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不死呢？”
“你怎么不死呢？”前些年在微信聊天群里有两位网友怼我。一次是关于毛泽东的功过评价问题的分歧；还有一次是前两年有关俄乌战争问题。当然，这样的口水仗不会出什么真知灼见。同辈故人所剩无几，“我怎么不死呢？”无解，2025年冬慢阻肺引起肺炎严重发作，与死神共舞，她怎么还不把我带走呢……我没有想到还能活到2026年写下此文。
古今中外，人生不同阶段，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平息之后，“存在的尴尬与不存在的不可能”，总要再冒出来。不同时代的个人对此类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却千差万别，20世纪中后期重启为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哲学。庄子“有生方有死，有死方有生”；有些哲理名句透露着历代智者对于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揭示了生与死之间的辩证关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也不息，死也不止，到海德格尔那里汇总为“向死而生”。帝王们琢磨着怎样长生不老，凡夫俗子临终要问的是“这辈子，你活明白了没有”。活着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这世界有你没你有什么区别？对于一个知识者或学人来说是对个体人格与历史担当相关联的追问。所谓“后知识者”就是把问题提到当下后现代状况的知识界加以考量。所谓“后现代”乃对长时段历史以“现代性（资本主义）”为中轴的一种分期：前现代即资本主义之前，漫长的中世纪封建时代，后现代即当下晚期资本主义状况。
一，关于人的科学
高尔基的名言“文学不是地方志，是关于人的科学（наукаочеловеке）”，汉译将之简称为“文学是人学”，他在别处也称之为“человековедение”。不同于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手段的狭义人类学 anthropology（俄文为同一字），我们这里所说“人学”不限于文学，可理解为有关文化、社会、观念习俗方面广义的哲学人类学。人文学科（Humanities）是指自然科学之外，包括文学、哲学、历史等传统领域以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学科。我所理解的“人学”的核心可分为三个层面：哲学上“人的本质（Essences of human being）”研究人的本质属性，揭示“人是什么”，诸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定义。人的多方面的具体属性尚未探讨，笼统讲人的抽象本质是空洞无物的。人性（human nature）包括实体人的种种自然属性，其之不同于动物，在于人之食、色本能也有善恶之分，如诗之所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缠兮”“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民以食为天”，还懂得讲究美食；男女之间不仅是性，更复杂的是情感与伦理问题，“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人格（personality）为人的本质及人性之个体化实现。人格体现为社会日常生活中人的行为举止，为信仰、认知、思想、智慧等精神内涵的东西所支配，彰显出人的内在外在品质有云泥之别。在古代普遍以君子与小人区分人格高低，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文明社会人格的尊严属于法律保障的平等、自由的公民权利，也由个体的道德自律维护；而所谓“人格魅力”则从伦理跃入审美范畴。
学为好人
前几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年度科室会议上，著名文学理论家杜书瀛先生说，他在自家门楣上题匾额：“学为好人”。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里的“关中大儒”朱先生，近一个世纪前在国家存亡与社会变革的动荡时代奋笔疾书“学为好人”。杜兄比我长一岁，与我共事30多年，做了一辈子学问，成就卓著，享誉学界，退休以后年过八旬，还在做学问，提出这样一条自勉警言有什么深层意义呢？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机会同杜兄当面交谈，当下世界历史到了一个新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显然杜先生以晚年之彻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作为一个知识者，学者或学人，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怎样才是“好人”思想者会有不同回答。我以为要做一个好的学人，首先是怎样做一个“人学”意义上的好人，那就要把问题置于现实语境中加以考量。
古往今来，文人学者常有一种遗世独立的作派，美名之谓风骨，贬之谓“文人无行”。如商山四皓、竹林七贤、扬州八怪等，诗文书画之外，其言其行也留下了诸多如“药与酒”之类轶事。孔子慨叹“逝者如斯”；屈子高歌：“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陶公愤然“不为五斗米折腰”，太白疾书：“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牢骚皆因各自不同的语境而发或怀才不遇，或政治理想、人生抱负未能实现，然而“忧国忧民”之心即使淡薄名利却终究绕不开一个共同转轴——权力。历来名流志士常心系“致君尧舜上”，或因落入蓬莱而灰心丧志，彻底摆脱对功名利禄的计较遁世隐逸；更深层的境界，则入世而与当权者“道不同不相与谋”。于是，“君子固穷”“穷则独善其身”“不为有国者羁”……那就是学斋式封闭的“道德自我完善”状态。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诚然是自嘲以愤世。从更高的历史宏观视角来看，只有一种文人的人格独立性禀赋方能使知识者在种种逆境中保持自由思考的能力，达到“先天下忧”的批判精神，“兼济天下”。“人生不过百，常怀千载忧”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老生常谈，亘古而不息，后来知识者总要不断以此勉励自己“学为好人”。统而言之，经过“日三省吾身”“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种种历练，则“天降大任于斯人”，担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知识者的人格是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之一言一行，以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关乎道德的一举一动，而决定人格高低的是思想精神境界，也就是灵魂的东西。
