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钱先生的实诚仁厚

       通信六年，钱先生给我留下的第二个强烈的印象是相当实诚、仁厚。

       钱先生不是闲人。与我通信的六年，是他最为繁忙的六年。当时适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艺理论界同样百废待兴。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文艺理论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钱先生不仅自己承担着一个又一个科研任务，而且承担着带领研究室人员一起做项目、引领全国文艺理论研究潮流的重要使命，十分繁忙。对于我这个连面都没有见过的远方求教者，他完全可以在开始一次或几次认真回过信后就逐渐推托敷衍，最后不了了之，集中精力和时间做自己的事。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太忙，他几次推掉了所内招研究生的指标，但对于我始终不离不弃。钱先生带教我时，我的起点实际上很低，很有可能他付出的心血付诸东流，没有结果。但他深知他的回信对于在社会底层奋斗的青年人心目中的作用和影响。而我也把与钱先生保持通信看作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全部希望，所以是钱先生刚指教了一文，我又寄上一文，六年中先后给钱先生寄去请教的论文有十多篇。而钱先生是那种十分认真、每篇必看、有稿必改、每改必细、有信必复，而且迟复为歉的仁厚长者。这当中不仅他忙中偷闲、见缝插针地回信，而且有几次是抱着刚刚康复的病体复信，让我感动不已。

       比如1982年4月9日的来信：“三月中旬，您的稿子和信都收到了。稿子我当时就读了，后来由于工作比较紧张，月底月初又要出去开会，做些准备，因此就耽搁了给您回信。前日刚自广州回来，又翻阅了您的稿子，下面我想简单谈些意见。”1982年7月8日的来信：“五月末、六月下旬两次来信和《试析平淡蕴含功力》一稿，均已收到，请勿挂念。这段时间，我十分繁忙，改稿、看校样，看‘大百科’稿子，会议，加上室里的一部分工作，真是难得有喘息机会。因此六月初接你的信和《盐城师专》上的大作后，迟迟未能复信，十分抱歉。”1982年8月16日的来信：“七月初接你《试析平淡蕴含功力》一稿后，我一直很忙，加之因一集体项目集中了一段时间，你的大作直到最近我才读了两遍。”值得说明的是，《试析平淡蕴含功力》一文很长，300字一页的稿纸有60多页。钱先生看了两遍，不知花了多少精力！

       1983年2月15日的来信说：“春节前一阵，工作甚忙，年终总结，接着是计划、讨论会，还有一些意外的工作来袭，等等，因此未能看你的《审美活动中对艺术的双重审美关系》一文，十分抱歉。”1983年3月25日的来信感叹：“今年要分配给我室3个名额，因我今年不愿招收，推掉了，因此只剩了2名。明年如何，只好到时再说。”“像我这样的年纪，真是‘所虑时光疾，常怀紧迫情’。好几个项目总是拖着，又不断追加临时任务，使我十分烦恼。最近又给我一个任务，不搞还不成，一搞就要花我两个月时间。现在紧张得掐着小时在过日子。”

       1983年5月11日来信说：“你给我的稿子和信都已收阅。因为我实在较忙，所以只能趁个空子给你写回信，耽误了时间，十分抱歉。”“我室今年招了几个研究生，有古代文论的，有文艺理论的，明后年是否有名额，尚难预料，即使有，我起码要到后年方招。前两年指导一个研究生，相当花我力气，结果影响了我的工作。这两年，我想集中一些力量，把自己的几个项目搞出来，因此我甚感时间的紧迫，不可能在别的方面分心。”“五月下旬，我又得放下自己的工作，参加大百科文艺理论条目的定稿工作；六月准备发掉几部译稿（请人翻译的），然后又要转入一项集体工作《文学原理》。此事已说了几年，今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三个月闭门读书，三个月写出提纲（四人合作）。如今年能写出提纲，明年初将印寄各地，征求意见，再修改，明年下半年和后年，全部写完，最后定稿。《文学原理》增加一些新观点，完全是可以的，但问题在于体系，这是一个难题。”

       四个月后的 1983年9月30日来信说：“久未给信你，实在比较忙，请原谅。我的日子是从一个忙，进入另一个忙，真有些喘不过气来的味道。7月前赶了一点东西，本该继续下去，了却一个心愿，但是总要插进一些意料不到的事，中断原来工作。”“8月有西北之行，最后以敦煌为终点，结束了难忘的旅行；月底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花了一些时间。9月又去上海半月余——大百科审稿，最近才回到北京，见到了你的信和稿子。最近又给我一个任务，大约要忙到11月底才告一段落。不仅生活紧张，心理也处在极为紧张的气氛中。《文学原理》正在酝酿提纲。”他又言及我的《说“斜”：谈古诗中的线条美》 一稿，《美学评林》不拟刊用了，已给了他。“我看了他们的意见，有的系观点不同之故，有的也有一定道理。现将他们的意见附上，原稿不日将寄你。新的稿子等我有空就看出来。”1983年11月9日来信：“读你来信，本想早复，怎奈任务吃紧，实难分心，今天刚告一段落，就想向你说说我的苦衷了……”

