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中国大学教育未来的想象性描述以及对个性化教育道路的探索，实际上犹如赤脚蹚在荆棘之上，不但难以达到目的，而且早已鲜血淋漓，这是中了洪堡教育思想的“毒”。洪堡的时代早已过去，人本主义教育理想之后，开智慧、成全人、得思想、求真理的教育，必然不会从窑洞的灯火中映照出来，他们宁愿由一人辛苦发明真理，也绝不会开启全民思想的体操，他们在教育上完美地施行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加上炉火纯青的市侩手腕，正如他们的文学一样，教育一边描述着梦幻一般美好的未来，一边尽力捣毁人们内心本就十分稀薄的关于自我和尊严的意识。究其原因，在于走出窑洞的强人，早已将教育视为意识形态整体工程的一部分。如果说文学的大一统在于重塑民粹主义美学（美其名曰普罗文学），归一性的教育则在于将教育悄然转化为一种教化和愚化，行使的是一种低智化和向下趋同的强行灌输手段，而学工、学农教育理念，是现代教育的极致悖反，最终将教育的上限定格在“有用、可用、受用”这一至高理想范畴，“有用、可用和受用”是他们对人才的最终定义，即在强人政治之下，一方面需要有用的人，为所谓建设事业添砖加瓦，另一方面更需要他们只能、也只配添砖加瓦……这就是所谓螺丝钉的身份定位。

对于这个理念，刘道玉显然是明白的。但他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起来，他不可能真的超越时代，这是因为他的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整个改革开放的振幅相谐的，一旦经济改革引发的社会改革需求呈现出来之后，教育改革就会首当其冲地遭到打压，反自由化和清理精神污染就直接针对了知识分子和大学教育，因为教育改革涉及的恰恰就是那个巨大的意识形态工程。事实上在那之后大学施行的新生军训制度，就是对刘道玉辈的有趣嘲讽，他们几年的辛苦成果瞬间归零。

改革开放是朝廷的一时之需，就是为了挽救已经崩溃的经济，教育改革不过是一时之需的一时之需，只是看起来有声有色或者像一朵刚刚跳动起来的火苗，有温度有光亮，只是，经不起任何一阵的风吹……

不幸若斯耶！

当有人说出“刘道玉时代”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不明白的是，这个时代需要刘道玉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独立开创或担当起一个时代，他只是可以暂时满足这个时代需求的众多人物之一。但有意思的是，恰好被选中的他，竟然呕心沥血地以使命自赋并为之付出了全副心血，而且在武汉大学取得了特别耀眼的成果。就算现在回头观望，那都是武大最为荣耀的时刻，这也是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武大学子念兹在兹的原因所在。我相信那时候的他肯定看见了遥远的天边闪耀着希望的火炬，因此显得“执迷不悟”或者故意看不见暗流涌动，以最大的努力来从事这注定完不成的任务，或者，从一个常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能够做多少就尽量做多少。非常遗憾的是，他知道现实离火炬光明之处有漫长的里程，但未必完全清楚这个漫长的里程其实只是一座断桥。

然而，“回也不改其乐”。眼前突然闪现出那个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难道这也是刘道玉的罪与罚？

他没有能够开创一个时代，他只是在那个时代里尽了一个教育家的本分。想想这尽本分的份量吧：一方面，一个尽本分的人居然可以在民间和学子之间有如此的荣耀，说明其稀缺和难得；另一方面仅仅因为尽本分就不能见容于整个体制，足见一个知识分子尽本分的危险性。他的言行没有丝毫挑战威权的成分，也没超出任何体制的规范，不过是想重塑现代教育的本体，重现中国大学的荣光。

说起来，那些当年的受惠者得到的只是一个正常的教师、学子本该得到的，刘道玉给了他们。这样的给予对于一个大学校长而言，看起来仍然只是尽本分，但超越之处则格外珍贵，回到那个时代，就相当于在密闭的空间里凿开了一个洞口，让清新的空气进来，也相当于给被捆绑的灵魂松开了绳索，让其自由思想。而如果非要说他对当时的教育体制有所触动，对现行意识形态有所挑战的话，那都不过是要为中国大学教育挣回一点脸面而已。

他生活在一个尽本分而不得的时代，也只是因为努力尽本分而如履刨冰、蒙尘含恨，最后塌陷深谷。就算他的逝去，一方面成为现象级的事件，另一方面又让人噤若寒蝉，看不见的力量正在以特殊的方式悄然袭来。

有人翻出所谓的“黑历史”，有人借这个“黑历史”而蹭热点、泄私愤，将关注点引向他处，这些都是似曾相识的伎俩。所谓翻黑历史，看起来只是在责怪他没有能够在某个时代“独善”，而实际上是想摧毁所有人尚存的那一点对中国教育反思的基本自觉，也是想从根本上否定他曾经的努力和带来的希望。这不是简单的别发新声，而是在怨恨地希望他应该在那个时代被揪斗被打倒甚至被从肉体上消灭，因此他们不惜把刘道玉描绘成欺世盗名的大奸大恶之人，以借机扑灭可能的任何希望的火苗。非要在他逝世之后猛推“雄文”？对时机的掌控如此微妙，是为了引导舆论还是有盖棺定论的企图？

刘道玉先生遭遇的岂止身前祸端，更有死后鞭尸！司徒雷登之后，哪一个校长曾遭此恶行？那些口水与詈骂都是可见报应的业障，有些人并不明白这一点……

不幸若斯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