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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地时间10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釜山举行了自2019年以来首次面对面的元首会晤。这次会晤不仅取得了被双方共同认可的重大进展，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为延续数年、重创全球经济的中美贸易摩擦按下了关键的“暂停键”。这一被广泛称为“釜山共识”的积极态势，不仅为两国关系止跌企稳、重回稳定合作轨道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更在全球范围内点燃了人们对于终结贸易战、迎来合作新纪元的炽热期望。
“釜山共识”的达成，是建立在此前两国经贸谈判团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多轮艰苦、细致磋商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之上。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共识的核心内容包括：美方承诺将取消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10%所谓“芬太尼关税”，并将对价值数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24%对等关税继续暂停一年。作为对等与善意的表示，中方亦将相应调整其反制措施，并承诺增加对美国大豆等核心农产品的购买，同时推迟原计划中可能对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产生巨大冲击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此外，双方在非关税壁垒领域也达成了重要的“休战”协议，包括美方暂停实施其极具争议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一年，以及暂停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一年。相应地，中方也将暂停相关反制措施。这一揽子安排还涵盖了处理TikTok相关问题、深化跨国禁毒合作等一系列复杂而敏感的议题。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深刻指出的，面对世界的风浪和挑战，中美两国元首作为各自国家的“掌舵人”，应当牢牢把握住合作的正确方向，让中美关系这艘承载着两国人民福祉与世界和平繁荣的巨轮能够平稳前行。特朗普总统亦积极响应，称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习主席是备受尊敬的伟大领导人，两国携手可以在世界上做成很多有利于全人类的大事。
这一戏剧性的转圜，绝非偶然的外交姿态或权宜之计，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经济逻辑和不容违逆的时代必然。它不仅仅是两国关系在经历了长期紧张之后的一次战术性缓和，更有可能，也理应成为一个具备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性拐点，引领中美乃至整个世界贸易体系，向着一个更加开放、包容、高效、最终以“零关税”为理想目标的新时代迈出关键一步。
关税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局限性
关税，作为一种古老而又无处不在的经济杠杆，其历史几乎与人类有组织的商业文明史一样悠久。要深刻理解今天我们为何要超越关税，就必须首先回溯其漫长的历史，并剖析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何已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从财政工具到保护壁垒的历史演变
关税的起源，其功能极为单纯，即为国家或统治者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在古代世界，无论是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法老对进口木材和香料征税，还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城邦对过往商旅课以重税，其首要目的都是充实国库。古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时期，对行省贸易征收的“港口税”（Portoria），以及古代中国在丝绸之路上沿途设立的многочислен关隘，其核心功能均是维持庞大的军队、兴建宏伟的公共工程和供养复杂的官僚体系。在这个时代，关税是国家主权最直接的物理体现，是划分疆域、实施管辖的象征。
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特别是十六至十八世纪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经济思想在欧洲的盛行，关税的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性的演变。它从一个相对单纯的财政工具，演变成为国家推行经济干预、积累财富、争夺国际霸权的核心政策工具。重商主义者，如法国的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和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坚信一个国家的财富取决于其拥有的贵金属（黄金和白银）总量，而实现财富增长的最佳途径就是保持持续的贸易顺差，即出口额永远大于进口额。在这种“零和博弈”的世界观指导下，各国纷纷筑起高耸的关税壁垒。一方面，对进口商品，特别是能够在本国生产的制成品课以重税，以抑制外国商品的涌入，保护本国幼稚的工业；另一方面，又通过出口退税、政府补贴等方式，大力鼓励本国商品销往海外。英国在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便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产物，该条例规定，所有输入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产地的船只运送，沉重打击了当时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在这一历史时期，关税成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代名词，是国家间经济冲突乃至军事冲突的重要诱因，引发了多次英荷战争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的轰鸣声在英伦三岛响起，彻底打破了重商主义的理论迷梦。伴随着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和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诞生，人类对关税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不朽巨著《国富论》中，如同点亮思想暗室的明灯，系统地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他雄辩地论证了，各国应当专注于生产并出口那些自身生产效率最高的商品，同时进口那些别国生产效率更高的商品，通过这种基于劳动分工的自由贸易，能够极大地增进所有参与国的总产出和国民福利。紧随其后，戴维·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更是将自由贸易的逻辑推向了极致，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他精妙地证明，即使一个国家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只要其在不同商品上的劣势程度不同，即存在比较优势，那么通过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两国依然能够实现互利共赢。他以英国的毛呢和葡萄牙的葡萄酒为例，做出了经典的数学论证。
这些颠覆性的经济学理论，为后来持续两个多世纪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1846年英国单方面废除《谷物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议（GATT），以及其后继者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一轮又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如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乌拉圭回合），全球的平均关税水平从百分之几十的惊人高度，下降到了个位数的水平。
关税在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深刻局限性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条直线。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和一些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再度徘徊，关税作为其最趁手的武器，被重新拾起。但是，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链深度融合的二十一世纪，试图重新依赖关税壁垒来解决现代经济问题，不仅是刻舟求剑，更凸显了其深刻的“时代局限性”，其弊端被前所未有地放大了。