       1984年元月17日来信说：“年底，我忙着一部稿子的结稿，随后病了几天，至今未痊愈，趁此空隙给你写信。”1984年12月13日来信：“那次写信时，我还未最后确认招研究生，领导同我简单商量了一下，我的意见是我这一两年不拟招生，结果不久就断然决定要我明年招两名，报了上去，我也无法驳回了。”

       1985年6月16日：“你的稿子我早已收到。5月下旬我读过两篇油印的稿子，像你与其他同志合写的“辞达而已”一文，我读后觉得写得很好，有见地，思路也清晰。”他接着说我的《“但见情性，不睹文字”说》一文，也不错，都说出了一定道理。“我将此二文推荐给了《文学遗产》中的熟人，一文给《文学遗产》，一文给《光明日报》。最近又与《文学遗产》主编谈了一下，他说一定留意。不过目前尚无消息，待有佳音后我会很快告诉你们的。”“另四篇稿子，我最近找时间才能看出来。由于最近正在搞评职务，其间琐琐屑屑之事你是可想而知的。我的研究生的稿子也拖了一段时间，今天才看出来。等我看完后，再作商量，如何？”

       1986年10月9日来信：“我今年不招研究生，明年可能有名额。”“我仍在忙我的任务，争取明年出初稿。去年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部书稿，今年底或明年初可出来，给他们拖了一年的时间……”

       现在回头重读这些文字，我为自己当年过多地打扰了钱先生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深深感到惭愧和抱歉。不过当时，钱先生的这些信件，对我来说无异于沙漠中的甘泉，绝望中的希望，黑暗中的明灯。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对于重要稿件的指教，钱先生都注明原稿的具体页码，逐条批改。比如1983年2月19日来信对于《审美活动中对艺术的双重审美关系》一文的批改注明原稿页码，提出意见达7条之多。

       钱先生对我的文稿倾注的心血如此之多，但当我提出是否可以在改订的文稿上署上他的名字时，则一再遭到他的拒绝：“您的《审美活动中对艺术的双重审美关系》一稿稿末提了我的名字，在文章发表时一定请您删去。首先是我即使提过意见，也不必提及。如果是专著一类书籍，就又当别论了。”“此稿不知现在如何处理，《社会科学战线》有进一步的意见吗？不管哪里采用，请一定将我名字去掉是盼，另外这样做也有失谨慎。”“您这次信上又提将来稿子完成后要署上我的名字，或提一笔。论实在，我们的工作是老实的劳动，不是沽名钓誉。您的劳作我怎么署名呢，写上我的名字干什么呢？”同时还提醒我：“您在这方面似乎考虑得太多了，这样对自己建立正确的学风无大好处。”还批评说：“学界有的人读了别人的剧本、小说后就署上自己名字的做法，实在要不得。”体现了钱先生的人格操守。从此，我不再提及此事。与某些学术“名家”经常与学生联名发表文章形成鲜明对照，钱先生终其一生，未与任何他指导过的弟子联名发表过文章。

       面对学界有些学者沽名钓誉的现象，钱先生在1983年3月25日的来信中说：“名声、资格，其实是很空的，重要的是‘货色’！别看常到外面开会、讲话的人物，除少数外，大都是沽名钓誉。”“对我们来说，成果比什么都重要，你说对吧？”钱先生更注重的是脚踏实地，孜孜以求，在学术上真正有所建树。正如他在1983年3月25日的来信中所说：“在研究现实主义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念，这在我去年年底完成的《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的书稿中已有所体现，准备在今年要写的《文学原理》中加以发挥。在理论研究中，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些见解，并贯穿各个方面，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愉快，也使我无限向往。我虽未达到这一境界，但经过艰苦的挣扎（确实是挣扎）和努力，是可以不断接近的。愿我们共同努力。”后来他在文学理论基础领域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说”和“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就是他一生不懈追求的成果。

