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与我的家教有关,我好像有与生俱来追求自由的天性。两岁时(1951年)我母亲带我从南京投奔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任教的父亲,并在宝钞胡同小学谋得教职,不知为何把我送进离家很远位于牛街附近的燕京托儿所,最多每周接回家一次。从小离开父母,是我追求自由的开端。不久,母亲生下大妹妹,就更顾不上管我,甚至一个月才把我接回家一次,放任我在托儿所自由自在地生活,让我对“家庭管束”没有任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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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时期
1953年,父亲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谋得新职,母亲携我兄妹二人移居开封。母亲不甘作家庭主妇,随即在河南大学物理系求得办公室职务,我们兄妹二人由谁照看?送我进河南大学幼儿园,把我妹妹送到学校门口一个保姆家,每天晚上接回家。白天我从幼儿园回来,父母都没有下班,我就在校园里自由活动。最有趣的是,带着嵇文甫校长的孙子和郭晓棠书记的儿子在学校到处游逛,经常跑到嵇老的办公室要糖果。有一次走到校花园,看见暖房是用玻璃盖起来的,突发奇想,何不用玻璃做万花筒?于是召集他们二人一起用砖块砸暖房,正砸得起劲,总务处长听见,马上跑过来喝止,并把我父亲叫过来(不敢叫嵇老和郭书记),赔偿了损失。事后我父亲给我买了一个万花筒,让我不要再惹事生非。
当时学校正在盖九号楼,就在我家旁边(我家住西二斋),晚上我跑去看工人们在打夯,他们六个人拉夯上的绳,一个人扶着夯前后左右移动。扶夯的人口中喊着顺口溜,其他六人跟着喊“夯啊”,比如扶夯人喊:“同志们向前进啊,”“夯啊!”“一次能走六寸啊,”“夯啊!”“马上就夯到头啊,”“夯啊!”“累得像小龟孙啊。”“夯啊!”我听着很有意思,就坐在旁边看,工人看我不走,干脆逗我坐在夯上,帮他们加重点压力,我也不害怕那一上一下地晃动,直到我母亲找过来,看见我的样子,吓得不得了,把我拉回家。
学校每周六都要放电影,那是人们唯一的娱乐活动,所以大家都早早地来到大礼堂,静候电影开演。开演前干什么?我带领几个幼儿园的小伙伴,跑到大礼堂的舞台上,要么唱歌跳舞,要么翻跟斗打马车轱辘,总之消除人们静等的寂寞。如果哪一次我晚到或缺席,台下一片“刘林儿呢?”的喊声。由于我熟悉这个舞台,有一次我们幼儿园在大礼堂出演《拔萝卜》的节目,我扮演小狗,拔出萝卜后,主人端出一盘牛肉,我看见台下第一排坐着我的好朋友,便不顾正在表演,径直走到台前,招呼他上来一起吃牛肉,惹得众人一片哄笑。
那时候学校的作息信号不是电铃,而是一位老人拿一把号,登到七号楼上面,吹不同的音调,表示不同的作息。我很感兴趣,经常跑到他房间摸他的号,甚至跟他一起去楼上听他吹号。我还和警卫班的门卫们也混得不分彼此,经常跑到大学南大门警卫班的驻地,就在紧挨大门口东边一大间房子里。那时警卫班发放的有长枪短炮,我去玩时他们拿出来让我好好摸摸,我挎着盒子炮在大门口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可以说,大学里面几乎没有我去不到的地方。
