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是司徒雷登先生逝世63周年纪念日，他是一位出生杭州热爱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教育家和外交官，为创办燕京大学（现北大）和之江大学（现浙大）而劳苦奔波，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引领了文明风尚，影响了中国教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关在集中营三年零八个月，其声望因此如日中天。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为平息国共内战，建立联合政府而苦心焦虑，在世界格局之变，意识形态之争的背景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他魂牵梦绕的燕园已变了主人，他深切爱过的中国已换了容颜。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
2016年G20杭州峰会宴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辞中讲到杭州与各国名人的历史渊源时，提到了几位外国友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位生在杭州、长在杭州、在杭州传教，且最终葬在杭州，他就是曾担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和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司徒雷登的一生与杭州有着不解之缘。
一、司徒雷登的父母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John Linton Stuart）是美国南长老会第一批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之一，曾于1868年和吴思敦（Hale Houston）、郝理美（Benjamin Helm）传教士一起来杭州传教。当时，由芦藩台批准，拨给天水桥畔（现耶稣堂弄）荒地十余亩，将其作为南长老会布道团活动场地。1874年差会拨来经费，在这块地上建房两间，解决了传教士的住宿问题，同时开放了布道所。落成之日，芦藩台还特地赠送了“胡郝礼拜堂”木匾一块，以示祝贺。“胡郝礼拜堂”是杭州最早的基督教礼拜堂之一，也就是杭州基督教天水堂的前身。
1873年，司徒尔因病回美国休养期间，经人介绍结识了玛丽·露易斯·霍顿（Mary louise Horton），并于1874年结婚。同年，因杭州布道所需要，美国南长老会差派司徒尔夫妇一起前往杭州传教。1875年，差会又增拨建房经费，不久就在耶稣堂弄2号，即“胡郝礼拜堂”原址上，拆去简易平房，重新建造礼拜堂，并正式命名为基督教天水堂。之后，又在礼拜堂后面新建传教士住宅楼、男女书房及宿舍等一大片建筑群，建筑用地相继增拨到八十余亩。
在适应新生活后不久，对办学抱有浓厚兴趣的司徒尔夫妇便先后开始筹建新学校。司徒尔开办了一所男子学校，玛丽·霍顿创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杭州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后来这所学校被并入杭州有名的宏道女中。1890年，玛丽·霍顿组织了我国第一个学校女青年会。司徒尔夫妇除了偶尔回美国休假外，一直坚定地献身于传教事业。久而久之，人们就称这条小巷为“耶稣堂弄”，并沿用至今。
二、在杭州的年少时光
司徒雷登于1876年6月24日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3号，是司徒尔的长子，他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在《在华五十年》中回忆起儿时的生活：“我们小时候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景点，在那里野餐，采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在杭州，司徒雷登入乡随俗，爱上了中国文化。他极喜爱中国的饭菜、糖果和水果，尤其是当时盛行的为举行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他也欣赏人们在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以及类似的尚未受到现代交往影响而仍具有中国生活特色的场面。司徒雷登还对杭州方言“怀有偏爱心理”，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独特的。它是官话和吴语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它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司徒雷登还学会了许多日常用语和民间谚语，他同杭州人相处得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杭州话。他还曾说过：“那时我如果要在杭州继续下去，就一定能成为一个会讲一口流利杭州话的西方人。”他有时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去传福音。
1887年，司徒雷登11岁，他随父母离开杭州回美国探亲，并留在美国，先后就读于莫比尔市公立学校、费吉尼亚州夏洛维尔市的潘托普斯学校、汉普顿悉尼学院，之后又执教于他毕业的潘托普斯学校。后来司徒雷登受到了由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于1899年入纽约协和神学院读神学。1903年，他被按立为牧师，又被任命为“奋进运动”干事。1904年，他和艾琳（Aline Rodd）结婚，并一同前往杭州传教。
三、重回杭州的传教生涯
