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美国之音）
近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历史学者、外交政策评论员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的文章《挑战美国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作者指出，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一样，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决心主宰其地区，并确信美国的实力正在减弱。如果它攻击台湾，它就有经历类似命运的风险。美中时报全文翻译如下：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外交政策基于某些基本假设：在一个公正的世界中，中国应该在东亚成为霸权国家，东亚是其他地区大国尊重并接受中国指导的体系的中心，就像19世纪之前的两千年一样;曾经被北京视为中国一部分的地区应该与北京“统一”;复兴的中国在制定国际生活的规范和规则方面至少应该有平等的发言权。习近平断言，这些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即中国力量的“伟大复兴”和美国力量的衰落。“时间和势头站在我们这边，”习近平说。
不可否认，近几十年来，中国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全球力量和影响力。即使这是“中国高峰”，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它已经是东亚的经济霸主，如果不是美国，它也有可能成为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霸主（尽管可能与日本发生冲突）。如果任其发展，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有一天可能会主宰其邻国，就像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德国曾经主宰欧洲，一个现代化的日本曾经主宰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一样。这些大国还认为“时间和势头”站在他们一边，在许多方面他们是对的。
然而，这些例子应该让中国领导人停下来，因为日本和德国虽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快速扩张的惊人壮举，但最终未能实现其地区霸权的野心。他们低估了美国的实际和潜在实力。他们不明白，美国在20世纪初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国际环境，以至于长期的地区霸权野心不再可实现。在这个台湾局势高度紧张和本周在美国上空发现的中国间谍气球的时刻，习近平冒着犯同样历史性错误的风险。
当美国在20世纪初成为大国时，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西奥多·罗斯福在1900年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由于其“实力和地理状况”，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力量的平衡者”。这不是比喻。正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现的那样，美国可以通过将其庞大的财富、人口和生产能力来支持一方或另一方来决定任何重大地区冲突的结果。尽管德国人正确地计算了他们对邻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但增加的数百万新美军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补给很快使他们的处境难以为继。正如一位德国高级将领所说，“我们不能与全世界作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可能正确地判断了他们与地区对手的成功机会。到1942年初，地球上一半以上的生产能力处于轴心国的控制之下：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然而，即便如此，美国参战也标志着这三个大国及其政权终结的开始。正如愤怒的希特勒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人和英国人共同拥有“世界”。除了美国的规模、财富和生产能力外，它还拥有一些在外国入侵中近乎无懈可击的东西。希特勒曾经说过，德国征服美国的机会与美国征服月球的机会一样大，然而他在美国参战后不久就承认，他不知道如何打败美国。
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实力和相对无懈可击。在美国出现之前，地区霸主通常可以依靠较弱的邻国来容纳其崛起的实力。但美国在20世纪初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改变了这种平衡。潜在的侵略受害者，特别是那些拥有自由主义政权的人，开始期待自由派美国的同情和最终的支持。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在敦刻尔克之后所说的那样，英国人将继续战斗，直到“在上帝自己的时代，新世界以其所有的力量和力量，挺身而出，拯救和解放旧世界。”
对最终美国支持的预期被证明是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欧洲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如希特勒在 1941年1月对他的将军们悲哀地说的那样，希望美国的帮助“使英国继续前进”。1934年，东京阻止西方对中国的任何进一步援助，正确地认为它阻碍了中国人接受日本的统治。让亚洲成为亚洲人，是日本的口号，实际上意味着让日本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希特勒也承诺，如果美国只是把“欧洲留给欧洲人”，也就是说，留给德国，那么“美国”就把“美国留给美国人”。