首先，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时代，关税的破坏性被呈几何级数放大。在传统贸易模式下，一件商品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的链条相对简单，往往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但在今天，全球价值链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让我们以一部智能手机的诞生为例：其核心处理器芯片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利用先进制程代工生产；内存芯片来自韩国；高分辨率屏幕来自日本或韩国；摄像头模块可能来自德国的技术、日本的传感器和中国的镜头组装；电池则由中国公司在整合了来自非洲的钴和拉丁美洲的锂之后生产。这数千个来自全球各地的零部件，最终在中国的工厂完成精密组装，再通过全球物流网络销往世界各地。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中，对最终产品（手机）在美国入境时征收25%的关税，实际上并非一次性的征税。它实质上是对整个价值链上每一个环节、每一次跨境流动的中间品和服务的重复征税。这种层层累加的“瀑布效应”，也被称为“关税金字塔”，会极大地扭曲生产成本，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效率。关税不再是精准打击的“手术刀”，而成了一把会对整个产业生态系统造成无差别伤害的“双刃剑”，其最终代价由全球的生产者（利润受损）和消费者（价格上涨）共同承担。
其次，关税严重扭曲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自由贸易的核心要义在于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决定性作用，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流向效率最高、回报最高的地方。而关税作为一种人为的价格干预，恰恰与此背道而驰。它用虚高的价格保护了本国那些本应被市场竞争淘汰的落后产能，却惩罚了本国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因为必然会招致他国的关税反制）。这种保护看似在短期内维护了部分群体的就业，实则以牺牲整个国家长期的经济活力和广大消费者的根本利益为代价。被保护的企业会因为缺乏外部竞争压力而丧失技术创新和提升管理效率的动力，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会因此而僵化，最终在全球竞争中落于下风。历史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它试图通过高关税保护国内产业，结果却引发了全球性的贸易报复浪潮，导致全球贸易萎缩三分之二，极大地加深了世界经济大萧条。
再次，在数字经济蓬勃兴起的今天，以实物商品为主要征税对象的传统关税体系，显得愈发笨拙和不合时宜。数据已经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跨境数据流动、数字服务贸易（云计算、流媒体、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娱乐等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引擎。对于这些无形的、可以瞬间跨越国界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传统的海关关税体系几乎无能为力。一个国家的海关官员无法对流经海底光缆的数据包征税。如何构建一套适应数字时代的全球贸易规则，促进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固守于陈旧的货物关税壁垒，不仅无法应对数字贸易带来的新课题，反而会成为阻碍本国拥抱数字化转型、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沉重枷锁。
最后，关税已日益蜕变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成为国际冲突的策源地。近年来，一些国家将关税武器化，不再将其作为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作为遏制竞争对手发展、实现自身地缘战略目标的工具。这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安全化的做法，严重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根本原则，动摇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基石。历史的教训一再警示我们，贸易战没有赢家。它不仅会引发两败俱伤的经济后果，更会毒化国际关系氛围，加剧大国间的猜忌与对抗，给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巨大的、难以预测的风险。
综上所述，关税这一古老的制度，从最初的财政工具到后来的保护主义壁垒，再到自由贸易时代被逐步削弱，其历史演变清晰地反映了人类经济文明的进步轨迹。在经济全球化、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数字化已成浩荡潮流的今天，其固有的保护落后、扭曲资源、放大冲突的弊端被空前放大，其时代局限性暴露无遗。因此，彻底摒弃过时的关税思维，勇敢地迈向更加开放、彻底的“零关税时代”，不仅是解决当前贸易争端的战术需要，更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开创全球经济美好未来的必然战略抉择。
中美经贸关系：从合作共赢到摩擦博弈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在一九七九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间的经贸往来便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最为动人心魄的篇章之一。这段关系复杂而深刻，既有黄金岁月里合作共赢的辉煌成就，也充斥着近年来摩擦博弈的艰难险阻。全面而客观地回顾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是理解两国关系现实困境、探寻未来发展路径的必要前提。
改革开放后的经贸合作与辉煌成就（1979-2017）
中美经贸关系的真正启航，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是完全同步的。一九七九年，在邓小平的历史性访美之后，两国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美贸易关系协议》，为双边经贸合作的正常化和快速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石。彼时的中国，刚刚从十年浩劫的封闭隔绝中走出，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对资金、技术、设备和现代管理经验的渴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另一边的美国，正值其国力的巅峰，作为世界头号经济、科技和金融强国，拥有中国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一切要素。两国在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一种近乎完美的、教科书般的互补性，为双边经贸合作的爆发式增长提供了无尽的动力。
从那时起，中美经贸合作的涓涓细流，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汇聚成了奔腾不息的江河。双边贸易额从建交之初微不足道的二十几亿美元，一路狂飙突进，到2017年贸易摩擦爆发前夕，已超过七千亿美元，增长了数百倍之多，其增长速度和规模在人类贸易史上都堪称奇迹。
在这个“黄金时代”，美国长期稳居中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数以亿计的中国商品，以其无与伦比的性价比优势，飞入美国的寻常百姓家，从衣食住行到电子消费，极大地丰富了美国消费者的选择，并成为抑制其国内通货膨胀的一支重要力量，被经济学家称为“沃尔玛效应”。与此同时，中国也迅速成长为美国产品和服务的关键出口市场。从广袤中西部农场的大豆、玉米、棉花，到波音公司的民航飞机，再到好莱坞的电影和华尔街的金融服务，都从中国庞大的市场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为美国本土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
双向投资的增长同样令人瞩目。改革开放初期，以可口可乐、宝洁、通用汽车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率先冲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勇敢地进入中国市场。它们带来的，不仅是当时中国极度匮乏的宝贵资金，更是先进的技术、现代化的生产线和全新的市场经济管理理念。这些美资企业如同一条条充满活力的“鲶鱼”，搅动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池春水，通过技术溢出、人才培养和产业链带动效应，深刻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走出去”，对美投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涵盖了制造业、能源、房地产、科技等多个领域，为美国创造了新的就业和税收，实现了资本的双向流动和互利共赢。
