么2025年的这场亚洲之行，则堪称一次系统性的战略重构行动。从东南亚的战略要冲——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到东北亚的核心盟友——日本与韩国，特朗普几乎每一步都踩在重塑亚太地缘政治与经济版图的关键节点上。期间签署了多项重要协议，进一步深化了美国与该地区在商业、文化、技术和国防领域的强大联系，既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外交方略的开篇，也是美国“印太战略”进入新阶段的先声。
在这一阶段，2025版NSS围绕印太设计了一套前所未有、清晰缜密且环环相扣的“大战略”框架。这一框架不再是零敲碎打的政策拼凑，而是一个有机整合的系统。其两大核心支柱，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一个终极目标——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永久领导地位。这两大支柱分别是“赢得经济未来”（Win the Economic Future）与“防止军事对抗”（Prevent Military Confrontation）。报告的内在逻辑是：长期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是威慑战争、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最终保障。因此，经济竞争是主战场，而军事威慑则是确保经济竞争得以在美国设定的规则下顺利进行的关键前提。
“赢得经济未来”：一场旨在重塑全球经济版图的全方位阵地战
在这场以印太为主战场的经济竞争中，美国的目标远不止于削减贸易逆差，而是旨在通过系统性地重塑中美乃至全球的经济与科技格局，从根本上巩固并扩大美国的长期优势。为此，报告部署了密集且深入的四大战略举措：
1. 贸易关系的“极限再平衡”与供应链的“战略性去风险化”：报告将延续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中美贸易关系“根本性不平衡”的定性，但其采取的策略将更为深远和系统。除了继续战略性地使用关税等传统工具外，新战略的重心将彻底转向供应链的“脱钩”（de-coupling）或其更委婉的说法——“去风险化”（de-risking）。其核心目标是，必须彻底终结美国及其核心盟友在任何“关键产品或战略性组件”（从半导体到药品活性成分，从稀土到大容量电池）上对任何“现有或潜在对手”（即中国）的依赖。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报告将倡导一场深刻的“新工业革命”。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投资、税收激励和放松管制，推动关键制造业的“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和“回流”（re-shore），在美国本土重建完整、安全、有弹性的产业链。对于那些无法完全回流的产业，则推动“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将其转移到地缘政治上可靠的盟友和伙伴国家。
2. 工业与技术霸权的极限保卫与进攻性扩张：报告将“重振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和“恢复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提升到顶级国家战略优先事项。它认为，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廉价丰富的能源，是支撑军事实力和高科技产业（如人工智能所需的数据中心）的绝对基石。
在技术层面，报告要求采取一切手段，终结所谓“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和工业间谍活动”。更重要的是，它将呼吁国家层面进行“曼哈顿计划”式的投资，确保美国在“海底、太空、核能、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自主系统”等一系列决定未来军事和经济力量的颠覆性技术领域，保持对中国的“代差”优势。这一新战略的口号将是，不仅要“防守”（通过更严苛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保护现有技术），更要以压倒性优势“进攻”（通过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确保美国的标准成为全球标准），从而利用技术优势固化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顶端地位。
3. 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排他性的“经济北约”：这是2025年报告中最具战略雄心、也最具争议的创举之一，是对拜登“联盟战略”的一次彻底的交易式和集团化改造。报告清晰地算一笔账：美国拥有约3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其遍布全球的条约盟友和核心伙伴共同拥有另外约35万亿美元的经济实力，两者相加“构成了世界经济的一半以上”。
其战略意图昭然若揭：利用这个由富裕民主国家构成的、庞大无比的经济集团，形成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北约”。通过在该集团内部推行更深度的贸易优惠、统一的技术标准、协调的产业政策和统一的对华经济政策，形成一个巨大的、统一的、高门槛的经济壁垒。这个经济集团将集体行动，“对抗掠夺性的经济行为”，并“确保盟友经济体不会屈从于任何竞争对手的经济胁迫”。报告甚至特别提到，要鼓励欧洲、日本、韩国等盟友采纳有助于“将中国经济再平衡至家庭消费”的贸易政策，意图从外部压迫中国改变其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4. 在全球南方与中国展开全面的、零和的争夺战：报告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即其所谓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赢得了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与过去那种居高临下、以推广民主为附加条件的说教式援助不同，美国的新战略将提出一个高度务实、以利益为导向的替代方案。