       钱先生如此实诚、宽厚地不计回报地指导着一个在基层奋斗的年轻学子，骨子里源于一种慈悲为怀的大爱。那个时候大家收入都不高，考虑到先生经常给我挂号回信，信中有几十页的文稿，很破费，我曾在去信中内附一笔邮资。先生原样退回。“你寄来的钱，我附在信中，你收入不多，个中道理，我不多说了。”1983年初，我托人带了二斤猪蹄筋给钱先生表示心意。钱先生又一次寄给我20元钱，并在1983年2月15日回信说：“你托人带给我的东西收到了，十分感谢。此物市面上极难买到，难为你了。先寄付20元，不知够不够数？你收入少，破费你是不忍心的。”通信中我把自家的情况都向他汇报了，他便在1983年3月25日的信末告我：“我家庭条件尚好，小家庭三人：我、我妻子和女儿。妻子在外语学院工作，女儿去年已考入大学。我们比较开明，早就不重男轻女，而且只要一个孩子，一笑。”让人感到先生严谨不苟中亦不失温情。确定备考研究生，征求钱先生的意见，钱先生在1983年5月11日的回信中说：“我和你虽有接触，但说实在是缺乏了解的，这也是自然的，只是通过一些信件、稿子做媒介嘛！我觉得你兴趣广泛，于文艺理论研究有好处，但就你的写作情况来看，定的题目，涉及的范围太泛了。青年人什么都想搞，搞得过于杂，就会事倍功半。据我观察，你的古代文论有一定底子，何不把这作为主攻方向呢？你有志于中国美学史（我室敏泽在搞），设想很好，但方向要早定。古代文论、美学、文艺、理论、批评等范围都很大，一个人想在这几方面都有所作为，并驾齐驱，那是相当困难的，何况是刚起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意思我早在去年就写过几纸，要选好方向、题目，抓住不放，自甘寂寞，而后方有所得，见到成果，才告罢休。到时自然水到渠成，乐在其中。而我，说实在，只能一般给你出出主意，像与朋友样，余则实在感到无能为力。”最后一句话，既说得实在，也说得暖心。1985年4月先生到扬州开会。因为通信几年，一直没见过面，先生开会前来信就告诉我。我们得以会后在先生无锡老家见了一面，过了一宿，一慰我心。

       1985年我第一次考研虽然没考取，但各门都过线了。正当我铆足了劲准备第二年再次报考时，却被县教育局卡在了报名的门外。当我处于几近崩溃的时候，1985年12月26日，钱先生来信送来安慰说：“读来信，知你报名落空，甚为惆怅。生活里有些事真是不可思议。明明有文可循，但到一些人手里就变了样，此路不通。我这里也碰到一例：一位安徽的教员工作已两年，要求报考研究生，学校不给证明、政审。尽管有批评类似事件的例子，但有人就是给你拖延时日，延误期限。像你的情况，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蓄芳待来年’了。”［3］

       钱先生就是这样，以他巨大的实诚和仁厚，善待着我，悲悯着我，温润着我，带教着我，也激励着我。“不能辜负钱先生的深情厚谊”，成为推动我刻苦前行的内在动力。

       三、钱先生的为师之道

       1981年底至1987年考上研究生之间与钱先生保持了六年的书信往返。家长里短是无法维系这么长时间的通信的。把我们的书信联系维系下来的根本原因是我不断投稿请教，钱先生不断回信指教。1983年我确定复习考研后，其实不允许分心写太多的文章，因为文章运思是干扰复习记忆的。但是，尽管我尽量克制写文章的冲动，但在中外文论美学论著的阅读研习中，时常发现新问题，形成新想法，忍不住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六年中我寄给钱先生讨教的文章先后有12篇：《浅谈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论“对比”法则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试析平淡蕴含功力》《说“斜”——谈古诗中的线条美》《审美活动中对艺术的双重审美关系——兼谈西方文论中的“化丑为美”的一个美学原理》《论“心灵美”》 《论艺术家的爱》《文学“情感”特征的系统研究》《刘勰论情感》《论“辞达而已”——中国古代文论中一条形式美标准的形成》《“但见情性，不睹文字”说》《“平淡”探奇——中国古代诗苑中的一种风格美》。钱先生一一指教、回复，有些文稿还用铅笔作了眉批。

       在这些指教中，钱先生既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意见，也就是授人以“鱼”，同时也有一般方法论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意见，也就是授人以“渔”。 授人以“鱼”的具体意见，体现了钱先生对学生的高度负责态度和允许不同思考的宽容平等精神。授人以“渔”的具有一般方法论指导意义的意见，我作了如下总结概括，供人参考。

