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作者的家乡成长说起。

       从爷爷这一辈，解家迁至环县虎洞乡解家掌。作者《村落记》记黄土高原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在生活道：

       以“掌”名地者，别处似无而陇东独多也。盖陇东山岭连绵而错落有致，率多夹山而成方圆十数里之小盆地，其地自山根而下渐趋平缓，号为坡地滩地，可以为耕也，中则水道纵横，冲刷久之乃成沟壑，而环顾整体则确然若手掌状。夷考其始，初栖于某“掌”者不过一家一户，其后子孙繁衍渐成村落，此所以陇东村落多以“某家掌”为名，而吾村“解家掌”即其一也。

       天之于吾家也可谓厚待。盖相邻村落中，解家掌之田最为平整，平滩之地可二百亩，别村所无也，两厢台地亦较为平缓，且土质多属黑壤，远较别村之黄土为佳也，所以自吾祖辈迁居于此，皆安居乐业焉。一年庄稼分夏秋两熟：夏粮以小麦为主，多在去秋或今春播种，而成熟于夏也；秋粮则以糜子、荞麦、谷子、玉米为主，多播种于四五月间，而成熟于秋也。农忙时男女倾家而出，躬耕田野，不辞辛劳，午间以自带干粮凉水聊缓饥渴，诚所谓“日出而作”者也。向晚则收工回家，男子喂养牲畜，妻女生火做饭。于是炊烟袅而热饭上桌，乃先奉长老，然后分食。聚餐毕时，往往已至晚间八、九点矣，乃略为收拾，随后相继登热炕而安眠，诚所谓“日入而息”者也。1

       这是一个典型的黄土高原的村落，村落人过着近于结绳而治、周而复始的生活。作者以陶渊明《桃花源记》宁静欣赏的笔调写村落和村民生活，是因为他的生命、他的情感属于这片土地。

       说到环县，不可不知道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环县皮影戏。作者对皮影戏这一黄土高原上的文艺风景由衷地喜爱，其笔下所描写的皮影演出，充满着热闹和欢乐：

       在陇东——甘肃东部的环县及其周边一带，每逢节庆庙会、农闲时节或人家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总少不了道情皮影戏班的参与。说是“戏班”，其实不过五六人，而且很少专职的，大多是喜欢此道的农民在农闲时自发组织而成，他们在劳作之余搭班演出，其小小戏班的全部道具，一头毛驴就可以驮走，所以乡亲们戏称道情皮影戏班是“一驴驮”。白天，他们按照提前的约定，拿着乐器，赶着毛驴，前往“请戏”的人家；傍晚，他们略洗风尘、吃点茶饭后，便在戏迷们的热情期待中开始演出。演出场地常常是在全村最宽敞的窑洞，演艺者在窑洞最里头支起作为幕布的“纸亮”和几把桌椅，挂起照影的“大马灯”，观众们则将窑里窑外挤得水泄不通。随后，开场的锣鼓打响了，浑厚的四弦拉起来了，轻脆的水梆子敲响了，好戏陆续开唱：或是紧张激烈的《蛟龙驹》，或是缠绵感伤的《李彦贵卖水》，以及神话剧和敬神戏等等。小小的皮影在牵线艺人的“指挥”下做着各种动作和表情，同时兼任主唱的牵线艺人则根据剧情和角色的不同，唱出悲情的“伤音”（商音）或欢快的“花音”，每当唱到高潮激情处，乐队即跟着帮腔，谓之“嘛黄”，非常之动听，观众无不为之痴迷。戏就这样一出一出地演下去，直至深更半夜散场了，观众仍如痴如醉，恋恋不舍地回家去，而艺人们则带着半夜的兴奋和一身的疲惫休息了。第二天，你又可以看到这小小的戏班匆匆穿行于环江两岸的乡间小道上，奔向下一个请戏的乡村人家。2

       当此种属于黄土高原的热闹和快乐，与作者爷爷的爷爷发生关联时，我们更能体会到皮影戏在作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了。

       在皮影戏这一中国最古老的戏剧形式的近代传承中，解家是有特殊贡献的。作者爷爷的爷爷解长春是黄土高原上成长起来的皮影艺术家，《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所设的“陇剧”词条下有专门记载：“（解长春）一生从事陇东道情的改革活动，制定并改进了道情的音乐及声腔，增添了四弦、笛呐和水梆子（梆铃）等乐器，对道情艺术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3。

