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与我的家教有关，我好像有与生俱来追求自由的天性。两岁时（1951年）我母亲带我从南京投奔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任教的父亲，并在宝钞胡同小学谋得教职，不知为何把我送进离家很远位于牛街附近的燕京托儿所，最多每周接回家一次。从小离开父母，是我追求自由的开端。不久，母亲生下大妹妹，就更顾不上管我，甚至一个月才把我接回家一次，放任我在托儿所自由自在地生活，让我对“家庭管束”没有任何概念。
幼儿时期
1953年，父亲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谋得新职，母亲携我兄妹二人移居开封。母亲不甘作家庭主妇，随即在河南大学物理系求得办公室职务，我们兄妹二人由谁照看？送我进河南大学幼儿园，把我妹妹送到学校门口一个保姆家，每天晚上接回家。白天我从幼儿园回来，父母都没有下班，我就在校园里自由活动。最有趣的是，带着嵇文甫校长的孙子和郭晓棠书记的儿子在学校到处游逛，经常跑到嵇老的办公室要糖果。有一次走到校花园，看见暖房是用玻璃盖起来的，突发奇想，何不用玻璃做万花筒？于是召集他们二人一起用砖块砸暖房，正砸得起劲，总务处长听见，马上跑过来喝止，并把我父亲叫过来（不敢叫嵇老和郭书记），赔偿了损失。事后我父亲给我买了一个万花筒，让我不要再惹事生非。
当时学校正在盖九号楼，就在我家旁边（我家住西二斋），晚上我跑去看工人们在打夯，他们六个人拉夯上的绳，一个人扶着夯前后左右移动。扶夯的人口中喊着顺口溜，其他六人跟着喊“夯啊”，比如扶夯人喊：“同志们向前进啊，”“夯啊！”“一次能走六寸啊，”“夯啊！”“马上就夯到头啊，”“夯啊！”“累得像小龟孙啊。”“夯啊！”我听着很有意思，就坐在旁边看，工人看我不走，干脆逗我坐在夯上，帮他们加重点压力，我也不害怕那一上一下地晃动，直到我母亲找过来，看见我的样子，吓得不得了，把我拉回家。
学校每周六都要放电影，那是人们唯一的娱乐活动，所以大家都早早地来到大礼堂，静候电影开演。开演前干什么？我带领几个幼儿园的小伙伴，跑到大礼堂的舞台上，要么唱歌跳舞，要么翻跟斗打马车轱辘，总之消除人们静等的寂寞。如果哪一次我晚到或缺席，台下一片“刘林儿呢？”的喊声。由于我熟悉这个舞台，有一次我们幼儿园在大礼堂出演《拔萝卜》的节目，我扮演小狗，拔出萝卜后，主人端出一盘牛肉，我看见台下第一排坐着我的好朋友，便不顾正在表演，径直走到台前，招呼他上来一起吃牛肉，惹得众人一片哄笑。
那时候学校的作息信号不是电铃，而是一位老人拿一把号，登到七号楼上面，吹不同的音调，表示不同的作息。我很感兴趣，经常跑到他房间摸他的号，甚至跟他一起去楼上听他吹号。我还和警卫班的门卫们也混得不分彼此，经常跑到大学南大门警卫班的驻地，就在紧挨大门口东边一大间房子里。那时警卫班发放的有长枪短炮，我去玩时他们拿出来让我好好摸摸，我挎着盒子炮在大门口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可以说，大学里面几乎没有我去不到的地方。
1954年我母亲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两个孩子谁来照顾？恰在此时我父亲的外甥女（我姑姑的女儿）刚离婚，从原婆家又回到娘家（河南淇县黄堆村），孤身一人，为帮我父亲的忙，来到开封。我家从学校搬到半截戏楼街，我表姐的主要任务是照看我两岁的妹妹，每天负责送我去河南大学幼儿园。河南大学要在院门口盖疗养院，每天拉砖的人力车络绎不绝。我从幼儿园回来，就在门口玩，也不知怎么与一个拉人力车的车夫攀上了关系，坐着他的空车到北郊的砖厂，装满车再坐着实车回来，一去一回两个多小时。该吃晚饭，我表姐在门口找不到我，急得团团转，殊不知我跟着架子车跑了。那时盖房子是用砖砌，砖与砖之间是与沙灰粘合，因此需要石灰。石灰又分生石灰与熟石灰，刚从石灰窑里烧出来的石灰叫生石灰，不能与沙子混合，只有经过用水泡过变成灰浆才叫熟石灰，可以与沙混合，叫做沙灰。在我们院门口就有一个大石灰过滤池，石灰过滤后，上面盖一层沙，看上去平淡无奇，门口的大小孩在石灰池上面跳来跳去。