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上海文革的要端

       我们曾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第二十章《题旨与结论》中，阐述过一个观点：文革是一场发动全民、遍及全国、历时十年的政治动乱，但文革时期有一个重要的枢机，没有被这场动乱所触动——那就是全国的行政区划基本没有发生变动（“珍宝岛事件”后，为了战备的需要，地处边疆的个别区域曾作过调整。不像现在海南已从广东划出；重庆已独立于四川，等等）。因之，中国存在着“四个层面”的文革――中央层面的文革、省市层面的文革、地县层面的文革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

       固然，行政区划关涉地界，具有地理学的意义。只是此在的指向更在于政治意义的行政管理的构架。所以，所谓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变动，并非是强调其地理上的管辖区域，而是强调其权力和组织人事关系的构成，即每一个管辖区域内的权力和组织人事关系，都是自成系统、自成“层面”的（当然，这个系统又处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动的开放状态中）。

       正是确立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说上海的文革运动与其它所有省区（直辖市）的文革运动呈现出显著的不同，起码表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是上海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在沪军队院校系统曾发生两次枪击事件。此处不议）；第二，是上海的工人运动以绝对优势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在北京及各省区等，一般都是中心城市重点大学的红卫兵领袖主导着运动）。如果说后来王洪文升任党中央副主席是一个结果，那么1967年年中，全国多数地方爆发大规模武斗的时候，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谢富治就曾表示“上海市工人阶级工作做得好”，并询问时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张春桥回答：“上海工人几乎都参加了工人造反司令部了，两百多万人了。上海的事情工人说了算。因为工人力量大，联合起来了，上海什么事都依靠工人阶级”。

       这充分反映了上海文革运动的基本面――初始阶段，上海红卫兵在“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方面，起着一般意义上的“先锋”作用（包括南下北京红卫兵的“点火”）。自1966年11月10日“安亭事件”以来，上海的文革运动就基本归于“上海文革看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看工总司”的模式中（至文革运动中后期，演进为市“工代会”、市“总工会”）；1967年“1.28炮打”张春桥之后，上海的红卫兵运动更是日趋式微，尽管工人运动各组织和各下属之间存有裂痕；工人革命造反组织与机关干部革命造反组织之间存有芥蒂，甚至在个别的关节点上存有抵忤，终究在上海完整地形成了以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为主导，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为首的工人运动为主体的构架。恰如张春桥和王洪文都承认：上海是“工总司”在左右局势。

       缘此，我们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首批纳入《上海文革研究资料汇编》，就是有意识地标树“上海文革看工人，工人文革看工总司”的观点和思路，以利于未来的研究。

       组织的“合法性”与“单向度”的解读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分为一、二两编。

       第一编总计138篇，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以《海报》形式宣告：1966年11月9日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始，至1967年2月底，上海“工总司”发表五评《战到底》的文章《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战到底”的政治交易》等。

       进一步梳理，可知第一编的内容涉及“工总司”成立、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色织二十四厂事件、康平路事件、反对经济主义（含临时工、农垦职工、毕业生等）、一月夺权、“1.28”炮打张春桥事件、《新民晚报》夺权事件，以及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等。例如“工总司”成立就有成立大会的《海报》、《宣言》、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定五条，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的《特急喜讯》等；例如康平路事件就有工总司当日发布的《紧急通令》、《联合指挥部决议》，及针对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张维维（张春桥之女）“保卫工人赤卫队”的行为，指认“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的《联合声明》等；例如“1.28”炮打张春桥事件时，直至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下达后的1月30日，工总司与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扫雷纵队、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等，发布了《联合声明》、《特急声明》，表示中央的特急电报“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为代表的反动逆流”，“胆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就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由此可见，《汇集》第一编可谓自工总司成立以来，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步步连通，环环相扣，基本勾勒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运动的概貌和轨迹。

