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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关门”（shutdown）制度的形成和存在，其实与美国宪法所确立的三权分立与预算权的分配机制密切相关。据报道，近日国会与白宫因医疗与支出问题僵持，导致政府可能停摆的情境，这正好体现了关门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政治逻辑。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政府支出必须经过国会拨款。因此，行政部门虽然负责执行政策，但财政“钥匙”掌握在国会手里。与此同时，国会通过的拨款法案必须得到总统签署才具法律效力，一旦总统否决，国会必须重新修改或通过三分之二多数推翻否决。这种设计，使得预算问题天然成为总统与国会博弈的关键议题。而1870年通过的《反拨款法》更是明确规定，政府机构不得在没有国会批准拨款的情况下进行支出或承诺未来支出。这就意味着，如果拨款法案未能按时通过，联邦政府部分运作将被迫停止。

       在20世纪之前，虽然也有拨款延误，但政府往往“继续开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关门。真正将“政府关门”制度化的是1980年司法部的一份法律意见。当时，时任司法部法律顾问本杰明·西维列蒂裁定，如果拨款到期而国会没有通过新法案，联邦机构必须暂停所有“非必要”工作。从此，“政府关门”成为现实的法律后果，而不仅仅是政治威胁。

       在政治实践中，政府关门逐渐演化为谈判筹码。由于预算必须由国会与总统共同批准，任何一方都可以通过“威胁关门”来迫使对方妥协。当白宫与国会由不同政党控制时，分歧往往更大，关门风险更高。历史上多次关门事件都源于这种对峙：1995–96年克林顿时期因医保与赤字问题发生两次关门，2013年奥巴马时期因“平价医疗法案”资金问题关门16天，2018–19年特朗普时期因边境墙资金争议，政府部分停摆达35天，创下美国史上最长纪录。

       关门对现实的影响非常直接。联邦运作受阻，“非必要”部门停工，如国家公园关闭、签证审核延误、科研项目中断，数十万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而军人、执法部门、空管员等被视为必要的岗位必须维持运转，但工资会延后发放。关门不仅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会对经济运行造成损害。例如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算，2019年那次35天的关门直接造成美国经济损失约110亿美元。

       从制度意义上来看，关门一方面体现了美国宪法的制衡原则，迫使国会和总统必须共同承担财政责任，否则政府将停摆；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法律对财政纪律的刚性约束，防止行政滥权。但与此同时，关门风险也被党派政治化，成为双方较量的筹码。这种制度既是防止超支的法律保障，又在现实中暴露了美国政治极化和治理困境。

       美国历次主要政府关门事件

       从这份表格可以看出：

       •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美国因拨款分歧多次发生短期关门。

       • 1990年代克林顿时期，关门首次出现长达数周的情况，党派对立加剧。

       • 2010年代以后，党争围绕医保与移民问题，导致大规模、长期的关门。

       • 特朗普时期的35天停摆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