超越货物贸易和投资，两国在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是日益深化，构成了两国关系深厚的社会基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留学生负笈美国，他们不仅是知识的探求者，更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天然使者。中美科学家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科学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了人类知识的边界。络绎不绝的游客往来于太平洋两岸，亲身感受着彼此社会的脉动与魅力。这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紧密联系，使得两国利益深度捆绑，形成了一个由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所创造的词汇——“中美国”（Chimerica）所描述的深度共生关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四十多年的中美经贸合作，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最生动的范例。它不仅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更是全球经济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引擎。中国通过深度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抓住了历史性机遇，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数亿人口的脱贫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美国也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实益，美国企业分享了中国市场的成长红利，美国消费者享受了低成本时代的生活福利。这段历史雄辩地证明，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是中美关系最光明的未来。
近年来的经贸摩擦（2018至今）
然而，历史的航船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特别是自二零一八年起，这段曾经被誉为全球化典范的经贸关系，遭遇了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寒流。以美国单方面挑起并不断升级的对华关税战为标志，中美两国陷入了二战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贸易摩擦。美方以其国内法（如301条款）为依据，绕开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对来自中国的数千亿美元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其公开的理由主要集中在所谓的巨额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强制技术转让以及非市场经济行为等。面对美方的极限施压，中方为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不得不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贸易战就此全面爆发，对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都造成了沉重的伤害。对美国而言，多方研究表明，关税的成本绝大部分由其本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推高了物价，加剧了通胀，损害了民众的福祉。美国农民和制造业者也因中国的反制而失去了宝贵的市场，苦不堪言。对中国而言，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经营困难，产业链外迁风险加大，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对整个世界而言，中美贸易战严重干扰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正常运转，破坏了国际贸易规则，打压了全球投资和消费信心，成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单一风险源。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回顾中美经贸关系四十余载的风雨兼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合作共赢是主流，摩擦博弈是支流。两国经济结构的高度互补性和利益的深度融合性，决定了“脱钩断链”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面对分歧，正确的出路绝不是关上大门，而是通过平等对话和理性协商，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此次釜山谈判的积极进展，正是双方在承受了巨大代价后回归理性的体现。而要从根本上走出“打打谈谈”的怪圈，就需要一种超越现有框架的、更具革命性的解决方案，那便是彻底拆除关税壁垒，勇敢地迈向零关税。
釜底抽薪之策：实施零关税的坚实基础与内在逻辑
面对中美之间错综复杂、时有反复的贸易摩擦，仅仅依靠局部的、技术性的修补，或是短期性的采购承诺，已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釜山会晤达成的一年期“休战”协议虽然意义重大，但其本质仍是为更深层次的谈判创造空间和时间的权宜之计。双方需要一种更具前瞻性、结构性的制度安排，来为两国经贸关系的长远健康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石。实施零关税，正是这样一种具有釜底抽薪效力的根本性解决方案。这一构想之所以是治本之策，并非异想天开的乌托邦，而是深深植根于两国经济无与伦比的高度互补性这一客观现实，并且完全顺应了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趋势。
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性：零关税的坚实基石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已开发国家，其经济禀赋、产业结构、发展阶段和市场特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然而，正是这种看似巨大的差异，构成了两国经济合作中最宝贵的财富——无与伦比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将两国经济紧紧地吸引在一起，为实施零关税提供了最强大的内在动力。
首先，在产业结构的层级上，中美完美地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生态位，形成了一种教科书式的垂直分工与合作关系。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庞大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端技术产品的规模化制造方面，具有全球任何其他国家都难以比拟的综合优势。从纺织服装、玩具家具等日用消费品，到智能手机、个人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组装，再到通用机械设备和汽车零部件，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支撑着全球的消费市场。而美国则牢牢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其核心优势集中在基础科学研究、前沿技术创新、全球品牌塑造、高端金融服务以及尖端制造业，例如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半导体设计、高端医疗设备和软件信息服务等领域。这种天然的产业阶梯式互补，意味着两国的贸易在本质上是“非零和”的，甚至是“正和”的。美国消费者能以极低的价格享受到丰富的中国消费品，这实质上提高了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中国则需要从美国大量进口高附加值的核心零部件、关键技术设备、优质农产品以及现代服务，以满足产业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实施零关税，将彻底拆除阻碍这种互补优势发挥的人为壁垒。取消对中国消费品的关税，将直接为美国家庭减负；而取消对美国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则能大大降低中国企业的创新成本，加速其现代化进程。
