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7月28日凌晨怀柔区政府非法破墙，以据说至多2700人对不足100人之优势，攻陷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以后，在社区院子里驻扎了约500人。每家门口都有5~6个人；据说在社区东边的安四路被封锁了数公里，有五道关卡。两班倒共有1600多人。天亮后有人敲门，一个镇政府官员模样的人说要进来递通知。我们拒绝了。因为这种半夜拆墙闯进来的人不是我们邀请的客人。不过他把一个“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人民政府告知书”贴到了我们的门上。
我们的人身自由被限制了。我出小院的门，立即就有几个黑衣人围上来说“不能出门”。我立刻打了110，警察来了后，说我的人身自由不能限制，于是这几个人就散开了。下午我又到社区院子里串了个门，出来时又有人阻止我出来。我告诉他我是来串门的，并告诉他，他没有权力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他才作罢。傍晚散步是每天的保留节目，走着走着，突然一群大约30个黑衣人从两边围过来，说我们不能散步。我再次说他们没有权力侵犯我的人身自由，他们向我与我太太收紧包围，最近时约有5米左右。这大概是一种威慑策略。我又打了110，但两次都没有警察出现。但当我打时，他们的头儿就让他们向两边散开。警察在电话中问我他们为什么不让我散步，我说让他们对警察说，但他们都拒绝回答。
我后来走向一边，问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要阻挡我散步，他摇摇头，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做的事还要做吗”，他笑笑说，“为了钱”。旁边的年岁大的人扯了扯他。我说“有人给你钱，让你做坏事，你做吗？”他笑了笑，不说话。我说“你阻止我散步，妨碍了我的健康，这不是坏事吗？”过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与他旁边的人松开手，让我们过去了。我在散步时，随便问了一些黑衣人，他们不少是从北京大兴，房山，河北，东北或其他地方被临时招募来的。第二天早上，我继续我每天的晨练，虽然满社区院子都是黑衣人，但我还是跑完了4000多步。但到了傍晚又要去散步，这回门口的黑衣人叫来头儿。这个头儿很胖，态度蛮横，立刻叫来20~30黑衣人围过来。我打110，但很长时间没有警察来。我只好退回院子里，步没散成。
下午张副镇长打来电话，我让他撒掉黑衣人，不要继续侵犯我们的人身自由。他说，“因为你们是违法建筑，所以我们有权力限制你们的人身自由。”这当然不对，即使是“违法建筑”，也不能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晚上后来来的警察也在说这是区政府的命令，他无法马上阻止黑衣人。我对他说，“你首先应该服从宪法。”“多大的政府也要服从宪法，国务院也要服从宪法。”“不是政府的命令就该执行，政府领导错了呢？”当然，我也不认为我们的院子是“违法建筑”，我指责张副镇长说，“你们昨晚的行动才是非法的。因为镇政府没有强拆的权力。”副镇长说，“你看到我们的告知书了吗？里面写着有‘法院行政裁定书’。”我说，“那为什么不出示那个‘行政裁定书’呢？”他信誓旦旦地说有这个“法院行政裁定书”，让我向怀柔法院去询问。我说我没有必要去问，应该着急的是你们，要证明你们昨晚的行动是合法的，就得出示这个“法院行政裁定书。”
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这次登峰造极的强拆行动是否合法。《行政强制法》规定，“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镇政府就是“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据说在7月28日凌晨，九渡河镇某个官员到老北京四合院大门处晃了晃上面提到的“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人民政府告知书”。这个镇政府不是没有权力进行强拆吗？如果以镇政府的名义实行强拆，就是非法的。不过，是否如张副镇长所说的，由于里面写了“法院已作出行政裁定书”，这张镇政府的公告就是合法的呢？当然不是。从程序上，应该先将该“法院行政裁定书”递交或张贴，让利益相关人——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的业主知道，然后再获得法院的强制执行授权，才能进行强拆。至少，也要在递交或张贴“告知书”的同时，将该“法院行政裁定书”一并出示。
如果只在该“告知书”中说有这么一个“法院行政判决书”是不行的。因为也有可能不存在这样一个文件。我在“就破墙入侵事致戴彬彬”的信中说，“该‘告知书’没有出示它所援引之怀柔法院‘行政裁定书’，因而不能向居民证明该‘行政裁定书’存在，甚至可能犯有伪称法院判决书之罪。”即使存在，引用或转述是否准确，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如果不出示这个“行政裁定书”，这个镇政府的“告知书”当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因此，怀柔区九渡河镇在7月28日凌晨那么兴师动众的破墙入侵行动就是非法的。
我们现在还可以再往前探究一下，是否存在这个“法院行政裁定书”。仔细看一下九渡河镇政府的“告知书”，其中说到，“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已经做出（2020）京0116行审3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被执行人应依照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京规自（怀）罚字（2019）第053号）的处罚决定，……”我先到怀柔区法院网站和“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这个“行政裁定书”，没有找到。又到北京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委员会网站上去找那个《行政处罚决定》，发现一张“2019年怀柔区行政处罚案件数据统计表”（详见附件1）。这里面包含“京规自（怀）罚字（2019）”字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共有29个，最大编号是“第040号”，没有 “第053号”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就是说，“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人民政府告知书”所援引的北京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不存在的。
