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就美中经济关系发表讲话。耶伦指出，一些人通过大国冲突的框架来看待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场零和的双边竞争，一方必须倒下，另一方才能崛起。
拜登总统和我不这么看。我们相信，世界对我们双方来说都足够大。中国和美国能够而且需要找到一种共同生活和分享全球繁荣的方式。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分歧，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公平竞争。事实上，美国将继续对美国经济的基本实力和美国工人的技能充满信心。但正如拜登总统所说，“我们都有责任要防止竞争滑向冲突的边缘。”
耶伦最后指出，美国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负责任的经济关系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自身利益。这是世界的希望和期待。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我相信这必须是两国——美国和中国——做出的选择。
以下是耶伦讲话美中时报全文翻译。
2023年4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美中经济关系发表讲话。（路透社）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就美中经济关系发表讲话
2023年4月20日
大家早上好。院长斯坦伯格，谢谢你的介绍。并感谢您对我们国家的服务。我感谢您的贡献 - 不仅是您在政府任职期间，还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期间的贡献。
我特别高兴能来到贵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拥有中国历史最悠久，最全面的中国研究项目之一。1979年，美国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仅仅两年后，贵院的领导与中国同行进行了直接会谈。目标是看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是否可以合作培养未来的领导人才。
结果是：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心于1986年成立，这是现代中国最早的西方学术项目之一。这种合作受到了我们双边关系的现实和复杂性的考验。但我相信，这个校园里的学生见证了美国和中国人民的相互尊重。它们表明，如果我们开诚布公地沟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相互学习——即使我们有分歧时更应如此。
自从我开始我的职业生涯以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关系以和解和逐步正常化为特征。我看到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进行了著名的访华之行。我听到我们两国在沉默了几十年之后又开始相互交谈。在随后的几年里，我看到中国选择实施市场改革，并向全球经济开放，这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崛起进程令人印象深刻。它的发展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的援助。美国国会和历届政府在支持中国融入全球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近年来，我也看到中国决定从市场改革转向更加由国家驱动的方针政策，这损害了其邻国和世界各国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国和伙伴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不仅在印太地区，而且在欧洲和其他地区。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世界正面临着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陆战——就像它从百年一遇的大流行中恢复过来一样。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日益沉重。一些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面临着对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压力。上个月发布的一份联合国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严厉行动，地球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跨越关键的全球变暖临界点。
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需要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建设性接触。然而，我们的关系显然处于紧张的状态。
所以今天，我想谈谈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我的目标是明确和诚实：消除噪音，在清醒的现实基础上谈论这种基本关系。
美国对其长期经济实力充满信心。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我们也坚定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国家安全的信念。在此背景下，我们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公平的经济关系。两国都需要能够坦率地讨论困难的问题。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为了我们各国和世界的利益而共同努力。
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方针有三个主要目标。
首先，我们将确保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国和伙伴的国家安全利益，我们将保护人权。我们将向中国明确表达我们对中国行为的关切。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捍卫我们的切身利益。尽管我们的目标明确的行动可能产生经济影响，但它们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我们对安全和价值观的关切。我们的目标不是使用这些工具来获得竞争性经济优势。