       长春公一生痴迷艺术，却告诫后代以耕读传家。因长春公的儿子不理家务，耕读传家的责任，过早地落实在长孙即解志熙的爷爷身上。

       《寡言的祖父》一文所写，是一个睿智而坚韧的爷爷。爷爷1895年生，经历过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爷爷是环县最早的中共党员，见过毛泽东、彭德怀。红军让他担任红区区长，他因家庭生活负担重，没有去当。而他的四弟，却因为当红区区长而被杀害。当地的共产党员，许多是经爷爷的介绍而入党的，成为解放后在省会工作的“庆阳帮”。爷爷因有家庭之累，选择做农民，劳作不辍，无须劳心。爷爷有择业的自知之明，也有独特的养生之道：三星高照，饮一碗凉水，以求清凉安眠，即是作者亲自服侍经历的养生之道。此种养生，与作者小时候抱着大公鸡到医院为自己打鸡血一样，充满画面感。劳力耕作的爷爷79岁的冬天，尚能上山打柴；90岁的高龄，无疾而终。作者读茅盾的《白杨礼赞》，感觉爷爷就是黄土高原的白杨，普通而傲岸。

       在解家掌，耕是本分本色，读是奢望之想。爷爷耕读传家的理想是通过两个孙子分别实现的。大孙子即作者的大哥，二孙子是作者本人。作者记述爷爷和父亲窑洞对话：

       有一天早晨我正在清扫院子的时候，突然听到窑洞里传出祖父的声音，那是对我父亲说的：“你让大小子和三姑娘回家劳动吧，家里这么难，他们可以帮手了，都念书咋行啊！要念书，就让二小子去念，那个人一有空就抓挖着自己的书，路上看到个纸片片也要捡回来写字，天生是个念书的，能念成！”然后是父亲委婉的回话：‘年纪都还小，先念着吧，世事难料，且走且说，不能让孩子当睁眼瞎子啊！“我知道，祖父是个务实的老农民，他想让稍大些的孙子、孙女回来劳动，这不奇怪，可没想到祖父竟然对我的上学读书网开一面，而且认定我能读成。这让我非常惊讶，因此也暗下决心，一定要读出个样来！我后来读书略有所成，与祖父这句话的鼓励，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哥哥的书也没有白念，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当民办教师，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哥哥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回家种田，很快就出息成一个有文化会种地的新农民。土地承包后的第二年，哥哥种了四十亩新品种小麦，大获丰收。麦子打下来了，哥哥把一袋又一袋麦子往祖父住的窑洞里背，祖父先还记着数，后来数不过来，就问哥哥到底打了多少，哥哥说：“大概有二十多石吧！”祖父感叹道：“我种了一辈子庄稼，从来没打过这么多麦子。哎，看来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我从此放心了。”4

       对家庭自然的耕读分工及爷爷的偏袒偏爱，作者当时肯定是心中窃喜的。长辈不经意的闲话，成为两兄弟日后的各自的角色认同，也划下读、耕揖别的各自人生。恢复高考后，哥哥也有读书的机会，只是为了家庭的生计，主动选择回家务农。

       《另类的父亲》 写父亲的人生故事。父亲是上过私塾的，爷爷请秀才在家讲子曰诗云，在当地也是惊人之举。因为曾经秀才授课，父亲成为乡村中少见的读书人。父亲1955年被选拔为本村初小教师。20世纪60年代初，刚刚30岁的父亲，因趟冰冻河水而落下腿疾，走路瘸拐，不得不离开学校，靠打零工养家。父亲对家的最大贡献在于有文化，信科学，以科学文化的价值观指导家庭生活。家人有病，首先想到的是往医院里送，咬紧牙关，也要支持五个孩子念书。治家诸事的处理，显得明智而有见识。20世纪60年代末，环县一中实行特殊政策，凡读到高中的农村孩子，可申请吃国库粮。父亲为孩子们能在城里上学，自挖窑洞，打炕垒灶。父亲挖的窑洞，让兄妹四人住了十年，完成了各自的学业，被称为当代愚公。住窑洞的兄妹五人，除大哥外，后来都考上了大学。有文化讲科学的父亲的选择与坚持，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说父亲另类，是因为他的明白，有时近于知天命断生死的程度。2017年11月的一天夜里，作者梦到父亲，心有戚然。于是第二天执意赶回家乡，见二老均好，才放下心来。一周后作者要离开：

