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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元圣：超验人文科学主义元范式下AGI世界推演：《尚书》与维特根斯坦视域重审爱因斯坦世界政府理想及人类文明共识秩序

2026年09月21日 07:17 美中时报乐元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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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时代，旧的全球治理秩序持续消解，地缘冲突、气候生态危机、通用人工智能（AGI）技术狂飙突进彼此交织共振，人类站在文明演化的重大历史拐点之上。爱因斯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提出的世界政府理想，出于核灾难的深切忧虑，试图建构一个超国家权威以消弭战争，但是该构想深深受制于二十世纪的历史条件，未能充分关照世界多元文明的差异性与生活形式的本源性。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以“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为核心命题，揭示人类的价值共识并非先验静态公理，而是根植于共同体实践活动之中动态生成的产物；中华元典《尚书》传承“敬天保民”“协和万邦”的古老治理智慧，为跨文明对话提供东方思想根基。本文立足于超验人文科学主义元范式，坚持实证计量、符号解析、超验阐释三位一体的研究路径，摆脱技术决定论与纯粹伦理思辨的二元对立困境，依托AGI世界推演的思想仿真方式，重新反思爱因斯坦世界政府理想的得失。本文提出，人类文明共识不应当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统一建制，而应当是一套动态迭代、持续演化的生成性共识机制。以此思想为根基，进一步研讨三份全球性契约——《世界太空和平宪章》《世界碳硅共生契约法典》《地球家园共育契约法典》的理论建构逻辑，探索面向地月星际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秩序。本研究试图打通中西思想资源，面向未来千年的文明发展，为数智时代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一条新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超验人文科学主义元范式；AGI世界推演；维特根斯坦；《尚书》；爱因斯坦；世界政府；人类文明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星际文明

一、绪论：AGI时代文明变局之中重思全球秩序的思想史任务

观今世变局，旧宇秩序弛解，地缘扰攘，气候罹危，AGI狂飙而迭起，人类临于文明转捩之会。爰览爱因斯坦世界政府之夙愿，复参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之哲思，思建构动态迭代之人类文明共识，奠三份全球性契约之根基，冀拓地月星际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宏猷。余俯仰而长思兮，叹世途之迍邅。旧轨既以倾圮兮，新序尚未昭宣。通用智机推演兮，设情景以试甄。一径慕超国之威兮，阻隔阂而难迁；一径循故之博弈兮，祸延及于星躔；一径尚对话之赓续兮，随实践以化旋。乃知迭代之共识兮，诚可以为世之先。慨斯文之未坠兮，念四海之攸同。览四时而俯仰兮，怅遐思于苍穹。循元范式以求索兮，实证符号兼超验而相通。究AGI之推演兮，鉴往哲之遗踪。扬协和之弘道兮，期命运与共之风。望千年以后兮，寰宇熙熙而雍雍。文脉绵绵其不竭兮，星壤岁岁其丰融。惟人类之多福兮，永离殄瘁之忧恫。赞曰：星路迢迢启远疆，文华赓续振天纲。不凭雄力规万国，愿以公义洽殊方。地月悠悠开胜境，碳硅穆穆守行防。尚公矢志酬今世，共祝苍生乐永康。

当人类文明同时面对两项巨大变量：其一是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迭代，其二是人类的生存疆域逐步由地球走向地月空间乃至更加辽阔的太阳系，原有建立在民族国家体系之上的全球治理框架正在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回望二十世纪思想史，原子弹爆炸之后，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面对核毁灭的阴影，大声疾呼建立世界政府，希望以一个统一的超国家权力终结主权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从根源上消除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时隔七十余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看这份理想，既应当看见其深切的和平关怀，同时也应当看见其思想当中的历史限度。爱因斯坦作为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长于物理学领域当中的公理推演，当他把这种公理式的思维直接平移到人类社会秩序建构的时候，便很自然地设想：只要建立一套统一的上层政治架构，就能够一劳永逸地消弭人世间的冲突纷争。然而人类社会并不是物理实验室，不同文明拥有各不相同的历史传统、生活习俗、价值信念，也就是维特根斯坦哲学所说的不同“生活形式”。如果忽视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单纯依靠强制的超国家权力，非但不能够带来永久和平，反而有可能催生新形式的压迫与冲突。