       首先，要“多读多写”，在实践中提高论文写作的能力。文章的论点是建立在大量材料的积累之上的。材料的积累只有通过“多读”去获得。文章奥妙，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全靠在实践中自悟，所以“多写”对于学术成长至关重要。先生不停给我改稿，我不停地寄稿，尽管让他常常喘不过气来，但先生却乐此不疲。先生对我说：趁年轻时光，“不如多读书、多练笔更有意义”。“我很赞成你多读多写，这是你自己成长的最好办法。”“多写”的涵义之一，是“多改”。先生现身说法：“何其芳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教益。其中之一，就是要不怕改稿……我刚工作的时候，写的文章有一些是被退稿处理的。退稿当然是不愉快的，但是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文章要多改。”怎么改呢？“要改到不惜把自己的长文章压短，不合逻辑的、妨害表达意思的、或者是意思不清楚的、或者是可去可留的地方一律删掉，让自己读起来也痛快。”这有一个过程，“大约花了我两年时间”。其后，“在写文章方面就开始成熟了”，“知道哪些该说，哪些不一定要说，哪些是多余的话、哪些地方论据不足，说得不够深刻，哪些地方有新意，有自己的见解等等，就了如指掌了”。总之，“要深知自己的分析、论证的优点、弱点在哪里，特别是对自己的文章要有一种无情的态度，该砍就砍，该削就削”。“那种天下文章自己好的偏爱，舍不得动手删削，是不成熟的表现。这样的同志是有的，因此他的文章总是绕来绕去，噜噜苏苏，没有重点，常常在发表上发生困难。”“有的人的稿子当然是不让改的，即使满篇废话，也要人把它们当成字字珠玑，但是这样的文章，生命是不长的。”

       其次，要“善于思考”，学会在阅读中“发现问题”“抓住题目”。有人读了好多书，就是发现不了问题，产生不了论题，最后充其量只能成为两脚书橱，成不了学术创造者。能否“发现问题”“抓住题目”，是检验是否有学术创造潜质的试金石。读了我的《浅谈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和《论“对比”法则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二文后，钱先生敏锐地发现我有个好的特质，便加以肯定：“稿子的题目我觉得抓得不错，看来您善于思考、抓问题。”“我也跟一些年轻的同志交谈，说到……能抓住题目” ，是“一个研究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学术的训练不仅要“多读”“多写”，而且要“多思”。读书不能单向地被动接受，“我注六经”，而且要学会“六经注我”，带着问题去看书，从中发现新意和自己需要的材料。能否“发现问题”“抓住题目”，实际上是自己是否“善于思考”的表现。

       再次，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是有自己的“新意”和丰富的“材料”。论文作法可以说出好多，其实基本的作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有“新意”、有“材料”。在收到我第一篇文稿后，钱先生就在回信中作了肯定和指正：“你的大作的立论是很好的，材料也很丰富，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不过，“文中所引资料宜多用‘名流’，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二、三流的作家的论述，影响权威性，当然偶尔用些也是可以的。”“我认为你的大作是很有基础的”，稍加修改，是“可以发表”的。收到第二篇文章后，钱先生在回信中又一次从这两方面加以肯定：“稿子的题目我觉得抓得不错，看来您善于思考、抓问题，收集的材料也很丰富。”收到第一篇论文的修改稿后，钱先生说：“总的印象是稿子是有一定见解的，论证也清楚，文字也可以。”所以他将文章推荐给了《社会科学战线》。在收到我的《文学“情感”特征的系统研究》一文后，钱先生回信说：“您的《情感》一文，自然可以作为一个研究题目，但在最后定下以前，再慎重考虑一下：在当前已有若干谈论这个题目的文章情况下，你还有无新意，这很重要。如果自己觉得还有话要说，又是别人尚未说过的，而且又有新材料，那另当别论。文章在论点上一定要有新意，哪怕是一点点，否则一般杂志不易接受。”在1984年11月1日的来信中，钱先生又肯定说：“来信收读。你勤于积累，勤于思考，这样很好，到时水到渠成，瓜熟自然蒂落，是会有结果的。”论文必须有“新意”或“己见”，“新意”必须有“新材料”支撑。这是一篇合格论文的“基础”，也是论文写作的最基本的“常识”。后来我们填报什么科研项目，总有一栏叫“研究方法的创新”，填报者必须煞有介事说得天花乱坠。其实这是忽悠人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没有那么复杂，也万变不离其宗，不可改变，必须遵守。那就是“新意”和“材料”。这种方法论的指教意见，后来贯穿在我一生的研究中。