       当然，应该指出《汇集》第一编的特点之一：是集中了宣言、声明之类的文献。其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原始性”，即在革命造反运动发生的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第一境况下产生的意见和决定；还在于它以“工总司”的名义，所表达的上海第一革命造反组织的“权威性”。文革运动初期，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戴上红卫兵袖章等，均以领袖至上的权威，昭示了红卫兵运动的革命“合法性”（注意：此处指“运动的合法性”）。而对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合法性的承认（注意：此处指“组织的合法性”），则是在上海，由张春桥以宪法所规定的“自由结社”名义，与“工总司”签定了“五条”，后经毛泽东认同“先斩后奏”而确立的。

       所以，查考《汇集》的署名排序，除了极个别的情况（甚至极其偶然）外，如1967年1月4日，《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新反扑，坚决走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正确道路――告全国上山下乡支援外地边疆革命青年书》，称谓“上海市长征农场十三队革命造反队”列位第一，工总司列于三十一个单位的第二十二位序；1967年1月19日，《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取出版大权，担负起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政治任务》，北京和上海共十一个单位。首都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列第一位，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列第二位，上海工总司列第三位等。绝大多数文献的署名排序，上海工总司均占据着首位，即便如1967年1月25日，《展开全面夺权斗争，把革命农民运动推向新高潮》、《坚守生产岗位，就地大闹革命》、《欢呼金山县万人大会的伟大胜利》三项关于上海郊区农民运动的文献，仍是工总司列第一位，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和金山县贫下中农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列第二位，红卫兵系列的组织如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则列于第三位。

       再据相关材料，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见报时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由时任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交大红卫兵杨小兵、属首都三司红卫兵中央音乐学院的王立平、舒泽池等，根据1967年1月1日凌晨东湖宾馆会议的精神，一起协商起草的，署名时工总司在无代表签名的情况下列于第一位；接着，1月8日，全市的革命造反组织集中在锦江北楼开会，并讨论通过了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当时王洪文等工总司主要负责人也不在现场，而与工总司总部存有“两心”的工总司二兵团负责人耿金章，口里说“只代表二兵团”，并签下“上海工人北上返沪二兵团”（注意：该签署的字样中不包括“工总司”的含意和信息，签名排列第二位），最后，耿仍代表工总司签字，并由“工总司”列于第一位。

       就此，上海“工总司”的称谓，就不只是一个标识，一个符号，它完全在实体上体现并表达了“工总司”的地位和权威，那就是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的形势中，在芸芸众生的群众组织的汇聚中，“工总司”的旗帜才是领头飘扬的。此中，从安亭事件经《解放日报》事件到康平路事件，如果说中央文革张春桥一路的推动，是根本性的支撑；那么，席卷全市的工人革命造反，则筑造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构架。然而，进一步作政治文化的剖析，如果说工总司号令四方的主导地位，是非常年代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的造就；那么，由长期的“革命教育”所产生的社会集体认同，则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大众心理的簇拥和保障。因为一条从大中学校教课书“五四运动”的章节中，引伸而来的所谓“革命的真理”――学生是革命的“先锋”，工人是革命的“主力军”（5.4运动爆发，北京的学生游行抗议是先锋。6.3上海的工人罢工，从此，中国的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就如同当时“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等，被视为金科玉律一样，不仅被革命造反者广泛接受，更是深入人心的理念。难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起草者杨小兵坦言：“为什么签名中没有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因为我的想法就是以工人为主，学生组织为副，没有想到机关联络站。”

       还应该指出《汇集》第一编的特点之二：是所集中的这些宣言、声明、通告之类的文献，呈现出了“单向度”的倾向。确实，这不是编者的过错，既然是工总司办公室的任务，汇集并保留工总司的各类文献末可厚非。但对研究者来说，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事件，无疑需要来自各方的材料，通过相互比对印证，方可得出接近事实的结论。所以，《汇集》的“单向度”特征（当然，“单向度”地集中材料，也有提供便利的方面），决定了当今的使用者在选定或问题、或事件的“切入口”进入的时候，必须在材料的搜集和甄别上，向四周作出伸展。

       例如《汇集》中有数篇声明、通令之类，涉及反“经济主义风”的主题，均言之凿凿地指认“缩短艺徒培训”、“增加工资福利”、“发放补助费”等，是市委走资派“陈、曹耍阴谋”，“与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转移斗争大方向”，以至将“政治斗争引向单纯的经济主义斗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等。此在，以“工总司”为首的革命造反派占据着“路线”和“道德”的制高点，挥斥当局的“阴谋”。

