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际范围而言，当然也包括中国，全球化作为一个学术的和社会的话题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算真正启动。之后，迅即升温，接着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大面积的高热……是否有退潮，不好贸然断定，但如今的情况则确乎是欲说还休而不说也罢了，因为好像已无话可说。
可以列出无数的原因，比如说任何一个学术话题都有其生命周期，比如说缺乏一些强有力的社会运动或事件的推动，在中国就是“申奥”和“入世”，再比如说言说的亢奋终归会过渡到操作的实际层面；但有一个重要而被忽视的原因是，全球化研究一直以来就缺乏哲学的介入，换言之，哲学家一直就超然于全球化这个世俗话题。全球化深入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部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但唯独哲学和哲学家除外。没有哲学的介入，任何话题的讨论都将流于表面、肤浅，也将很快使人厌倦。厌倦是必然的，持续的注意对人的智力是一种折磨，但哲学肯定可以延缓厌倦的过早出现，如果不能永久阻止的话。这一方面是全球化研究的缺憾，但另一方面也未始不是哲学的悲哀。
全球化已经向传统哲学观念提出了许多挑战，已经潜在地更改了原有的哲学程序，哲学已经“死机”了——这似乎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而只有哲学家浑然不觉，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沉浸在对头顶星空的冥想或者内心道德的省视之中。
在对全球化的各种表述进行调研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觉到，全球化研究渴望哲学的支援，而哲学也应该回应全球化而丰富和修正自身。这将是双赢的事情，奚不为？何乐而不为？于是，沿此思路而前行，笔者不揣浅陋，在全球化和（西方）哲学之间往来穿梭，做双向的观察与研究。如果说这劳作还是有些许收获的话，那么其中最丰硕者当属“全球对话主义”理论的提出。
关于“全球对话主义”，书中已有专论，或者也可以说，它是贯穿全书的主旋律，笔者不想也无力复述；这里仅简要指出，“全球”或“全球性”是对话的一个方面，具有共同性、普遍性、话语性的意义趋向，而“对话”的另一方面则是参与对话者的不可通约性或他者性，即不可对话性。这就是说，“对话”本身即蕴含着一种悖论，然此悖论却也正是其生命之所在，其活力之所在。对话借其悖论而永无终期。
“全球对话主义”提出的直接机缘是德国社会理论家雷纳·温特教授的约稿。2008年我在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访学期间，温特教授邀我为他主编的《文化研究的未来》文集贡献一篇文稿。由于先期准备较充分，所以写起来很顺手，不久就完成了。一稿是中文，接着是英文翻译，最后是由英文翻译为德文。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分两次发完，分别见2009年12月3日第10版，2009年12月10日第10版）发表张清民教授对我的访谈，其中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全球对话主义：中国文化研究的哲学”，简要介绍了此文的主要观点。如今，德文版借着《文化研究的未来》而发表，中文版见于国内《文学评论》，英文版最近也接获国际主流期刊《空间与文化》主编尤思特·冯·鲁恩（Joost von Loon）教授的用稿通知。很高兴，2009年夏我在北戴河一个国际会议上宣读这篇论文后，得到芬兰华裔学者黄保罗先生的欣赏，他用“全球对话主义”来阐发他的“大国学”概念，后来还正式发表过一篇长文。
“全球对话主义”的提出有很长的学术和思想的发酵过程。这次整理书稿时发现，其主要思想早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就有萌芽了。而这是在写作《走向全球对话主义》时已经完全忘掉的事情；当时基本上是延续着拙著《媒介的后果》（2005）第三章来做的（该章由于篇幅较长，故先后在《文学评论》《哲学研究》《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分三次次刊出），所以会见到个别观点和材料的重复。该章将“全球化”作为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后的第三个社会理论或者哲学的概念；而如果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单向的过程，“后现代性”作为其“反过程”，那么这一正一反或其运动，也就是“全球化”的基本含义了，在此意义上，“全球对话主义”可视为对“全球化”哲学的进一步展开和表述。在最新撰写并收入本书的《别了，中国后殖民主义》一文，笔者从“全球对话主义”出发，提出对“中国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两种思想的对立是抛弃抑或固守中西二元对立模式。笔者主张，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应当为“全球意识形态”“全球知识”做出贡献，我们固然也讲“特色”或“差异”，但我们的“特色”或“差异”是对话视域中的“特色”或“差异”，具有可认知性，可交流性，因而亦即是“普遍性”或其寄身之地。中国人的传统理想是“天下大同”，而非“各美其美”或“各是其是”。列维纳斯的“绝对他者”不在我们的文化辞典。绝非危言耸听:“中国后殖民主义”一日不予清算，中国便一日无缘于全球性大国！成为全球性大国需要“全球对话主义”，尽管也需要别的什么。
本书对汤姆林森的观点多有涉及和批评，这就是为什么要附录我对他的访谈的原因。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论证，有些方面甚至是坚决的不同意，但对于他以“全球化”概念取代“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则是极为赞赏的：在他看来，“文化帝国主义”代表着一种陈旧的思维方式；用我们的话说，是单一的现代性思维方式，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模式。全球化时代要有全球化思维。
收入本书的所有论文都已在国内外不同的期刊上发表过或已为刊物所接受，在此我要感谢那些匿名评审我论文的同行们和主编们。感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罗伯·希尔兹（Rob Shields）教授对英文版《走向全球对话主义》的修改和修改建议，他要求我讲清楚我的对话主义与巴赫金的有何不同。后经研究发现，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以及托多罗夫和克里斯蒂娃的相关阐释均侧重于话语一维，对话在他们主要发生在话语层面，而我的对话主义，如前所说，还有本体存在一维。当然，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对话”是本体性的，他将对话本体化，将语言本体化，但这样做的代价是话语与实在之间张力的丧失，话语之批判力量的丧失；或许更为不堪，是“对话”本身的删除，因为没有相对独立的“话语”，便不会有面“对”（dia-）：“对”是“二”的意思，是劈开浑沌的“区分”，是“话语”之效果；也不会有“话”(-logue)：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指明了言“说”即“话”的本质乃是其与真实的疏离。没有话语的对话将不是对话。对话虽以差异为根基，但其存在仍然有赖于话语。如前所言，对话是悖论性的。
今年有幸结识画家于会见教授，堪称平生一大快事。于先生不做理论，但他的画作却给了我很多理论的灵感，所以亦当在鸣谢之列。《别了，中国后殖民主义》一文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写的，是理论之介入艺术，也是艺术之介入理论，是我们分别作为理论家和艺术家的对话。我所以能够与他对话，不是因为我多懂艺术鉴赏，而是因为我在他的画中看见了理论，例如《塔》对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揭示一如波德利亚的透辟，可惜波德利亚是无缘寓目此杰作了。当然，《塔》不是波德利亚，否则就是对二者的贬低。二者有交集，亦有并集。
感谢史仲文先生的约稿，这使我有机会检视自己陆陆续续写下的关于全球化的论述，特别是，它竟使我意外地发现我对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差不多已然形成了一个体系。是的，经历过后现代思想的洗礼，没有人还会喜欢什么“体系”；但要逃出自己的“体系”，其内在里就是思维定式，也很难。所以，见到这个体系，心情实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建造一个体系，就是建造一个囚牢。理论家的功德圆满就是作茧自缚。但愿这个牢、这个茧，能让后来者警觉而寻思着另启蓝图。
纽约福坦莫大学的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教授修改了英文版的《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该版留在本书的是两个英文长注；陕西师范大学陈海同学通读全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李昕揆同学读过部分篇章。他们对完善书稿都做出了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选自《全球对话主义》（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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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对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