1954年我母亲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两个孩子谁来照顾?恰在此时我父亲的外甥女(我姑姑的女儿)刚离婚,从原婆家又回到娘家(河南淇县黄堆村),孤身一人,为帮我父亲的忙,来到开封。我家从学校搬到半截戏楼街,我表姐的主要任务是照看我两岁的妹妹,每天负责送我去河南大学幼儿园。河南大学要在院门口盖疗养院,每天拉砖的人力车络绎不绝。我从幼儿园回来,就在门口玩,也不知怎么与一个拉人力车的车夫攀上了关系,坐着他的空车到北郊的砖厂,装满车再坐着实车回来,一去一回两个多小时。该吃晚饭,我表姐在门口找不到我,急得团团转,殊不知我跟着架子车跑了。那时盖房子是用砖砌,砖与砖之间是与沙灰粘合,因此需要石灰。石灰又分生石灰与熟石灰,刚从石灰窑里烧出来的石灰叫生石灰,不能与沙子混合,只有经过用水泡过变成灰浆才叫熟石灰,可以与沙混合,叫做沙灰。在我们院门口就有一个大石灰过滤池,石灰过滤后,上面盖一层沙,看上去平淡无奇,门口的大小孩在石灰池上面跳来跳去。我看他们在上面蹦跳自如,也跃跃欲试,我才五岁,能跳多远?没想到第一跳就没跳过去,进到池子里。好在石灰浆已经凝成膏,我的身体慢慢往下沉,孩子们赶快到我家叫来表姐,手拿木棍,让我拉着,爬出了石灰池。掉石灰池和随车跑可不一样,随车跑还会回来,如果沉到石灰池里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想到此,我表姐肯定出一身冷汗,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像我父母交代?而我,却像没事人一样,仍我行我素。我表姐给我一角钱让我到街口买芝麻酱,我拿着小碗买回来,舔一口挺好吃,再舔一口,边走边舔,回到家,表姐问买的芝麻酱呢?我把小空碗往上一递说让我舔完啦,把我表姐气得哭笑不得,看着我粘满芝麻酱的小脸,又爱怜不已,心想怎么遇到这么顽皮的孩子?
1955年暑假,我母亲回到开封,与我父亲同住东六斋,把我接去。一次看完电影,我母亲找不到我,不知所踪。几经打听,有人看见我和陈梓北教授走了。陈教授家住在校外的延寿寺街,离南大门至少有一里地,我母亲崇尚教育,陈教授是知名教育家,两家关系密切。我母亲便登门寻找,果然我在,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西瓜。既然是在陈教授家,我母亲怒气全消,与陈教授一家闲聊一会儿,待我吃完,领我回家,走到路上,买个西瓜,回到家就切开,非让我再把这个西瓜吃完不可,说我让你吃个够,看你还乱跑不乱跑了。仍是在这个暑假,又一次看完电影,我又无影无踪,我母亲通过学校后门的警卫打听到我随一支军队去铁塔附近打靶了。她找到铁塔附近,果然有一支军队在练习打靶,我就在他们中间站着看。我母亲找过去,军队领导对她说这个孩子是你的?太有意思啦!我们从学校门口过,他问我们干什么,告诉他我们去打靶,他问什么是打靶?就是打枪。他说就喜欢看打枪,就随我们来了。我母亲连声道谢,带我回家,但没有任何惩罚。