1905年2月3日，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了阔别近20年的杭州。次年2月，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Jack）在杭州出生。从那时起，司徒雷登被派到杭州以北的乡村传教，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生活习俗。司徒雷登总共要负责50个村庄和208名基督徒，他在自己的教区办起了圣经学习班，除了指导学生研读圣经外，也传授一些知识。这些地区都是他的父母昔日传教生涯中所到过的地方，因此，他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会了如何主持教会活动，如何先与中国民众交朋友，再向他们传播福音。司徒雷登在杭州地区的传教中，还对传教的方法做了研究，认为做礼拜要适应中国信徒的实际需要。在杭州，司徒雷登除了布道以外，还与南北长老会共同合办育英书院（后称为之江大学）。在得到差会的首肯后，在六和塔一带购置土地建设新的校区，并于1909年合作共组校董会，参与学院的建设。
1908年2月，司徒雷登应邀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教书，便携妻儿离杭赴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杭州长住了。1918年后，他到北京筹办燕京大学，出任校长。1946年7月，司徒雷登在美国总统驻华特使乔治·马歇尔的推荐下，经国共双方同意，出任驻华大使。
四、出任大使再回杭州
1946年10月18日至21日，应杭州市长的邀请，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访问杭州，故地重游。四天的主要行程内容包括了九里松扫墓、故居重游、之江大学演讲、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及拜访杭州教会。
10月18日中午，司徒雷登一行来到西湖九里松扫墓，他有四位亲人埋葬在这里，依去世时间为序，分别是幼弟罗伯特（Robert Kirkland Stuart）、大弟大卫（David Todd）、父亲司徒尔和母亲玛丽·霍顿。司徒雷登来到墓地时，神情肃穆。那张流传至今的照片正记录了那一刻：司徒雷登注视着花圈上的文字，若有所思。
10月19日上午，司徒雷登又来到位于天水桥畔的出生时的故居。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中西合璧式二层楼房，楼上前面有走马廊，楼下大门围墙内栽种了棕榈、银杏等树，屋前是一块绿色的草地，中间有一株大樟树。司徒雷登在故居前留影以作纪念。在那里，司徒雷登受到了附近小学生的欢迎，他们举着“欢迎和平使者”的小旗，面带笑容地欢迎“主人”回家。
出了故居，司徒雷登信步来到天水堂，他的父亲曾是这座教堂的牧师和主管，这也是他自己儿时常常聚会、唱诗、祷告的地方。他走进天水堂，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仿佛回到了过去时光，他与天水堂的教牧同工及信徒热情地交谈，并拍照留念。
随后司徒雷登前往之江大学作演讲。作为之江大学的创办提议人，他在之江大学受到千余名师生的夹道欢迎，并在李培恩校长的陪同下进入之大的之江堂。司徒雷登说：“我多年不说杭州话，今天我用杭州话来试试看。我回到杭州十分高兴，我看到目前中国青年有说不出的感动……”虽然讲话只有二十多分钟，但颇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
10月19日下午4时，司徒雷登参加青年会复会典礼，到会的有政府官员及各界首长。大会在炮声乐声中开幕，由雷法章会长主持，全体起立唱赞美诗，由宣绥降牧师读《哥林多前书》13章；再由施煌芳博士祷告；后由雷法章会长报告开会宗旨并叙述青年会的渊源及其历史发展。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随后致辞，说：“本人参加青年会复会典礼，深感福幸。先父母本着爱人的宗旨，从美国到杭州来传教，因此我是生在杭州的，所以杭州是我的故乡，不过我已十多年未到这里了，今天重返故乡与各位乡友见面，我感到非常荣幸……”
结束后，同时还在青年会举行“荣誉市民”的典礼，当时杭州市政府为了对司徒雷登表示尊敬，决定对其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因此司徒雷登成为旧杭州第一个荣誉市民，由市长周象贤颁发证书、市钥匙给司徒雷登。证书用国产冰梅纸写成，红绫裱制，红木盒装置，上写：“兹由杭州市参议会公推司徒雷登为杭州荣誉公民，此证。”
10月20日是礼拜天，司徒雷登来到曾为纪念他父亲司徒尔而造的湖山堂做礼拜并讲道。当登上圣台讲道时，他引用了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拉近了和大家的距离。礼拜后，他还为两位新人证婚，祝他们白头偕老，幸福美满。下午1时30分，他又由青年会总干事王揆生陪同，来到丰乐桥畔的思澄堂。司徒雷登在那里与信徒们进行聚餐活动。10月21日上午，司徒雷登离开杭州，他自己可能已经预感到，这一次将会是跟杭州永别了。
五、魂归杭州
1949年，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患上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他也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后经中美两国的努力，时隔46年之后，这一愿望才终于得以实现。
2008年11月17日，在美国国务院官员护送下，司徒雷登生前的秘书傅泾波之子、美国首位华人将军傅履仁带着司徒雷登的遗骨抵达杭州。低沉的音乐响起，司徒雷登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半山安贤园内，墓地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终于魂归故里。
司徒雷登的家人及父母、兄弟，共八口人，有五位长眠于杭州，真是与杭州有着不解之缘。他的家族成员有的在中国传教，有的从事教育和医学；特别是在中国教育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司徒雷登作为历史人物和社会名人，无论在基督教界、教育界及中国现代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陈伟系杭州基督教会思澄堂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