我看他们在上面蹦跳自如，也跃跃欲试，我才五岁，能跳多远？没想到第一跳就没跳过去，进到池子里。好在石灰浆已经凝成膏，我的身体慢慢往下沉，孩子们赶快到我家叫来表姐，手拿木棍，让我拉着，爬出了石灰池。掉石灰池和随车跑可不一样，随车跑还会回来，如果沉到石灰池里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想到此，我表姐肯定出一身冷汗，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像我父母交代？而我，却像没事人一样，仍我行我素。我表姐给我一角钱让我到街口买芝麻酱，我拿着小碗买回来，舔一口挺好吃，再舔一口，边走边舔，回到家，表姐问买的芝麻酱呢？我把小空碗往上一递说让我舔完啦，把我表姐气得哭笑不得，看着我粘满芝麻酱的小脸，又爱怜不已，心想怎么遇到这么顽皮的孩子？
1955年暑假，我母亲回到开封，与我父亲同住东六斋，把我接去。一次看完电影，我母亲找不到我，不知所踪。几经打听，有人看见我和陈梓北教授走了。陈教授家住在校外的延寿寺街，离南大门至少有一里地，我母亲崇尚教育，陈教授是知名教育家，两家关系密切。我母亲便登门寻找，果然我在，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西瓜。既然是在陈教授家，我母亲怒气全消，与陈教授一家闲聊一会儿，待我吃完，领我回家，走到路上，买个西瓜，回到家就切开，非让我再把这个西瓜吃完不可，说我让你吃个够，看你还乱跑不乱跑了。仍是在这个暑假，又一次看完电影，我又无影无踪，我母亲通过学校后门的警卫打听到我随一支军队去铁塔附近打靶了。她找到铁塔附近，果然有一支军队在练习打靶，我就在他们中间站着看。我母亲找过去，军队领导对她说这个孩子是你的？太有意思啦！我们从学校门口过，他问我们干什么，告诉他我们去打靶，他问什么是打靶？就是打枪。他说就喜欢看打枪，就随我们来了。我母亲连声道谢，带我回家，但没有任何惩罚。
放完暑假，我母亲去上学，我父亲要带学生去开封六中搞教育实习，只好把我一人留在东六斋。空洞洞的一个大房间，拿什么作填充物？我一想，东四斋门前有棵大桑树，长满了桑叶，我何不利用这一条件喂点蚕？我也记不起来找谁要的蚕籽，没几天就孵化出小蚕。开始桑叶需求量小，随着蚕宝宝慢慢长大，桑叶用量加大，我只好求助住在东四斋历史系的老师们帮我采摘高一点的桑叶，并许诺请他们到大食堂吃烧鸡，因为我有大把的饭票。蚕越长越大，我把一间屋子都铺上报纸，让蚕在上面爬来爬去。看着蚕宝宝的身体渐渐透明，我找来两把竹扫帚，把蚕放上去，待我父亲归来，五颜六色的蚕茧好似七彩风铃迎接他的到来。这段时间我自己去幼儿园上学，自己去食堂吃饭，自己料理生活，还喂养一屋的蚕，对我独立生活能力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当然也让我向追求自由迈出一大步。
少年时期
1956年为了让我能进东棚板街小学（现开封一师附小），我家搬到北炉坊胡同，1954年底我母亲又生下我的二妹妹，只好请奶妈负责喂养，但我表姐还要照看我们两个大孩，我父亲每月给我表姐80元钱，让她负责家中一切开支，他在学校住，不能回家。我每天早上要去上学，顾不上在家吃饭，我表姐就给我一角钱，我在街口烧饼店买一个烧饼夹油条，七分钱，还剩三分钱可以买个冰棍。
放学回家，我们院是砖板地，画上跳房的方格不容易磨掉，于是不少附近的同学就到我家玩。我家那时就布置有沙发，同学们没见过，在上面跳着就像现在的蹦床，兴趣盎然。人多，除了跳房的，其他人就在院子里捉迷藏。我们的院子不仅大，还分前后两进，一般都是从右边进，左边出。我们捉迷藏就顾不了那么多，随意乱跑，我从出口往里跑，我表姐正好端着一个瓦盆往门口泼水，被我一头撞上，盆撞烂了，头撞破了，鲜血直流。我表姐赶紧带我到街口的药店包扎一下，又把她惊吓得半死。
仅在北炉坊胡同住一年，我家就搬到大学南门外的教授院，离我上学远了，每天要沿着眼光湖和惠济河，在湖边，我用瓦片往水里翩水花，看能翩多远；在河边，我驻足观看渔夫能一网下去捞上多少鱼。走走停停，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但我没人管，我行我素。