其次，我们寻求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一种促进两国增长和创新的关系。一个遵守国际规则的成长中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都有好处。两国都可以从经济领域的良性竞争中受益。但是，健康的经济竞争——双方都受益——只有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才是可持续的。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合作，应对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我们将继续在国内进行关键投资，同时与世界接触，推进我们对开放、公平和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愿景。
第三，我们寻求合作应对当今紧迫的全球挑战。自去年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以来，两国同意加强围绕宏观经济的沟通，并在气候和债务负担等问题上开展合作。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我们呼吁中国履行承诺，在这些问题上与我们合作——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出于我们对世界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共同解决这些问题也将促进我们两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两国的经济现状
让我首先谈谈我们两国的经济现状。
近年来，许多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不可避免。这是由于一些美国人也担心美国正在衰落。中国将很快超越我们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从而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
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一点：看衰美国的论调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他们总是被证明是错误的。美国一再展示其适应和重塑以应对新挑战的能力。这一次也不例外——经济统计数据就是明证。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实现了疫情后最强劲的复苏。我们的失业率接近历史低点。实际人均GDP创历史新高，我们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强劲的两年新业务增长。
这种复苏得益于我们经济基础的强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大功告成。我们的首要经济优先事项是控制通货膨胀，同时保护我们复苏的经济收益。几周前，在两个区域金融机构倒闭后，美国采取了果断行动，加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美国的银行体系仍然健全，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措施，确保美国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安全的金融体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实现的崛起令人瞩目。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0%。这带来了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壮举：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的快速追赶增长是由其对全球贸易的开放和对市场改革的追求推动的。
但与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今天也面临着近期的不利因素。这包括房地产行业的脆弱性、青年高失业率和家庭消费疲软。从长期来看，中国面临结构性挑战。它的人口正在老龄化，劳动力已经在减少。中国的生产率增速出现大幅下滑，源于中国倒向经济民族主义，奉行的政策大幅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近的这些事态发展都没有减损中国的进步，也没有减损中国人民的辛勤工作和才华。但中国的长期增长率似乎可能会下降。
当然，一个经济体的规模并不是其实力的唯一决定因素。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在从财富到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广泛的经济指标上，它仍然是无与伦比的领导者。美国的人均GDP是世界上最高的，是中国的五倍多。比起资源或地理，我们国家的成功可以归功于我们的人民、价值观和制度。美国民主虽然不完美，但保护思想的自由交流和法治，这是可持续增长的基石。我们的教育和科学机构引领世界。我们的创新文化因新移民（包括来自中国的新移民）而丰富，使我们能够继续创造世界一流的尖端产品和行业。
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的经济实力得以放大。美国重视我们在包括印太地区在内的世界每个地区的亲密朋友和伙伴。在21世纪，任何孤立的国家都无法为其人民创造强大和可持续的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我们一直在寻求重建和再投资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一定与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不相容。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繁荣的经济体。我们没有理由担心与任何国家进行健康的经济竞争。
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和保护人权
我们面前有许多挑战。但总统和我相信，中国和美国能够负责任地管理我们的经济关系。我们可以努力实现两国共享并推动全球经济进步的未来。我们能否实现这一愿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在未来几年的所作所为。
让我谈谈我们的第一个目标：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保护人权。这些是我们不会妥协的领域。
国家安全
如同我们所有对外关系一样，国家安全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至关重要。例如，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保护某些技术免受中国军事和安全机构的侵害事关重大的国家利益。