美国在其他国家决策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十五年里，随着美国不再直接参与欧洲事务，欧洲列强确实试图以留给他们的唯一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通过适应德国崛起的大国和日益增长的野心。美国的故意不关心政策——编入1930年代中后期的中立法——在说服英国的内维尔·张伯伦追求绥靖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慕尼黑达成的将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地区交给德国的协议是始于美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结果：捷克人虽然准备与德国人作战，但如果没有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他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如果英国和法国不能指望美国支持他们，他们就不会提供支持。
绥靖政策在1938年后结束，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食言并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而且因为每个人都清楚，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为首的美国人终于改变了对欧洲重要性的看法。哪怕是这一丝希望，也足以让他们反抗。希特勒指责美国在1939年波兰拒绝了他的领土要求，以及英国和法国在他入侵波兰后决定宣战。
美国的不可预测性本身就给潜在的侵略者带来了问题，因为在每次危机中，有抱负的霸权大国都严重误判了美国的能力，也许更重要的是，误判了美国的意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侵略者都认为美国不会试图阻止他们，而且，即使美国试图阻止他们，也缺乏必要的资金，无法及时做出改变。
这种误判是可以理解的。1917年和1939年后的美国军队都没有为全球范围内的工业战做好远程准备。1917年，美国人无法在国外部署超过25,000名士兵，并且缺乏一支能够同时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战区作战的海军。1939年，德国空军拥有8,000架新飞机;美国陆军空军拥有1,700架大部分过时的飞机。德军有2000辆新坦克;美国有325个，其中许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份。与此同时，日本帝国海军拥有的战舰比美国人在太平洋水域部署的任何东西都多、更好，尤其是在大西洋战争升温之后。
1939年的美国也没有拥有迅速提高武器生产所需的工业厂房。武器制造商受到国会调查的追捕，缺乏政府合同，已经关闭了生产线。任何重大的建设都需要重组工厂和国民经济转型，这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不仅仅是美国人在身体上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他们还坚称，事实上，他们不会发动战争。禁止美国甚至禁运侵略者的中立立法一直持续到1939年。直到1941年，罗斯福仍然承诺不向海外派遣美国士兵。像纳粹领导人约瑟夫·戈培尔这样的外国观察家很清楚，虽然罗斯福可能为战争做好了准备，但美国公众仍然希望和平。“除了选美皇后、百万富翁、愚蠢的唱片和好莱坞，美国还有什么？”希特勒说，而伟大的日本海军战略家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则认为美国人民是“自我放纵的弱者”。
谁都无法想象，1939年的美国会变成1942年的美国，以无视过去所有经验的速度生产武器和物资。从1940年夏天到1945年夏天，美国造船厂生产了141艘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807艘巡洋舰，驱逐舰和驱逐舰护航，以及203艘潜艇。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其他行业将其装配线改造为生产88,41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57,000门火炮，240万辆卡车，260万挺机枪和410亿发弹药。萌芽的美国航空业最终在战争期间每天生产170架飞机，总计324,750架。谁能预料到珍珠港袭击后美国人的狂热嗜血？沃尔特·李普曼曾经说过，美国人“在和平时期过于和平，在战争时期过于好战”。对“日本人”的种族仇恨，加上珍珠港袭击的“臭名昭著”，将一个普遍和平主义的美国变成了一个血腥的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潜在霸主们，看着和平时期的美国，无法想象美国人在战时能够承受的强大愤怒。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可能正在犯与过去有抱负的霸主相同的错误。而中国，尽管其实力不断增强，但起点却不那么强大。在1941年的鼎盛时期，轴心国和苏联（直到当年6月一直是德国的盟友）的GDP总和大于美国，仅略低于美国和英国的GDP总和。今天，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创造了世界财富的50%以上，而中国和俄罗斯加起来只生产了略高于20%的财富。中国军队虽然庞大且不断壮大，但仍然没有经过战斗的考验。在纸面上，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军队看起来很强大——比中国更强大——但其表现却名不符实。尽管在现代化上花费了数十亿卢布，但俄罗斯的技术仍然落后于美国及其盟国。俄罗斯的核武器在这场冲突中也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只是虚张声势。今天最大的神话之一是核武器改变了所有军事计算，但正如乌克兰冲突所表明的那样，涉及核大国的常规战争仍然很有可能。