       难道事实真的就如此“单向度”吗？

       当革命造反汹涌而起的时候，对“对象”的恐怖与对“自身”的诱惑是同时伴随着的，其实，在1967年1月反“经济主义风”之前，上海就有民办小学教师和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外语学院在读函授生等，吁求“革命资格”的“造反”， 目的分明是为了确认“正式编制”的身份认同。所以，“革命”是名义，“资格”是媒介，“身份认同”是实质。如果说这是一批编制外（在此，注意慎用“体制外”，否则会牵涉出复杂的解释）人员的带有“经济主义”色彩的行动，那么，当“抢房风”掀动时，长宁区天山街道“一个星期就把一千六百间（可住1200户）全部抢光”；“徐汇区天平路有200多户抢占了房子”， 就不单纯是“编制外”人员的“造反”了。再据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篡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记载：自张春桥签署“五条”承认工总司为革命造反组织后，“工总司的一些头头，不断向市委、市人委勒索大量经费和物资”，“与工总司挂钩的各级造反组织，也纷纷向区、县局各级领导机关要经费、要物资、要汔车等等”，“不少基层造反队头头”，更是“强迫基层的领导人签字同意”各种经济要求。

       由此可见，以工总司首签《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为标志的所谓反击“经济主义风”，绝不是当权者施放，造反者反击的“单向度”的过程，而是当权者和各色各类的造反者，在“革命造反”的形势下，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博弈，相互利用，又共同推托，共同促成的结果。继而，再被造反者中一批颇具政治视野和革命理想的群体所把控、所主导（一定程度表现为红卫兵的“先锋”作用），最终成就了这么两篇代表“国家意志”和“管理职能”的“宣言”――当“革命造反”获得突破之时，及时地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包括”自我行为的约束和修正“），不仅是“革命造反”功能的显示，更是“革命造反”（夺权）获得成功的标志。所以其性质是“革命造反”的继续和深入――通过一个“拐点”后的继续和深入。

       文革中的许多事件和问题都不是“单向度”的，阅读和利用《汇集》也必须避免“单向度”。

       “联司”及“支联站”问题

       第二集总计114篇，自1967年3月1日“工总司”发布《告南汇县全体人民书》始，至1967年11月10日“工总司”下达《关于大力开展形势教育的通知》。就时间而言，于1966年11月9日工总司发布成立《宣言》，恰恰一周年。进一步梳理，可知第二编的内容涉及了上海柴油机厂“砸联司”事件。

       据记载：1967年6月5日，“工总司”首次联络“机革会”、“财革会”、“公革会”、“教革会”和“红上司”、“红三司”等34个群众组织，发表《联合紧急声明》“警告‘联司’一小撮头头”，包围市公安局，进行静坐示威，“必须悬崖勒马，改正错误，扭转政治方向”。如果说这只是针对着“联司”静坐市公安局的单独事件（“联司”跨出厂门，走向社会的“隐性功能”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到6月30日，“工总司”再度领衔就上柴厂局势《严正声明》：告诫“联司”头头必须“立即停止武斗，否则我们将遵照中央‘六六’通令，为了加强和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和行动”，就已经很实在地看到了局势的复杂和困难了。因为之前的6月12日，王洪文就说：“联司问题，总部也可能有人去支持，绝不能代表总部”。6月22日，徐景贤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说：“有人希望把一个单位的事变成社会的事，造成工人运动的分裂，转移斗争大方向”；6月29日，徐景贤、马天水、王洪文在出席同一会议时，均强调要“大造舆论”，“采取措施”，“制止武斗”。就此，工总司6月30日的《严正声明》就成为一个信号，即“联司”问题是必须着手解决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整个7月份，甚至曾发生“解福喜死亡事件”，从本《文献汇集》收录的情况看，工总司却没有对“联司”问题发表过任何公告，难道是工作上的空白和政治上的缺位吗？其实，7月初，工总司就召开过会议分析“联司”的形势，指出“联司积极做组织准备，与原赤卫队挂钩”，“虹口区支联人最多，提蓝桥、沪东工人文化宫是他们控制”，而在工总司内部轻工联站和冶金联总站均有主要人物是“支联负责人”，或持“‘联司’观点”。其目的是要调换“徐景贤、马天水和王少庸”，是“要王洪文下台”等。但在对策上，工总司仍强调各组织负责人要“统一步子”，从争取大多数人出发，在宣传方面“不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 暗地里则派遣密探至“支联总部”卧底（并于7月31日，成功地俘获了“支联总部”的26位头目）。那么，工总司这种看似“内紧外松”的举措，是迂回，还是退却呢？工总司大概没有这样的眼光和智慧。还是同期徐景贤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准备向张春桥汇报）的发言比较到位：“最近有些人就是在挑动，把我们的视线转到次要地方去，忘掉大方向，斗批改，掉到上海第二次大乱的泥坑，我们不上当”。