我们有一套广泛的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必要时，我们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美国政府的措施可以以出口管制的形式出现。它们可以包括对实体清单的补充，以限制向人民解放军提供支持的人员的访问。财政部拥有制裁权力，以应对与网络安全和中国军民融合有关的威胁。我们还仔细审查外国在美国的投资是否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并采取必要措施应对任何此类风险。我们正在考虑一项计划，限制美国对具有重大国家安全影响的特定敏感技术的某些对外投资。
在我们采取这些措施时，我要明确指出：这些国家安全措施不是为了我们获得竞争性的经济优势，也不是为了扼杀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尽管这些政策可能会产生经济影响，这些政策的依据也纯粹是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们不会在这些关切上妥协，即使它们迫使我们与我们的经济利益作出权衡。
有一些关键原则指导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国家安全行动。
首先，这些措施的范围将缩小，要达到的目的是明确的。这种措施的定位很准确，以减少对其他领域的溢出效应。其次，这些工具必须易于理解和实施。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它们必须随时调整。第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将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接触并协调我们的政策的设计和执行。
此外，沟通对于降低误解和矛盾意外升级的风险至关重要。当我们采取国家安全措施时，我们将继续向其他国家阐述我们的政策逻辑。就副作用的问题我们会听取并回应其他国家表达的关切。
我们最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和无端战争。在我访问基辅期间，我亲眼目睹了俄罗斯入侵的残酷性。克里姆林宫轰炸了医院，摧毁文化遗址，袭击能源网，给平民造成沉重的苦难。结束俄罗斯的战争是道义上的当务之急。它将拯救许多无辜的生命。正如我所说，这也是我们能为全球经济做的最好的事情。为了帮助结束俄罗斯的战争，我们实施了现代历史上最迅速、最团结、最雄心勃勃的多边制裁制度。我们广泛的伙伴联盟也向乌克兰提供了援助，以便它能够自卫。
中国“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和对俄罗斯的支持令人担忧，表明它对结束战争并不认真。必须确保，中国和其他国家不能为俄罗斯提供实质性或者协助俄罗斯规避制裁。我们将继续向北京及其管辖范围内的公司表明美国的立场。任何违反行为的后果都是严重的。
人权
与国家安全一样，我们不会在保护人权方面妥协。这一原则是我们对外交往的基础。
亲眼目睹中国政府在国内的镇压升级。它已经部署了监视和控制中国人民的技术——现在它正在向数十个国家出口这些技术。
侵犯人权的行为违背了世界的道德良知。它们还违反了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每个国家都签署了这些原则。美国将继续利用我们的工具，破坏和阻止世界各地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
美国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与北京公开和私下里对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及香港、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侵权行为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我们对中国地区官员和公司实施制裁，因为他们的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从酷刑到任意拘留。我们正在限制进口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
在这些行动中，我们正在与我们的盟友协同工作——我们知道，当我们共同努力时，我们会更有效率。
迈向健康的经济参与
在我们保护我们的安全利益和人权价值观的同时，我们还将追求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有利于两国的健康经济接触。
我首先阐述简单的道理。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们彼此深深地融合在一起。2021年，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超过7000亿美元。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比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外的任何国家的贸易都要多。美国公司在中国有广泛的业务。数以百计的中国公司在我们的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些交易所是世界上最深入和最具流动性的资本市场的一部分。根据《自然》杂志的指数，美国和中国是彼此最重要的科学合作者。中国仍然是美国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国之一。
正如我所说，当我们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将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我们并不寻求将我们的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我们经济的完全分离对两国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这将破坏世界其他地区的稳定。相反，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循规蹈矩的成长中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例如，这可能意味着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以及更具活力的美国产业。
国内的现代供给侧投资
2021年4月，我发表了作为财政部长的首次重要国际经济政策演讲。我说：“国外的信誉始于国内的信誉”。在基本层面上，美国在21世纪的竞争能力取决于华盛顿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北京做出的选择。
我们的经济战略以投资于自己为中心，而不是压制或遏制任何其他经济体。
