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领域，当许多作品陷入题材重复、叙事僵化的困境时，黄仁柯先生于 2025 年推出的散文随笔选集《克里米亚旁话》，以其独树一帜的 “旁话” 叙事范式、深沉厚重的历史意识与真挚炽热的生命情怀，为散文创作开辟了新的审美维度。正如《浙江日报》老报人贝新荣所言，通过对这部作品的研读，更能深刻体悟黄仁柯 “真话直说，见解独特” 的人品与书品—— 这种不迎合、不盲从的创作态度，不仅是他个人精神品格的写照，更成为《克里米亚旁话》突破传统历史叙事桎梏的核心精神内核。著名散文女作家邹园虽自谦为 “文学评论外行人”，却精准捕捉到作品中“注入心血且有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的特质，即便在 “文学遭遇边缘化的时期”，这部作品仍以对文学 “不倦的追求和热爱”，让读者看到 “文学生命之树常绿”；而浙江省政协干部蔡军从专业视角指出，评论需触及 “作者的内心世界高度及认知的高度”，这一评价恰恰提示我们，《克里米亚旁话》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表达的创新，更在于其对历史本质、人性真相的深度叩问，具备超越一般文学作品的思想启蒙意义。
一、“旁话” 的解构与重构：历史叙事的范式革新
《克里米亚旁话》最具突破性的创造，在于对 “旁话” 这一叙事概念的重新定义与实践。书名中的 “旁” 字，绝非简单的 “旁枝末节” 或 “边缘叙事” 的代名词，黄仁柯在题记中以五个 “不是” 层层排除 “旁门左道”“胡说八道” 等误解，又刻意区分 “傍大款” 的功利性与 “谤” 的攻击性，最终将 “旁” 界定为 “地理标志位置”“旁征博引的指向”“触类旁通的味道”，甚至融入 “城隍山上看火烧” 的民间智慧 —— 这种对 “旁” 的解构与重构，本质上是一场历史叙事的范式革命。
从历史书写的传统来看，无论是正史的宏大叙事，还是传统散文中的历史题材创作，往往遵循 “中心视角” 与 “线性逻辑”：以官方史观为框架，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为核心，按时间顺序或因果关系铺陈叙事，形成 “非黑即白”“非功即过” 的二元评判体系。而黄仁柯的 “旁话” 叙事，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主动选择 “非中心”“非正统” 的观察视角。在 “读史琐记” 一辑中，《奥斯曼战记》虽聚焦宏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却不局限于战争胜负的叙述，而是钩沉克里米亚作为 “文明交汇点” 的历史细节 —— 如不同宗教文化在此的碰撞与融合、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让宏大历史有了 “人的温度”；《终了时刻 —— 杜月笙到底江湖人》则跳出对 “黑帮大佬” 的标签化解读，转而描写他晚年对 “江湖道义” 的反思、对家人的温情，将历史人物从 “符号化” 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黄仁柯曾言：“黑的加点白，白的掺点黑”，这一创作理念精准概括了 “旁话” 叙事的核心精神。它不是对传统历史叙事的颠覆，而是对历史复杂性的还原；不是对历史人物的审判，而是对人性多面性的理解。这种叙事方式，打破了 “正史叙事” 的权威性垄断，为读者提供了更贴近历史真相的认知路径 —— 正如贝新荣所钦佩的 “真话直说”，黄仁柯的 “旁话” 不回避历史的灰色地带，不掩饰人性的矛盾与复杂，以 “真诚” 为笔，书写出更具立体感的历史图景。这种叙事革新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表达的创新，更在于它推动读者跳出 “被动接受历史” 的思维定式，学会以批判性、多元化的视角审视历史，具备重要的历史认知启蒙意义。
二、结构的三重奏：历史、人物与独白的交响共鸣
《克里米亚旁话》在结构上分为 “读史琐记”“不尽长江”“灵鹫独步” 三辑，辅以 “师友飞鸿” 与附录，看似松散的结构，实则构成了 “历史 — 人物 — 独白” 的三重奏，三者相互呼应、彼此映照，共同编织出一幅融历史纵深、人性温度与生命哲思于一体的文学画卷。