其次，在关键生产要素的禀赋上，中美的互补性同样显著。中国拥有规模巨大、纪律性强、素质不断提升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经过数十年大规模投资而形成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高铁、港口、电网等），这为高效的制造业活动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支撑。而美国则拥有全球最顶尖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汇聚了世界级的创新人才；其拥有全球最深厚、最发达的资本市场，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同时，美国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广袤肥沃的土地，使其成为全球农业生产率最高、出口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实施零关税，将极大地促进这些互补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最优组合。美国的资本和尖端技术可以更加顺畅地进入中国，与中国的产业工人和配套能力相结合，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中国广阔且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则可以为美国优质的农产品、能源产品提供一个长期、稳定且几乎无限的出口目的地。正如釜山共识所体现的，中国同意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将使美国农民“感到非常高兴”，这正是两国要素禀赋互补性在零关税框架下得以充分释放的生动预演。
再次，在市场需求的结构上，中美的互补性为两国企业创造了近乎无限的商机。中国拥有超过十四亿的人口，其中包含一个规模已达四亿且仍在快速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单一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消费革命，对高质量、个性化、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产生了井喷式的需求。这为美国的品牌消费品、高端汽车、金融保险、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等优势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而美国作为成熟的、以消费为主导的已开发经济体，市场需求总量巨大且稳定，但对高性价比商品有着持续的、刚性的需求，这与中国强大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形成了完美的对接。实施零关税，无异于在太平洋两岸这两个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宽阔平坦、畅通无阻的超级高速公路。美国企业可以零成本、无障碍地进入中国市场的蓝海，分享中国未来数十年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而中国企业也可以更高效地满足美国市场的需求，并在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同台竞技中，加速学习、成长和迭代，最终培育出属于自己的全球品牌。这种市场层面的深度嵌合，将为两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一股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实施零关税是两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
放眼全球，生产要素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和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推动世界经济繁荣最根本的动力，这一趋势虽然在近年来遭遇严峻挑战，但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历史惯性不可逆转。任何试图通过关税壁垒来人为地割裂市场、阻断要素流动的做法，都是对经济规律的违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中美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理应顺应这一时代大势，以更大的魄力和智慧，通过实施零关税，引领全球化进入更高水平的新阶段。
从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来看，实施零关税与“十五五”规划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核心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绝不意味着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与美国实现零关税，将是中国推动高水平开放的最具标志性的举措。它将引入强大的外部竞争，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使国内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制度改革的步伐，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一个稳定和零壁垒的美国市场，是保障“国际大循环”畅通无阻的关键一环。习近平主席在釜山会晤时强调，中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这为零关税的实施提供了最高层的战略指引。
从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来看，深度拥抱与中国的零关税合作同样至关重要。美国经济的活力源于其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和开放的市场环境。通过零关税，美国企业可以更深度地整合中国的制造优势和市场潜力，从而降低成本、扩大规模、增加利润，并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决定未来的研发和创新活动中，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同时，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也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之一，对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综上所述，实施零关税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治本之策，更是两国着眼未来、实现共赢的必然选择。它深深植根于两国经济结构中客观存在的、不可替代的强大互补性，并且完全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两国各自长远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彻底拆除关税壁垒，中美两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共同做大合作的蛋糕，最终造福两国人民，并为动荡的世界经济注入强大的稳定性和增长动力。
划时代的重大意义：零关税对中美两国的深刻重塑
若中美两国能够超越短期的利益纷争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差异，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历史担当，最终达成并全面实施一项涵盖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零关税协议，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远远超出典型的双边贸易协定范畴。这不仅是对两国经贸关系的一次革命性重塑，更将对两国各自的国家发展战略、社会民生福祉乃至全球地位产生划时代的、不可逆转的重大意义。
对美国的重大意义：重振经济、弥合社会与巩固领导地位的良方