德国的哲学家费希特写过一本《学者的使命》，提出一个学者为实现人类共同历史使命，首先要在社会道德规范下通过实践完善自己。这就是说，学者为历史担当的使命与其人格密不可分。宋代理学家张载“横渠四句”首句：“为天地立心”，有如《周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人类的社会规律，于是“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以此“化成天下”，“为天下开太平”即世界走向文明与和平。这个意思与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指出，启蒙就是成熟到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在道德实践上，康德主张将上帝的“绝对命令”化为个体的自律，以个体在真善美领域的“三大批判”完成第四历史理性批判，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使命。这种“自然向人生成”目的论与费希特乃至中国古代儒家、道家的传统共同之处在于，强调通过修炼达成自我道德完善，进而实现世界整体完善的历史理性使命。
二、人格、人性与人的本质
白马非马
人们常有议论：“我是谁，从何而来，向何处去？”在社会上无论扮演怎样的角色，作為單独的个体总要琢磨怎样做一个大写的“人”。揭示人的本质属性来定义人乃从所有人抽象出来的一种共同性（包括自然性和社会性）。抽象的人没有任何具体规定的属性，不是现实存在的人。公孙龙，战国时期的名家代表人物，提出了著名的“白马非马”逻辑学命题。该命题指出，“白马”作为一个具有特定颜色属性的马，它与抽象的“马”在逻辑上是不同层级的概念。公孙龙通过这一带有诡辩的命题探讨了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语言形式逻辑的精确性区分。人也是一样，“好人非‘人’”，“坏人亦非‘人’”。在逻辑学上，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人，张三、李四都不能代表与没有具体规定性的“人”在逻辑上等量齐观。正如市场上只有白菜萝卜、衣帽鞋袜……而货架上没有一件抽象“商品”。马克思由此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是来自黑格尔逻辑学“从抽象的上升到具体”，即从一个混沌的表象总体（商品）出发，研究在商品属性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种种具体规定性。公孙龙的这个命题颠倒过来，就是“马非白马”。那就是说，未与现象结合、缺乏现实性的事物的本质，其存在即为虚无（无规定性）。其实，“白马亦非个马”，人，这个抽象的“混沌的表象”之“总体（人）”，在“社会关系总和”上得到具体的本质规定属性乃成为一个实在的人。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国美学界关于美的本质的争论，涉及人的本质和美的本质的关系，脱胎于马克思有关“人的本质对象化”及“自然的人化”命题于此免于详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认为他将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然的“类本质”，即“人所吃喝的东西与性爱”等自然属性，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在现实层面上乃是被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规定的属性。费尔巴哈把哲学上人的本质与人的自然属性（食、色）混为一谈了，马克思指出，那是一种“内在的喑哑的共同性”，就是摸不着碰不着，没有任何现实社会具体规定性的共名。
社会关系的总和，涵盖了从家庭、血缘到经济、政治、伦理等各个层级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包括单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与群、群体与群体（党派）、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格乃个体在这些复杂关系中的“格律”。
孤独个体与人格独立
存在主义哲学家提出的“孤独个体”，与通常所说人的境遇的孤独lonely以及人格上的独立性不完全是一回事。人类作为群体动物，生活在社会中，这些相关话题正是在种群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在可可西里、罗布泊那样的无人地带，一种莫可名状的可怕孤独来自个体与群体的隔绝。而在人堆里人们有时也会感到另外一种孤独，那是自我与他人没有良性的沟通方式时，你的思想不被众人所理解和接受时，常会有的一种精神状态。所谓隐遁或者隐逸，作为对孤独的追求。“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是说，在“千人之诺诺”的朝廷上坚持“一夫之谔谔”，如若意志和毅力不够，隐忍要比逃避现实隐逸于山林艰难得多。进行的抽象思维常常远离日常生活，高不可及，且需要一种免于外界纷扰的环境。我们下面要讲的是，知识者更深层之人格上的独立（independence），不依赖于其他东西的另类个人存在方式与状态。
权力到极权的来源与本质