       父亲送我到院外，朗声对我说：“你回来，我们父子又见了，好啊。我估计自个过不了新年，我知道的。能活到八十五六，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很满足了。我这一生，前半辈子不该吃的苦都吃了，后半辈子不该享的福都享了，没什么遗憾啦。你们兄弟姐妹的日子也都可以，我很放心。你回去吧，等我老了的消息，你回来和你哥哥把我埋了，就行了，孩子和她妈妈两个，就别跟着回来，太远了！”哥嫂和我赶紧岔开话去，解说道：“爹这身体，还能康健好几年呢！”父亲含笑不语，目送我离去。就在一个半月后的2018年元日凌晨，哥哥来电话说父亲已于一点半去世，人很安详。父亲到底如他所预感的，没有过旧历的新年，所幸老人也没受什么苦痛，就遽尔归天了。5

       能知天命，能知生死，这难道也是文化与科学神明所赐吗？父亲殁后，作者以“行义守仁一生无憾事，务农执教二业有子承”6挽联敬悼父亲，希望父亲的贤德，作为后辈的精神遗产，可以继承、可以光大。

       《砚台的记念》一文所写，与文化基因的传承有关。上过私塾的父亲有一方砚台，上小学的作者，随父亲学写毛笔字，用的就是父亲的砚台。小有进步，则扬扬然自喜。舞文弄墨日久，文化与文人气质，也便与日俱增。父亲暮年，希望为读书的小儿子留点什么，作者就讨要了父亲的砚台，放在北京自己的书桌上。砚台成为父子间的文化血脉的连接。

       《人与树同在》一文所写，关乎家族价值观的承守。作者称祖、父、兄三代都是特好植树的农民。农民植树，与经济有关，长大的树可以换救命的粮食，可以变成劳动工具和门窗；农民种树，与喜爱绿色和生命有关，树是黄土高原生命族群中的重要成员，树使黄土地有多彩的生命色彩。父亲说：“连棵树都没有，哪还是人住的地方吗？”7这种价值观为作者所遵守，喜树爱树。在清华五楼的楼舍里，作者近于痴迷地看着楼边天天向上的白杨，忆着家乡的事，想着家乡的人，拷问着究竟是树装点了窗，还是窗接纳了树。树是作者现在与过去的融通媒介。

       《善缘偶记》一文所写，父辈的善良福报于后代。作者自幼有疾，皮肤骚痒，在缺医少药的解家掌，找不到医治的机会。滴水成冰的腊月，一河南老者路过，求食求住。父亲同意老者住下，且与父亲同吃同住。作为报答，老人主动为作者出具治疗风疹的土方，依土方取猪油、硫磺，涂抹身上，火烤增加疗效。治疗数次后，作者的皮肤病居然大有好转。此类戏曲小说中古老的投桃报李的故事，在20世纪60年代的解家掌重演。善良是家族品格，可以为子孙带来福报。

       家乡的成长，作者是用一种被动接受的方式进行的。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作者接受了科学、文化的理念，萌动了热爱自然、热爱亲人的初心，积蓄着以读书求知识谋未来的躁动。

       到县城上学，是作者走出解家掌的第一步。新中国建立前的环县，没有一所中学，甚至没有一所完全小学。1955年创建了环县一中，到作者1974年到县城上高中时，已经有了四个完中，但最好的还是一中。环县百分之九十的大专学生出自这所学校。作为最好的学校，它有着师资的优势，加上诸如在一中读书的农村学生可以吃国库粮等政府政策，便可以把县域内读书的种子集合于斯，形成优势教育资源的虹吸效应，最大程度发挥其人才培养的优势。

       环县一中为作者提供了走出家乡的阶梯。1977年冬天，还是高二学生的作者，参加高考，并被西北师大中文系录取。西北师大是地处兰州的名校，其校区曾是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办学地。抗战胜利后，西北联大主体北京师大返迁北京，留在兰州的部分便成为西北师大的办学班底。

       作者在《往事历历在目前》一文中回忆大学生活，感慨万端地写道：“从此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迎来了自己的成长的季节。”8大学的成长是方方面面的。首先是身体的成长。有粮有肉吃了，个头就开始猛长。由初入学时排队点名时的“小不点”长成了男子汉。其次是心理的成长。上大学成了成年人，寒假回家，敢走30里的夜路了。再次是有向雅求好的审美意识了。在环县读中学时，笑话讲普通话之人。到大学，读中文，知道普通话交流的好处，获得讲好普通话的能力，就开始用普通话交流。大学毕业后到环县一中教学，坚持用普通话教学，成为学校少有的普通话教学的老师。四是在大学对知识的接受，进入“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饱学时期，用作者的话描述“学习几乎成了我的生活的全部。”9