对于当下的美国而言，一个内外面临多重挑战的国家，与中国达成并实施零关税协议，不啻为一剂重振经济、弥合社会、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良方，其战略价值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首先，最直接、最普惠的意义在于，它将成为一把熄灭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火焰的强力消防栓，切实提升亿万美国民众的家庭福祉。近年来，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困扰美国经济的首要难题，它如同一只无形的手，严重侵蚀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特别是对中低收入家庭和依赖固定收入的退休人员造成了沉重打击，并由此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和政治极化。此前对数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经过多方独立研究机构（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世界银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的证实，其成本的绝大部分（超过90%）最终都转嫁给了美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成为推高物价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之一。实施零关税，意味着将这一人为施加的、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巨额年度成本彻底归零。从服装鞋帽、家具家电，到智能手机和各类消费电子产品，这些深度融入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商品价格将应声而落。这相当于给每个美国家庭发放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减税大礼包”，能够立竿见影地增加其可支配收入，缓解其生活成本压力，从而有效提振消费信心。消费占美国GDP约七成，消费信心的恢复将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最坚实、最持久的内生动力。釜山共识中仅仅是取消和暂停部分关税，就已经被市场普遍解读为重大利好，一个全面的零关税协议所能释放的福利效应将是其数十倍以上。
其次，零关税将为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彻底打开通往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潜力最足的中国市场的大门。美国在农业、高科技（如芯片设计、高端软件）、生物医药、清洁能源、金融服务、文化娱乐等领域拥有全球无可匹敌的领先优势。然而，在过去的贸易摩擦中，这些本应大放异arrogance的产业，其对华出口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和中方关税反制的报复，错失了大量宝贵的商业机遇。以农业为例，美国农民因失去中国这个最大的大豆、猪肉出口市场而蒙受了数百亿美元的损失。全面实施零关税，将为美国的农场主、科技巨头、能源公司、好莱坞制片厂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创造一个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竞争环境。中国庞大且日益富裕的消费群体，对美国高品质牛肉、大豆、创新药品、高端软件、金融理财产品和好莱坞大片的需求是海量的、且在不断升级的。零关税将帮助这些美国企业最大限度地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历史性机遇，实现出口的爆炸式增长，从而创造巨额利润和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推动美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再工业化”和繁荣。
再者，从更宏观的经济结构层面看，实施零关税有助于倒逼美国进行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加速其经济向更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和创新驱动型领域转型升级。贸易保护主义在本质上是用全体消费者的利益，去补贴少数缺乏效率的落后产业。通过关税来保护某些传统制造业，虽然短期内可能保住一些就业岗位，但长期来看却会固化落后的生产方式，扼杀企业的创新动力，最终削弱整个国家的长期竞争力。与中国实现零关税，将促使美国的资本、人才、技术等宝贵资源，从那些在国际分工中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更顺畅地流向其真正拥有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等，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价值链金字塔的顶端地位。来自外部的、以中国高效制造业为代表的良性竞争，也将成为激励美国企业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最佳催化剂，推动其生产率的持续提升。
最后，从国际战略和全球领导力的角度看，与中国达成零关税协议，将是美国摒弃近年来备受诟病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重塑其作为全球开放体系倡导者和领导者形象的决定性举措。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以自由贸易为基石的国际经济秩序（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后续演变）。近年的贸易战行为，严重损害了这一信誉。若能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率先实现彻底的贸易自由化，将向全世界，包括其盟友和伙伴，发出一个无比清晰和强烈的信号：美国依然致力于开放、合作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不仅有助于修复受损的盟友关系，更能为停滞不前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注入新的、强大的生命力，引领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必要的改革，从而在一个新的、更公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和巩固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对中国的重大意义：驱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与提升国际地位的强大引擎
对于正处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并积极谋划“十五五”长远发展的中国而言，与美国达成并实施零关税协议，同样具有里程碑式的、多维度的战略意义。这不仅是应对外部挑战、稳定经济大盘的权宜之计，更是推动深层次国内改革、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强大引擎。
首先，零关税将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一个前所未有地稳定和可预期的外部宏观环境。作为一个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外部市场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是近年来困扰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和企业经营活动的最大外部风险源。与美国达成一项长期、全面的零关税协议，将从根本上拆除这颗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定时炸弹”，为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外贸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巨大市场，对于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釜山协议达成的一年期“休战”，已经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喘息之机，而一个永久性的零关税协议将彻底改变它们的长期预期。同时，一个稳定向好的中美经贸关系，将极大地提振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吸引更多的高质量外资和先进技术流入，为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更有力的外部支撑。
其次，实施零关税将成为推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全面升级的最强劲的“倒逼”机制。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解决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与全球科技实力最强的美国实现零关税，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将不得不在本土市场上，直面来自美国顶尖产品和服务的全方位、无差别的竞争。这种“与狼共舞”的巨大压力，将迫使中国企业摒弃低成本扩张的旧路，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加大研发投入，攻克核心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加强品牌建设。那些安于现状、缺乏创新能力的企业将被市场无情淘汰，而真正有雄心、有能力的企业将在烈火中淬炼成金，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同时，为了在更高水平的开放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中国也必须加快完善国内的市场经济体制，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营造一个规则统一、公平竞争的一流营商环境。这一过程无疑是痛苦的，但却是中国经济脱胎换骨、实现高质量发展所必须经历的“惊险一跃”。