如同宇宙星体与粒子间的引力与斥力、作用与反作用，人的依赖性是在社会关系之间人们的相互作用（力）中产生的。权力，犹如自然力的必然性，是从这种关系所产生的必不可少的相互制约和调节。原始部落就有长老（酋长）统管一切，现代国家产生后，启蒙主义者认为国家权力是对人的异化，个体的人把自己的权力让渡到掌握国家权力者的手中。因此在社会关系对人的制约中，人有一种返回到自然状态重新获得自由之幻想，如卢梭提出“回到自然”。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国家的最终消亡与人类解放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就是人摆脱异化回归人的自由本质。在这个过渡时期，人的最大依赖性在根本上就是离不开在政治上对权力依附与在经济上对金钱的依赖，人格的独立就是摆脱对这些“非我”之依赖性的要求。专制独裁（dictatorship）古已有之，dictator来自古罗马，元老会掌管的最高权力移交给执政官，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既然权力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无政府主义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历史中实现的，那么“权力导致腐败”也是不可能杜绝的，因此就要有对权力的监督机制——民主与法治。
生造的新词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是20世纪以来的产物。Tot-的古义是整体，从事物的整体到意识，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出现了“绝对精神”，即从自然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无所不包的辩证总体Total。现代哲学家尼采提出了“超人”及“权力意志”，也就是自我超越现实的社会关系羁绊，以“对一切价值之重估”复活失去的自由。纳粹把这种“超越”化为最高的政治权力——国家社会主义劳动党及其元首的意志。在帝国主义对世界霸权争夺中，由墨索里尼提出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崛起，究其哲学思想根源，乃黑格尔的总体（Total）与尼采哲学结合而成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黑格尔“凡是现实的皆是合理的”提供了绝对主义的哲学思想模式，在纳粹那里即为“现实的一切都要遵从法西斯理念——合理”。 1933年纳粹党胜出之后，哲学家卡尔施密特直接提出了“主权专断论”，领袖的权力意志被无限放大，超出法律及法定人权之上，其所代表的国家权威、民族群体精神作为一种总体意识形态凌驾一切，为反犹主义及侵略战争提供了依据。希特勒纳粹通过国家机器以极端恐怖的暴力手段实现对个体思想、言论及行为自由的全面强制，一切服从纳粹征服世界战争的意志，不允许任何个人自由思想空间的存在。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冷战阶段，斯大林篡改了马克思关于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过渡阶段的理念，将之改装成新极权主义，在本质上与法西斯的极权主义是共通的，其共同特征是通过权力极大化到绝对化，集中到代表民族国家意志的元首一人手中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面支配。斯大林在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一书边旁批注：“使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宜于统治”。他在土地改革中镇压反革命，同时开始对党和军队的大清洗，沿着这条铁律的践行走向后极权政治的国家恐怖主义。
在极权体制下，每一个体通过洗脑教育被奴化为整个法西斯国家机器中一个零部件，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对极权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在极权体制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纳粹军官作为掌管铁路运输调“犹太事务办公室主任”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有人反驳指出，艾希曼并不平庸，他在反犹自觉与狂热驱动下，忠实地执行希特勒对犹太种族灭绝的“最终解决”命令……然而盲目追随希特勒反犹没有头脑的平庸百姓几乎占90%以上，这是确确实实的情况。
法西斯美学
权力历来需要形式标配，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提出法西斯主义时，主张在形式包装上打造所谓“法西斯美学”。源于18世纪普鲁士王国军人队列整齐的方阵与正步，墨索里尼加以发扬光大，纳粹用以象征显示元首的绝对威严。1935年里芬斯塔尔导演的影片《意志的胜利》为纳粹美学的典型代表。影片实录了1934年纽伦堡纳粹大型集会与检阅。在影片以极其壮观的审美形式表现、渲染的这种群体狂热中，任何个体意志都无处藏身。这种为极权政治服务的美学在方方面面发展出一套套极其严格固定的礼仪模式，从纳粹官兵的鞋帽服装、佩饰，到高举右手行“元首至高无上”之军礼与“hi-Hitler ”口令……长时间为阅兵进行准备的特别训练，如在每名士兵上衣领口插根针以使队伍行进中所有下颌在一条线上；为使所有脚抬得一样高，训练时在每人靴子上放块砖；开代表大会时所有座桌上的水杯必须严格在一条线上……这一切“整齐一律”之审美法则，在视觉上造成审美冲击力，同时显示权力之意志高入云天无所不能的绝对性，形成威严震慑的心理效应。
极权主义者为了全面绝对控制意识形态，极度重视宣传，都有一套精心编造的谎言为全社会洗脑。时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在1942年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宣传的真谛就是简单和重复”，被奉为圭臬，所有的极权无不通过无休止的反复传播进行，总结成为“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成为真理”。传为索尔任尼琴所说：“他们对我们说谎，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清楚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就这样一直说谎说下去，我们就这样一直假装相信他们”。“假装相信”，把谎话当真理，这是笼罩整个极权社会的普遍现象。