“读史琐记” 是全书的思想核心，黄仁柯将其文体定义为 “四不像”——“似随笔，又不是纯随笔；似纪实，又不是纯纪实；似书评，又不是纯书评；似特写，又不是纯特写”。这种 “跨界” 的文体自觉，恰恰赋予了叙事极大的自由度：他可以在《克里米亚的前世今生》中，从地缘政治谈到文化交融，再到个人对历史遗迹的探访感受，叙事线索如 “天马行空” 却始终围绕 “历史本质” 的核心；也可以在《薛岳麾下的张将军》中，从一场战役的细节切入，聚焦张将军在战争中的决策困境与人性挣扎，让历史叙事从 “宏大叙事” 下沉到 “个体命运” 的微观层面。这种文体创新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散文 “形散神不散” 的单一审美标准，以 “神聚形活” 的特质，让历史叙事既能容纳宏大的历史视野，又能捕捉细微的人性闪光，实现了 “历史广度” 与 “人性深度” 的有机统一。
“不尽长江” 一辑则是 “人的历史” 的集中呈现，黄仁柯以 “人物图谱” 的形式，为不同身份、不同命运的个体立传：从中国第一位文学女博士陈学昭在时代洪流中的坎坷与坚守，到 16 岁 “小男子汉” 在长津湖血战中的勇敢与脆弱；从许世友上将的豪迈刚烈，到杭州市委书记周峰的 “非原则旧事” 中的温情与务实。这些人物中，既有历史名人，也有普通民众，但黄仁柯始终以 “平视” 的视角对待他们 —— 他不刻意拔高名人的 “光环”，也不忽视普通人的 “微光”，而是聚焦他们在历史境遇中的 “人性选择”：陈学昭在困境中对文学理想的坚守，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韧性；长津湖 “小男子汉” 的恐惧与勇敢，展现了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生命力量。正如邹园所感，黄仁柯 “说得出其中的段落章节，篇目点滴”，这种对细节的精准捕捉，让人物形象不再是 “扁平的符号”，而是 “鲜活的生命”。更重要的是，黄仁柯在这些人物叙事中，始终秉持 “人民史观”—— 他坚信 “芸芸众生承担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每一场灾难…… 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善恶的见证者”，这种史观让 “不尽长江” 超越了一般的人物传记，成为对 “历史创造者” 的致敬，也让作品具备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与社会价值。
“灵鹫独步” 仅收录短篇小说《胡说八娘》一篇，这一结构安排看似“突兀”，实则蕴含深意。从文学形式上看，它体现了黄仁柯对小说艺术的审慎与自信 —— 不轻易创作，一旦创作便力求精品；从精神内涵上看，“灵鹫独步” 象征着文学创作的 “孤独性” 与 “超越性”：文学创作是作家对世界、对生命的独立思考，是 “于灵鹫山上的独自漫步”，不迎合潮流，不盲从大众，只忠于内心的真实。这一辑与前两辑形成巧妙呼应：“读史琐记” 是对 “外部历史” 的解读，“不尽长江” 是对 “他人生命” 的书写，“灵鹫独步” 则是对 “自我创作” 的反思，三者共同构成了 “历史 — 他人 — 自我” 的完整认知闭环，展现了黄仁柯作为写作者的精神深度与思想广度。
三、生命意识与文学传承：古稀之年的精神答卷
《克里米亚旁话》的深层价值，不仅在于历史叙事的创新与人物书写的生动，更在于它蕴含着黄仁柯作为古稀老人的生命意识与文学传承的使命感。这种精神内核，在全书的后记与为沈志荣《活出精彩》所作的序言中得到集中体现，也让这部作品超越了 “个人创作” 的范畴，成为一份献给文学、献给历史、献给后代的精神答卷。
在后记中，黄仁柯从季羡林与臧克家 “一年见两次” 却终未如愿的遗憾写起，结合自身 “步入古稀耄耋之年” 的经历，尤其是疫情期间对 “生命的脆弱与顽强” 的真切感知，提出了 “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 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生命的质量，拓展生命的长度、深度与广度” 的生命理念。对于黄仁柯而言，写作已不再是追求功名的工具，而是 “对抗时间、拓展生命维度” 的利器 —— 他希望通过文字，与 “二十年三十年之后的曾孙、玄孙、重孙们对话”，将自己 “几十年来遭遇的人和事、对于各种社会思潮的认识与反思”“实事求是地传达给后来者”，以期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文化传承意识，让《克里米亚旁话》的写作具备了 “超越个人” 的意义：它不是简单的 “回忆往事”，而是对民族集体记忆的梳理与留存；不是单纯的 “个人抒怀”，而是对后代的精神启示。文中提及 102 岁高龄的黎辛老师 98 岁仍出版 35 万字长篇传记的轶事，并决心以其为榜样，“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所思所见，好好地写，坚持着写”，这种 “涓涓溪水，永不涸泽” 的创作状态，正是邹园所说的 “文学生命之树常绿” 的最佳诠释 ——文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更在于作家对文学的执着与坚守，在于这种精神对后代写作者的激励与传承。