再者，零关税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民众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早已超越了满足基本需求的阶段，转向了对高品质、多样化、健康、安全的更高追求。美国在许多领域，如高端农产品（车厘子、坚果）、创新药品、先进医疗设备、高品质消费品、教育资源和文化产品等方面，都拥有中国市场稀缺的优质供给。彻底取消关税，将使这些世界一流的商品和服务能够以更合理、更亲民的价格进入中国，极大地丰富国内市场的供给，提升消费者的选择权和满意度。这与“十五五”规划中强调的“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完全同向而行。
最后，在国际舞台上，主动引领并推动与美国的零关税进程，将极大地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影响力。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拥护者和建设者。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抬头的危急时刻，中国若能展现出超凡的战略格局，与美国共同开创大国间彻底开放的先例，将充分彰显其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胸怀、视野与担当。这不仅将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更能使中国在未来全球经贸新规则的制定中，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塑造者。通过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中国将为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为卓越的贡献。
实施零关税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尽管中美实施零关税的宏伟蓝图令人心潮澎湃，其蕴含的巨大潜在利益也毋庸置疑，但我们必须以清醒而审慎的现实主义态度，正视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诸多艰难险阻。将这一革命性的构想付诸实施，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它不仅牵动着两国经济领域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更深刻触及到国内政治生态、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高度敏感的核心问题。釜山会晤达成的一年期暂停措施，也正反映了彻底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在积极擘画未来的同时，必须对潜在的障碍进行充分的预判，并设计出一套系统性、可操作的应对策略。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第一，根深蒂固的国内政治阻力是摆在面前最直接、最现实的障碍。在两国的政治光谱中，都存在着强大且有影响力的力量，可能出于各种原因而激烈反对或阻挠零关税协议。在美国，部分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长期以来习惯于将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如制造业岗位流失、中产阶级萎缩等，简单地归咎于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对华强硬”的政治叙事，这种叙事在美国国内已具有相当大的市场。那些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传统行业，如部分钢铁、纺织、轮胎等产业及其背后的强大工会组织，会极度担忧零关税将带来毁灭性的进口冲击，从而动用其强大的政治游说能力，在国会层面设置重重障碍。此外，在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的背景下，任何被视为对华“妥协”或“软弱”的政策，都极易成为对手攻击的口实，这使得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在推动如此重大的对华合作议程时，都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和舆论压力。在中国，同样需要克服阻力、凝聚共识。虽然从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零关税利远大于弊，但在短期内，部分长期处于保护之下、竞争力相对较弱的产业，无疑会受到来自美国优势产业的剧烈冲击。例如，在高端服务业（如金融、咨询）、高精尖制造业（如某些精密仪器、高端软件）以及部分农产品领域（如大豆、玉米），开放市场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如何有效平衡开放带来的整体长远利益与部分行业、地区可能遭受的短期阵痛，如何说服并帮助这些受冲击的利益相关者顺利转型，如何构建社会共识，将是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和政策智慧的重大考验。
第二，剧烈的产业利益调整与社会稳定风险。零关税意味着两国市场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向对方敞开，这必然会引发一场深刻而有时是痛苦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对于美国而言，部分剩余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可能会加速流失，对特定社区（如“铁锈带”地区）的就业和经济造成冲击，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一些长期依赖政策保护、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不高的企业，可能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带来失业和金融风险。如何建立起一套强大而有弹性的社会安全网，包括提供充分的失业救济、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再培训、以及对受冲击地区的定向扶持，是两国政府都必须同步规划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如果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准备不足，经济开放的进程就可能因剧烈的社会反弹而被迫中断。
第三，超越关税的深层次贸易壁垒问题错综复杂。关税仅仅是贸易壁垒中最为显性、最易量化的一种。在关税高墙的背后，还存在着一张由各种非关税壁垒构成的、更为复杂和隐蔽的“网”。这些壁垒包括但不限于：复杂且不透明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严苛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倾向于本国企业的政府采购政策、各种形式的产业补贴、以及日益突出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安全审查。在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中，这些非关税壁垒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比关税更为重要。即便两国达成名义上的零关税协议，如果这些“边境后”的制度性、结构性障碍得不到有效解决，真正的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环境仍然是空中楼阁。例如，美国对华实施的涉及国家安全的高科技出口管制，其贸易限制效应远超任何关税。如何在零关税谈判中，就这些触及各自国内监管体系和发展模式的敏感议题达成实质性共识，其难度可想而知。
第四，最为根本的挑战在于两国之间严重的战略互信赤字。当前中美关系陷入困境，其根源并非简单的经贸纠纷，而是深层次的战略猜忌和互不信任。美国的部分战略精英将中国崛起视为对其全球主导地位的最严峻挑战，秉持着一种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将任何能够促进中国发展的经济合作都视为“养虎为患”。在这种认知框架下，即便是互利共赢的零关税协议，也可能被歪曲解读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绥靖”政策。同样，美国近年来动用国家力量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无情打压，也让中国深刻认识到其遏制中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战略意图。如果这种视对方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根本性认知不改变，战略互信的鸿沟不填平，那么任何经贸协议的基础都将是脆弱和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因为某一个地缘政治事件或安全领域的冲突而毁于一旦。
积极稳妥的应对策略
面对上述盘根错节的挑战，中美两国需要展现出超越历史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战略智慧，采取一种循序渐进、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综合性策略，积极而又稳妥地向着零关税的共同目标迈进。釜山会晤正是这种努力的开端。