       1967年7月13日（距离砸“联司”廿天左右），张春桥通过姚文元打电话给上海：

       关于联司的问题，希望大家头脑要冷静，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们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被干扰转移了大方向。革委会对两方都要听他们的意见。对群众还是要促进大联合，头脑要冷静，要做细致思想工作，闹一顿也不要怕，闹不到哪里去。还是依照过去电话意见，双方意见都要听，把情况缓和下来。

       这是一条关于“联司”问题的很重要的文献。显然，张、姚和徐等绝不允许上海的运动偏离“大方向”，而发生“第二次大乱”。所以，不仅告诫工总司“头脑要冷静”，更在性质上将“联司”问题定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两方的意见“都要听”，“还是要促进大联合”等。――这就是整个7月份工总司对“联司”问题保持默然的缘由所在――于是，就引出一个很实际也很关健的问题：1967年8月4日，工总司“砸联司”是否如定论中所说：曾自上而下地制定了行动方案？曾决定在8月5日前消灭“联司”和“支联站”？

       据叶永烈的新版《王洪文传》称：5月20日后，当上柴“联司”静坐市公安局，并在人民广场连连举行集会时，“张春桥从北京来电关照过他（指王洪文），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过早”， “他（指王洪文）听从张春桥的告诫：要让‘联司’充分表演，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7月29日，王洪文召集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张宝林等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代号888）开会。王洪文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春桥同志说，是时候了”，“春桥同志说，‘联司’和‘支联站’是群众组织，由工总司出面解决比较合适。”就此，制定了攻打“联司”的行动计划（称“888计划”），该计划共有五项内容，具体包括：设立临时指挥部，分为三线：第一线指挥部设在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立清负责；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由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负责；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祖敏负责）；队伍调动基本按工总司各组分口等。

       据上所述，上海的“8.4砸联司”事件，不仅由王洪文策划行动方案，指挥现场作战，更有张春桥在背后全权把控，发号施令。然而，这样的史实铺展就与《叶昌明工作笔记》中，原始记录的张春桥7月13日来电，发生了严重的枘凿和冲撞。且在笔者参与的对原工总司人物的系列口述访谈中(李逊、金光耀)，除叶永烈先生提及的陈阿大已去世外，戴立清、叶昌明、张宝林等均分别否认事前有代号为“888”的“砸联司”计划，而指认是8月3日当晚，上海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控诉“联司”大会后，群情激愤，同时又传来外围发生冲突的消息，大批的工总司人员便自发地往上柴厂方向进发。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下，王洪文等顺势发动了“砸联司”事件。而后，张春桥在9月1日参加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谈及此事件时也说：“群众气急极了，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打了个漂亮仗。这个行动不是哪个策划的，是群众的革命行动。”；王洪文在特别法庭上也供认：是“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围攻‘联司’——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于是再回头读张的来电，可见在短短的一百多字中，张连续使用了“冷静”、 “大方向”、“大联合”、“缓和”等字句，更有两个重要的“还是”，即“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还是依照过去电话意见，双方意见都要听”等。一个说事前有周密策划，一个说是随机而动；一个说张春桥是砸打的祸手，一个说张春桥主张化解为上――。尽管叶永烈先生在该书的《后记》中说：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我是以采访对象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但遗憾的是叶先生所采用的这些认定真人真事的材料，却全部没有标明来源，注明出处，是粗枝大叶，疏忽遗忘，还是道听途说，臆造推断（或为演义性质）？当前，在叶昌明留存下来的原始《工作笔记》面前，大概只应（只能）认同这个结论了。

