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召唤通常侧重于与另一个人的关系。那个人可能是我的配偶、子女、我的朋友或陌生人。这种个人存在参与了我的瞬间经历。我在这一刻之所以是我，部分是因为那个人的存在。这种存在丰富了我的经历，我对它越开放，对它带来的东西越开放，我就越富有。在某种程度上，我感受到了对方的感受。

       有时候仅仅和对方在一起就足够了。但通常一个人可能被召唤去做更多的事情。另一个人可能是孤独的、焦虑的或有不安全感，要求我对此回应。也许我只需要表明我愿意倾听就足够了。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力所能及的第一步，即便我们通常也不接受这一点，我们更喜欢说自己，而不是听别人滔滔不绝。与之相应的是，其他人感到我们对他们的感受和需要不感兴趣。相反，我们倒希望把他们吸引到我们的兴趣中。真正的倾听和回应是罕见的。

       对他人开放并不排斥我们说话。事实上，有时只有分享我们的犹豫和软弱时，对方才保证会倾听，我们才不会被先入为主地判断或嘲笑。彼此之间相互倾听和肯定需要不断调整，才是道德之始。我们经常需对他人或因他人需要而行事，而不仅仅是倾听。有些人需要食品、住所和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直接回应，尤其是当另一个是朋友或家人时。陌生人的现实需求也需要立即给予切实的回应。

       但我们周围的世界和我们经历中的时时刻刻不止限于我们与其他人。西方伦理过于关注人际关系。我们的宠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植物和鸟类、昆虫、草、树木、土壤和岩石也是如此。这些“他者”将自己献给我们，并在我们的人生经历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也有他们的需要，尤其是今天。人类的陌生者和自然界的需要往往会导致另一个层次的道德行为。我们只能响应这诸多方面中极少数的需求。与现实相比，我们个人对它们的意识微不足道。认识到这一点令我们对更大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健康感到担忧。我们想要一个人类共同体，所有人都对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万物福祉负责。

       当我们躬身自省时，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是谁，我们在从事什么。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不过是整个社会功能的一部分。我是美国人、加州人、退休教授、哲学家、神学家，等等。我入世于人类社会的大千世界及万物苍生中，他们紧密相连，使其他人能够识别我并形塑我的自我认同。我的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千世界和万物苍生的福祉，我知道这对其他成员来说是正确的。无论在怎样的社会中生活，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真正相互关怀的人类共同体，并从中受益。虽然我可以直接回应同事的极少数需求，但通过建立共同体和治愈自然环境，我可以间接帮助许多人。

       社区共同体是生态文明的细胞，无论我在多大程度上倾听他人的意见，都已经在参与共同体建设了。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充分参与的起码层次。但大多数人在面对他人时，会被要求采用其他不那么个人化的方式来塑造和强化共同体。这可能涉及参加会议、在委员会中工作和接受特定的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需要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有时我可能会被要求对外代表共同体。在各种情况下，我被召唤去寻觅共同体福祉，从而超出了我个人影响他人的能力。有时这真的涉及个人牺牲。更多时候，将私利置于共同体公益之下最终成为对我的极大奖赏。将全球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推动世界走向生态文明是我的毕生使命。

       但通过积极参与生活来响应为共同体服务的召唤让我明白，这种道德活动在另一个层面上引发了问题。有时我看到共同体的行为方式是自我毁灭的。在我们的世界中，表现为人类共同体对大自然的巨大破坏。我们可以展望一下，以采取更明智的行动。这是政策层面的问题。无论政策如何，共同体需要参与生活，但不断调适政策以适应新情况并改进之对所有参与者也非常重要。公平正义和可持续性是制定良好政策的关键目标。我们被要求去支持好的政策，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卷入到所生活的共同体政治中。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他们的主要职业。人们常常看到，有些狂热偏执之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寻求进步。事实证明，那些将个人道德置于个人私利之下的共同体，终将伤害其他共同体。这可能发生在所有层面。过去，深执的信念就常常导致宗教团体之间相互伤害。

       在我们的世界，这种道德复杂性在国与国的关系中频频出现，令人痛苦异常。作为美国人，我的使命包括积极的公民身份和参与国家生活。我被召唤去加强和改善国家生活，并保护她免受他国侵犯。但我发现，在道德层面我所做的一些事情会伤害到其他人。为了我的国家，在更大的计划中，我被召唤去展望和支持那些有助于为国谋求更大利益的国家政策，而不仅仅是为了我的国家能实力碾压其他国家。在我看来，我确定，一些集体偶像崇拜现象正在成为现代社会解体的威胁。

       当我意识到我对宗教共同体或国家的奉献精神对全人类有害时，我不能简单尝试通过道德的高尚来解决问题。道德的一般含义反映了对宗教或国家共同体的理解，这些理解实际上导致他们陷入冲突。为一国而自我牺牲者可能也会害死他国那些同样为国尽忠的自我牺牲者。

       我们被召唤在不同的层次提出问题。那么是什么样的前提假设形成塑造了这种对道德的一般理解，并使之服务于共同体共同利益的呢？对这个问题的疑问可能被认为是伦理的另一个维度。我们可以称之为思想伦理。

       当我们意识到做正确和好的事情往往最终会伤害他人时，我们也会意识到我们的想法有问题。这些想法通常在共同体中很普遍。敢于质疑大多数人简单接受的信念是一种特殊使命。人们要求对这种质疑持开放态度。对于一些人来说，挑战共同假设是一项主要使命。

       一旦我们掌握了批评那些隐藏在我们行为背后假设的要旨，甚至是批评各种道德反映的要旨，我们就可以将其扩展到其他领域。有一些假设构成了我们选择公共政策、教育实践、法律制度、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基础。当我们研究这些思想领域的历史时，很明显，一些现在被认为令人不太满意的假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理由相信现在还在运行的那些假设就毫无问题。思维伦理学对人类伦理、社会伦理和政策伦理同样重要。

       伦理道德行为亦常有种种危险。当我们真正倾听陌生人的声音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思维方式，甚至行为方式的禁锢。这些方式令人不安，颇具破坏性。当我们寻求共同福祉时，我们可能会对那些窃钩谋私者表示反感。可当我们试图引导政府放弃自我拔高的政策时，我们却很可能被称为不爱国者。当我们质疑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假设时，我们会让许多以此为其生活和思想基础的人为之不怿。但是世界之希望在于伦理学，而今天的思想伦理尤其如此，成为一项研究前提假设的职业。对人类和经济政策、金融和国际事务的既定假设已导致人类走向灾难的边缘。如果我们不挑战和根除这些假设，就几乎没有机会改变行为来拯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