第一，强化元首外交引领，进行顶层战略沟通与政治决断。如此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必须依靠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引领和推动。两国元首需要从全球格局和历史演进的宏大视野出发，超越国内政治的短期纷扰，向各自国内和国际社会清晰、坚定地阐明实施零关税对两国和世界的压倒性战略利益，为谈判团队提供明确的政治授权和指引。持续的、深入的高层战略对话是增信释疑、管控分歧、凝聚政治共识的不可替代的途径。在国内层面，两国政府都需要启动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公共沟通，与国会（或人大）、商界、学界、工会、地方政府等所有关键利益相关方进行坦诚对话，充分解释利弊，努力构建起支持这一变革的最广泛的国内统一战线。
第二，采取“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先易后难”的灵活谈判策略。试图通过一次谈判就解决所有问题，实现所有商品的零关税，既不现实也风险过高。釜山共识所采取的模式，即先就部分问题达成一年期协议，是更为务实的选择。未来可以借鉴其他自贸协定的成功经验，首先聚焦于双方共识度最高、互补性最强、实施阻力最小的领域，例如农产品、汽车、能源、部分消费品和环境产品等，签署一份“早期收获”协议。这能让两国企业和民众在最短时间内感受到零关税带来的实际好处，从而为后续更艰难的谈判创造积极的舆论氛围和政治动力。对于那些高度敏感、冲击较大的行业，可以设定一个较长的过渡期（例如十年或十五年），并辅以数量限制、保障措施等临时性保护条款，给予其充分的调整和适应时间。
第三，同步规划并建立健全强大的国内配套改革与社会补偿机制。对外开放的成功，永远离不开对内改革的深化。为了有效缓冲零关税可能带来的产业冲击，两国都必须将国内配套政策的制定提升到与对外谈判同等重要的高度。这应包括：构建一个覆盖面更广、保障水平更高的现代化社会安全网，为在结构调整中失业的工人提供慷慨的失业保险、可转移的医疗和养老保障；投入巨资发展终身职业教育和技能再培训体系，特别是与数字化、绿色转型相关的新技能培训，帮助工人实现跨行业、跨地区的顺利转岗；设立专门的“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对受冲击最严重的特定产业和社区提供定向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支持，帮助它们进行技术改造、业务转型或有序退出。只有确保开放的红利能够被更广泛地分享，开放的成本能够被有效地分担，零关税的进程才能获得持久而稳固的社会支持。
第四，谈判议题必须全面化、结构化，致力于同步解决非关税壁垒问题。零关税谈判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削减关税税率的表层，而必须是一场旨在实现两国市场深度整合的全面性、高标准谈判。谈判的议程必须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所有影响贸易和投资的“边境后”议题。双方需要本着对等、公平的原则，共同致力于消除各自市场中存在的各种隐性壁垒，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例如，美国应承诺逐步、可核查地放宽对华民用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而中国则可以承诺在特定领域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并建立更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执法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最终达成的协议是高水平、有实质意义的，能够真正实现两国间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第五，以共同利益为牵引，在合作进程中逐步重建和积累战略互信。战略互信的缺失是根本性障碍，而信任不可能凭空产生，只能在一次次成功的合作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共同推进零关税这一具有巨大共同利益的宏大项目，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实践。当两国团队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并肩工作，共同克服困难时，理解和信任就会自然增长。此外，两国还应超越双边经贸范畴，在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防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拥有显著共同利益的全球性挑战上，重启并加强合作。当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共同的利益蛋糕越做越大，当合作带来的实际好处让对抗的冲动显得愈发不理性时，深层次的战略互信赤字才有可能被逐步填补，为中美关系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和前景的未来。
中美零关税对全球贸易格局与国际秩序的深远影响
倘若中美两国——这两个占全球经济总量超过四成、全球贸易总额近四分之一的巨擘，能够成功地摒弃关税壁垒，携手迈入双边贸易的“零关税时代”，其产生的震撼性效应将远远溢出双边关系的范畴。这不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经贸领域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更将对陷入困境的世界贸易体系、深刻变革的全球经济格局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秩序未来走向，产生革命性、方向性的深远影响。它将不仅仅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商业安排，更是一个强有力的全球信号，引领整个世界走向一个更加开放、融合、繁荣与和平的新纪元。
第一，引领全球贸易自由化新浪潮，为多边贸易体制注入新生。
在当前这个全球化遭遇强劲逆风，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沉渣泛起的时代，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正经历着自成立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危机。其谈判功能几近停滞，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其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因个别成员的阻挠而陷入瘫痪；其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贸易秩序呈现出日益碎片化、阵营化的危险趋势。世界经济迫切需要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力量，来重新点燃贸易自由化的引擎，将全球合作拉回正轨。
中美零关税协议的横空出世，将如同一声响彻云霄的春雷，瞬间驱散笼罩在全球贸易上空的阴霾。釜山会晤已经向世界发出了积极信号。若最终能达成全面的零关税协议，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国，中美之间若能实现彻底的、全面的贸易自由化，将缔造出一个经济规模空前、覆盖人口最多、影响力无与伦比的自由贸易区。这本身就是对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最直接、最有力、最彻底的回击。它将以无可辩驳的宏观事实和微观利益，向全世界雄辩地证明：在深度相互依存的今天，开放合作而非封闭对抗，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博弈，才是通往共同繁荣的唯一正确道路。这将极大地提振全球市场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信心，有效遏制保护主义的蔓延势头。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零关税的成功实践，将为陷入僵局的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提供强大的外部动力和宝贵的实践范本。中美在谈判中所形成的关于市场准入、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数字贸易、竞争政策、环境保护等领域的高标准规则，可以被视为未来全球贸易规则的“试验田”。这些经过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实践检验的规则，可以被引入到多边贸易谈判的议程中，从而有力地推动WTO进行必要的现代化升级，使其规则能够更好地反映和规制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现实。一个由中美共同倡导和引领的、更加开放、更具活力、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新秩序，将逐步取代当前混乱无序的局面，引领世界各国，特别是摇摆不定的中间力量，重新坚定地回到多边合作的康庄大道上来。
第二，深刻重塑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极致提升全球经济运行效率。