1958年下半年，我上三年级，我大妹妹也来东棚板街小学了，开始“大跃进”，学校不久开办食堂，还有宿舍，家住的远的学生可以住校，我们兄妹俩就都住在学校，基本脱离了家庭生活。开封市正在兴建东郊的工厂，从北郊砖厂往东郊拉砖的人力车络绎不绝，我听说人力车夫需要有人帮车，就是用根绳挂到车上，从旁边协助拉车。我晚饭后没事干，据说拉一趟能挣一角钱，何不也去拉一趟，一周下来竟能挣五六毛！于是我也找根绳，安上个铁钩，在街口摇晃的绳子，有需要帮车的就停下来让我把绳子挂上去，随他走向东郊。出了曹门，地势渐高，需要我用力，绳子磨得肩膀疼痛不已，一角钱挣得不容易，但想到能挣几个零花钱，也乐此不疲了。
我父亲每个月把我和我妹妹的伙食费交给我，让我替她交。有一次刚拿到伙食费，我要随校运动队去开封市体育场训练。到运动场门口，有个卖冰棍的，我买了一个，结果所有运动员都找我借钱买冰棍，一发不可收拾，借出去了两元多，我后来找他们要，都说没有钱。如何填补这个窟窿？我想起我父亲积攒了一小袋五分硬币，至少有两元多，于是偷来填补了亏空。没多久，我父亲发现钱袋不见了，料想被我偷走，质问我我不敢承认，便打我的屁股，被我表姐听见，赶来护着我，免遭毒打。
“困难时期”，实行“劳逸结合”，取消体育课，学校的花池把花拔掉，改种蔬菜；把跳高跳远的沙坑挖深，养上小球藻；把体育用品室改成养鸡屋。我们班被指定负责养鸡，我成为养鸡员。我们那时候喜欢踢键子，但拥有者不多，主要是没有铜钱。我家攒有铜钱，但没有鸡翎和鸡毛，何不趁喂鸡时拔它几根？谁知道我刚抱着公鸡拔它的鸡翎，负责鸡屋的老师进来了，见状不由分说对我拳打脚踢。我心想：固然我拔鸡翎不对，那它毕竟是动物，而我却是人，难道因为一个动物就对人施暴吗？但在“不能拔社会主义鸡毛”的社会环境下，到哪里讲理？
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是弹玻璃球（开封话叫弹蛋儿），有几种赌法：1、打对锅，几个人在一起，划一根约50公分的直线，各人兑进两个玻璃球，远处（约20米）划一根长线（杠），大家用玻璃球往远处扔，谁的玻璃球离杠最近，谁先开始，以此类推。谁的主玻璃球碰出几个锅里的，就归谁，全碰出来完再重新开始；2、打范围，划一个一米见方方格，各人轮流打任意一方在范围里的玻璃球，要求把对方的玻璃球打出范围，而自己的保持在范围内，算赢一枚，如果自己的出范围，丧失权利，轮下家；3、打窑窩，在50公分见方的范围内，每个角上和对角线共挖五个小坑（窑窩），按顺序弹，先进第一个窑窩的停在那里，后来者如果也进来，必须把先进来的打出去，如果一次没有打出去，作为失败，回到原点，待一轮过后，没被打出，继续下一个窑窩，直至进完五个，其他人各拿出一个玻璃球。我上学提前去，到学校门口和几个同学约好，一般是玩打范围，因为可以随时结束，听到预备铃声，马上跑到学校，正式上课前能进到教室。如果稍有迟疑，没进教室上课铃响起，只能站在教室门口罚站五分钟，我经常罚站，被我妹妹看见，回家告诉父母，挨一顿批评。
上课时我的思想活跃，并且感觉老师讲的我都明白，因此老师提问同学时，万一答不出来，我马上帮助回答，老师很不快，甚至有次恶语相向，说我：“此地无青草，不要多嘴驴！”我表姐去替我父母开家长会，回到家向父母汇报：“刘林儿啥都好，特别是学习全班拔尖，就是爱抢答问题。”然后指责我：“鸡下巴都让你吃啦？”也就因为这个缺点，我到四年级全班同学几乎都加入少先队了，我因为进了校文工团，必须是队员，才勉强成为队员。
五年级的初春，乍暖还寒，往年这个时候还能滑冰，我约着班上两位好友一起去滑冰。走到冰上，已经有点晃晃悠悠，他俩说算了吧，我想把同学约到家门口，难道让他们无功而返？我自我逞能，站在冰车上，划出去十几米，想调头往回滑。那知道一条腿刚踩在冰面上，“呼隆”破个窟窿，一条腿掉进去了，另一条腿一用力，也踩个窟窿，两条腿都掉进了冰窟窿，整个身子往下沉。两个同学吓得目瞪口呆，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夏天在这个湖里游泳，知道深浅，挣扎着把一条腿迈上来，一用力，另一条腿也迈上来了，“骨碌骨碌”滚到湖边，胜利脱险！浑身湿溜溜地回到家，只有表姐在家，看见吓得不行，赶紧换上干衣服，煮一碗姜汤，放进去红糖，喝完躺进被窝，父母回来不敢告诉他们。