二、理论基础：超验人文科学主义元范式之内三维方法论架构

超验人文科学主义元范式，其核心要义就是确立实证计量‑符号解析‑超验阐释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此回应数智时代人文与科学再度分裂的困境。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长期徘徊于两极之间：一端是实证主义，一切以可观测、可量化的数据事实为准绳，把人类的精神信仰、文明理想、价值追求当作次要的附属产物；另一端则是纯粹人文主义的伦理思辨，长于价值评判，但是缺少对于现实世界运行机制、技术演化趋势的分析研判，很容易走向凌空蹈虚，理想无法落地。

首先是实证计量之维。在开展全球秩序研究的时候，实证计量维度意味着我们需要正视现实世界当中地缘博弈的数据，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统计，气候与生态演化指标，航天产业、通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数据。以史实而论，二十世纪的国联、联合国的实践历程，各个主权国家对于出让本国主权所持有的现实态度，都是实证层面不可回避的事实。爱因斯坦当年提出世界政府构想的时候，对于民族国家主权现实阻力的估量是有所不足的。从实证层面可以看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对于主权的珍视，绝非仅仅是政治家的私心；主权背后维系着本土社会的历史记忆、族群利益。无视这一现实，超国家机构就失去落地的现实土壤。AGI推演的实证层面，就是把历史参数、技术迭代参数、经济博弈参数置入仿真情景，观察不同治理方案之下系统演化走向冲突抑或是走向协作。

其次是符号解析之维。各个文明的价值理念，都沉淀为本民族的文化符号系统。中国传统思想之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协和万邦”，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契约思想、世界联邦思想，都是一套一套的符号叙事体系。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恰恰提示我们，不同的语言背后对应不同的生活形式，不同的符号系统对应不同共同体的生存实践。当不同文明之间发生争论的时候，很多冲突表面上看是利益冲突，深层同时也是符号叙事、意义框架之间的碰撞。依托符号解析，我们可以把《尚书》当中的治理话语、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论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命题全部转化为语义符号，开展跨文明的思想比对，辨析其间的相通之处与差异性。符号解析帮助我们看见：东西方对于“和平”“公义”“共同体”这些核心概念，各自拥有不一样的语义生成语境，不可以直接做简单的等同。

再次是超验阐释之维。这一维面向指向人类的理想信念、终极关怀。人类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求索永久和平，求索星际时代的文明福祉，并不仅仅出于现实利益的算计；这里面同时存在着人类对于自身文明命运的精神追问。无论是中华思想当中“天下大同”的向往，还是爱因斯坦出于科学家良知对于人类免于核毁灭的期盼，都属于这种超验层面的精神诉求。超验阐释这一维度，并不试图把理想直接改造成为一套可以计算的指标；它保留价值反思的空间，提醒我们全部的制度建构、全部的技术发展，最终都应当服务于人类文明整体的存续与提升，而不是反过来，使人沦为技术或者制度的附庸。

三位一体不是三个层面彼此孤立，而是螺旋式协同展开：从现实实证当中把握约束条件；经由符号解析理解不同文明话语背后的历史逻辑；再经由超验阐释确立文明理想方向；之后再回头反观现实，校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这套元范式恰好为我们重新审视爱因斯坦世界政府理想、发掘《尚书》协和万邦的当代价值、借助AGI推演探索未来共识秩序，提供完整的方法论脚手架。

三、思想史重审：爱因斯坦世界政府理想的价值内核及其历史限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击之后，整个世界笼罩在核战争的巨大阴影之下。作为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深切意识到，人类已经掌握了足以毁灭自身文明的物理力量，但是人类的政治制度还远远没有跟上技术力量发展的脚步。1946年之后，爱因斯坦多次公开发表演讲、发布公开信函，呼吁放弃部分国家主权，建立一个拥有独立武装力量的世界性超国家政府，以此管控核武器，终结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保卫人类整体的生存安全。

