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定位，在过去半个世纪经历了从“战略伙伴”到“战略竞争”，再到“战略稳定”的演变‌。这一过程折射出两国实力对比变化与国际格局重塑的深层逻辑，也深深打上了领导人个人色彩的烙印。抚今追昔，不无启迪。

       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其不稳定性

       1972年尼克松访华，签署《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结束长期对立，开启“‌破冰接触‌”时代。此时的战略定位是“‌基于共同安全利益的战略合作‌”，核心动因是联手抗苏。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为双边合作开辟了全方位的战略空间。

       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中美关系遭遇巨大挑战。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方针指引下，经过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1997年江泽民访美，与克林顿达成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概念，1999年中美入世谈判取得历史性突破，不仅使中美关系转危为安，而且进入新的高潮。

       但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不稳定。毕竟中美不是同路人，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制度和发展道路上存在根本分歧，彼此缺乏真正的战略互信。因此，中美关系总是磕磕碰碰，起伏不定，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战略互疑。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首次公开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其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后成为国务卿）指出，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力量”，而是试图改变亚太力量对比，因此应被视为“战略竞争者”而非“战略伙伴”。

       2001年小布什执政初期‌，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提及“亚洲可能出现一个拥有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明显是针对中国的。

       不过，此阶段美国虽提出“战略竞争者”概念，但因“9·11”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反恐，加之中国领导层对美策略得当，使中美关系再次转危为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并未成为政策主线，反而中国顺利加入WTO，为中国的崛起赢得了重要战略机遇期。

       如果没有“9·11”事件，或者没有当时中国领导人果断英明的应对，中美关系大概率在2001年就已经变质了。

       战略竞争：拜登对华的三大杀手锏

       2009年奥巴马执政后，先是试图推动“G2”，被拒后则转而启动“重返亚太”战略和“两洋战略”（TTP和TTIP），前恭后倨，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对华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在一定范围内的实际展开。

       恰在这一阶段，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战略崛起举世瞩目，内政外交也随之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度展开，中美关系面临转折点。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正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从“战略伙伴”总体转向“战略竞争”。

       只是由于特朗普中断了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战略和“两洋战略”，放弃了价值观外交，离散了盟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丧失的重要抓手，单纯的贸易战又打不赢，看上去气势汹汹，实际并无多少杀伤力。

       拜登执政后，开始全面实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范式转换‌，并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视为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基调。与特朗普相比，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加系统化、制度化，以“美国回来了”为口号，重建盟友，重拾价值观外交，打造制华统一战线，强调通过提升自身实力和联合盟友来“竞赢”中国（outcompeting China），同时试图管控竞争以防止演变为恶性冲突。

       拜登把美国制华的“三大法宝”——战略、盟友、价值观——运用到了极致，他看似老迈无力，实则老谋深算。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都未接受“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定位，这一定位是美国单方面提出的，但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基本盘就是战略竞争。尤其是拜登祭出的“三大法宝”，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的杀手锏。

       然而，拜登没能笑到最后。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

       2025年1月，特朗普再次上台。

       特朗普政府本是正式定义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始作俑者，然而在第二任期特朗普却转变了方向。

       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国是该报告大篇幅加以重点渲染的唯一国家，也是“亚洲”章节最重头的部分，但全篇不见了“战略竞争对手”的提法。而且，与拜登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比，这一报告涉及中国的表述相对温和，未提出“竞赢中国”或把中国贴上“最大地缘政治挑战”等标签。

       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加之其他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把之前美国的国际战略和中美关系从“你死我活，美国独霸”转向了“多极共存，美国优先”。

       基于这样的外交路线，特朗普打破了拜登总统任期内拒不访华的做法，多次设置访华议程，2026年5月终于开启了中国之行。

       5月14日，习近平与特朗普举行元首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双边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原则，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这还是那个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特朗普吗？这还是那个在贸易战中对中国极限施压的特朗普吗？这还是那个在新冠疫情中高喊中国是“最大的敌人”的特朗普吗？

       这才是真正的特朗普！

       我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一天。

       “战略稳定”意味着什么？

       此次访华，特朗普小心谨慎，中规中矩，且不乏溢美之词，与以前口无遮拦、肆无忌惮的做派形成鲜明对比，判若两人。

       这显示了他对东方大国的尊重，也反映出当前两国关系从美攻中守向战略相持的转变。我在去年写的《胡伟｜年终特稿：世界新趋势——回顾2025，展望2026，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对此已有预测。此次访问更加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特朗普已经失去了“老大”的自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今后就会相安无事。有人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解读为新版的“G2”，更是一种误读。战略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和冲突。实际上，对于大国关系而言，稳定的状态总是相对的。

       而且，战略稳定在国际政治中亦非新词汇。早在冷战时期，“战略稳定”曾经就是一个重要理念——即美国与苏联之间为避免核战争，不得不维持军事与安全关系，从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平衡状态。即使在严重对抗或危机中，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双方也保持了克制，避免擦枪走火。

       这一战略稳定的核心，在于通过“‌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威慑机制，使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核打击。同时，双方不寻求通过扩大核武库或发展新技术来打破战略平衡，避免陷入无休止的军备竞赛。

       当前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自然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尤其是加上“建设性”的修饰，显然更有积极意义。

       但管控分歧和冲突，依然是基本目的。质言之，战略稳定就是竞争与合作的一种动态平衡。中美关系显然已回不到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在两国领导人看来，没有底线的恶性竞争也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只是，稳定是相对的。战略稳定关系，并不能改变中美战略竞争的基本态势。

       结语

       战略伙伴、战略竞争、战略稳定，作为中美关系的不同范式具有历时性，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元素又具有共时性。三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包含。

       战略伙伴以合作为主，但并非完全没有竞争，伙伴关系的不稳定性曾是中美关系的重大挑战；战略竞争也不完全排斥合作，中美关系长期以来更多是一种竞合状态，而且战略竞争更需要战略稳定，以防竞争失控；而战略稳定本身就是战略竞争与战略合作的一种平衡态。只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三者表现的程度不同，其中某种元素更有显示度，成为主导范式。

       问题在于，现阶段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究竟是暂时的休战，还是长期的互让，这一范式能够持续多长时间，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毕竟，特朗普只剩下2年多的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