       第四，学术论文应当具有“理论深度”。这是论文写作的高级境界。我的文章有新意、有材料，为什么钱先生转给有关刊物后未能发表呢？因为“在理论深度上还欠缺些”。“你的几篇稿子都有一定基础，只是理论深度不足。”其实这是年轻学者在学术成长中出现的普遍问题。因此，钱先生曾跟一些年轻学人交谈，指出一个研究人员抓住题目后，要能够对它“从各个角度进行理论分析”。什么是“理论深度”呢？钱先生指出：“我所说的理论深度，是指文章在论述中，要注意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对它产生影响的那些因素，否则容易造成就事论事的印象；其次，在论证中最好有一定的针对性，这既可促使探求的深入，又能增加文章内在的论辩力，引起人的兴趣。”这就是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必须建立在广博厚实的地基上。论文所论虽然是一个点，但这个点论述得是否好，却取决于不显山不露水的面的知识积累。“理论深度”要害在于正确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在“点”中藏“面”、显“面”。所以，“研究文艺理论，在正常情况下，大约30岁到50岁是最佳年龄。因为这种工作不仅要比较精通一般理论，还要通文学史，一个国家的或某个国家的一段文学史，阅读大量作品，对一些作品不是泛知，最好有些深入的研究，而且如果不精通某种外语，至少也得精通古文，否则活动范围有限。所以30岁前是打基础的时期。”除此之外，还要在专业领域“多读理论著作”，“加强理论修养”，“训练成独立思考、钻研问题、分析问题、从一定的理论高度概括问题的能力”。再一个方法就是抓住一点，持之以恒，精益求精。钱先生说：如何弥补理论深度不足这一弱点呢？“我的想法是，你是否可把其中某个问题，搞它半年一年，使之精益求精，这样一、二年之内即使出来一、二篇文章，也是可观的成绩了。”“只要目标明确，不懈努力，持之以恒，一定是有成绩的。”“对于自己想达到的目的，任何时候都要有信心，锲而不舍，功到自成，锤炼成踏实的学风。”就是在钱先生的指导下，我后来系统读了西方文论、美学和中国文论方面的不少理论著作原本和选本，从一个文学创作爱好者转变为一个文学、美学研究者。

       第五，学会收缩、聚焦和专攻，努力在点上寻求突破。转向对文艺理论的关注和研究后，所搜集的材料涉及古今中外，论述某个问题时也就全面铺开，导致理论分析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试析平淡蕴含功力》，两万多字，面面俱到。钱先生来信指出问题说：“此稿题意甚好，是个值得研究的题目，也有一些个人见解，但恕我直言，就此稿目前的样子，是不能拿出去的。第一个印象是较杂，你在这一篇稿子里，几乎把所有的艺术部门都读过来了，中外文学、大小作家，甚至包括二三流的尚未定型的文学青年，戏剧、音乐、小说、绘画、电影、书法、漫画学，还有偶有几篇小评论的作者，等等，给人的读后感觉是斑驳零星，分寸感把握得不太正确。第二个印象是有求全感。稿子把‘平淡’的各个方面以至达到‘平淡’的手段、方法、注意点等等，都谈了，不乏一些好的意思，但它们都淹没在‘平淡’中了，结果给人一个平淡的印象。第三是由于求全，理论上就显得分散，不很深入，最后部分有些像讲稿。”“这篇稿子的改法，我的意思是，能否从一个角度——古代文论的角度来谈，比如将题改为《论平淡》或《论平淡风格》。从稿子内容看，这样做很有基础，材料也尚丰富。这样做了能使问题集中、紧凑、论点突出，不改太宽泛、驳杂了。第二个办法是你如果对当代的几个作家感兴趣，干脆把他们抽出来单独论述，不要中外古今一起来论，这样倒也可以单独成篇，也不失为一个好题目。因此此稿可分成两个题目来写，第一个题目可写成万把字左右的文章，第二个题目七八千字也就可以了。这样的篇幅，拿出去较能录用，两三万字的东西，机会极少。”此文我后来按照钱先生的指点，集中从中国古代诗论中探寻“平淡”美，论题为《“平淡”探奇——中国古代诗苑中的一种风格美》。文章打印后，我在寄给钱先生一份的同时，也投了一份给《文艺研究》编辑部。钱先生来信说我的《“平淡”探奇》一稿，他已读完，获益不少。“问题提得好，逻辑性强，理论上也有见解，这是努力不懈的结果……这样的稿子拿出来，应该不大会有问题。我想投稿试试看。酒香不怕巷子深，总会有出路的。”事实验证了钱先生的判断。没等到钱先生的转荐有消息，《文艺研究》很快就给了我用稿通知，1986年第3期刊发。钱先生看到刊物广告后，来信道贺：“你的《平淡》一文出来后，我看到了广告，后收到了杂志，真是不容易的，应该向你祝贺，虽然迟到了。”