从精神内核来看，爱因斯坦这份理想拥有极其珍贵的思想史价值。第一，他率先敏锐意识到，当技术力量已经具备全球性毁灭能力的时候，仅仅依靠各个主权国家自行约束军备已经不足以守护人类；人类必须走向更高层级的全球共同体意识。第二，他突破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站在人类整体生存的立场之上思考问题，这种人类整体意识，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非常重要的思想先导。第三，他已经看到单纯依靠当时的联合国体系是不够的，战后的联合国仍然是以各个主权国家作为基础，缺少独立的强制约束力，很难从根本上阻止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在冷战的阴云开始聚集的时代，爱因斯坦出于科学家的良知，向整个世界发出和平警示，这份忧思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时至今日，不只是核武器，自主致命性武器、AGI的能力溢出，同样带来全新的全球性生存风险，爱因斯坦提出的难题并没有消失，反而以新的形态再次摆在人类面前。

但是，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回看，爱因斯坦的构想又带有显著的时代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根源来自思维路径：作为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习惯于从公理预设出发建构体系。于是他设想：只要我们设立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赋予它最高的立法、司法、军事权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这里隐含的预设是：人类社会可以比照物理学系统，自上而下设立一套统一的顶层建制，便可以实现秩序。然而社会共同体并不是物理客体。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恰恰揭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拥有各不相同的生活形式。所谓生活形式，包含一整套的历史习俗、伦理观念、集体记忆，包含人们开展社会实践的整套方式。价值与共识并非可以从外部强行灌注到各个共同体当中的一套公理；价值根植于共同体自身长久的生活实践之内。

如果无视多元的生活形式，强力推行单一的超国家统一政权，就会遇到深刻困境。第一，主权背后是不同文明共同体的集体生存诉求。各个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漫长历史演化的产物，主权诉求根植于自身的历史实践，并不是少数政治家主观执念。直接要求各国出让主权，缺少现实社会基础。第二，单一的超国家权力本身也存在权力异化的风险。谁来监督这个世界性的最高权力？一旦这一超国家机构本身走向偏执，谁能够制衡它？爱因斯坦的设想当中对于超国家权力自身的约束机制思考有所不足。第三，文明的差异性被低估。不同文明对于正义、秩序、共同体的理解本身就存在差异，试图以单一的政治架构消弭文明差异，很容易滑向以某一种文明模式统摄整个世界的思维陷阱。

于是在这里就出现一条重要的思想分岔：一条路径，就是爱因斯坦设想的**先建立统一上层权力，再由权力生成世界秩序；**另外一条路径，则是先推动不同文明之间持续交往、对话，在实践互动当中逐步生成动态演化的人类文明共识，再由共识慢慢生长出对应的全球性制度安排。后一条路径，既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语言形式理论获得哲学支撑，又可以从《尚书》“协和万邦”的东方古老治理智慧当中得到思想印证。

四、思想互鉴：《尚书》协和万邦与维特根斯坦生活‑语言形式理论的跨文明呼应

4.1《尚书》视域：敬天保民与协和万邦的生成型天下秩序观

《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一段文字所记述的上古治理逻辑，展示了一种渐进式、生成式的共同体建构思路。首先从个体德性修养起步，实现家族内部的和睦；继而协调部族内部的百姓；在此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协调天下万邦之间的关系，使各个邦国各得其所，天下趋于雍和。这套思路不是预先设计一个大一统的强制权力，直接压服各个邦国。它的逻辑是由内向外推扩，以德性感召、交往磨合为先，尊重不同邦国自身的生存状态，在互动当中寻求和睦共处的道路。

同时贯穿《尚书》全书的核心命题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就是敬天保民。一切治理秩序，无论是一国之内的治理，还是万邦之间的国际关系，其合法性根基最终落脚于民众的生存福祉。邦国之间的交往，不应当以征服兼并作为目标；而应当以万民安宁作为根本宗旨。