真是如此吗？其它迹象也在证明，九渡河镇政府援引的这个“行政处罚书”不存在。在2020年3月23日，3月26日，和3月29日，九流河镇政府连续三次向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张贴“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催告书”和“强制拆除决定书”，其中没有一次提到这个北京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委员会2019年就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如果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在2019年已经作出，且按专业性质和权威性来讲，远在一个镇政府之上，该镇政府在它的上述三个公告中弃之不引，是无法解释的。
就是北京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委员会自己，在2020年2月17日回答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居民的信访时，也只字未提它在2019年做了一个编号为“京规自（怀）罚字（2019）第053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详见附件2）。它只说“根据自然资源部文件精神”云云。虽然这个所谓“文件精神”根本没有法律效力，但北京自然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拿它来搪塞，也说明它还没有做出，也不可能再做出“京规自（怀）罚字（2019）第053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在2020年6月11日怀柔区九渡河镇政府给我的信访回信中，也只字未提这个所谓的“行政处罚书”（京规自（怀）罚字（2019）第053号）。详见附件3。
因此可以认为，“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人民政府告知书”中提到的“行政处罚书”（京规自（怀）罚字（2019）第053号），根本不存在。如果这个“行政处罚书”不存在，那么怀柔区法院做出的“（2020）京0116行审35号行政裁定书”，也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因，哪有果？就像没有种子的麦苗，没有面粉的面包一样。
如果没有这个怀柔区法院的“行政裁定书”，那么“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人民政府告知书”就失去了最后一根稻草。也就是，它根本没有任何合法性。如果这个“告知书”没有任何合法性，那么7月28日凌晨该镇政府发动的对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的破墙侵犯，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是一个极为恶劣的犯罪行为。
不仅如此，九渡河镇政府凭空捏造一个“法院行政裁定书”就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根据《刑法》第280条，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伪造了“法院行政裁定书”，九渡河镇政府的邪恶目的才有了表面上的“合法性”，才可以实施非法行动，即非法动用行政资源，财政资金，夜间以2700人之费，侵犯公民的住宅权，财产权和人身自由，进行违宪非法大规模强拆，后果是130多户居民失去家园，损失巨额财产，身心受到严重创伤。那么从后果看，“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量刑上限似乎过低了。对于这一事件，上级政府或法院应该立即命令它停止以伪造的“法院行政裁定书”名义进行的非法强拆，停止对被强拆业主人身自由的侵犯。侵犯的时间越长，强拆的家园越多，罪恶也就越大。
这种伪造“法院裁定书”甚至伪造“法律”的现象不时发生。早在2009年，北京昌平区阳坊镇政府在强拆一处生态大棚时，在其《强制拆除决定书》中，就引用了《行政处罚法》“第73条”，但该法一共只有70条。虽然被行政复议判为非法，但实际损害已经造成，伪造者竟没受到惩罚（涂铭、周宁，“镇政府强拆引用不存在法律条文”，《新华网》，2012年1月16日）。上个月在昌平瓦窑进行的大规模强拆，虽然有部分的法院裁定书确有其事，但也有一些所谓“法院裁定书”令人生疑。如果这次九渡河镇乃至怀柔区及其主要负责人不受到法律严厉制裁，就会在地方政府中形成一个邪恶“传统”，整个法律体系岂不都可伪造，公民的权利将会随时被剥夺，谁又能放心自己的小区不会被夜间“破墙入侵”呢？
附件1：2019年怀柔区行政处罚案件数据统计表 （http://ghzrzyw.beijing.gov.cn/zhengwuxinxi/xzcfjg/tdzf/201912/t20191213_1156991.html）
附件2：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委员会怀柔分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
附件3 九渡河镇政府答复盛洪
2020年7月31日于忘言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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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就破墙入侵事致戴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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