它主张，充分利用美国在金融和技术领域的“比较优势”。一方面，通过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帮助低收入国家发展自己的资本市场，并将其货币与美元更紧密地捆绑，以此“确保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未来”。另一方面，报告强调要向这些国家有力地证明，“美国的商品、服务和技术从长远来看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它们质量更高，标准更严，且“没有附加其他国家（暗指中国）那样损害主权的政治条件”。这是一种以利诱之、以标准锁之的精明策略，旨在系统性地瓦解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影响力，将更多国家纳入美国的经济和技术轨道。
“防止军事对抗”：基于压倒性实力和强制性负担分担的精明威慑战略
报告清晰地指出，军事力量必须服务于经济竞争的全局，其首要任务不是发动战争，而是威慑，是确保激烈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不会失控演变为灾难性的热战。这一威慑战略，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
1. 绝对聚焦于第一岛链的“区域拒止”能力：新军事战略的地理焦点异常明确和集中。报告宣称：“我们将建立一支能够在第一岛链的任何地方，以决定性的方式拒止侵略的军事力量”。这延续并极大地强化了美国印太战略的一贯重点。报告以前所未有的篇幅，特别强调台湾的“关键节点”重要性，认为“台湾不仅是一个民主伙伴，更是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的战略连接点，并将东北亚和东南亚分割为两个独立的战区”。
报告还明确指出，“鉴于全球三分之一的海上航运每年经过南海，任何在该地区的冲突都将对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
因此，“威慑台海冲突是优先事项”。这深化了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台湾政策。在第一任期，特朗普总统先后签署《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中国称为“与台湾交往法案”）《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和《2020年台湾保证法案》。同时，特朗普11次批准对台军售，为台美断交后历届美国总统之最。進入第二任期不到一年，特朗普于11月13日，12月17日，先后两次对台军售，第二次总价值达111.1亿美元，被视为迄今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次，并签署《台湾保证落实法案》。目前，美台官员可以正常交流与往来，军事合作形成高度一体化。当然，在对台政策上，2025版NSS重申了“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长期声明性政策，但其军事部署的针对性却异常清晰。
2. 强制性的盟友“前沿责任分担”（Forward Burden-Sharing）：这是新战略在军事层面最显著、最具变革性的特征。报告将以毫不含糊的语言直言：“美国军队不能，也不应该单独做这件事。我们的盟友必须站出来，为集体防御花费更多——更重要的是——做得更多。”
报告的外交和军事努力将集中于“向我们的第一岛链盟友和伙伴施加持续的、强有力的压力，要求他们允许美军更多地、更灵活地使用他们的港口、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要求他们更多地为自己的防御买单，最重要的是，要求他们投资于那些旨在威慑侵略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报告都将提出明确的、可量化的增加国防开支和提升作战能力的要求。这种策略，试图将第一岛链从一条主要由美国主导的防线，转变为一条由盟友在前沿承担主要防务成本和首战责任、而美国在后方提供关键技术支持、战略情报和终极核后盾的“一体化联合防线”。这在理论上，将极大地减轻美国的财政和军事压力，同时将冲突的风险更多地“本地化”。
3.“硬化”和“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军事存在：在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报告也明确主张，美国绝不会从该地区撤退。相反，它将进行一次深刻的力量“优化”和“重新部署”，即“硬化和加强我们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这意味着，美军基地将进行加固，以应对导弹威胁；部队部署将更加分散、更具机动性，以提升生存能力；同时，将优先部署更多能够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无人作战系统和高超音速武器，使其军事姿态更具杀伤力和威慑力。结合报告中对“重建国防工业基础”和发展“颠覆性军事技术”的强烈强调，其最终目标呼之欲出：确保美军在该地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一代甚至两代人的、决定性的技术和作战优势。
世界正进入全球竞争新时代
综上所述，2025年版NSS已然将中美之间的竞争，从过去相对离散的领域，彻底推向了一个科技—经济—军事—全球治理“四位一体”的、高度整合的总体竞争新格局。在NSS的宏大叙事中，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在特定地区构成挑战的军事竞争者，或是在贸易领域存在摩擦的经济伙伴，而是一个在构成21世纪全球权力基础的所有关键领域——从供应链到数据治理，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从外太空到深海，乃至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全面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系统性国家。