放完暑假,我母亲去上学,我父亲要带学生去开封六中搞教育实习,只好把我一人留在东六斋。空洞洞的一个大房间,拿什么作填充物?我一想,东四斋门前有棵大桑树,长满了桑叶,我何不利用这一条件喂点蚕?我也记不起来找谁要的蚕籽,没几天就孵化出小蚕。开始桑叶需求量小,随着蚕宝宝慢慢长大,桑叶用量加大,我只好求助住在东四斋历史系的老师们帮我采摘高一点的桑叶,并许诺请他们到大食堂吃烧鸡,因为我有大把的饭票。蚕越长越大,我把一间屋子都铺上报纸,让蚕在上面爬来爬去。看着蚕宝宝的身体渐渐透明,我找来两把竹扫帚,把蚕放上去,待我父亲归来,五颜六色的蚕茧好似七彩风铃迎接他的到来。这段时间我自己去幼儿园上学,自己去食堂吃饭,自己料理生活,还喂养一屋的蚕,对我独立生活能力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当然也让我向追求自由迈出一大步。
少年时期
1956年为了让我能进东棚板街小学(现开封一师附小),我家搬到北炉坊胡同,1954年底我母亲又生下我的二妹妹,只好请奶妈负责喂养,但我表姐还要照看我们两个大孩,我父亲每月给我表姐80元钱,让她负责家中一切开支,他在学校住,不能回家。我每天早上要去上学,顾不上在家吃饭,我表姐就给我一角钱,我在街口烧饼店买一个烧饼夹油条,七分钱,还剩三分钱可以买个冰棍。
放学回家,我们院是砖板地,画上跳房的方格不容易磨掉,于是不少附近的同学就到我家玩。我家那时就布置有沙发,同学们没见过,在上面跳着就像现在的蹦床,兴趣盎然。人多,除了跳房的,其他人就在院子里捉迷藏。我们的院子不仅大,还分前后两进,一般都是从右边进,左边出。我们捉迷藏就顾不了那么多,随意乱跑,我从出口往里跑,我表姐正好端着一个瓦盆往门口泼水,被我一头撞上,盆撞烂了,头撞破了,鲜血直流。我表姐赶紧带我到街口的药店包扎一下,又把她惊吓得半死。
仅在北炉坊胡同住一年,我家就搬到大学南门外的教授院,离我上学远了,每天要沿着眼光湖和惠济河,在湖边,我用瓦片往水里翩水花,看能翩多远;在河边,我驻足观看渔夫能一网下去捞上多少鱼。走走停停,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但我没人管,我行我素。
1958年下半年,我上三年级,我大妹妹也来东棚板街小学了,开始“大跃进”,学校不久开办食堂,还有宿舍,家住的远的学生可以住校,我们兄妹俩就都住在学校,基本脱离了家庭生活。开封市正在兴建东郊的工厂,从北郊砖厂往东郊拉砖的人力车络绎不绝,我听说人力车夫需要有人帮车,就是用根绳挂到车上,从旁边协助拉车。我晚饭后没事干,据说拉一趟能挣一角钱,何不也去拉一趟,一周下来竟能挣五六毛!于是我也找根绳,安上个铁钩,在街口摇晃的绳子,有需要帮车的就停下来让我把绳子挂上去,随他走向东郊。出了曹门,地势渐高,需要我用力,绳子磨得肩膀疼痛不已,一角钱挣得不容易,但想到能挣几个零花钱,也乐此不疲了。
我父亲每个月把我和我妹妹的伙食费交给我,让我替她交。有一次刚拿到伙食费,我要随校运动队去开封市体育场训练。到运动场门口,有个卖冰棍的,我买了一个,结果所有运动员都找我借钱买冰棍,一发不可收拾,借出去了两元多,我后来找他们要,都说没有钱。如何填补这个窟窿?我想起我父亲积攒了一小袋五分硬币,至少有两元多,于是偷来填补了亏空。没多久,我父亲发现钱袋不见了,料想被我偷走,质问我我不敢承认,便打我的屁股,被我表姐听见,赶来护着我,免遭毒打。
“困难时期”,实行“劳逸结合”,取消体育课,学校的花池把花拔掉,改种蔬菜;把跳高跳远的沙坑挖深,养上小球藻;把体育用品室改成养鸡屋。我们班被指定负责养鸡,我成为养鸡员。我们那时候喜欢踢键子,但拥有者不多,主要是没有铜钱。我家攒有铜钱,但没有鸡翎和鸡毛,何不趁喂鸡时拔它几根?谁知道我刚抱着公鸡拔它的鸡翎,负责鸡屋的老师进来了,见状不由分说对我拳打脚踢。我心想:固然我拔鸡翎不对,那它毕竟是动物,而我却是人,难道因为一个动物就对人施暴吗?但在“不能拔社会主义鸡毛”的社会环境下,到哪里讲理?