       在西北师大遇到很多好的老师，但影响作者一生的老师是支克坚教授。支克坚是作者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看到作者的毕业论文后，提出让作者修改，而后帮助其推荐至《甘肃社会科学》发表。作者回家乡后，并没有认真去修改论文。而支老师的惜才之心，使他没有忘记这个学生，半年后主动寄信寄书与作者，希望他报考研究生，所寄书是报考研究生的参考书。

       在支先生的鼓励下，解志熙1983年报考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并得到录取。导师为任访秋、刘增杰、赵明三位老师。对三位老师，《砚台的纪念》中均有记述。在河南大学近现代文学学科，任访秋先生是第一代学者。作者在《深恩厚泽忆渊源》中，回忆研究生复试时，任先生所出现代文学考题，大多与古代文学有关。读书多年后，对任先生治学路径有如下心得：“任先生一生治学，从容出入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从不划地自限，故能上下贯通，多所创获，尤于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之来龙去脉颇多过人的发现。”10这种古代、近代、现代贯通的学术取向，帮助作者在北京大学王瑶先生主持的博士生考试时占得先机，稳操胜券。刘增杰、赵明是第二代学者。作者《难得是认真》一文，论及赵先生，以为“先生为人为学则一丝不苟、特别认真，给我们严格的学术训练、帮助我们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11对刘增杰教授的记忆，作者写在《“导师”的意义》一文中。作者读硕士期间，刘增杰教授是河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作者感觉：“从读硕士到读博士，我其实是被刘先生‘推着’一步一步走向学术‘前沿’的。”12解志熙硕士论文选题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刘增杰老师在答辩时称赞作者“找到了他自己。”硕士论文中的核心内容发表在《文学评论》上。80年代的《文学评论》正处在洛阳纸贵，一言兴邦的峰值期，得以在《文学评论》上发文，成就感自然是满满的。硕士毕业，刚喘口气，刘增杰教授便指定让解志熙报考严家炎的博士生。于是，作者又硬着头皮去北大“奉命读书”。

       刘增杰教授急于送解志熙到北大读书的目的，有因材施教、转益多师的考量，也有河南大学中文系申报现当代文学博士授权点梯队建设的需要。地方大学聚集人才难，申请博士点更难。送解志熙去北大读博，相当于以旧社会娶童养媳的办法，选拔优秀毕业学生，送出去深造，期望学成后回校服务，担当博士点申报的重任。作者就是当时学科送出的童养媳。既幸运而又悲壮。

       1990年，作者完成北京的学业回河南大学工作，在河南大学工作了10年。10年间，作者由讲师晋升教授；10年间，由孑然一身而成家立业；10年间，博士点的申报得以成功。10年间，两位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大咖樊骏、吴福辉以他们各自的学术贡献，成为河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博士点申报的功臣。

       樊骏老师是20世纪80、9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的掌门人之一，是一个最具有学科建设意识、最具有现代文学学科大局观、最舍得把自己的精力投入于学会组织、学术拓展方面的学科组织人。他一生未娶，将所接受的姐姐在香港的遗产，设为“王瑶奖学金”，鼓励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做出贡献的青年学者，在其生前，奖学金的来源一直不对外公布。樊骏老师1997年来河南大学参加会议，会后我们去河南境内的尧山游览。晚上在月光下聊天。我向几位同游的老师倾诉了博士点申报的烦恼，樊骏老师若有所思。之后，樊骏老师主动提出来河南大学中文系带研究生，上研究生课程，帮助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而不取任何报酬。

       樊骏老师是解志熙博士论文的审阅人。作者《悼念樊骏先生》从他个人所感受的角度，解释樊骏老师对河南大学现当代学科支持的另一重原因：

       大概是1993年的春天吧，他却突然给我来了一封长信，表示同意与河南大学学科点合作申报博士点，而促使他下这个决心的，则是他对我的学术前途的考虑。记得那封信的大意是说，最近他重读了我的一些论文，觉得从长远来看，我还是应该回到北京工作为宜，但他也明白，除非河南大学的博士点批下来，否则我是不可能离开河大的。所以，他决心答应河大的要求，参与博士点的申报，希望早一点获批，这样就可以让我早日回北京了。还说这是他考虑再三的决定，并且征求过严家炎先生的意见，严先生还开玩笑地对他说，“那你就舍身去救解志熙吧，除此也没有别的办法啊。”