进到初中，家离学校远的同学可以住校，但要严格执行作息制度，中午必须午息，晚上按时睡觉。入学前，小学毕业，没有作业，整个暑假任我掌握，我一边练乒乓球，一边学下象棋。到中学，我们寝室有一位同学的象棋水平很高，我想向他求教，但平时没有时间，下了晚自习到熄灯仅半个小时，只够洗漱。我想如果利用午息时间，两个小时，能下好几盘，但不能在寝室，我灵机一动，到厕所，假装大便，没人管。谁知道第一次去厕所下棋，正好校学生辅导员也进我们这个厕所，看见后喝令我们打道回府。我想不过如此，怎料到周六学校的周会，校长在讲话中专门提到：“一年级的两个小学生，真聪明，午息不睡觉，跑到厕所，蹲在大便池上下象棋。”“人怕出名猪怕壮”，我的乒乓球技术全校一流，很多学生都知道我，一打听是我，全校扬名。
初中三年级上期，我们要到牛庄公社参加秋收秋种，两个班的男生共住一个公社礼堂。小满会（当时的一种贸易形式）上商品琳琅满目，我除了买两把镰刀，看见一部手摇电话机，才五元钱，慷慨解囊，买了下来。秋收劳动，几十个男孩住一起，趁乱我可用电话机电他几个，开开玩笑。于是我联系我班的亲密同学，让他手执两根电线，找一个比较熟悉的同学，把电线两端分别按到腿上，我在远处摇动电话机，发出的电流虽然微弱，但也猛然刺激一下，浑身一哆嗦，我却哈哈大笑。如此这般电了数个同学，不知怎被班主任听说了，问我情况，如实相告，把电话机收走了，还在年级的大会上挨了点名批评，说是“资产阶级作风，把个人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进到开封一高大半年（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年多，基本上循规蹈矩地串联、在校闹革命。到了1968年，说是“复课闹革命”，我的心又野了。我先约上两个同学一起用朋友给的免票乘火车去广州，到那儿在华南工学院找到开封一高的毕业生，安排我们吃住，玩了半个月。回来之后不久，又随一大帮同学去临潼，爬骊山，洗“华清池”，看“捉蒋亭”。接着登华山，在华山，过“鹞子翻身”到赵匡胤的“下棋亭”，沿“阴阳桥”经历险境。六月初，夏收夏种，我们到兰考劳动，回来进到火车站，恰巧反向列车开往济南，路过泰山，我临时约了几个同学爬进另一辆列车，前往泰山。过了滕县查票，没票被赶下车。一个小站叫“两下店”，还应了我们“一下站”。军代表要送我们回来开封，
不甘心，我让他们先溜出去跑往下一站，我在候车室里迷惑军代表。谁知道军代表识破骗局，马上给下一站打电话截住他们，问我怎么办？我乘南下列车，到滕县我又下来，爬上一列北上的货车，安然抵达泰安。连夜攀登泰山，天未亮爬到山顶，坐在观日台看到太阳慢慢升起，了了一个心愿，迅即下山，又坐上经开封开往武汉的列车，安全到家。
青年时期
文化大革命余下的八年，我三年（1968.11.～1971·9·）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唯有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后五年（1971·9·～1978·3·）在开封市煤建公司开汽车，到密县、登封的小煤窑盘煤（小煤窑到当地火车站），难有“自由”的表现。
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寿终正寝，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时，我已考入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我的思想和行为又进入活跃期。
