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属于美国高官或学者中，对华最积极友好的一类，即使中美交恶后，也没有对中国落井下石，仍扮演调停者、对话者的角色。拜登经过反复权衡把他提名为新任驻华大使，无疑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积极信号。

       1.今天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前副国务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为新任驻华大使人选，悬空已久的驻华大使任命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2.这里首先要说一下，为什么美国驻华大使空缺了长达十个多月的时间。很多人都揣测是因为中美关系变差，美国故意不派新大使，这个揣测实质是不成立的。美国驻外大使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外交官（career diplomat—CD），一类是政治任命型的（political appointee—PA），前一类不受总统更换的影响，而后一类在新的总统就职之后就要辞职，然后，新当选总统重新委派一个大使。

       美国12任驻华大使中，有7位是政治委任型的，最近的一位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来华之前担任爱荷华州长，当然也属于政治任命型大使，他于2020年10月辞职回国，美国媒体普遍推测他辞职回来是想帮特朗普的竞选拉票。本届政府的驻华大使仅剩下3个月的任期，特朗普不可能再任命一位新的大使，所以就由美国驻华使团副团长RobertW. Forden（职业外交官）代理大使，直到新当选的总统派出新的大使。

       拜登上任后，有103个国家大使需要重新任命（言外之意特朗普曾经任命了103位大使），至今只完成驻墨西哥大使的任命，剩下的102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大使职位也都是悬空已久了。最近拜登提名了34个国家的新大使，需要等待参议院的表决，但是至今仍有67个国家，连大使的提名人选都没有。

       所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职位空悬这么久，虽然看似不正常，但是又是美国权力交接的一个正常产物。其实，1981年卡特、里根交接之际，也曾经有驻华大使空缺时间长达8个多月的记录，直到当年9月底才派出新大使。

       3.那么新任驻华大使人选伯恩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笔者结合与拜登同一天提名的驻日本大使，以及前不久提名的驻印度、德国、西班牙等关键国家大使人选，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伯恩斯是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他于1980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高级研究院，众所周知这个研究院是世界最顶级的，是美国外交官的摇篮。毕业后，伯恩斯就担任职业外交官，先是负责苏联东欧事务，1997年后担任驻希腊和北约大使，2005年又担任副国务卿。

       2008年从副国务卿位子卸任的伯恩斯，受聘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同时还担任多家著名国际关系智库的董事或执行官，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专家之一。所以，伯恩斯是个很有经验和理论素养的职业外交家。

       而拜登同时任命的驻日本大使Rahm Emanuel之前曾经担任芝加哥市长，驻印度大使Eric Michael Garcetti曾经担任洛杉矶市长，他们都没有任何外交经验。可见，拜登选择伯恩斯这样的老牌外交官担任驻华大使，是对华关系的重视，是希望找一个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人，来处理中美关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

       伯恩斯还在拜登竞选总统期间担任其外交政策顾问，他与拜登算是老相识。这也显示拜登希望物色一个直接可以向其汇报、沟通，又非常信任的人选，这样可以更有效处理中美关系中的事务。伯恩斯可谓拜登在外交上不可多得的人才，经过种种考量，把他委派到北京，显示拜登对处理中美关系的极大重视与谨慎。伯恩斯是1995年芮效俭(Stapleton Joy）卸任以来职业外交官色彩最浓的驻华大使，也是曾经在国务院任职级别最高的驻华大使。

       4.其次，伯恩斯是个与中国打交道很久，并且对中国一直很友好的一个外交官。就目前可以查阅的美国国务院网络档案来看，早在1997年4月钱其琛访问美国时，当时担任助理国务卿的伯恩斯，就参与了钱其琛跟奥尔布莱特的会谈。这次会谈是中美关系好转的一个重要步骤，奠定了当年秋天江泽民主席访美的基础。

       2005年后，伯恩斯担任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排名第三），有更多的机会涉足对华关系。他于2006年与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一起主持了第三次中美战略对话，这年10月1日，他又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出席国庆招待会，2008年，他还出席驻美大使馆的新馆开幕典礼。

       伯恩斯在副国务卿的任期内多次发表对华友善观点，他反对遏制中国的主张，认为应该以对话的方式与中国建立起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他还赞成让中国承担部分全球事务的领导权，主张让中国加入“世界董事会”，“作为由美国、日本等世界富有责任的国家组成的董事会的一员”。他2006年说这句话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完全崛起，中国人自己都还很少考虑这方面的事情，而伯恩斯能做出这样的表态是很难能可贵的。

       2008年，伯恩斯辞去副国务卿职务后，与中国建立起诸多更紧密的联系。他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执行董事，多次为在肯尼迪学院进修的中国高级官员授课。他还曾经主持著名外交智库阿彭斯研究所（Aspen Institute）与中央党校的对话。

       伯恩斯还担任美国咨询公司科恩集团（Cohen Group ）的首席高级顾问，科恩集团是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创办的咨询公司，中国是其最重要国外市场，在北京和天津设有办事处。该集团称，自从2008年起，帮助中国企业累计完成800亿跨国并购。科恩集团还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美中关系委会等高端对话的积极参与者，是美国最积极致力于中美友好的机构之一。

       虽然，这期间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对华敌对声音甚嚣尘上。伯恩斯一直毫不掩饰反对将中国称为敌人的做法，2016年5月他在威尔逊国际中心（Woodrow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发表演讲说：“我们很多人由于聚焦在竞争上以及双边关系中的军事部分而犯的错误，就是把中国看作敌人，或是对抗者，或是要加以遏制的国家。我国的一些政治保守派就是这样看待中国的，这将是个严重的错误”。他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共生关系”，“不仅是在经济上，在外交和政治上也是如此”。

       5.以2018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为标志，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伯恩斯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最坚定反对者之一。去年，伯恩斯组织库阿斯彭研究所的学者们编著了《权力的斗争：21世纪的美中关系》（The Struggle for Power: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并为此书撰写了前言，系统阐述了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加上此前他在杜克大学、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专题演讲，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他对华思想的基本脉络。

       第一，美国未来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如何遏制俄罗斯机会主义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对其他国家独立的攻击；如何平息中东的暴力，尤其是如何应对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也门四个失败国家；如何平衡既是朋友又是威胁的中美关系。可以看出来，相较于俄罗斯和中东伊斯兰势力，他对中国的措辞最温和，仍旧强调中国是朋友，有缓和与合作一面。

       第二，未来半个世纪中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不应该视中国为敌人，中国是合作伙伴，也是战略竞争对手。

       第三，美国应该自信地处理对华关系，既不应该低估中国的优势，也不应该高估中国的威胁，美国决策层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制度、军事、科技等方面的长远优势，减少对中国的无端恐惧。

       第四，美国应该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合作，遏制中国在南海的扩张，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应该通过解决中美经济间的倾销、补贴、知识产权等问题，保护美国公司的利益，促使中国接受国际贸易规则，但是中美经济不能脱钩。

       第五，尽量增加与中国的合作面，在气候、反恐、抗击疫情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应该积极学习奥巴马时代的美中两国领导人友好协商的模式。

       总体来看，伯恩斯属于美国高官或学者中，对华最积极友好的一类，即使中美交恶后，也没有对中国落井下石，仍扮演调停者、对话者的角色。拜登经过反复权衡把他提名为新任驻华大使，无疑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积极信号。反映了拜登政府对于中美关系，仍有试图管控、处理危机，不希望全面走向对抗、甚至破裂的一面。但是，中美竞争又是复杂而不可预测的，未来到底怎么样，还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