“协和万邦”并不等同于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尚书》同样记载讨伐凶顽的历史叙事，意味着对于祸乱天下的势力，保留正义征伐的限度；但是其理想目标仍然是走向各邦共存，而不是把全部族群强行改造成同一套制度模式。这套天下观给予今天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跨文明层面的人类共识，应当是生成性的，而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预制成品。共识是在持续的交往实践之中不断调适、不断生长出来的。

4.2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何以规约共识的生成逻辑

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当中提出著名的语言‑游戏命题：“我也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语言的意义并不来自词语对于外部对象的静态指称；意义产生于共同体的行动实践之中，也就是产生于生活形式之内。

何谓生活形式（Lebensform）？生活形式就是一个共同体整套的实践底色，包含习俗、传统、集体行动方式，是语言游戏得以展开的土壤。不同的共同体，拥有不一样的生活形式，由此也就衍生出各不相同的语言游戏。道德观念、价值判断，并不是一套悬浮于所有共同体之上的先验公理；价值植根于本共同体的生活形式之中。

但是，承认生活形式的差异性，并不意味着直接滑向彻底的文化相对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完全没有对话与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人类依然共享作为人类的生命底色，共享生存、免于毁灭、追求安宁福祉这些基础性的生存境遇。正是基于人类共通的生存处境，不同的生活形式之间才能够开展对话。对话的本质，就是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彼此磨合、相互理解，在持续的交往实践当中生长出更高层级的共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提示我们：跨文明共识不可能依靠纯粹逻辑推演一次性完成建构；共识只能在持续的交往实践过程当中动态迭代演化。

4.3 东西方思想的会通：对于静态预制型全球秩序的共同反思

将《尚书》协和万邦的思想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相互对照，我们可以看见一种跨时空的思想呼应。东方上古的治理智慧与二十世纪西方分析哲学，共同向我们提示同一个道理：不要幻想一次性完成一套完美不变的全球秩序蓝图。

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理想，其思想底层恰恰属于预制型秩序思维：先设计顶层权力架构，依靠这套架构向下塑造整个世界的秩序。而经过《尚书》与维特根斯坦的双重反思之后，我们转向生成性、动态迭代的思路：以多元文明的持续对话交往作为起点，先生成人类文明层面的动态共识；以共识为基础，循序渐进地生长全球性的制度与契约；制度本身同样保留演化调适的空间，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包括迈向地月星际的实践）持续更新完善。

当然，二者之间依然存在思想语境的差异。《尚书》诞生于上古华夏部族邦国的历史环境，属于前现代的天下思想；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聚焦语言与生活实践。今天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照搬西方哲学，而是立足于当代AGI技术变局、星际探索的时代条件，对二者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服务于当代全球治理思想建构。

五、AGI世界推演视域下动态迭代人类文明共识机制的理论建构

依托超验人文科学主义元范式，以实证计量把握现实约束，符号解析梳理东西方思想话语，以超验阐释守护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同时吸纳《尚书》协和万邦、维特根斯坦生活‑语言形式的洞见，扬弃爱因斯坦世界政府构想当中预制式统一权力的思路，本研究在此提出动态迭代式人类文明共识机制。

首先需要厘清一个基础性命题：人类文明共识不等同一部一经订立便永久冻结的成文世界宪章。它是一套运行机制。这套机制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承认各个民族国家、各个文化共同体拥有各自的历史生活形式；它不以消灭差异性为目标。共识的生成，来自持续不断的跨文明对话、实践磨合，同时允许共识本身随着时代的变迁持续修订、迭代更新。