在为沈志荣《活出精彩》所作的序《作序要 “有话可说”》中，黄仁柯的文学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也为我们理解《克里米亚旁话》的文学价值提供了关键线索。他开宗明义地提出 “传可传之人，记可记之事” 的纪实文学主张，强调作品必须 “能引起读者共鸣”，是 “大写的”—— 这一主张贯穿《克里米亚旁话》全书：无论是 “读史琐记” 中对历史真相的追求，还是 “不尽长江”中对人性光芒的捕捉，都体现了 “传可传之人，记可记之事” 的创作原则。他援引奥威尔的观点，主张写作应是 “政治（可引申为思想性）与审美的有机结合”，旗帜鲜明地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 和 “伪历史”—— 这一立场让《克里米亚旁话》的历史叙事具备了坚定的思想立场：它不回避历史的矛盾与争议，但始终以 “实事求是” 为准则，拒绝歪曲历史、解构经典；它注重文学的审美表达，但始终以 “思想性” 为内核，拒绝无病呻吟、空洞抒情。此外，他赞赏沈志荣作品的 “平民视角” 与 “叙事方法的多元化”，这恰恰也是《克里米亚旁话》的显著特质：无论是写杜月笙这样的 “历史名人”，还是写长津湖 “小男子汉” 这样的 “普通人”，黄仁柯都能以 “平视” 的视角切入，避免 “仰视” 的崇拜或 “俯视” 的批判；在叙事方法上，他融合了随笔的自由、纪实的真实、小说的细腻，让作品既具备思想深度，又具备审美感染力。
蔡军评价《克里米亚旁话》“很有启发，很有教育意义”，“为我起了升华学习文学的作用”，这一评价精准点出了作品的精神价值。在文学遭遇边缘化、历史叙事面临 “娱乐化”“碎片化” 冲击的当下，黄仁柯以《克里米亚旁话》证明：文学依然可以成为 “叩问历史、反思人性” 的重要载体，历史书写依然可以具备 “思想启蒙、精神传承” 的重要功能。这部作品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让读者了解历史知识、感受文学之美，更在于它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 —— 学会尊重历史真相，理解人性复杂，珍惜生命价值，坚守精神追求。
结语：墨痕里的赤诚与文学的永恒生命力
《克里米亚旁话》是黄仁柯先生在生命成熟期交出的一份沉甸甸的精神答卷。它以 “旁话” 为叙事利器，解构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僵化范式，为历史书写注入了新的活力；以 “历史 — 人物 — 独白” 的三重结构，编织了一幅融历史纵深、人性温度与生命哲思于一体的文学画卷；以 “真诚” 为精神内核，展现了一位老作家对历史、对文学、对生命的赤子之心。
正如贝新荣所赞的 “人品与书品” 合一，黄仁柯的 “真话直说” 让作品具备了 “直面历史、直面人性” 的勇气；如邹园所见的 “注入心血” 的创作态度，让作品拥有了 “打动人心、唤醒热爱” 的力量；如蔡军所感的 “启发与教育意义”，让作品超越了一般文学作品的范畴，成为一份具备思想启蒙价值的精神遗产。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既能看到历史的波澜壮阔，也能感受到个体命运的细微颤动；既能领略作者博古通今的史识，也能被他那颗真挚、坦荡的赤子之心所打动。
黄仁柯先生用《克里米亚旁话》证明：文学的本质不在于喧哗的流派与口号，而在于是否能秉持 “有不为” 的风骨，以 “纸页为渡，文字作帆”，一头载着对历史的敬畏，一头载着对人性的关怀，在时光的长河中留下 “墨痕里永不褪色的赤诚与坦荡”。这部作品，不仅是黄仁柯个人文学生涯的里程碑，更是献给所有愿意思考历史、热爱文学、珍视生命的读者的一份珍贵礼物，它也将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与文学意义，成为中国当代散文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持续见证 “文学生命之树常绿” 的永恒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