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是弹玻璃球(开封话叫弹蛋儿),有几种赌法:1、打对锅,几个人在一起,划一根约50公分的直线,各人兑进两个玻璃球,远处(约20米)划一根长线(杠),大家用玻璃球往远处扔,谁的玻璃球离杠最近,谁先开始,以此类推。谁的主玻璃球碰出几个锅里的,就归谁,全碰出来完再重新开始;2、打范围,划一个一米见方方格,各人轮流打任意一方在范围里的玻璃球,要求把对方的玻璃球打出范围,而自己的保持在范围内,算赢一枚,如果自己的出范围,丧失权利,轮下家;3、打窑窩,在50公分见方的范围内,每个角上和对角线共挖五个小坑(窑窩),按顺序弹,先进第一个窑窩的停在那里,后来者如果也进来,必须把先进来的打出去,如果一次没有打出去,作为失败,回到原点,待一轮过后,没被打出,继续下一个窑窩,直至进完五个,其他人各拿出一个玻璃球。我上学提前去,到学校门口和几个同学约好,一般是玩打范围,因为可以随时结束,听到预备铃声,马上跑到学校,正式上课前能进到教室。如果稍有迟疑,没进教室上课铃响起,只能站在教室门口罚站五分钟,我经常罚站,被我妹妹看见,回家告诉父母,挨一顿批评。
上课时我的思想活跃,并且感觉老师讲的我都明白,因此老师提问同学时,万一答不出来,我马上帮助回答,老师很不快,甚至有次恶语相向,说我:“此地无青草,不要多嘴驴!”我表姐去替我父母开家长会,回到家向父母汇报:“刘林儿啥都好,特别是学习全班拔尖,就是爱抢答问题。”然后指责我:“鸡下巴都让你吃啦?”也就因为这个缺点,我到四年级全班同学几乎都加入少先队了,我因为进了校文工团,必须是队员,才勉强成为队员。
五年级的初春,乍暖还寒,往年这个时候还能滑冰,我约着班上两位好友一起去滑冰。走到冰上,已经有点晃晃悠悠,他俩说算了吧,我想把同学约到家门口,难道让他们无功而返?我自我逞能,站在冰车上,划出去十几米,想调头往回滑。那知道一条腿刚踩在冰面上,“呼隆”破个窟窿,一条腿掉进去了,另一条腿一用力,也踩个窟窿,两条腿都掉进了冰窟窿,整个身子往下沉。两个同学吓得目瞪口呆,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夏天在这个湖里游泳,知道深浅,挣扎着把一条腿迈上来,一用力,另一条腿也迈上来了,“骨碌骨碌”滚到湖边,胜利脱险!浑身湿溜溜地回到家,只有表姐在家,看见吓得不行,赶紧换上干衣服,煮一碗姜汤,放进去红糖,喝完躺进被窝,父母回来不敢告诉他们。
进到初中,家离学校远的同学可以住校,但要严格执行作息制度,中午必须午息,晚上按时睡觉。入学前,小学毕业,没有作业,整个暑假任我掌握,我一边练乒乓球,一边学下象棋。到中学,我们寝室有一位同学的象棋水平很高,我想向他求教,但平时没有时间,下了晚自习到熄灯仅半个小时,只够洗漱。我想如果利用午息时间,两个小时,能下好几盘,但不能在寝室,我灵机一动,到厕所,假装大便,没人管。谁知道第一次去厕所下棋,正好校学生辅导员也进我们这个厕所,看见后喝令我们打道回府。我想不过如此,怎料到周六学校的周会,校长在讲话中专门提到:“一年级的两个小学生,真聪明,午息不睡觉,跑到厕所,蹲在大便池上下象棋。”“人怕出名猪怕壮”,我的乒乓球技术全校一流,很多学生都知道我,一打听是我,全校扬名。
初中三年级上期,我们要到牛庄公社参加秋收秋种,两个班的男生共住一个公社礼堂。小满会(当时的一种贸易形式)上商品琳琅满目,我除了买两把镰刀,看见一部手摇电话机,才五元钱,慷慨解囊,买了下来。秋收劳动,几十个男孩住一起,趁乱我可用电话机电他几个,开开玩笑。于是我联系我班的亲密同学,让他手执两根电线,找一个比较熟悉的同学,把电线两端分别按到腿上,我在远处摇动电话机,发出的电流虽然微弱,但也猛然刺激一下,浑身一哆嗦,我却哈哈大笑。如此这般电了数个同学,不知怎被班主任听说了,问我情况,如实相告,把电话机收走了,还在年级的大会上挨了点名批评,说是“资产阶级作风,把个人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进到开封一高大半年(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年多,基本上循规蹈矩地串联、在校闹革命。到了1968年,说是“复课闹革命”,我的心又野了。我先约上两个同学一起用朋友给的免票乘火车去广州,到那儿在华南工学院找到开封一高的毕业生,安排我们吃住,玩了半个月。回来之后不久,又随一大帮同学去临潼,爬骊山,洗“华清池”,看“捉蒋亭”。接着登华山,在华山,过“鹞子翻身”到赵匡胤的“下棋亭”,沿“阴阳桥”经历险境。六月初,夏收夏种,我们到兰考劳动,回来进到火车站,恰巧反向列车开往济南,路过泰山,我临时约了几个同学爬进另一辆列车,前往泰山。过了滕县查票,没票被赶下车。一个小站叫“两下店”,还应了我们“一下站”。军代表要送我们回来开封,
不甘心,我让他们先溜出去跑往下一站,我在候车室里迷惑军代表。谁知道军代表识破骗局,马上给下一站打电话截住他们,问我怎么办?我乘南下列车,到滕县我又下来,爬上一列北上的货车,安然抵达泰安。连夜攀登泰山,天未亮爬到山顶,坐在观日台看到太阳慢慢升起,了了一个心愿,迅即下山,又坐上经开封开往武汉的列车,安全到家。