       从此樊骏先生全面地参与了河南大学学科点的工作，完全把自己看作学科点的一员，除了每年一个月来讲学、指导研究生、主持研究生答辩等例行工作，还积极为我们出谋划策、努力争取外援。

       而让研究生们最开心也最担心的，则是每次答辩后樊骏先生的总讲评，他总是热情肯定研究生们的每一点那怕是微末的进步，而对其存在的问题，也总是给予中肯的指正。如此来自最高学术机构著名专家的讲评，是这些边缘地带的年轻学子们难得的福气，对于他们的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事实上，如今学有所成、留任河大的青年学者如刘进才、张先飞、刘涛、杨萌芽、孟庆澍、李国平等，都是樊骏先生悉心指导过的研究生。13

       樊骏先生舍身救解的故事，我在看到收在散文集中的《怀念樊骏先生》一文时才有真正的了解。

       申博的艰难还不止于此。1996年以后，又有了学校整体过博士授权单位，学科点才能有效生存，导师年龄超过60岁，不可成为牵头导师的各种政策和规定。在樊骏老师不能真正有效参与申报的情况下，我们又有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联合申报。联合申报使我们有了和吴福辉老师共事的情缘。这段故事作者记录在《含笑对人生通达见文章》一文中：

       从此，老吴开始了与河大学科点的合作。从1999年到2019年的整整20年间，老吴一直担任着河大的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了十几名博士生和数名博士后。在这过程中，老吴既以其博雅的学养趣味和通达的学术思想，循循善诱地启发着所有从学诸子的学术成长，也卓有成效地带动了河大学科点的学术提升。同时，老吴还积极地为河大学生争取利用现代文学馆的资源和条件，热情地为河大学科点的发展壮大建言献策。合作是顺利而且愉快的：每年老吴都要数次来河大“蹲点”一两个月，讲学、开题、答辩，非常认真地履行职责；教学之余，他也乐陶陶地出游河南以至省外各地，赏玩山水名胜，踏访风俗民情，用心拍照写日记……渐渐的，可爱的老吴“反客为主”，成了一个毫不见外的河大人以至于开封人——晚年的老吴曾经由衷地肯认，开封是与他生命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城市之一。14

       吴福辉作为国内第二代现代文学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将他最后20年的学术活力和河南大学的学科建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砚台的记念》中读到作者学术成长的同时，也感受到河南大学的学科成长的艰难。

       解志熙离开河南大学，到清华任教，是在2000年。清华中文系初动请解入清华的想法是在1994年。此时因为河南大学申报学位点无果，因此没有启动。其中最初的推手是樊骏、严家炎二位老师。1998年，河南大学现当代博士点获批，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徐葆耕、蓝棣之便开始了他们的挖人计划。当时我为河南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受校长委托，与徐葆耕谈判。能谈什么呢？清华大学中文系与河南大学中文系的落差，使我的落寞失败可想而知。散文集中《人格的感召》一文是写徐葆耕的。徐自己谈对清华的贡献，是“九十年代以降，我花了13年的时间，建设中文系，争取了一批优秀学者来清华工作。”15读后，我弱弱地问一句：徐葆耕对清华贡献背后，是不是以许多学校失去“童养媳”人才为代价的？

       作者在清华，正当壮盛之年。20余年间，创造已经压过了成长。但作者的诗文心结，仍在成长之路。2007年，作者写作《聊记堂自记》，述写胸臆：

       窃念原本乡野，质木无文，少小离家，负笈四方，旅食求生之余，稍读儒先之书。及其卒业，幸赖诸多师友之助，猥充上庠教员之职，遂混迹学界，聊以糊口。尝为时髦思辨之文，曾获“学术新锐”之名。然频年作论，心实厌之；加之话语络绎，信乎应接之不暇，左支右吾，确乎不胜其烦也。清夜自惟：值此老大不小之年，为此不东不西之学，岁月蹉跎，何时是了！

       然则，既难免客居无聊之生涯，正不妨率性逍遥之优游，而乐亦在其中矣，夫复何忧？乃断然对曰：“人生如寄耳，聊且随喜之。”爰自题其所居曰“聊寄堂”。于是释然放其心，欣然从其志——流连兮光景、随缘乎学术、从容于岁月也。16

       龚自珍诗曰：“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17。《砚台的纪念》的写作是一次“流连兮光景、随缘乎学术、从容于岁月”的写作实验。60岁的作者，还正是顾盼生辉、风韵犹存的年纪。愿作者一方面不弃随缘学术、不中不西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更多流连光景、从容岁月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