杨绛说：“一个人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一群人不敢说真话，是这个社会的耻辱。人人都不敢说真话，是这个时代的耻辱。说真话不需要文化，只要有善良和勇气就行，可现在很多人都没有了！”当然，真话有深有浅，大多数人不敢讲最简单的真话，如大跃进时期没人敢说“亩产绝不可能达到2万斤”。不敢讲真话有多种原因，了根本的原因在于极权政治不允许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总编胡绩伟曾说“我们的《人民日报》除了年月日以外都是假的。”官方媒体成为唯一的信息渠道，人们不知道真相，只能听信谎言。1979年2月胡耀邦在一次演讲中说：“要是让人民知道了我们共产党的历史，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我们。”这个问题关系到极权能否继续存在。所以毛泽东说：“他们不仅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自己，否则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这也就是暴君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历来暴政都有此共性。
现代极权政治的最大谎言莫过于以“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命名。在此名义下，希特勒以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为世界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日本法西斯主义声称以大和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进行“圣战”。斯大林主义则编织共产主义乌托邦虚假图景……由此精心打造出一种“社会主义”与“爱国（民族）主义”捆绑在一起的神话式的谎言欺骗社会愚弄民众，以凝聚举国之力与地缘政治中的恐怖邪恶势力联合以征服全球。被这些精致的意识形态谎言愚弄的民众，追随暴政以种种“平庸之恶”把滔天的罪恶化为神圣无上的事业为之不惜伤天害理，践踏一切良善。
人格的独立性与权力依赖性
宇宙间的power，从基本粒子到宏观天体都处于引力的相互作用之中。在人类社会中，权力成为使整台国家机器每一组件运动起来的驱动力与润滑剂，人们将权力的作用比作春药，能使人达到忘乎所以的颠狂状态。从古往今来的社会常理常态来看，人格的独立性即不依附他人而存在。然而，西方有一句名言：“当金钱站出来说话时，真理只能沉默；权力开口时，金钱也只能退避三舍”无论出自谁，此话生动地揭示了权力、金钱与真理的关系。在社会关系网里面的人想不依赖于权力和金钱活着，就像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那样。特别是在法西斯意识形态专制下，对权力极度恐惧与诱惑下，知识者要维持独立人格，有自由思想，有着批判精神——“学为好人”——比登天还难。二战前德国纳粹执政后，得到许多知识界名流支持、拥护。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于1933年加入纳粹外围组织，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发表支持希特勒的演讲，执行焚烧学校图书馆的一些书籍的命令。不仅如此，他还与犹太导师胡塞尔，以及与同道雅斯贝尔斯因为其妻子为犹太人而疏远以致决裂。著名指挥家卡拉扬为保留自己的地位也于1937年参加了纳粹……
在中国“文革”更加疯狂的领袖崇拜之特殊时期，顶级学者郭沫若的奴颜婢膝已为众所不齿，大哲学家冯友兰于“四人帮”垮台前夕还向江青上书表忠心，被夫人嘲笑：“天快要亮了还在床上赖泡尿”……这些情况不胜枚举，就免于在此赘述了。
无论前现代还是后现代，“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不仅在肉体物质生活上带来穷奢极欲的享受，在精神方面亦然。知识者屈服于强权或因意志软弱，也有利害关系与认知问题，根本上是人格欠缺而失节。扫视一下这些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公布的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批准立项与获奖名目便可了然。长江学者、院士、学部委员这些桂冠毕竟是名利场上闪闪发光的东西。再看看学者在课堂内外被禁言与处罚的情形，充分彰显在后极权政治利诱与威逼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可能不沦为金钱与权力的恭顺奴仆。
后极权时代
极权主义在二战中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世界法西斯国家从极权主义走向民主自由主义，但是极权政治未在地球上销声匿迹，其根系在另外的地缘政治中改头换面为后极权主义，世界进入民主文明与后极权主义冲突斗争历史阶段。后极权主义这一名号是捷克思想家和政治家哈维尔在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后的时期提出的，后来不断被众多学者阐发，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最为典型，其政治形态也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形势而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后期极权主义遭受第二次致命的打击，苏联东欧体系崩解了。而斯大林主义仍在美洲与亚洲一些国家发酵，进入后极权时期，元首独裁、个人崇拜、一党专制、意识形态统治、暴力恐怖这样一些极权政治的本质仍然在延续。
这一时期的后知识分子一方面为斯大林主义在苏联东欧的解体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对后极权的继续存在与蔓延对世界前途感到迷惘与失落。法国一些前卫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如利奥塔、德里达、福科等，沿着尼采“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的思路，把矛头指向现代性，解构“人类解放”之大叙事，宣称吮吸这些精神鸦片的教授们的“丧钟响了”……于是知识者纷纷卸下了启蒙使命的担当。然而在解构一切的进步主义线性历史之碎片中，解构大师德里达最终解构了自己，1993年出版了《马克思的幽灵》一书，被评为“选择了不恰当的时机向马克思敬礼”。在此书中，德里达宣称，马克思是不可抛弃的，像“汉姆雷特父亲的幽灵”一样仍在世界徘徊……