在这里AGI世界推演发挥的正是思想仿真的功能。我们借助AGI推演设置三条演化路径开展思想实验仿真。

路径一：严格落实爱因斯坦式世界政府路径，设想各国让渡主权，组建统一超国家世界政府，统一掌握全球武装力量。推演仿真情景显示该路径面临两层巨大阻力：第一层现实阻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共同体对于出让主权存在巨大分歧，达成主权让渡的政治门槛极高；第二层风险，超国家权力缺少成熟有效的制衡架构，一旦权力发生偏向，缺少多元文明主体的制衡，存在新形式压迫的潜在风险。这条路径虽然怀有崇高的和平愿景，但是现实可行性很低，潜藏新的危机。

路径二：延续现有旧秩序，完全放任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缘博弈逻辑向外延伸，直接把大国竞争逻辑延伸到人工智能治理、月球开发、深空外层空间。推演情景显示，这一条路径之下，太空军备竞赛、AGI技术霸权、碳基生命与数字智能之间伦理冲突的风险持续走高；地月空间很有可能成为新的大国角斗场，人类还没有充分享受星际开拓的福祉，便把旧时代的冲突矛盾复制到宇宙空间。这是一条高风险路径。

路径三：动态迭代人类文明共识机制。以各个主权国家与不同文明共同体作为对话主体，保留多元主体格局，不急于强行搭建单一的世界顶层政权；建立常态化多层次的跨文明对话协商平台，持续开展思想与制度的协商研讨；在实践当中逐步形成全球性契约，契约本身保留定期复盘修订的迭代机制；以三份全球性契约作为阶段性制度抓手，分别对应外层空间、碳‑硅人机关系、地球生物圈守护三大领域；在此基础之上，面向地月星际时代，循序渐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演仿真的结果表明，这条路径尊重文明多样性，兼顾现实约束条件与长远文明理想，风险相对可控，为人类走向星际时代提供一条更加稳健可行的演化道路。

动态迭代共识机制的运行逻辑可以简要概括为三层。第一层，尊重差异性：承认各个共同体固有的生活形式，不以单一模式强制改造世界；第二层，持续对话磨合：搭建多层次常态化协商对话机制，不同文明的价值叙事充分展开交流，在共同的现实挑战（气候危机、AI风险、太空开发）当中寻找共通的生存关切，从共同生存境遇之中培育共识；第三层，契约迭代生长：把交往当中形成的共识阶段性固化为全球性契约文书，但是契约并非终极不变的教条；建立定期评估、研讨修订的机制，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契约的内容持续调适更新。这正是生成性共识区别于静态预制蓝图的关键之处。

六、三份全球性契约：动态共识机制的制度载体——《世界太空和平宪章》《世界碳硅共生契约法典》《地球家园共育契约法典》

动态迭代的人类文明共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思想层面，它需要阶段性的制度载体予以落实。本研究所探讨的三份全球性契约，并不是一经确立便永久不变的终极世界法典；它们恰恰是动态迭代共识机制运行之下阶段性凝结而成的三份契约文本，分别回应人类当下与未来的三大核心领域：外层星际公域治理；碳基人类生命与硅基数字智能之间的伦理关系；地球母星生物圈的守护与世代传承。三份契约彼此支撑，共同服务于地月星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第一，《世界太空和平宪章》，面向地月与深空公域的秩序建构。

随着商业航天的蓬勃发展，月球熔岩管基地建设计划逐步提上日程，人类已经站在地月时代的门槛之上。旧的外空条约确立“外层空间不得据为己有”的基本原则，但是面向未来月球开发、月球资源利用、月球定居点建设，新的矛盾正在慢慢浮现：月球上面的资源如何分配？月球的定居社群未来将形成新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如何防止把地球上的军备对抗复制到月球轨道与月表？《世界太空和平宪章》立足人类共同的星际公域，坚持和平探索优先，反对太空军事化军备竞赛；保障发展中国家平等进入深空、共享太空发展红利的权利；同时预留制度演化空间，面向未来如果月球形成新的人类聚居社群之后，新社群如何参与太空治理协商，保留后续对话修订的通道。这份宪章承接《尚书》“协和万邦”的精神内核，主张星际公域属于全体人类，星际开拓应当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事业，而不是少数力量争夺霸权的新疆域。同时以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观之，未来月球定居社群将会慢慢生长出新的生活形式；今天订立宪章的时候，就不应当试图一次性锁死未来月球社群全部的制度安排，而应当预留迭代协商的窗口。