中国的历史界，“历史发展动力”一直是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当时绝大部份学者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在年级学术讨论会上首度发言否定这一理论，论据有三：1、历史发展主要是指社会形态的发展，即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再发展到封建社会，然后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目前有些国家已经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是因为生产形式由游牧转变为农耕；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是因为青铜器和铁器的出现；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蒸汽机的发明。所有这些，无一不是与生产力密切相关。2、中国数千年的发展，主要是朝代的更替，所谓的“阶级斗争”，不过是农民（主要是地主）起义推翻一个朝代，建立另一个朝代，根本不是历史的发展。3、“历史发展动力”应该以世界历史发展为主，中国的历史发展仅是一个特例。我的论点在中国仍弥漫着“阶级斗争”理论的政治气氛中，显得有些“另类”，但却在同学中引起了争论，叫做“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中国的哲学界，当时认为生产力的三大因素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其中不包括科学技术，而我却认为生产力主要是科学技术，无论是铸铜和炼铁，还是蒸汽机和电脑，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年之所以把科学技术排除在外，主要是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的科学家们都属于“臭老九”。如今已经为“臭老九”摘掉帽子了，难道还不应该将科学技术包括在生产力里面吗？我的发言又在年级引起争论，没有定论，但后来邓小平一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我的论调作了肯定的回答。
当年中国社会掀起“改革开放”还是“闭关自守”的大讨论，针对这个问题，我在全校的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一篇《闭关自守政策是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其中通过比较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用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说明“门户开放”和“闭关自守”的巨大差别。正因为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仅用30年，便被“小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得一败涂地，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的论文一经宣读，引起全系的围剿，说我“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脱罪责”，甚至我的好朋友也劝我不要再说些离经叛道的言论。在高压下，我只有忍气吞声，不料又是邓小平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为我的“谬论”一锤定音，但我们系里的领导和权威们并没有向我赔礼道歉，仍认为我的“政治不可靠”，从而拒绝我的入党申请。
尽管系领导不太喜欢我这个特立独行者，但我在同学中威信甚高，四年都被评选为“三好学生”，毕业时我是年级唯一的“优秀毕业生”（能获三次“三好学生”的即为“优秀毕业生”），按政策，我可以任意挑选分配去向，家就在河南大学，就选择留校吧。由于我的英语比较好，除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其他教研室争着要我，最后被世界现代史教研室要走。