21世纪以来，在数字经济与跨国资本之全球主义新语境下，权力为巩固自身地位，以稳定、安全名义采取种种高新科技手段对反抗群体施行高压，并对社会公共空间实行全面监控被称为“数字极权”。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以资源共享开辟了社交媒体、自媒体、微博、微信等信息传播方式为世界开创了新局面，思想言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同时后极权政治设置防火墙封锁，以敏感词监控、禁言、删除网文、封禁微信账号等手段实行网络管控，组织起浩浩荡的荡网络评论员（五毛）水军，以数量声势占领公共空间阵地，绝对把控话语统治权。在公共信息平台上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之类谎言成了公众所能听到唯一声音。一个戈培尔的幽灵仍在信息世界徘徊。知识者的人格与历史担当在这种后极权语境之下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新的状况，我们且把目光投向本土知识界略加扫视。
三、知识分子的人格与政治权力
第一生产力——人格与奴性
中共四中全会关于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明确以经济工作为重心，主要战略思想为大力发展结合产业的科学技术，使其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人工智能是最前沿的科技产业之一。任何时代新的生产力都离不开人的创造。人的知识和智慧发挥的创造性是所有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掌握“第一生产力”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学者直接参与其中并起着决定性作用。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的物质生产与生活中，体现社会政治制度的生产关系仍然起着导引、适应、调节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生产关系的本质在根本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起着根本性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灵魂，也就是相关人格之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东西。
后极权时代，作为一个担当历史使命的学人所秉持的固有本色仍然是不依附于权力和金钱之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与批判精神。然而当下堪忧的现状，不妨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金XX，多年来以姿态围绕着一些国际政治及海峡两岸关系等热门主题在网上发布了大量视频，成为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年来，此公靠一口伶牙俐齿、一支生花妙笔，其视频收视率、点击率与赞誉度极高，赢得了大量粉丝，成为“网红”，据说这些年以流量赚了上千万元。由于此公坚持不断传播官方“正能量”被网民称为“金政委”。一流大学的技术官僚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机器的一个重要零部件，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靠自媒体发了大财，名利双收。网络管控的水军的主力是招安知识界的精英，据说还利用监狱中的囚犯……这正是数字极权时代的一种别开生面的独特现象。问题是金政委传播的东西里面有没有一点能够得上良知与真理“货有所值”的东西呢？且看他为众所称道的最精彩节目之一：
全球化国际贸易大市场中所谓“双赢”意味着交易国双方以公平、对等的共同信条和承诺做到真正的互惠。这位名嘴对此做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绝妙解释，得意扬扬地说：“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这道出了这些年来官媒与私媒舆论不厌其详所鼓吹的，中国以40年完成西方200多年发展成功的“弯道超车”之诀窍……这副光鲜亮丽的外套里面裹着的却是：无劳动保护法的极低工资、超工时之廉价劳动力市场，破坏知识产权保护，对来华投资企业强制技术转让，以及出口产品的政府补贴等。这位网络暴发户却把这些无视市场经济法则的违规行径当作光荣的凯旋。此外，他还公开侈谈通过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企业，如何在其选区掌控选民，只要取得几千张选票就能控制美国竞选，取得议员席位，最终把“美国议会变成中国人大”。这正是世界上正义人们的一种国际政治焦虑：欧洲的大量受难民待遇的伊斯兰移民在那里生衍繁殖，以渗透蚕食方式最后颠覆当地民主政权……金政委的其他此类恶心妙论不胜枚举。他不像有些官方媒体人，脸色铁青、语气咄咄逼人，一副战狼姿态，他不但和颜悦色，而且口才生动、风趣，能把枯燥的时政话题讲得简单平易吸引观众，常常忽悠得千万爱国粉丝心花怒放，血脉偾张。然而他所贩卖的真正货色是以“东升西降”，“厉害了我的国”为中心的民族沙文主义，为后极权政治张目，口齿的机智与人格之厚颜无耻达到同样的高度。他自己亲口说，一次有个不乏良知朋友跟他聊天，当面劝他“别再胡说八道了”。金院长怼他说：“不说，100万，你给我呀？”恬不知耻，真是极权政治下考量知识者人格与历史担当的一个极佳活标本。这样的技术官僚还有一位被请到权力顶层做报告的复旦大学“国师”张XX。至于知识界同类甘为奴才的无名之辈更如过江之鲫……后极权时代的阿Q后裔确实进步了，不仅“老子过去比你强，现在也超过你了！”说得赵老太爷龙颜大喜。
生为好人与学为好人