       在热衷发表文章、将文字变成铅字的同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发表论文改变不了处境，要从事专职的学术研究，必须走考研一路。这条路对我说来可以说是高不可攀，不仅因为原来毫无专业积累，而且英语也只有初一的水平，同时又得教书、谈恋爱，生活中妨碍考研的闹心事很多。但除此华山一条道，别无出路。是钱先生的高看鼓舞了我，我试探着向他咨询。1983年2月15日，先生在来信中说：“你来信问及研究生招考事，我在1978—1981年与蔡仪同志一起指导过一个研究生（1978年招38人），今、明年内我不准备再招。这两年内我任务甚紧，要写些东西，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项目，有时还要集中找个地方躲起来。现在招研究生，多半面向各省。你不妨多留心一下，有合适的机会就试一下。”根据外语底子不好的情况，我将报考专业定在古代文论上。1983年11月9日，先生来信说：“你选定古代文论专业，报考研究生，很好。我也觉得古代文论适合你的专长。我室明年不招收古代文论研究生，但要我招两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业的。我自己的想法是想要两名哲学专业、外文底子较好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将来能够扩大文艺理论研究的领域。这当然是一个设想，能否实现，也要碰运气才行。”1984年12月13日考研报名之际，钱先生又来信鼓励：“照我对你的肤浅的了解，你的古代文论专业的知识似有一定底子，似报古代文论专业为好。我招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即基本理论的研究生。将来如在这方面做出些成绩，仍要依据古代文论或外国文艺理论，从中吸取营养，得到借鉴，扩大视野，不断研究一些新问题。希望你郑重考虑，一旦决定，则需全力以赴。考期不远，祝你胜利。”最后的结果是，初考合格未取，两年后再考，终于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专业的硕士生。可以说，没有钱先生的栽培和鼓舞，就不可能考上研究生。

       考上研究生以后，我的人生发生了很大变化。

       1987年2月16日，我在给钱先生的通信中说：“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原理’，我一直在潜心探索。平生誓言志为此目的奋斗。”1993年，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我完成《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一个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建构》，学林出版社在“青年学者丛书”中推出。2006年，该书申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评审，2008年由联合申报的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11年11月，该书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发的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二等奖。2018年稍加改订后，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3年2月28日，我在给钱先生的通信中说：“就我视野所见，中国古典美学似乎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堂堂中国，没有一部中国古代美学史，岂不羞乎？”2005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美学史的重新解读”获得立项，结项成果为独著的三卷本《中国美学通史》，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2012年12月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2013年3月22日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后来又出版了独著的《乐感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独著的《中国现当代美学史》（商务印书馆，2018，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独著的五卷本《中国美学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上海市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项目成果）。并在完成了三个文艺美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独立主持完成了两个中国哲学专业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人的觉醒”：周代启蒙的思想景观》，将分别于2022年、202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元月27日，钱先生在通信了好多年后来信说：“前两信我都收到。你写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我想对你来说，无论生活中的忧和喜，都会化作动力，果然如此。其实年轻人除了奋斗不息，下苦功夫，才是真正的‘别无选择’，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相信你功到自然成，会出现豁然开朗的境界，到时就会获得自由，美不胜收。当然，这是相对的，过了一个时期，又会不自由起来，然后再不断充实自己，再获得自由。”

       2018年，钱先生收到我寄赠的《中国美学全史》后，在给我的微信回信中说：“如今你通过30来年的不懈努力与积累，举一人之力，完成了这一宏愿，真使人感佩不已。全书有你的理论原创，丰赡的资料相互印证，写出了中国美学的多样与独创，走笔神采飞扬，独具个性，尽显中国文化特色。”“再次祝贺你取得的独步神州的重大成就。”

       我想，这一切成果的取得、命运的改变和自由境界的获得，离开钱先生的带教，是不可想象的。钱先生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导师。钱先生的为师之道，足可让中国学界的导师和学生好好学习。

       四、钱先生的为学主张

       钱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上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审美意识形态说”，二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1995年钱先生在《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4］一文中提出来的。它是“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说”的逻辑延展。“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说”是钱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提出来的。有感于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将文艺的本质界定为“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本性说”，1984年钱先生在《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5］一文中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1986年，他在《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一文中重申：“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其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6］1987年，他以《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为题发表文章［7］，再次正面切入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著述中，这一思想不断得到贯彻和丰富。所谓“审美意识形态说”，并不否认文艺是一门意识形态，但更强调文艺是一种审美形态。“审美性”是一个比“形象性”包容性更大、也更科学的概念。根据钱先生的论述，它包含的意思主要是：