中美之间实现零关税，将从根本上移除扭曲全球资源配置的最大单一障碍，从而引发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大重塑。在过去几年中，突如其来的关税使得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遭受重创，企业在进行全球生产和投资布局时，被迫将规避关税和地缘政治风险作为首要考量，而非经济效率本身。这导致了大量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
一旦关税壁垒彻底消失，资本、技术、人才和生产要素将能够更加自由、更加顺畅地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各国自身的比较优势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的组合。企业的决策将回归商业的本质。那些因贸易战而被强行打断或扭曲的供应链将得到迅速的修复和优化。例如，一家美国的科技公司，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其产品的设计和核心研发放在本土，将部分高端零部件的生产布局在技术成熟的日韩或欧洲，将最终的规模化组装和测试放在拥有最高效产业集群的中国，再将产品销往全球。这种基于纯粹经济效率的全球分工，将极大地降低全球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这种效率的提升最终将转化为全球消费者的福祉。生产成本的降低和贸易的便利化，意味着全球消费者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到种类更丰富、质量更高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一个基于效率和韧性、而非政治考量构建起来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将能够更好地抵御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外部冲击（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等），为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
第三，推动形成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发展新格局。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其双边经贸关系的健康与否，对全球经济的整体表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零关税、充满活力的中美经-贸关系，将释放出巨大的增长动能和需求潜力，其积极的溢出效应将远远超越两国边界，广泛惠及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翘首以盼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随着中美这两大全球最终需求中心的市场深度融合和持续扩大，将不可避免地为世界其他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无论是提供原材料的拉美和非洲国家，还是提供中间零部件的东南亚国家，或是提供高端设备的欧洲国家，都能够将其产品更顺畅地嵌入到由中美主导的、更加高效和庞大的全球价值链之中，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增长红利。中美成功的范例，也将鼓励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仍在开放与封闭之间犹豫不决的发展中经济体，更加勇敢地拥抱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此外，中美若能将零关税的合作精神进一步升华，共同在全球发展领域扮演更积极的领导角色，例如，共同倡议并率先对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产品实施单方面的零关税待遇，或者共同投入资源加强“促贸援助”（Aid for Trade），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参与全球贸易的能力建设，这将极大地促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新阶段作出历史性贡献。这不仅彰显了中美作为全球领导性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也与中国“十五五”规划中倡导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高度契合。
第四，为构建和平共处的新型大国关系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奠定坚实基础。
国际关系的历史反复证明，坚实的经济基础是国家间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可靠保障。中美之间若能成功建立起以零关税为核心的、前所未有的深度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就等于在两国之间构筑起了一条强大而坚韧的利益纽带。这条纽带将成为两国关系最厚重的“压舱石”和最有效的“安全阀”。当两国的企业、工人和消费者，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对方市场和合作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时，任何试图鼓吹“脱钩断链”、挑起冲突对抗的极端言论，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和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对。这将极大地增加两国关系抵御政治风浪的韧性，为双方有效管控分歧、防止战略误判、避免冲突升级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而为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悲剧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相处之道，开辟现实的路径。
一个稳定、合作、可预期的中美关系，是二十一世纪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终极基石。当全球最大的两个行为体选择通过深度合作而非激烈对抗来定义彼此关系时，将为这个充满动荡和不安的世界注入最宝贵的确定性。这将有助于缓解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为国际社会集中精力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大流行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性挑战，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合作氛围。
迈向一个以开放、合作、共赢为核心价值的“零关税时代”
人类历史正再一次站在抉择命运的十字路口。从韩国釜山传来的积极信号，虽尚是微曦，却足以穿透迷雾，照亮中美关系乃至世界贸易未来的方向。彻底挣脱关税这一沉重的历史枷锁，勇敢地迈向一个以开放、合作、共赢为核心价值的“零关税时代”，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式幻想，而是一个基于深刻经济逻辑、符合各方长远利益的、触手可及的现实前景。
这条道路的起点，是中美两国经济中客观存在的、无可辩驳的强大互补性。这条道路的航标，是中国“十五五”规划所擘画的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宏伟蓝图。这条道路的最终归宿，是构建一个能让中美两国人民共享繁荣、让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的全新经贸格局与和平国际秩序。
诚然，前路绝非坦途，必然遍布荆棘与险滩。国内政治的掣肘、产业调整的阵痛、战略互信的鸿沟，都是必须翻越的崇山峻岭。但这恰恰需要两国领导人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战略远见、非凡的政治魄力和坚定的历史担当，始终以两国人民的根本福祉和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为最高准则，相向而行，聚同化异，化挑战为机遇。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热切期待，在“釜山共识”的基础上，两国元首能够牢牢把握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性机遇，以大国领袖的智慧和决断，为共同开启中美“零关税时代”发出清晰而响亮的政治号令。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场贸易战的最终熄火，更关系到一个全新时代的宏大开启。一个由中美携手引领、以零关税为鲜明旗帜的全球贸易新时代，必将为蹒跚前行的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无与伦比的强大动能，也必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谱写下二十一世纪最为光辉灿烂的崭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