青年时期
文化大革命余下的八年,我三年(1968.11.~1971·9·)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唯有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后五年(1971·9·~1978·3·)在开封市煤建公司开汽车,到密县、登封的小煤窑盘煤(小煤窑到当地火车站),难有“自由”的表现。
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寿终正寝,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时,我已考入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我的思想和行为又进入活跃期。
中国的历史界,“历史发展动力”一直是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当时绝大部份学者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在年级学术讨论会上首度发言否定这一理论,论据有三:1、历史发展主要是指社会形态的发展,即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再发展到封建社会,然后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目前有些国家已经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是因为生产形式由游牧转变为农耕;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是因为青铜器和铁器的出现;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蒸汽机的发明。所有这些,无一不是与生产力密切相关。2、中国数千年的发展,主要是朝代的更替,所谓的“阶级斗争”,不过是农民(主要是地主)起义推翻一个朝代,建立另一个朝代,根本不是历史的发展。3、“历史发展动力”应该以世界历史发展为主,中国的历史发展仅是一个特例。我的论点在中国仍弥漫着“阶级斗争”理论的政治气氛中,显得有些“另类”,但却在同学中引起了争论,叫做“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中国的哲学界,当时认为生产力的三大因素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其中不包括科学技术,而我却认为生产力主要是科学技术,无论是铸铜和炼铁,还是蒸汽机和电脑,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年之所以把科学技术排除在外,主要是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的科学家们都属于“臭老九”。如今已经为“臭老九”摘掉帽子了,难道还不应该将科学技术包括在生产力里面吗?我的发言又在年级引起争论,没有定论,但后来邓小平一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我的论调作了肯定的回答。
当年中国社会掀起“改革开放”还是“闭关自守”的大讨论,针对这个问题,我在全校的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一篇《闭关自守政策是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其中通过比较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用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说明“门户开放”和“闭关自守”的巨大差别。正因为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仅用30年,便被“小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得一败涂地,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的论文一经宣读,引起全系的围剿,说我“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脱罪责”,甚至我的好朋友也劝我不要再说些离经叛道的言论。在高压下,我只有忍气吞声,不料又是邓小平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为我的“谬论”一锤定音,但我们系里的领导和权威们并没有向我赔礼道歉,仍认为我的“政治不可靠”,从而拒绝我的入党申请。