       一是情感性。学说以理服人，文学以情动人，这本是20世纪初就从西欧译介进来的常理，但在谈“情”色变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文革”时期，这一常理却一直被遮蔽。文学只允许表现“思想”、反映“本质”，而不允许涉足“情感”，如果希图增加点可感性、审美性，只能借助于“思想的传声筒”——冰冷的“形象”。有感于此，钱先生在“文革”刚刚结束之后不久的1981年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艺作品中感情和思想的关系》，指出文学不仅可以表现思想，也可以描写情感，公然声称“艺术就是感情”的命题是“有道理”的，并对中外成功的文学创作中的“感情形态”作了细致分析。此间他关于“艺术直觉”和“人性共同形态”的研究，与这一思想是紧密相关的，也是文学情感论的变相体现。1985年，他为他主持翻译的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中译本作序，指出“形象”并不构成文学与科学的根本区别，医学解剖图也有形象，但并非艺术，情感是比形象更根本、更准确的文艺特质。再后来，他在2000年出版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自序中明确指出：“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是以感情为中心。”这些都表现了他从情感方面切入审美性的努力。二是形式性。审美形态必须具有可感性，也许是由于对往日文学中观念图解的蹩脚形象心有余悸，钱先生很少从感性形象切入文学的审美特性，而更多地从感性形式强调文学的审美性。文学的形式就是语言。1987年与1988年，钱先生发表《文学是语言结构的审美创造》和《论文学形式的发生》，阐述语言形式与文学审美之间的联系。在《文学原理——发展论》（1989）中，他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审美形式规律作了有力探索。三是主观性。针对传统的心物二分、单向的由物及我的反映论，钱先生指出：文学创作是一种“审美反映”［8］，这种反映以“倾向主观的审美倾斜”为特点，“不存在没有表现的审美反映”，“凡是主观性不强的审美反映，可能是失败的审美反映”，“在审美反映中，主观性的创造力表现为对现实的改造”，产生虚构的艺术真实。其中，“创作个性”是“主观性的最高要求，是创造的极致”［9］。而钱先生与我通信的1982年至1987年恰恰是他“审美意识形态说”的形成期，他在改稿中表达的意见，或多或少可以折射出这个时期的思想动态，值得注意。

       钱先生的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1982年至1983年的几封通信中。后来几年，我的稿件写作水平有所提高，钱先生的修改意见就不那么多了，加之从1983年初起决定考研究生，如何考、考什么、考哪里的研究生等成为后来通信讨论的主要话题，所以也没有涉及文艺思想的内容了。钱先生的通信涉及的文艺思想涉及如下几个要点。

       一是关于形象思维问题。文艺的特征是形象，这是苏联文艺理论教科书传给中国文艺理论界的经典观点。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出版、1980年代初修订发行的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以及蔡仪主编出版的《文学概论》，都承接了这种文学观。加之“文革”后期毛泽东《给陈毅同志的信》发表，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于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初，“形象思维”仍然是文论界讨论的热点。拙文《浅谈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作用》谈到“形象思维是以逻辑思维为指导的”。钱先生指出：“事实上，形象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它本身就是有逻辑性的，和形象思维相对的一般是抽象思维或理论思维，这样提似较贴切些，这些思维本身都是有逻辑性的。”“形象思维”不是“逻辑思维”的工具，它本身就具有逻辑规律，正如“抽象思维”或“理论思维”本身具有逻辑规律一样。基本概念必须厘析清楚。

       二是艺术对象与哲学对象的异同问题。新时期之初，黑格尔和别林斯基在文艺美学界很受追捧。他们二人都认为艺术与哲学的区别只在形式、手段，不在对象、内容。黑格尔认为，艺术的特征是美，美的特征是形象。艺术和哲学的对象都是“绝对理念”，但艺术用形象的方式加以显示，哲学则用抽象的方式加以阐释。别林斯基受此影响，指出哲学家用三段论来说话，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一个在说明，一个在显示。“诗人用形象来思考”，“诗是寓于形象的思维”。其实，艺术与哲学的区别不仅在形式和手段，而且在内容和对象。哲学论证、阐释的内容和对象是理念，艺术描写的对象和内容是生活。钱先生在《审美活动中对艺术的双重审美关系》一文的修改意见中指出：“黑格尔与别林斯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里起码涉两个问题：一是把理念视为艺术对象；二是把艺术对象与哲学对象混同。你在行文中似未予区别、辩正。”