在我演讲后的两年里，美国一直在推行一种我称之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的经济议程。我们的政策旨在扩大美国经济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提高我们经济可以生产的上限。为此，拜登总统签署了三项历史性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我们颁布了《两党基础设施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雄心勃勃的努力，旨在实现道路、桥梁和港口的现代化，并扩大高速互联网的接入。我们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对美国半导体制造业进行了历史性的扩张。我们正在通过《降低通货膨胀法》进行我们国家对清洁能源的最大投资。这些行动加强了美国在未来工业中的实力。它们正在提升我们的长期经济前景。
我们健康经济竞争的愿景和条件
重要的是要了解美国正在追求的健康经济竞争的本质。
美国不寻求赢家通吃的竞争。相反，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一套公平规则的健康经济竞争可以使两国受益。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持续的、重复的竞争可以导致相互改进。当运动队持续面对顶级对手时，他们的表现会更高。企业在为获得消费者时生产出更好、更便宜的商品。在这个世界里，随着美国和中国的公司相互挑战，我们的经济可以增长，生活水平可以提高，新的创新可以结出硕果。
例如，中国受益于美国的个人电脑和核磁共振成像等发明。同样，我相信中国新的科学和医学发展可以使美国人和世界受益，并激励我们进行更前沿的研究和创新。
但这种良性竞争只有在对双方都公平的情况下才是可持续的。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利用政府的支持来帮助其公司以牺牲外国竞争对手为代价获得市场份额。但近年来，其产业政策变得更加雄心勃勃和复杂。中国扩大了对国有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的支持，以主导外国竞争对手。它在传统工业部门以及新兴技术领域都这样做了。这一战略与积极努力获取新技术诀窍和知识产权相结合，包括通过知识产权盗窃和其他非法手段。
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干预是合理的，例如纠正特定的市场失灵。但中国政府使用非市场工具的规模和广度比其他主要经济体大得多。中国还对美国公司施加了许多市场准入壁垒，而这些壁垒对于在美国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不存在的。例如，北京经常要求外国公司将专有技术转让给国内公司——只是为了在中国做生意。这些对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使竞争环境向有利于中国企业的方向倾斜。此外，我们对最近针对美国公司的强制行动增加感到担忧，与此同时，中国表示将重新向外国投资开放。
中国政府的行动对全球制造业活动的选址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伤害了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公司。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还利用其经济实力对脆弱的贸易伙伴进行报复和胁迫。例如，它使用抵制特定商品作为对其他国家外交行动的惩罚。中国采取这些行动的借口往往是打着商业的旗号。但它的真正目标是为了让那些做出让中国不快的选择的国家付出代价——并迫使主权政府屈服于它的政治要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所呼吁的开放、公平和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正是帮助中国实现经济转型的国际秩序。中国不公平做法造成的低效率和脆弱性可能最终损害其自身的增长。
中国高级官员一再谈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性——包括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演讲中。如果北京真的把政策转向这些方向，实现自己宣称的改革雄心，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会更好。
在我们向中国施压，反对其不公平的经济行为的同时，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国和伙伴采取协调行动作为回应。拜登总统的首要任务是我们关键供应链的弹性。在某些行业，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导致关键产品的生产过度集中在中国境内。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我们不仅在国内投资制造业。我们还在推行一项名为“友岸外包”的战略，旨在减轻可能导致供应中断的脆弱性。我们正在与大量可以依靠的贸易伙伴的关键供应链中制造冗余。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加强全球经济秩序的最好办法是向世界展示它行之有效。我们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以及加深我们与世界各地联系的努力，使更多的人能够从国际经济体系中受益。我们还在加快我们在发展中世界的承诺。例如，美国和七国集团其他国家的目标是到2027年动员6000亿美元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我们的重点是为这些国家带来积极经济回报和促进可持续债务的项目。当国际体系需要改革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美国正在与股东国合作，发展多边开发银行，以更好地应对当今紧迫的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流行病以及脆弱性和冲突。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在我们确定与中国进行经济接触的条款时，我们还将追求我们的第三个目标：合作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重要的是，无论我们存在其他分歧，我们都必须在全球问题上取得进展。这正是世界需要美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所做的事情。
作为基础，我们必须继续发展我们各国之间宏观经济和金融合作的稳定沟通渠道。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和更广泛的经济。我们必须就如何应对经济冲击保持强有力的意见交流。我与刘鹤副总理和中国其他高级官员的谈话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希望与我的新对手一起在这些基础上再接再厉。
除了宏观经济之外，我今天还想强调两个具体的全球优先事项：债务负担和气候变化。如果两国共同努力，与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协同努力，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最好的管理。
债务负担