中国也开始了地区霸权的推动，起点比过去的潜在霸权要弱得多。当美国开始振作起来应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挑战或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时，这些大国已经在各自的地区获得了军事和经济霸权。甚至苏联也以超过半个欧洲的霸权开始了冷战，尽管最终它无法保持它。另一方面，中国甚至没有控制它认为属于自己的地区的所有领土：特别是台湾以及东海和南海的一些岛屿。它被强大的邻国包围——一个人口即将超过中国的印度;一个拥有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如果它愿意，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强大的核国家;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韩国;当然，还有澳大利亚。所有这些国家都害怕中国崛起的实力，要么与美国结盟，要么指望美国帮助保卫自己。
普京在欧洲面临类似的障碍，他发现了美国领导的体系的韧性，以及他的邻国在受到俄罗斯优势保护时抵抗优势俄罗斯力量的意愿。乌克兰人民尽管有勇气和英雄主义，今天还会在没有美国及其盟国支持的情况下与俄罗斯作战吗？还是他们不得不接受自己作为强大、有抱负的霸主的邻居的命运，就像捷克人在1938 年所做的那样？谁知道如果捷克人得到他们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支持，他们面对未经考验的德国军队会有多好？谁知道如果希特勒像普京一样，未能迅速取得成功，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北京在台湾也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问题。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政府一直希望台湾人民逐渐屈服并同意与大陆统一。相反，台湾人之所以能够藐视中国的压力，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承诺。中国人对此痛苦不堪。他们认为，尼克松政府时期的“一个中国”政策本应减少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至于台湾人会觉得他们必须接受北京的联合提议。事情并没有变成这样。纳粹德国击败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陆地强国法国;中国没能迫使一个面积不到其五十分之一的孤立小岛屈服。
德国人和日本人通过武力取得的成就更多，并不意味着他们天生就比中国人更具侵略性，或者比普京已经证明自己更具侵略性。当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向内部时，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暂时宽松的环境，由于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的力量，中国的环境并不那么宽松。即使中国人确实通过军事攻击或海上封锁成功地迫使台湾“统一”，那么中国是否能够在东亚行使霸权？或者这可能是这个中国政权终结的开始？对珍珠港的袭击以及随后在菲律宾和西太平洋的美军被摧毁是对美国的惊人胜利，但它们也是日本帝国终结的开始。北京很可能能够夺取台湾，而美国通常准备和反应缓慢，可能无法阻止它。但那又如何呢？也许习近平认为，美国、日本和该地区的其他大国只会适应新的现实。许多美国人现在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美国肯定会有声音呼吁克制。但是，尽管对台湾的袭击不会像珍珠港袭击那样对美国产生同样的影响，但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威胁感到非常焦虑，即使对台湾的攻击只是潜在的。中国人认为这样的攻击不会促使美国公众支持更激进的做法是愚蠢的。
无论随之而来的冲突是热还是冷，中国都必须面对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全部压力。日本已经修改了其和平宪法，允许与美国进行更大的军事合作，可能会进一步军事化，甚至可能开始生产核武器。印度将更加关注中国，中国除俄罗斯以外的所有邻国也将更加关注中国。甚至欧洲也可能将中国的侵略行为视为对他们在乌克兰捍卫的民主秩序的又一次威胁。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美国。
习近平可能认为美国的实力已经急剧下降，但正如普京所发现的那样，事实恰恰相反。以美国为首的秩序的自卫能力远远大于20世纪上半叶。在1917年和1939年，美国没有海外盟友;今天，它在全球拥有50多个盟友和战略伙伴。在1945年之前，美国在西半球以外没有重要的海外军事存在;现在，它拥有世界上唯一真正的蓝水海军和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在1930年代，美国和平时期的军队无法与其他大国抗衡;现在，它拥有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久经沙场的部队，优于所有其他军队。它与其富有的盟友一起，对全球经济实行了相当程度的控制，制裁和其他金融武器直到过去三十年才存在——普京也发现了这一点。
美国是否仍然能够像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与苏联的冷战期间那样战胜对手？我们不知道一个更充分动员的21世纪美国会是什么样子，但有理由认为这将是强大的。今年，美国国防开支将不到GDP的4%。这是一个和平时期的军事预算，而且是一个相对较低的预算。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60 年的上一份预算中，美国将GDP的9%用于国防;在里根时代，它花费了不到7%。如果美国今天将GDP的7%用于军事，那么每年的国防开支将达到近1.6万亿美元，而目前则略高于8000亿美元。
至于技术竞争，中国在某些武器开发领域肯定跟上了美国，甚至可能与美国相媲美。但是，一个完全准备好对抗和可能爆发战争的美国，难道不能与中国匹敌吗？今天，美国武器在战场上的技术优势在乌克兰显而易见。中国有可能在全面、正面交锋的竞争中在创新和发展方面超越美国，但这似乎不太可能。