怎样“学为好人”？人之初或“性本善”，然而世情多险恶、污浊，好人非与生俱来而是学成习得的，“学而优也！”学者良知本身就是自我启蒙的结果，让我们再借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来透视剖析中国教育的现状。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顶级学者杨振宁先生2015年归国后，在多次演讲中把中国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归根于教育。他从教育的普及入手比较了中美的差异。他指出，美国从10到15岁儿童中有20%-40%的文盲，美国提出了12年的普及义务教育，但是为什么文盲还那么多呢？他指出，因为这个年龄段的美国孩子就是玩，不读书，所以中国的学生高中生数理化基础教育普遍比美国的孩子要好。因此他对美国的教育是否定的，相应地赞扬了中共建政以来教育的成功，相应带来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成果。他预计三四十年以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科学领先的国家。
他的这个判断是否准确呢？从中高等数理化考试分数与各种比赛来看学习成绩，中国学生世界名列前茅，可以说基础还是扎实的。但是更深远来看，中国教育的严重弊病在于，长期对学生采用灌注式的机械教育方式，以及应试为目的之恶性竞争导致创造力的窒杀。在高强的压力下，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是僵化的，更严重的是损害了青少年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统计表明学生中抑郁、焦虑等种种心理疾病的比例逐年增长。现在中国教育引导孩子学习的普遍动机和目的就是单一地为了考试，为了升重点中学和一流名牌大学。学校与家长双双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给孩子施加高强压力：从幼儿园开始就不能输在起跑点上。这种极端的狭隘的功利心，抑制了孩子的个性和创造力，没有时间花在别的地方。甚至据说，有的地方孩子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够而得了便秘，此事未经核实，简直不敢令人相信。学校布置一大堆作业挤占了整个业余时间。我记得，40多年前，我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同时学小提琴，为了让他有时间练琴，我还给他抄过单字……多年来，有识之士早已发现问题的严重性而疾呼：“救救孩子！”正如有的在美的华裔家长曾为孩子从小不用功读书操心发愁，他们发现一旦孩子成长后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飞跃式的增强使他们惊喜……
杨振宁先生说，1900年中国没有一两个人懂微积分的，现在如何如何……令人纳闷的是，经常论及中美两国教育差异和优劣时，杨先生何不以现身说法。他自己大学是在西南联大上的，可以说他高等物理高等数学基础是在国内旧教育体制打下的，他在尖端物理学上的突破也不是在自己所赞扬的地方取得的吧。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技术人才，美国至2024年的总数是400人，中国呢？一位德国人卢安克，上一世纪初来到中国，到广西山区的一个偏僻的小村落教书10多年。他与孩子们爬树，玩水，抓泥鳅……他对采访记者柴静说：中国的应试教育会扼杀人的创造力，“为什么一个正在强调创造力的地方却在谋杀孩子们的创造力呢？”这一切优势与弊端却似乎在杨振宁先生视野之外。
杨振宁先生学问高深，成就很大，博得人们普遍的尊敬，但不能不说在人格上他并不充分独立，在种种场合谈教育问题时，他完全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当然谈不上自由思想与批判精神。这里有认知的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与实效——启智教育的优越与灌注教育的蒙昧——均在他的视野之外；当然还有不可摆脱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在世界观上他把自己归结为“儒家的”，也就没有超越春秋战国时代知识者“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死”的境界，但是他枉认了“知己”，是否在美接受了左派的影响，把虚幻的乌托邦当成了现实存在呢？在信仰上，杨先生不是基督教徒，否认人格化上帝的存在，但他同许多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等都承认一个非具体神的造物者的存在。这种超出人类对自然认知界限宇宙秩序的存在是类似上帝的必然性。所以他曾说，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来自“上帝的礼物”……他的自由选择归根到底还是有一种必然的安排。在“不向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一点上，他不能说是一位人格独立有历史担当的学者。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为什么“难得糊涂”呢？那就是在“千人诺诺”之中“一士谔谔”不是容易做到的。这也是不可逆转的造物的必然安排吧。
四、向何处去？
作为“绝学”的马克思学说与世界命运
知识者的人格不可能遗世独立，思想的自由不可能驾虚凌空，而批判精神须立于现实方展向长远之终极关怀，学为好人必须基于对自身立足现实之真相的清醒洞察与省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历史先贤的传承。
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跨越将近半个世纪，正是新世纪初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晚期资本主义为后现代的世界进入了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新格局。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跨国资本之间以“看不见的手”起着协调制约作用，作为向市场经济转型20来年的中国以千载难逢的机遇加入WTO，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在美欧等世界各地市场上许多货物纷纷亮起了“中国制造”的商标，从鞋帽、日用品、玩具等起步，到家用电器、电讯器材、钢材、稀土，到手机、电动车、车床、新能源光伏、锂电池等高端产品，成了“世界工厂”。继之又经过20年时间，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跃居世界第二大国，世界市场越来越像是没有了中国制造业就难以为继……