我一直在探究世界上独裁国家的诞生，特别对现代史里中外国家实行独裁统治的领袖们颇感兴趣。从广义上讲，所谓的独裁国家，名义上是民主制度，实际上是封建专制制度，究其原因，皆因为这些国家的封建残余严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彻底。为了说明这个理论，我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领袖斯大林，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的领袖希特勒，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中国的领袖蒋介石，并都写有几万字的论文。
关于斯大林，我是1985年参加河南省委组织部召开的“青年干部选拔理论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斯大林在选拔干部中的失误》，被大会评为唯一的特等奖。我的论文一经发放，立刻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小组发言时，每人限定15分钟，破例给我一个小时，大会发言还是15分钟，给我30分钟，但内容太多，又不能省略，摇铃时没讲完，台下齐呼“接着讲”，我又讲了30分钟。结束后，多个地市的组织部长找到我，想请我去他们那里作报告，我连党员都不是，怎敢去组织部作报告？婉言谢绝。
关于蒋介石，我是1986年受历史系学生会的邀请，希望我能给全系学生作一个学术报告，学术不敢当，算一个历史讲座吧。我刚看过系里的有关中美关系的英文版书籍，掌握一些新材料，就讲《美蒋关系六十年》吧。一周准备时间，写出约两三万字的讲稿。在汇报中，我历数美国是如何与蒋介石建立联系、发展关系、共同抗日、支持内战、保护台湾、抛弃台湾，如何由亲到疏、由疏到烦、由烦到恨、由恨到离的过程。讲到建国前后的美蒋关系，我看到美国国务院刚解密的材料，一反过去指责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论调，提出美国大使馆滞留南京，观望共产党解放大半个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讲座选在全校最大的合堂教室，至少坐300人，我进去看到走道上站满了人，甚至窗户上也站着人。讲了三个小时，十点熄灯，还没讲完，我问学生们还讲吗？一致要求接着讲，我让站在窗户上的同学下来挤一挤，又摸黑讲了一个小时，使我的名声鹊起。
关于希特勒，我是1986年底，临去美国留学前，河南大学校学生会主席找到我，请我为全校师生作一个学术报告，这次胆大应允，因为我一直在研究希特勒，他属于我的教学范围，在河南大学里我可称为权威了，报告的题目定为《希特勒其人》。因为面对全校，借用了大礼堂，有布告贴出，开讲的那天不仅楼下坐满，楼上也坐满，并且还有很多人站在楼上的两翼，估计有近四千人。我一个人站在我曾经多次登过的舞台，从希特勒的生平讲到他的政治思想，特别分析了他的代表作《我的奋斗》，指出他法西斯理论形成的过程，以及他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最后剖析为什么独裁统治会在诸如德国、日本、中国、意大利、苏联等国实行，因为这些国家的封建残余严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彻底。令我感动的是，整整四个小时，全体听众没有一个提前离场，讲完掌声雷动自不必说，上百人涌到台前请我签名，甚至有同学问：“老师，什么时候还能听到你的讲演？”
为了追求自由，我放弃了大学的教职和升迁，毅然决然地寻找“美国梦”，成为河南大学第一个自费留学美国的学者，30多年间逐渐融入了真正的民主社会。
刘一林，1949年出生于南京，1953年移居开封，1977年考入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赴美留学，先后攻读美国史硕士，高等教育管理博士，信息科学硕士。现居住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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