这种全新的“全维度竞争”思维，预示着美国国家战略的根本性转变。它将以赢得长期的、决定性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作为主攻方向，不惜将贸易、产业、科技、金融乃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面“武器化”，其唯一目的，就是巩固和延续美国的全球霸权根基。与此同时，它以一个更具成本效益、更可持续、由盟友顶在前面的新型军事威慑体系作为战略保障，确保这场关乎国运的经济竞争，不会被任何军事冒险行为所打断或颠覆。
与特朗普第一任期那种充满不确定性、时常自相矛盾的策略相比，2025年的新战略无疑更系统化、更具操作性，也因此更具威胁性。它所描绘的，是一个全面、系统、充满进攻性且极其冷酷的战略蓝图。它将中美关系彻底地、不可逆转地推入了全方位、多领域、持久性的战略竞争轨道。
对于中国而言，这无疑是其自近代以来，在崛起道路上所面临的最为严峻、最为系统、也最为强大的外部挑战。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它们将被迫在一个不断加速两极化的世界中做出艰难的选择。一个全球竞争的新时代，已经以一种不容回避的姿态悄然降临。
中国愿与美国做伙伴、做朋友
美中之间的两极态势，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对立虽然形式不同，却在本质上存在共同点。美苏竞争以军备竞赛为核心，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而当前的美中关系则以全球经济竞争为主导，并伴随遏制与反遏制的互动。两种格局的根本相似处在于：它们都体现了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长期较量。在新时代，美中两极较量的结局似乎不难预测。
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在“印太优先”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特朗普总统重新审视并扭转了美国三十多年来对中国的核心假设——即通过向中国开放市场、鼓励美企投资中国、推动产业外包等方式，中国将逐渐融入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然而，这一预期并未实现。美国认为，中国非但未走向自由民主，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威权色彩。作为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与威权势不两立，这既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贸易战的背景，也构成其第二任期将对华关系从贸易摩擦推向全球竞争的根本原因。
令人关注的是，中国近期多次表达愿与美国“做伙伴、做朋友”的愿望。习近平主席在釜山与特朗普总统会晤时再次强调，两国应做伙伴、做朋友，这既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选择。特朗普总统也回应称，两国携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成就许多大事。
事实证明，中美两国人口总量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经济总量超过三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全球五分之一，两国经济高度互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的发展振兴与特朗普政府推动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并不矛盾。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若携手合作，更能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重大挑战。
有观点认为，两种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完全可以成为伙伴或朋友。但是这种关系具有历史条件，而且不会持久。二战时期美国与苏联联手战胜纳粹；冷战时期，美国与中国合作对抗苏联，就是典型案例。然而，一旦共同的威胁消失，这种伙伴关系就可能迅速转变为对立，美国与苏联的分道扬镳如此，当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化也可见一斑。历史表明，价值观作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核心，才是决定国家间伙伴关系能否稳固长久的根本基石。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价值观因素正重新塑造全球格局。尽管特朗普第二任期更强调商业外交而非价值观外交，但美国倡导的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等价值底色并未改变。这些价值取向在其对外经济政策与商业往来中依然清晰可辨——无论是盟友与非盟友，还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美国始终实行严格的差别对待。因此，与美国建立稳定的伙伴或友好关系，共同价值理念是重要基石。缺乏价值共识的关系，无论名义上是伙伴还是朋友，都难以维系长久。近年来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正是这一逻辑的深刻体现。
美国自视为民主世界的灯塔。要成为美国可信赖的伙伴与朋友，必须在价值理念上趋同；只有从威权走向民主，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与美国对立，并真正融入全球民主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