第二，《世界碳硅共生契约法典》，回应AGI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人机伦理的全新课题。

AGI的高速演进带来碳基人类生命与硅基数字智能之间崭新的文明关系议题。人类应当如何定位自身与高级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人类如何实现人机价值对齐？过往很多技术伦理方案，试图一次性写出一套完备静态的伦理公理，强行嵌入AI系统之中。但是依据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人类的价值本身植根于复杂多样的生活形式，价值不是一套封闭静态公理；不同地域、不同文明对于伦理的理解本身就存在差异，简单把一套静态伦理公理注入AGI系统，必然遭遇到价值对齐的深层困境。

于是《世界碳硅共生契约法典》便主张碳基生命优先的根本原则，同时建立一个持续开放的全球伦理对话平台，吸纳不同文明的伦理智慧，既吸纳西方技术伦理的思考，也吸纳中华传统礼乐、黄老、佛禅当中关于生命、欲望节制的思想；契约不追求一劳永逸地写完全部人机伦理条文，而是建立常态化的研讨评估机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演化，持续开展伦理协商修订，以动态协商的方式处理碳‑硅共生的崭新文明关系。

第三，《地球家园共育契约法典》，守护人类的母星地球，维系世代延续的生命根基。

人类奔赴星际，绝不意味着就此抛弃地球。恰恰相反，地球始终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母体家园。气候失衡、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依然是悬在全人类头顶的生存威胁。《地球家园共育契约法典》立足于世代伦理，立足《尚书》“保民”的民本底色，倡导人类各个国家、各个族群共同承担守护地球生物圈的责任，兼顾当代人的发展权利与后世子孙的生存权益，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的持续协作。这份契约同样保留迭代更新机制，随着气候治理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持续完善相关治理条款。

三份契约并不是平行孤立的。《地球家园共育契约法典》守护人类文明的母星根基；《世界碳硅共生契约法典》厘清数智时代人机之间的伦理边界；《世界太空和平宪章》开辟人类向外拓展的星际秩序。三者共同作为动态迭代人类文明共识机制的制度载体。三份契约的订立，并不意味着建立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世界政府；三份契约更多属于全球层面的共识性契约框架，以协商对话作为主要推进路径，各个主权国家自愿参与，同时建立常态化的审议修订机制，让制度跟随人类文明的实践脚步持续生长演化。由此我们既扬弃了爱因斯坦世界政府构想当中强力预制统一政权的思路，又继承了他深切的人类整体生存忧患意识与追求永久和平的崇高理想；同时接续《尚书》协和万邦的东方智慧，并且吸收维特根斯坦对于生活形式与共识生成的哲学洞见。

七、面向地月星际文明：动态共识机制视域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向度

当人类的脚步迈向月球，迈向更加辽阔的太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随之需要向着星际的维度拓展，也就是地月星际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星际开拓带来的文明变局。未来的数百年到上千年的时间尺度之内，人类有可能在月球建立长期聚居的基地，后续还可能向更远的深空延伸。一旦出现长期脱离地球环境生存的人类社群，新的生存环境就会慢慢塑造出新的生活形式。依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新的生活环境会慢慢衍生出新的社会实践、新的语言游戏、新的共同体诉求。站在今天的时代，我们不可能预先完整设想几百年之后月球人类社群全部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如果今天就试图一次性为未来的星际社群写死全部秩序，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上的僭越。这恰恰更加说明，人类文明共识机制必须保持动态迭代的本性。秩序应当随着新共同体的实践生长，未来新生的星际社群也应当逐步拥有参与全球‑星际协商对话的资格与权利。