       三是艺术创作的有目的与无目的、自觉与不自觉合一的问题。钱先生早年在莫斯科大学留学。苏俄文论是他研究的重点。加之别林斯基在当时中国的走红，我曾仔细研读过满涛翻译的三卷本《别林斯基文选》，在通信中请教研究价值的问题。钱先生回信说：“艺术创作的有目的、无目的，自觉与不自觉都是他早期的思想，是德国美学影响的结果。后期他就不这么说了，并作了否定。因此如果要谈别氏的思想，则要历史发展地看。”“去年我在《学术月刊》第7期上有篇《论艺术直觉》的文章，就触及了创作的自觉与不自觉的问题，可惜第一部分中的理论性文字，给编者删去了，他们以为这是‘套话’，真是见鬼！没有了它们，文章的理论性就大大减弱了，我似乎在那里就事论事了。”极“左”文论强调文艺是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文艺创作是理念指导下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意识形态活动。事实上艺术创作活动不是自觉的意识活动所能概括。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不假思索、当下立成的诗，到现当代文学史上郭沫若、虹影的文学创作，就是有名的例外。所以承认艺术创作的“无目的”性与“不自觉”性并加以专门探索，是新时期取得的重要理论进步。

       四是“化丑为美”以及“艺术美”与“现实美”的关系问题。在《审美活动中对艺术的双重审美关系》一文中，我提出：现实中的丑经过艺术的逼真模仿，产生了“丑中有美”的艺术形象。这里的“丑”指忠实反映、留存在艺术形象中的现实题材的审美属性，这里的“美”指逼真的艺术模仿在艺术形象中凝聚的审美属性。所以“化丑为美”或“丑中有美”就是一个复合着对艺术作品中现实题材的审美关系与对艺术模仿的审美关系双重审美判断。所谓“艺术美”，应指“艺术模仿”或“艺术表现”本身的美，所谓“现实丑”，应指保留在艺术题材中的审美属性。我们不应当把逼真的艺术模仿产生的“艺术美”与模仿对象、题材本身的“现实美”混为一谈。钱先生指出：“你提出了‘艺术美’与‘现实美’的区别，这是对的。但‘现实美’是种自然状态的东西，一旦进入作品，就成了‘艺术美’了。如果要对‘美’进行分解，那恐怕只能说‘现实美’是‘艺术美’的基础，或基本因素之一，艺术中含有现实美的因素，但很难再把它说成是‘现实美’了。”认为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艺术中的现实美，亦即自然中的现实美”，“这种提法是不大科学的”。那么，如何把现实题材的丑转化成艺术中的美呢？钱先生说：“典型化在这里仍不失为一个规范。”“不是任何丑的东西都能进入艺术，而进入艺术的、可以把丑的东西化为艺术美的，其选择性更大，更需要典型化。”钱先生曾与蔡仪先生共事过。蔡仪的“美在典型”说和“典型化”是创造美的艺术形象的根本途径的观点深深影响过他。“典型化”实际上是艺术逼真反映现实生活的最高境界。“典型形象”一方面获得了逼真的艺术美，另一方面又忠实保留了现实对象的丑陋属性。这个丑的属性与艺术家的艺术表现无关，是读者对艺术形象所反映的现实对象审美属性的一个判断。后来这篇文章在1988年第1期《文艺理论研究》发表并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全文转载，我在吸收钱先生意见的同时，仍保留了读者审美活动对艺术作品双重审美关系的说法，就是与先生观点互补共生的产物。

       五是关于“生活真实”的辩证区分。“任何事物都是生活真实。有的生活真实不过是一种偶然出现的现象、一种事实，有的生活真实意义比较丰富、重大。而且即使是偶然现象，也会曲折、隐晦地表现出它的某些本质方面。”“这样来区别生活真实，恐怕还应说得辩证些。”艺术描写、反映“生活真实”，不应拘泥于“偶然出现的现象”这种“事实”，而应该抓住“曲折、隐晦地表现出它的某些本质方面”的本质真实、逻辑真实。这是创造“艺术真实”的基础，也是将“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根本途径。

       六是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关系。这实际上涉及生活的本质真实问题。生活的本质真实是在局部中反映整体，同时，整体又寄寓在局部之中。“局部和整体的问题十分复杂……作者理解的局部也是生活的整体，而且他只能去写局部中的整体，他不可能去写整个社会的整个整体。”这是个别与一般对立统一的观点在理解生活的现象事实与本质真实对立统一关系中的运用。

       总体来说，处于承前启后之际的钱先生这个时期在探寻文学原理、思考“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本体论时，主要致力于研究的文学史现象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1985年 12月26日，先生在信中告知：“年初已定有三篇东西要出来，都是围绕现实主义的，并论现代主义。”1987年，他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他的《文学原理——发展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就是与我通信时期的标志性理论收获。

       （原题《祁志祥 | 钱中文先生的人格风范、为师之道与为学主张 ——钱中文先生1982—1987年学术通信研究》，载于《艺术广角》2022年第５期，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