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上世纪80年代，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后这样写道。

长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80年来，外国人对长征的关注始终没有间断。从长征亲历者、踏访红区的外国记者，到重走长征路的外国友人们，他们以不同的笔触、独特的视角，从不同方面审视长征的壮阔历程，思索长征的重要意义和长征精神的深远影响。

《神灵之手》封面。

1939年9月下旬，美国记者斯诺再次奔赴陕北，采访毛泽东和红色边区政府。图为毛泽东与斯诺资料图。

红军生活条件恶劣 依旧尽量照顾传教士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中闪现着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其中负有盛名的两位：一是参与“导演”长征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二是被迫陪着长征的传教士薄复礼（鲁道夫·勃沙特）。

综合《北京日报》、《参考消息》、中国军网等报道，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最早记录中国长征的外国人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的著作《西行漫记》于1937年出版，引起世界震动。其实，最早记录长征的外国人是英国籍传教士薄复礼，他以亲身经历撰写的回忆录《神灵之手》比《西行漫记》早一年在伦敦出版。

1922年，薄复礼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1934年10月，他在贵州被红军当做“间谍”扣留，就这样被“裹胁”着参加了长征，随红军生活了560天后被释放。在那段日子中，他日渐看到红军的实情，并为红军的热情、信仰和追求所感染。

离开红军后，他利用不到4个月的时间口授完成了亲历红军长征见闻录。书中描述了与红军朝夕相处、长途行军的所见所闻所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历程，以及红军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和统战工作艺术。

书中描述了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却尽量照顾薄复礼的身体和习俗：“行军途中鞋破了，有战士从脚上脱下来给我穿；住宿时总是让我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或寺庙地板上，而士兵们则全睡在潮湿的泥地上。在极艰苦条件下，红军还特地给我配了一匹马，并尽一切可能给我单独提供加糖的米粥，设法为我购买鸡鸭鱼肉甚至十分稀罕的炼乳罐头等食物。”多年以后，薄复礼仍称红军为“信得过的朋友”。

李德则是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外国人，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于1973年出版。他在回忆录中总结称，“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对于自己给中国革命造成的负面影响，李德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

“他们在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有一些外国人，虽未亲历长征，但通过到陕北苏区进行第一手访谈，以新闻记者的敏锐思维和灵巧笔法，记叙了长征这一史诗般的传奇，他们中知名度最高的当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斯诺是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方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与中共对话的美国人。1936年，他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理想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短短4个月，从对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战士的长征亲历者的直接采访中，他搜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

1937年，斯诺完成了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第一次全面、完整、准确地描述了红军长征的立体画卷。他认为长征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他说：“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上伟大的业绩之一。”

斯诺认为，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到西北去的正确决策，以及红军战士“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成为“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继斯诺敲开红色中国的大门后，一些美国记者、作家、学者纷纷寻求机会到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掀起了一股“红区热”。他们在撰文时都没忘记要写一写长征。

1937年春，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也到陕北，采访众多红军将领，并把访谈记录安全带回，写成文章发表，整理成《红色中国内幕》。

1937年初，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延安见到了朱德总司令，深为他的个性所吸引，后写成《伟大的道路》一书。史沫特莱说，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长征后，红军成为“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

学者关注长征时期中共政治现实主义转向

海外对红军长征的学术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有了长足发展。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与欧洲中国学泰斗崔瑞德从1966年开始策划编辑《剑桥中国史》，力求将中国的历史，以西方人接受的方式告诉给西方人。在书中的中华民国史部分，有关长征，他写道：“行程约6000英里，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翻越十几座大山，跨过了二十几条河流。历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环境的伟绩能与之相比，历史也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不间断的即时行动的例子。”

1990年，美国学者本杰明·杨出版了一本严谨的、全面研究长征的学术性专著——《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值得一提的是，该著作试图建立一个研究模式——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解释长征途中中共“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作者指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在整个转变过程中的每一步、每一时刻，是毛泽东走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