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能在河大上大学很幸运，有缘遇到了灿若群星的好老师，如任访秋、华钟彦、高文、于安澜、宋景昌、王宽行、李春祥、赵明、黄平权、刘增杰、刘思谦、王文金先生等，他们在各自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任访秋先生是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高文先生的汉碑研究独树一帜；华钟彦先生吟诗可以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于安澜先生的篆书在当代堪称一绝，他的画论至今仍是艺术专业学生的必读书。他们在各个层面哺育我成长。其中刘增杰老师在新的观念方面对我影响最大。

1988年，刘增杰老师邀请李欧梵前来讲学。前排由左至右刘溶教授、美国华人学者李欧梵、刘增杰教授、赵明教授；后派由左至右：当时在读硕士研究生张宝明、何德功、沈卫威、章罗生、王丹莉、李天明

       刘老师的文学观念并非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体现在日常工作的耳濡目染，和单独接触时的耳提面命，很多话言犹在耳，总起来说，就是突出一个“新”字，鼓励我大胆探索，锐意创新，用新观念、新方法去从事文学研究。

       刘增杰老师课讲得很好，很有激情，充满新意。他分析祥林嫂形象、《呐喊》、《彷徨》的艺术、《子夜》的结构艺术、《阿Q正传》的思想性、解放区文学的新特点等，多用比较综合的方法避开单篇作品分析和老生常谈，从不同的角度得出新颖的结论，听刘老师的课总是沉浸在他巨大激情的氛围里，同时可以开拓思路，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改革开放的航船刚刚启航，那是一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年代。在文学领域各种新思潮，新观念纷沓至来，文学是最受人瞩目最热闹的领域，一篇文章可以轰动全国。由于河大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总感觉在这方面慢半拍，当时我们特别渴望得到外部的信息。刘增杰老师时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常务理事，每次开会回来都给我们介绍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成果，记得有一次他用一个多小时介绍乐黛云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乐黛云先生从中外作家的比较中得出独到的见解，使我脑洞大开。同时，刘增杰老师还利用个人的关系请王瑶、严家炎、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王信等前来讲学，那时，刘增杰老师是我们赖以了解外部的窗口。

       我读硕士生的时候，开始尝试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问题，中国近现代很多作家留学日本，留日作家铸就了近现代文学大半部，我利用会日语的长处，写了一篇《梁启超、黄遵宪、周氏兄弟与日本文学》的作业，刘老师看得特别认真，写满密密麻麻的批注，当面指导时对我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文学大加肯定，使我深受鼓舞，从此以后，我一直关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周作人与日本白桦派》。

       1988年，我考取中国社科院林非先生的博士生，期间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受到丸山升、丸尾常喜等先生的悉心指导。日本学者重考据，如丸山升讲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左联五烈士家住在哪里，相互之间有多远，刑场在什么地方，在黑板上贴上地图足足讲了两个小时，丸尾常喜讲鲁迅的《鬼吊》，首先让我们看他在绍兴组织艺人表演《鬼吊》的录像；日本学者重原文，每周都组织大家读左联杂志，一篇一篇地读，他们得出的结论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和国内学者当时大发宏论大不一样。回国后，我向刘老师做了汇报，他听得特别认真，我告诉他，我的博士论文准备在资料方面下一些功夫，刘老师表示肯定。

       那些年，文学给了我很多欢乐，寄托我最大的梦想，刘增杰老师是我的引路人，在我心中他是一束光，照亮我前进的道路，后来由于命运的改变，我没能在文学领域走下去，但刘增杰老师求新求变，锐意进取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我要用感恩的心情由衷地说一句：谢谢刘老师！同时我也对刘思谦老师由衷地表示感谢，刘思谦老师的当代文学研究让我受益匪浅，两位老师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刘增杰老师、刘思谦老师千古！

       （何德功：新华社高级编辑，本文系作者在11月25日“刘增杰刘思谦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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