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是否准备与另一个大国发生重大对抗，无论是在眼前的冲突中还是在长期的冷战式斗争中？如果潜在的对手认为他们没有，那将是危险的。无论美国的政治制度处于何种状况，它都不会比1930年代更糟糕。这也是一个严重两极分化的美国，包括在是否干预世界冲突的问题上。但是，一旦美国发现自己处于战争状态，异议几乎消失了。如果说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有办法的话，那就是与中国的冲突。习近平挑起这样的对抗值得吗？想想普京试图征服乌克兰。即使俄罗斯获胜——这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乌克兰的邻国也会武装自己到牙齿，美国将增加其前沿存在，乌克兰西部边界将落下新的铁幕。普京重新夺回俄罗斯在东欧和中欧霸权的总体目标仍然遥遥无期，而且可能无法实现。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秩序仍将完好无损，并能够阻止俄罗斯的进一步进步。普京做了一笔非常昂贵的投资，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笔投资一定是相对较小的支出。中国接管台湾也会带来同样的问题。北京可能会取得重大的战略胜利，但代价是惊动全世界，推动美国盟友与华盛顿更紧密地拥抱，并吓唬美国公众全力遏制和削弱中国。
这是世界上不利的权力配置，台湾的虔诚只是表象。中国人可能会一直对美国力量所支撑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感到恼火。依靠美国海军的善意来保证他们的航运安全，他们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不会高兴自己的历史野心受挫。中国是最新的“没有”大国。就像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它想要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一个大的势力范围，对海洋的控制，以及在制定国际事务规则的头桌上的席位。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想要什么和它可以拥有什么是两回事。中国正在屈服于崛起大国的一个共同弊病——无法满足于“足够好”。1871年德国的统一类似于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时期中国的恢复和成功。分布在中欧的讲德语的人口一直很弱，并被许多小邦和公国所分割。对于奥托·冯·俾斯麦和他那一代人来说，统一是一项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他们创建的德国幅员辽阔，富裕且相对安全- 比讲德语的人民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全。
在俾斯麦的统治下，德国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大国，仅仅因为是欧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有可能成为欧洲的霸主。事实上，他担心德国的任何进一步扩张或野心的迹象都会导致其他欧洲列强联合起来反对它。他的策略是平衡德国的竞争对手，他满足于让英国统治海洋，并与俄罗斯和法国保持欧洲力量的大致平衡。他们担心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会阻止他们在全球影响力中占据公平份额。对被遏制和否认的恐惧驱使德国走向了它最害怕的结局。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盖尔所描述的那样，“灾难性的民族主义”导致德国人陷入“现实生活中的灾难，以避免神话般的灾难”。
日本也走上了大致相同的悲惨道路。到19世纪末，日本人已经完成了惊人的壮举。19世纪末明治维新后，日本从近乎完全孤立的地位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大国，1895年击败中国，十年后击败俄罗斯。当时的老寡头警告说，寻求更多是危险的。正如受人尊敬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在1880年代后期所说，“树大招风。”但年轻一代的日本领导人并不满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但令人不安地依赖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大国。许多日本人认为，除非它成为一个帝国，否则他们的国家无法跟上竞争的步伐，赢得应有的尊重并获得扩张所需的土地。对于一个崛起的大国来说，日本的野心并非没有道理;事实证明，这些雄心壮志如果不与美国发生冲突就无法实现，现代中国人的思维并没有那么不同。中国领导层认为，进一步的增长、实力和扩张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他们认为，美国和其他试图遏制中国的大国一心要摧毁中国，或者更具体地说，要摧毁中国共产党。习近平在上任初期的一次党代会上说，美国及其盟国的目标是“与我们争夺人心和群众的战场，最终推翻中共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意识形态现在也是中国进一步“统一”的一大障碍。中国对香港民主制度和力量的镇压大大增加了台湾对一个中国理念的敌意，正如美国的支持鼓励台湾人抵制北京的压力一样。这两者加在一起，是中国野心的灾难。习近平能否接受这些限制，接受一个将继续由美国自由主义定义的世界？日本人在1941年就面临着这种困境。到那时，日本军方主要官员认为最终战胜美国的可能性不大。然而，让步并接受“小日本”的选择太丢脸了。这意味着放弃日本领导的亚洲新秩序的梦想。对于首相东条英机和1940年和1941年的其他日本领导人一样，战争比接受美国强加的和平，甚至是失败的战争更光荣。正如东条所说，“偶尔，一个人必须鼓起足够的勇气，闭上眼睛”——用日本人的冒险表达方式——“从清水[寺庙]的平台上跳下来。习近平也可能决定迈出这一步。如果是这样，他很可能会加入弗拉基米尔·普京、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领导人，给他的人民和世界带来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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