尽管系领导不太喜欢我这个特立独行者,但我在同学中威信甚高,四年都被评选为“三好学生”,毕业时我是年级唯一的“优秀毕业生”(能获三次“三好学生”的即为“优秀毕业生”),按政策,我可以任意挑选分配去向,家就在河南大学,就选择留校吧。由于我的英语比较好,除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其他教研室争着要我,最后被世界现代史教研室要走。
我一直在探究世界上独裁国家的诞生,特别对现代史里中外国家实行独裁统治的领袖们颇感兴趣。从广义上讲,所谓的独裁国家,名义上是民主制度,实际上是封建专制制度,究其原因,皆因为这些国家的封建残余严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彻底。为了说明这个理论,我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领袖斯大林,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的领袖希特勒,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中国的领袖蒋介石,并都写有几万字的论文。
关于斯大林,我是1985年参加河南省委组织部召开的“青年干部选拔理论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斯大林在选拔干部中的失误》,被大会评为唯一的特等奖。我的论文一经发放,立刻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小组发言时,每人限定15分钟,破例给我一个小时,大会发言还是15分钟,给我30分钟,但内容太多,又不能省略,摇铃时没讲完,台下齐呼“接着讲”,我又讲了30分钟。结束后,多个地市的组织部长找到我,想请我去他们那里作报告,我连党员都不是,怎敢去组织部作报告?婉言谢绝。
关于蒋介石,我是1986年受历史系学生会的邀请,希望我能给全系学生作一个学术报告,学术不敢当,算一个历史讲座吧。我刚看过系里的有关中美关系的英文版书籍,掌握一些新材料,就讲《美蒋关系六十年》吧。一周准备时间,写出约两三万字的讲稿。在汇报中,我历数美国是如何与蒋介石建立联系、发展关系、共同抗日、支持内战、保护台湾、抛弃台湾,如何由亲到疏、由疏到烦、由烦到恨、由恨到离的过程。讲到建国前后的美蒋关系,我看到美国国务院刚解密的材料,一反过去指责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论调,提出美国大使馆滞留南京,观望共产党解放大半个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讲座选在全校最大的合堂教室,至少坐300人,我进去看到走道上站满了人,甚至窗户上也站着人。讲了三个小时,十点熄灯,还没讲完,我问学生们还讲吗?一致要求接着讲,我让站在窗户上的同学下来挤一挤,又摸黑讲了一个小时,使我的名声鹊起。
关于希特勒,我是1986年底,临去美国留学前,河南大学校学生会主席找到我,请我为全校师生作一个学术报告,这次胆大应允,因为我一直在研究希特勒,他属于我的教学范围,在河南大学里我可称为权威了,报告的题目定为《希特勒其人》。因为面对全校,借用了大礼堂,有布告贴出,开讲的那天不仅楼下坐满,楼上也坐满,并且还有很多人站在楼上的两翼,估计有近四千人。我一个人站在我曾经多次登过的舞台,从希特勒的生平讲到他的政治思想,特别分析了他的代表作《我的奋斗》,指出他法西斯理论形成的过程,以及他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最后剖析为什么独裁统治会在诸如德国、日本、中国、意大利、苏联等国实行,因为这些国家的封建残余严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彻底。令我感动的是,整整四个小时,全体听众没有一个提前离场,讲完掌声雷动自不必说,上百人涌到台前请我签名,甚至有同学问:“老师,什么时候还能听到你的讲演?”
为了追求自由,我放弃了大学的教职和升迁,毅然决然地寻找“美国梦”,成为河南大学第一个自费留学美国的学者,30多年间逐渐融入了真正的民主社会。
刘一林,1949年出生于南京,1953年移居开封,1977年考入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赴美留学,先后攻读美国史硕士,高等教育管理博士,信息科学硕士。现居住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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