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11 月 6 日上午 “中国文学视野下的陈映真”——陈映真文学资料捐赠暨研究计划启动仪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清华大学教授解志熙做了题为《严肃的文学之典范》的发言。解志熙说，读陈映真的这些作品，不禁让我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救救孩子”的呐喊，想起忧愤深广的《药》、《孤独者》和《祝福》，以及冷峭深刻的《野草》。
以下是解志熙发言全文：
陈映真先生出生于1937年，与我的父亲是同时代人，而当他1960年代初开始创作的时候，我才刚刚出生，实在是后辈人了。刚才会议休憩的间隙，我看了展柜里陈映真先生的遗物和手稿，打头的就是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台湾政治监狱所在地“绿岛”里的囚衣和他亲自缝制的钱包，突然想起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环县住在招待所了等待再分配的日子里，因为闲着无事，就拿一张印着《绿岛小夜曲》曲谱和歌词的歌片学唱起来，以打发无聊。那时只觉得《绿岛小夜曲》是一首优美的抒情歌曲，不大知道它背后的黑暗与艰难。如今亲眼看到陈映真先生的囚衣，感到无比的震惊，想象陈先生就是在那样的黑暗的囚室里坚韧地读书思考中国问题、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顿生无限的敬佩之情。
陈映真先生的作品，大概就是那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陆续传到大陆的。对陈映真先生，我当然久闻大名，只是由于自己所学专业的局限，读他的作品不多。前天临时抱佛脚，翻阅了收入“中国文库”中的《陈映真自选集》，这是陈先生亲自编选的。他的作品原来随处发表、流散各地，现在终于有机会在祖国的土地上结集在一起，也算叶落归根吧，所以陈先生在序言里深情款款地说道——
现在，分隔在台湾和海外的骨肉姊妹，总算花了很大的心思，准备好了自己的身世书，自己的家族谱系，和自己的身份证明，带着激动，抑制着喜悦的眼泪，到大陆的书市中来认梦魂牵系的、久别的亲人。
自己的作品即便被译成几种外语；即便在洋人的课堂中受到品评；即便得到西方的文学大奖，那喜悦与荣耀都远远不及作品受到十数亿中国同胞的认识、爱读和评论。
我怀着腼腆的喜悦，将这选集摆在祖国的文坛上，感受到自己的作品能先于分裂的两岸回到她的祖家的温暖与幸福。
然后我翻开第一篇《我的弟弟康雄》，这是陈先生早期创作的名篇。该篇叙述一个进入中产阶层的姐姐翻阅死去的弟弟的日记，体认到弟弟生前的痛苦与期待——年轻的他为虚无和情欲所苦而自杀，但他是纯洁的有爱的，姐姐读着弟弟的日记，“顷刻间，我的眼睛为泪所模糊了，但我坚持着。无非是要反叛，反叛得像一个烈士。烈士是不应该哭的吧。”其时正是戒严法最严厉的时候，“我的弟弟康雄”的压抑、愤怒与反叛，无疑暗含着反抗专制、抵挡独裁的严肃意味，而不仅是青春的抑郁症。再看著名的《将军族》一篇，叙述一个在台湾退伍的大陆老兵“三角脸”和一个台湾本地被拐卖的少女“瘦丫头儿”之间曲折的恋情，他们因为共同的音乐爱好而相逢于一个乐队，“三角脸”把自己的复员费偷偷放在“瘦丫头儿”的枕下，帮她还钱赎身，然后悄悄离开。五年后二人再次相遇，“三角脸”觉得自己老了、不能耽误年轻的女孩子，“搜丫头儿”觉得自己身子“不干净”、不能嫁给心爱的男人，二人乃相约下辈子干干净净地结为夫妇，然后双双殉情自杀。“瘦丫头儿”生前曾要求“三角脸”“说一个你们家里的故事。你们大陆上的故事。”而“瘦丫头儿”的家就在“绿岛”附近，她生前唱给“三角脸”听的歌曲正是《绿岛小夜曲》！所以这篇隐约其辞的小说也是别有怀抱。
读陈映真的这些作品，不禁让我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救救孩子”的呐喊，想起忧愤深广的《药》、《孤独者》和《祝福》，以及冷峭深刻的《野草》。那时年轻的陈映真先生正在偷偷读禁书，鲁迅的这些作品以及他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就在其中，陈映真的思想和创作无疑深受鲁迅的启发和影响。甚至连笔墨修辞与象征意象也一脉相承。比如在《我的弟弟康雄》里有句云：“葬礼以后的坟地上留下了两个对坐的父女，在秋天的夕阳下拉着孤伶伶的影子。旷野里开满了一片白绵绵的芦花。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读到这些语句，我们会立刻想到鲁迅的《药》是以夏瑜坟上的“红白的花”和“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的“乌鸦”结尾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陈映真对鲁迅所开创的描写“病态社会里的病态人生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的创作旨趣有所发展。比如在陈映真笔下，围睹死者的群众就不再是愚昧无聊的庸众，而是富有人性的人民，他们钦佩死者不惜一死以反抗社会污浊的人格尊严。此所以《将军族》是这样结尾的——
第二天早晨，人们在蔗田里发现一对尸首。男女都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在胸前。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胸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详、滑稽，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
一个骑着单车的高大的农夫，于围睹的人群里看过了死尸后，在路上对另一个挑着水肥的矮小的农夫说：
“两个人躺得直挺挺的，规规矩矩，就像两个大将军呢！”
所以陈映真先生对鲁迅开创的为人生而文学的严肃文学之路，是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的。后来陈先生并积极参加社会运动，为此几度被关入牢狱，到了八十年代“解除戒严”之后，又遇到“后现代”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但他始终坚韧地不改其坚持，那么坚强和严正地维护了文学的严肃性——严肃地关怀和思考着中国和人类的问题，并力求以严肃的文学语言表而出之，因此成为彼岸进步文坛众望所归的领袖。陈先生的文字无疑是中国文学的宝贵遗产，值得后来者认真学习。就我眼目所及，不论是内地或台湾的“当代文学”，比陈映真先生写得美丽婉转的、写得流行入时的，都大有人在，如余光中以至于贾平凹等，都名气很大，但就坚守文学的严肃性而言，则在内地只有史铁生先生、在台湾只有陈映真先生足以当之。陈映真先生文学遗产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坚守文学的严肃性。
晚年的陈映真先生如愿回归大陆，并且在祖国的怀抱里终老，可谓得其所哉。如今陈先生的文学资料又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同样是最好的归宿。我想，陈映真先生地下有灵，一定会欣慰和肯认的。我相信在现代文学馆的保护与整理下，这些珍贵文献所隐藏着的战斗火焰和思想光芒，一定会焕发出新的光彩！
（本文系作者在陈映真文献捐献仪式及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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