但是另一方面，无论人类的聚居点拓展到宇宙空间何等遥远的位置，人类作为碳基生命的根基没有消失，人类共同起源于地球母星这一历史事实不会消失。《尚书》当中保民、尚德、协和共生的价值内核依然拥有恒久的意义。星际时代不是人类可以肆意放纵欲望、向外无限扩张征服的时代。恰恰相反，越是向外开拓宇宙，人类越应当开展心性层面的自我警醒，警惕技术力量增强之后滋生狂妄骄纵之心。黄老守虚守柔的智慧，佛禅破执的思想，礼乐文明当中对于节制欲望、砥砺德行的教化，对于未来星际时代的人类依然至关重要。向外拓展的征途同时也是向内修心的历程；文明的外部疆域拓展，必须同步伴随着人类自身德性的建设。

于是面向未来千年，地月星际新秩序的建构路径就清晰呈现出来：坚持以动态迭代的人类文明共识机制作为总运行框架；以三份全球性契约作为现阶段制度抓手；持续开展地球内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互鉴；当未来逐步形成地外人类聚居社群之后，循序渐进地吸纳新生共同体进入协商对话体系；始终拒绝以单一强力政权自上而下强行统合全部人类社群的预制式方案；坚持走多元主体持续交往磨合、共识逐步生长、制度持续演化的道路。这条道路正是对于爱因斯坦世界政府理想的扬弃与创造性转化：保留他对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深切忧思，放弃依靠超国家强力一次性完成秩序建构的设想；立足于中华礼乐文明复兴的大义，融汇东西方思想资源，面向星际时代赓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站在当代的历史节点之上，这一项思想求索本身也提示我们建设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面对AGI、星际探索带来的全新变局，我们既不能够简单照搬二十世纪西方的世界联邦、世界政府的旧方案；也不能够封闭复古，仅仅回到古代的天下观。我们需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同时积极与西方哲学思想开展深度对话，立足技术时代全新现实，开展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创造。超验人文科学主义元范式正是这一探索道路之上的方法论尝试，试图打通实证、符号、超验三个维度，在科学与人文之间重新建立贯通的桥梁，回应数智‑星际时代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八、结语

回望二十世纪，原子弹的惊雷唤醒了爱因斯坦深沉的忧思，他所提出的世界政府理想，是一份来自伟大科学家对于人类永久和平的深情期盼。然而受制于时代，他的构想预设一套自上而下预制完成的统一超国家权力，未能充分关照人类不同文明共同体各自根植于历史实践当中的生活形式。经由《尚书》“协和万邦，敬天保民”的东方古老治理智慧，与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游戏、生活形式”哲学的双重思想检视之后，我们得以完成对这份思想史命题的反思与扬弃。

立足于超验人文科学主义元范式，坚持实证计量、符号解析、超验阐释三位一体的分析路径，依托AGI世界推演开展多情景思想仿真实验，本研究论证：人类文明共识并非静态不变的预制公理体系，共识是在不同文明共同体持续交往实践之中动态迭代、不断生长的生成性运行机制。以此为基础，《世界太空和平宪章》《世界碳硅共生契约法典》《地球家园共育契约法典》三份全球性契约，作为阶段性的制度载体，分别回应深空公域治理、碳‑硅人机伦理、守护地球母星这三大时代课题。三份契约不追求一次性完成终极世界立法，而是保留常态化评估修订的迭代通道。

面向地月星际文明的远大未来，随着人类生存疆域向着宇宙深处拓展，未来有可能诞生新的地外人类社群，也会随之生长出新的生活形式。因此人类文明的治理秩序，本身就应当保持开放演化的品格。我们既要继承爱因斯坦对于人类整体命运的忧患意识，守护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和平愿景；又接续华夏礼乐文明复兴的大义，坚持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以动态迭代共识机制为基础，循序渐进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之从行星尺度进一步迈向地月星际尺度。

人类的星际宏图不可能一朝一夕骤然告成。文脉赓续为本，文明对话为途，制度契约随实践而生长，心性修持与技术开拓双向并进。在旧秩序消解、新秩序尚未成型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口，以思想的求索，回应时代提出的四个之问，为未来千年人类文明的福祉探寻可行的思想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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