首先，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帮助面临债务困境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债务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双边问题。它关乎负责任的全球领导。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双边债权人的，在债务国无法完全偿还债务时，它承担着与其他官方双边债权人相同的不可避免的责任。
中国的参与对于有意义的债务减免至关重要。但长期以来，它没有全面和及时地采取行动。它已成为采取必要行动的障碍。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访问赞比亚期间亲身感受到了减免债务的紧迫性。政府和商界领袖向我讲述了赞比亚的债务负担如何阻碍了重要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并抑制了经济发展。但赞比亚并不是唯一处于这种情况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超过一半的低收入国家接近或已经陷入债务危机。
美国已经与北京就迅速处理债务的必要性进行了广泛讨论。我们欢迎中国最近向斯里兰卡提供具体和可信的融资保证，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推进一项计划。但现在，斯里兰卡的所有双边债权人——包括中国——都需要及时按照其保证提供债务处理。我们继续敦促中国充分参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数在其他情况下提供债务处理。这包括赞比亚和加纳这些债务形势危急的国家。
对债务问题迅速采取行动符合中国的利益。推迟必要的债务处理会增加借款人和债权人的成本。它恶化了借款人的经济基本面，并增加了他们最终需要的债务减免金额。
更广泛地说，国际债务重组进程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我们正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作，与一系列利益攸关方合作，以改进低收入国家的共同框架进程和更广泛的债务处理进程。正如我从赞比亚官员那里听到的那样，解决这些问题是对多边主义的真正考验。
气候变化
第二，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应对威胁我们所有人的长期全球挑战。气候变化位居榜首。历史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两国可以做什么：美国和中国之间气候合作的时刻使包括《巴黎协定》在内的全球突破成为可能。
我们肩负着引领潮流的共同责任。中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次是美国。美国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采取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胆的国内气候行动。我们的投资使我们有望履行美国在《巴黎协定》下的承诺，并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它们将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包括通过降低清洁能源技术的成本。我们还在国外开展工作，帮助各国实现公正的能源转型，以减少碳排放。这些转型还将有助于扩大能源供应，并为受影响的社区和工人提供经济机会。
我们期待中国兑现其在《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的承诺。这包括实现缓解目标和停止对未减排燃煤电厂的海外融资。中国还应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清洁能源转型。此外，作为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联合主席，我们期待共同努力促进私人资本流动。
我们愿与中国一道应对气候变化的生存挑战。我们敦促中国认真与我们接触并履行其承诺。不这样做的代价太沉重了。
结论
一些人通过大国冲突的框架来看待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场零和的双边竞争，一方必须倒下，另一方才能崛起。
拜登总统和我不这么看。我们相信，世界对我们双方来说都足够大。中国和美国能够而且需要找到一种共同生活和分享全球繁荣的方式。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分歧，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公平竞争。事实上，美国将继续对美国经济的基本实力和美国工人的技能充满信心。但正如拜登总统所说，“我们都有责任要防止竞争滑向冲突的边缘。”
通过谈判确定大国间的交往之道是困难的。美国永远不会在我们的安全或原则上妥协。但是，如果中国也愿意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可以找到前进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计划在适当的时候访华。我希望在北京政治过渡后，与我的新一届中国政府同行就经济问题进行重要和实质性的对话。我相信，这次对话有助于为负责任地管理我们的双边关系和在我们各国和世界面临共同挑战的领域进行合作奠定基础。
如你所知，我是一名经济学家。经济学通常被视为涉及整个经济结构和表现的领域。但在最精细的层面上，经济学更为基础。这是对人们做出的选择的研究。具体来说，人们在特定情况下如何做出选择——稀缺性、风险，有时甚至是压力。以及个人和公司的选择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共同构成国家或全球图景。
换句话说，一个经济体就是人们做出的所有选择的综合结果。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的道路并非命中注定，也不是注定要付出代价的。这种关系的轨迹是我们这两个大国所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做出的选择的总和——包括何时合作，何时竞争，以及何时认识到即使在我们的竞争中，我们也在和平与繁荣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美国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负责任的经济关系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自身利益。这是世界的希望和期待。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我相信这必须是两国——美国和中国——做出的选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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