周亡之后，孔子认为时代“礼崩乐坏”，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的复兴周礼之政治理想。张载认为要天下太平必须继承孔子的思想遗产，“为往圣继绝学”。马克思生前，他的学说已经遭到严重歪曲，他“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以致他不得不声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裂变、经济危机与末世萧条危机中，成为“绝学”的马克思学说尚有路否？
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学说被极左翼扭曲为极权政治的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极右翼顺势把极权主义的根源归结为马克思的学说。两者共同的把柄是《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埋葬资本主义的论断，然而他们陷入了同一理论误区。《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7年欧洲革命高潮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估计当时的形势以为会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资产阶级政权。1850年代革命转入低谷，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使他们认识到这种估计错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现资本主义作为推动新的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被暴力革命从外部的推翻的，历史的必然是资本追求最大化的本性走向“自身否定”。他在后期思想中肯定了用股份的形式重建个人所有制以及普选制产生的宪政民主的合理性。当前的马克思批判家们无视马克思思想的博大精深及其发展变化，牢牢抓住其早期的片言只语断章摘句加以贫困化简单化歪曲为极权政治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学说的现实意义更在于，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乃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在市场上唯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这一本性带来的生产上不可避免的后果是，超出生产与再生产成本、社会生活的物质需求与供应的无节制的产能，整个社会积压的商品库存体现出剩余价值剧增的量级。当时生产过剩与超量的剩余价值并未转化为改善民生提升社会福利，而是为极少数家族的利益集团手中。招致民众普遍贫困，六亿人口月收入千元以下……这正是我们眼下中国的景象，市场经济改革后中国40来年的繁荣没有摆脱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一魔咒。2018年美国川普上台出任总统之后，以中美贸易的巨大逆差为由向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也正是在这期间，中国武汉爆发了新冠肺炎冠状病毒，并迅速向全国与世界各地蔓延，三年间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带来盛极而衰的经济大转折。泡沫鼓胀得越大，崩裂得越破碎，这是“厉害国”2020以来的状况，长期以土地官有为支柱的产业房地产先行，均价一路跌了30%左右还触及谷底。依赖政府补贴的制造业不计利润地强撑着外贸，高筑起债务楼台，隐藏着金融危机……外资纷纷撤离，中小企业难以为继，失业率高攀……
……不同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把卖不出去的牛奶往海里倒，眼下的中国是无数幢建成的与未成的高楼等待的不是入住的主人而是无情的炸药……
上述马克思的后期思想发展转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已经消失，克服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痼疾，眼下中国的现状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有关的英明预见。他看出美国式的多党民主政治能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通过股份制将私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这是从资本主义内部进行的“自身否定”的变革。，哪里还会有无产阶级执政的历史阶段。他还肯定了当时在美国与瑞士已经实现了的“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这些正是极权体制拒绝的东西。这种宪政民主制度正是他从巴黎公社的普选制保障的“公仆”原则，即政府官员最高公薪不得超过普通工人，以及民众通过监督随时有权撤掉那些腐败失职的官僚。然而，当下那些号称“社会主义”的极权国家连公示官员财产这一点都做不到。马克思肯定历史将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以“无愧于人这个称号”的“缩短劳动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克服劳动与分工的强制性对人的异化，并对越来越增量的剩余价值进行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最后以“合乎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解放，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人工智能对人的体力劳动的逐步解放，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之“绝学”仍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列宁夺取了政权之后在理论上提出并实践的。