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学衡派”编年文事》之后，想对民国（特指1912—1949年这一时段）学术的几个兴奋点进行重新阅读、叙事。于是就选择相对熟悉的大学文脉、首届院士、教授荣誉进行档案查阅，并试图进入民国学术现场。

       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我只是在民国大学之中，特别是南北两所代表性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差异性上，由文入史，关联人事，进行解读、讲述。我不求全面，有意设置话题，突出差异，然后在情景叙事中解答。

       有意设置一组对立或差异性关键词：异口同声、顺势逆反、旧学新知、雅言俗语、学分南北、积极消极、古典现代、激进保守等，在南北两所大学，寻求史实，并关联相近大学的人事，展示文学与学术演进脉络。最后利用档案，讲述危急时刻大学的南渡西迁。

       大学内部，校长、教师、学生，乃至工友，本是丰富多彩的互动场所，也是有风雅故事的地方，文学呈现，有诗歌、小说、散文或戏剧形式。当往日的大学成为历史，驳杂繁复的史料，乃至各类逸闻趣事，笑话八卦，这些虽说是回不去的从前，却都是我关注的东西。这本谈论民国大学文脉与随后谈论院士、教授的《教授与院士：民国教育的文与质》，我都在呈现史实的同时，有意将人性、人情与趣味一并加进，自将磨洗，行文策略为情景叙事，而非分析推理。这也是我多年来见人见物，质立文随，求行之远，更求好读的行文追求。江清月近人，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更容易与读者接近。

       本书写作时间较长，尚未完成时，便于2014年，将一半内容，先行以《民国大学的文脉》为题，作为一册小书，在大陆、台湾同时刊印。这里将新写出的五章并入，并对原来的文字进行较大删改，成一本完整的《古典与现代：民国大学的潮与岸》。

       “民国文脉”这一融合学术史与文学史的研究路向，是我长时段的一个学术关注点。我试图重返民国历史现场，通过重新叙事，梳理大学文脉，把握人文理路，明晰民国学统。

       在民国这个巨大的知识和思想的时空里，首先是外敌入侵、残酷的党争、内战以及自然灾害笼罩，谁也摆脱不开。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首先是驱除外敌，结束内战，进而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重建。旧有的道统、学统和家法，新学的科学、民主、自由理念，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需要被一个整体包容的氛围,有条件地吸收、整合。延续晚清一些学理之辩，如华夷、汉宋、古今、中西、新旧、有用无用，已经被一些新的政治观念和国家话语如主义、政党、革命、反革命、战争、和平、解放所取代，或被王国维这样的学者主动放弃。在这个学术与政治纠缠，公德与私情纠结，个体与社会、家国难分的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的个人担当和国家、民族对个体的责任，都无法说得清楚，甚至谁都不能完全兑现各自的承诺。因此才会有种种矛盾、对立和不公平。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都是后来探究者所必须正视的。了解的同情固然是一个好的托辞，同时也要提醒自己，事实本身不容以任何理由人为地遮蔽，特别是国共两党之争和日军侵华这两个无法绕过的历史事实。我以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主要考察对象，还原历史语境，本着为见树木，必入森林的原则，力求通过多个关键词和兴奋点，揭示民国大学文脉与学统间复杂的内在关联和理路，并感受细节的力量。当然，民国大学的丛林很多，我关注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进入民国大学丛林的路径很多，我走的只是属于自己的这一条。

       晚清以向西方学习为基本路径的维新变法，对文化教育最为直接的冲击就是1905年9月2日科举废，学堂兴。这是汤因比文明论“冲击—回应”模式中所谓“主动建设性的大策略”，是国家政治行为中重大的文化教育变革，完全有别于之前民间被动性接受传教士的传教办学模式。教育模式发生如此重大变革，直接改变了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晋身方式，也为与世界交往开辟了新路。私塾、书院、科举废除，特别是国外现代大学办学模式和教育理念的移植，给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教育体制变革是显性的，而传统士大夫内心撕裂却是隐性的。通常认为传统士大夫，或遗老遗少隐隐作痛的发声是旧文学，留学生和新青年欢呼雀跃的呐喊是新文学。所不同的是语言表现形式：文言与白话，或雅言与俗语。两种不同的路向，在抗战的特殊年代，又因民族危机，而呈现相互包容共生，求同存异的事态。

       从京师大学堂时取法日本，到蔡元培取法德国，再到郭秉文、蒋梦麟、胡适等取法美国，李石曾取法法国，教育家在逐步探索中，为中国高等教育开启多元共生的新局面。因此，我以为中国大学兴盛的头功应记在归国留学生名下。其中作为交流的语言工具，因“有科举的维持，故能保存二千年的权威”的古文也逐步转变为白话。教育是兴国立人最为基础性方式，它不仅使人摆脱蒙昧，而且逐步改变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如果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改变，一人一家皇权统治瓦解也就为时不远了。自1905年9月2日科举废除始，6年过去，276年的王朝就分崩离析。随着民国新建，大学体制形成和初具规模，中国社会从几千年“官学”与“私学”并存的教育形态，向国民“公学”的公民社会转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国民教育公共空间的变化,是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建设基础。小学与中学建制，这里不讲。本书会先讨论进入民国大学的路径，然后,再选择性地就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一些有趣的话题展开。

       “大学”这一外来文化教育模式，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需要时间，需要有人来培育。因此，除政府财政扶植和民间资本（私人财团和教会）资助外，蒋梦麟所说的大学内部校长、教授和学生三种力量，通常也会形成一种互相促进和互相牵制的合力，成为大学的自身力量。

       （本文是沈卫威新著《古典与现代：民国大学的潮与岸》自序与绪论合编。该书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沈卫威，1962年2月生，河南省内乡县人，文学博士，1991-2001年执教于河南大学，2002年始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无地自由——胡适传》《望南看北斗——高行健》《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大学之大》《民国大学的文脉》等。《学衡派年谱⻓编》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