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虽然不可能不涉及权力斗争，但深层次是路线斗争，本质上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在本号《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脉络与主线是什么？》一文中，我提出：“路线斗争以及与之相应的领导权更迭，是纷纭繁复的百年党史的一条主线”。
按照这条主线，百年来的党史基本可以分为五个阶段：遵义会议前的错误路线及领导权的不成熟、不稳定（1921-1935）；遵义会议后正确路线的确立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稳定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1935-1956）；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的路线的形成发展及党中央集体领导的式微（1956-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确立及新的领导集体的形成（1978-2012）；新时代中国政治格局的重塑（2012—）。
日前本号文章《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是如何形成的？》，考察和梳理了前两个阶段的历史。本文继续聚焦第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一、中共最高领导层对于新中国走什么路的不同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召开了中共八大，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但八大确立的路线未能得到贯彻，经过1956年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66年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毛泽东不仅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而且形成了家长制、一言堂和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产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从中共七大到八大所产生的中央领导集体分裂，党的团结和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重大损失。
上述局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始，党中央内部围绕夺取全国政权之后走什么路的问题，就存在不同的认识。
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 这个提法延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基本精神。
然而，1953年在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潮中，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刘少奇“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在这种思路下，中国快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6），同时也造成头脑发热，左的思想不断膨胀，经济上搞“一大二公”，政治上开展反右斗争，文化上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最后导致了严重后果。
在经历了大跃进（1958-1960）的失误和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后，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痛定思痛，再次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公开批评左的错误，毛泽东开始认为党内出现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同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急剧升级，把刘少奇等人将经济困难估计得很严重归纳为“黑暗风”，把邓子恢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主张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归纳为“单干风”，把邓小平等人主张用一风吹办法纠正“反右倾”运动中对干部的错误处理以及所谓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归纳为“翻案风”。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著名论断，但也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
究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还是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是长期困扰中共决策者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中之重。当时迫于经济困难，决策层不得不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调整经济上，但已山雨欲来风满楼。
进一步看，新中国究竟是继续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还是长驱直入社会主义，则是一个更宏大、更深刻的分歧。
毛泽东当时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新民主主义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是否急于进行公有化改造，而且涉及政治体制，即改变了中共七大“联合政府”的路线，而这是人们较少提及的。
客观说，中共八大所确立的路线已经告别了新民主主义，但还较多保留了以前的一些正确主张，因为当时中共高层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党内民主，中央的集体智慧还能得以体现。中共八大实际提出的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即使如此也未能得到贯彻，左的思想和路线成为主导。
除了国内政策，在对外政策上党内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
二、党内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总纲领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1962年2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等人写给中央的建议信，提出了对外政策的一些不同观点。
王稼祥主张，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应“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
毛泽东对此很不以为然，并加以批评和概括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进而，针对党内在内政外交领域的上述主张，毛泽东于1964年2月9日和29日，先后两次会见外国政党领导人时，批评中共党内有人不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并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党内已经存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鉴于以上判断，最后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来彻底解决党内的路线问题。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领导人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正式提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的。
这条路线的完整表述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这条路线，在理论上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实践上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1966-1976）。
于是，全国上下必须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政治上搞“斗争哲学”，“亲不亲，阶级分”，造成人人自危，党内外揪出一大批所谓“走资派”，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成为批斗对象；经济上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唯生产力论”、“白专道路”，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文化上搞禁锢主义，思想僵化，砸烂封资修，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国际上坚决反对帝修反，与美国和苏联同时为敌，支援世界革命，争当第三世界领袖。
不言而喻，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与“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是针锋相对的，与改革开放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更完全相反。这是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
需要注意的是，党内路线分歧和路线斗争，通常并不是根本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上存在不同认识，是走哪条路才能成功达到同一目的地的分歧。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都相信自己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而不是其他路线。但主观愿望与客观结果经常是有差距的，现实确实存在路线上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这就需要党内进行必要的讨论甚至争论。但遗憾的是，当时党内并没有1935年召开遵义会议时那样的民主氛围，
于是，“两条路线”之争就嬗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由于毛泽东的“家长制”和“一言堂”，党内左倾路线愈演愈烈。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给整个国家也包括中共自身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教训极为惨痛。
三、分道扬镳：邓小平与毛泽东最终分歧的根源何在？
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开始对自己的极左路线有所反思，平反了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邓小平得以重新出来工作。在周恩来病重之后，毛泽东对邓小平越来越倚重。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排在周恩来总理之后的第一位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由此，邓小平不仅进入了最高权力中心，而且实际确定了邓小平成为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地位。
邓小平一获得领导权，就开始对毛泽东的左倾路线进行纠正，明确表示要以毛泽东所提出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三项指示为纲，遭到毛泽东的否定。邓小平还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以及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采取了一些坚决果断的措施，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也遭到毛泽东的怀疑。
毛泽东批评邓小平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不难看出，建国初期刘少奇等人与毛泽东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样，邓小平复出后，之所以再一次被打倒，也是路线分争的结果。
不少人把中共党内的斗争仅仅理解为权力之争，从以上情况看，是失之偏颇的。中共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领导人之间的争斗，不仅仅是为了权力，更深层次的是为了捍卫某一路线。当然，如同我之前的文章所说，路线斗争最终需要掌握领导权，路线的贯彻离不开权力的掌握。
1975年邓小平果敢“整顿”时，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是维吾尔的姑娘辫子多，但我不怕被抓辫子，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显然，他更多考虑的是纠正左的错误路线，而不是自己的权位。
总之，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虽然不可能不涉及权力斗争，但深层次是路线斗争，本质上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实际上，如果只是为了保住权力甚至获得更高的权力，邓小平完全没有必要违背毛泽东的意志。只要邓小平在台上再坚持不到一年，等到毛泽东去世，他就可在党内执牛耳。
同样，毛泽东也不想再次打倒邓小平，毕竟他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所以当发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试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开始是努力加以“挽救”的。
为此，毛泽东提议小范围开会帮助邓小平，因为他希望邓小平能回到自己的“革命路线”上，而不是把矛盾扩大化，更不是一棍子打死。如果开政治局会议帮助邓小平，江青就会借此发难。可见毛泽东考虑之细，对邓小平期望之深。
毛泽东亲自圈定人选，“帮助会”开始是邓小平、毛远新、汪东兴和陈锡联4人参加，但效果不佳；于是又扩至8人，增加了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效果还是不佳；于是不得已召开17人的政治局全体会议，效果依然不佳；于是召开有130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仍达不到毛泽东希望的结果。
其间，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召开会议时，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以便让毛泽东放心，自己百年之后邓小平不好“翻案”。邓小平却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
由于邓小平的不让步，1975年底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来发生了1976年“四五运动”，使得毛泽东下决心把邓小平再次打倒。
然而，党内的路线之争并没有终结。随着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随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新的伟大转折。
而毛泽东所反对的“三和一少”的国际纲领和“三自一包”的国内纲领，以及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作为党内的另一条路线，不正是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先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