民主国家与极权政治的国家资本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的大型国有资产是以权力的私有化为依托的，本质上是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土地、矿藏、电力、能源等生产资源与大型企业均为国家极权垄断，最终还是被把持在宗法关系维系的家族官僚权贵集团手中，成了少数利益集团寡头的私有物，民营企业做大了最终也难免沦为他们的“白手套”。这就是后极权政治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利用特权，以种种合法与非法的方式贪得无厌地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拼命敲骨吸髓。约半个世纪以来，持续以7%以上的GDP增长率所积累在巨大社会财富落入极少数人手中。0.3%的人口占有着整个国家70%以上的资源与社会财富。晚期资本主义，高新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效率迅猛提高，带来的剩余价值远远超过其早中期。多次分配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了贫富差距。然而在官僚权贵极权政治的国家资本主义统治下，社会大量财富被少数人通过对外投资、白手套洗钱等方式大批量掠夺钱财并转移到国外，供他们的亲属以及自己退休后在西方文明下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国贼。后极权政治豢养大批御用文人，集结网络水军以宣传教育方式对广大民众洗脑，制造虚假舆论和欺世谎言，粉饰掩盖他们的斑斑劣迹与血腥罪行。数字极权使民众的一举一动都被掌控在他们的耳目之中。他们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把马克思的学说扭曲成中世纪僧侣主义的东西奉为教权，打造成政教合一的极权政治，通过洗脑让愚民顶礼膜拜，对外与伊斯兰极端宗教恐怖主义势力勾结，对内以维稳为由压制迫害异己制造恐怖，好话说尽恶事做绝。
诚然，现代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与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在马克思的时代并未出现。马克思为之背锅的极权政治以国家意志发展官僚权贵资本主义，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民主福利资本主义向封建宗法世袭终身制的倒退，是彻头彻尾的神权信仰主义。要说“社会主义”，看看以“白头山血统”传承三代家天下的金家王朝哪有一点马克思气息，倒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般无二？所以后极权在国际地缘政治上与独裁野蛮国家以及伊斯兰极端宗教恐怖主义形成一种对抗民主文明势力的新邪恶轴心。后现代全球主义“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正在左右历史变局开辟未来的新时代，混入这个俱乐部极权国家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民主资本主义格格不入，最终是要彻底决裂的。他们带来的不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是一种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混合式的历史的大倒退，所以他们的所有行径都是反人类的。
后极权时代，后知识者没有绝声，后启蒙叙事没有碎裂。在这种严酷的现实语境下，立意“学为好人”者，当以不屈于金钱与极权的淫威之独立人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担当起后启蒙的历史使命。他们首先要敢于戳穿揭露当权者制造的种种谎言，让人们认清过去长期被隐瞒和颠倒的许多重大历史事实真相，更要直面社会现实的严酷状况。坚持思想自由要有批判的武器，“为往圣继绝学”，传承从古希腊、孔夫子遗产，重拾马克思，进行反抗暴政的斗争，争取被压迫者的解放，为“天下开太平”。晚期资本主义并非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作为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正在走向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自身否定的新生阶段，也就是本人提出“走出后现代”的新历史阶段，在极权到后极权之语境中，后知识者的历史担当，即以后启蒙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批判精神对新的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唤起民众。
结语：怎么还活着
2025年秋老者我入住河北廊坊香河大爱书院养老院，打算在此度过余生。“怎么还活着”的理由也就如放翁所云：“遗民忍死盼恢复”。
这里的工作人员想方设法像哄孩子那样逗长者们开心，使他们尽量多活些日子……垂垂老者们用“老了更幸福”等话语自慰，少想“中国向何处去”“世界未来走向”等宏大的问题，不再用更多豪言逗“上帝发笑”。然而总放不下的是身后心爱的孩子们将面对着怎样的一个明天的问题？茫茫然然不知所之……“大道之行，世界大同”“天下开太平”“向自由王国飞跃”这些梦想能否成真，老朽我已经看不到了。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学技术终究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近年来世界各地追求民主、正义的进步的人们坚持不懈地与极权政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打击独裁者，2025年以来在斯里兰卡、尼泊尔、叙利亚、委内瑞拉、伊朗等地相继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期盼孩子们为人类光明的未来继续奋斗，前行！
耄耋老者留给孩子们的唯一嘱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书无忘告乃翁！
2026.2.17 正月初一丙午年庚寅月壬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