       难怪至8月4日－7日，“砸联司”事件已发生，已结束时，“工总司”才单独发布《通知》、《通告》，声称这“一场‘文攻武卫’的战斗”，粉碎了“企图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的阴谋，故我总部规定：凡战斗中缴获的各种文件、传单、汽车、设备、手表、钢笔、皮夹，各种武器如“铁棍、铁叉、匕首、刺刀、三角刮刀、弹弓以及硫酸等化学烈性毒物等”（注意：这是上海最大的一场武斗中所使用的武器，即全部是“冷兵器”），“一律如数上缴总部办公室”。至于所谓“支联站”坏头头，“犯有严重罪行并确有证据的”，“报请专政机关处理”，一般的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不准各级“造反队借解散‘支联站’为名，冲砸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严格地说，面对1967年下半年发生于上海的最重大的事件（上柴厂工人组织之间的冲突），尽管“工总司”曾态度严正，声调高亢，但考察其出面（频次）、出场（时机）和出手（烈度）的情况，仍然是比较谨慎和有所克制的，其背后应该是张、姚、徐等所占据的位置优势和审时度势的政治经验，通过牵拉住工总司，把控住上海运动的大局和方向。

       确实，上柴“联司”的问题非常复杂，它之所以能够在半年时间内，在所谓“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上海，集聚起如此大的对峙和冲突，“社会基础”和“呼应全国”是一内一外的两大因素。

       先说“社会基础”，即指上柴问题不单纯是一个部属工矿企业的矛盾纠结，它之所以能够引发上海全社会的震动，比如1967年初，上柴厂两大组织“联司”和“东方红”的争斗仅限于厂内，至4月，由100多个组织串联成的“支联站”（全称“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联络总站”）已颇有声势地开展了各种声援活动。不久，“‘支联站’基层组织急骤增加，发展到627个，积极准备建立全市‘支联总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工总司”为首的革命造反派进行“夺权”，并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以后，或许因为处置不当；或许因为利益不均；或许因为历史陈因，或许因为现实纠葛；或许因为立场冲突，或许因为态势演变……，总之，各种针对“工总司”或为原保守派失败的，或为现造反派分裂的，或为新寻机崛起的派别势力等等，全都从流散的低伏的边缘的状态中，骤然地聚集在“支联站”的旗号下，并以此为阵地和据点，进行挑衅和反击。大凡革命或造反的年代，一波接一波的政治势力，总会趁着动荡而多端的局势，升降起伏。当被主宰的力量挤压的时候，就有可能结构成反对主宰力量的“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柴“联司”问题的要害，还不完全在于“联司”本身，而在于全市性“支联站”的出现。因为正是“支联站”借助“联司”这个“壳”，呼风唤雨，拉帮结派，汇聚各方力量，才真正构成对以“工总司”为代表的新权力机构的威胁。

       再说“呼应全国”，即指上柴问题不单纯是1967年上半年上海这座城市所汇聚的冲突焦点，它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引发全社会的震动，与全国各省区的政治运动形势，起码存在着相呼应的关联（至于是否存在上至中央，下达地方的组织之间的关联，还有待材料的发掘和考订）。以上海周边及原华东局所属的省份为例：浙江、江苏乃至福建、江西、安徽、山东，哪一个省份没有形成两派的激烈冲突；再以上海为圆心，跨越原华东局管辖的范围圈，进入中南局和华北局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乃至北京、天津，再放射出去还有云南、四川、陕西等等，哪一个省份没有发生两派的生死武斗。追究其缘由，不管是保守派的再起，还是造反派的分裂；不管是以军分区、武装部（地方武装）为后盾，还是得到野战军的支左，尽管两路人马都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而其内在里，却统统被裹挟在为“权势－权位”和“权力－权利”的械斗中。正是这种全国性的政治格局和态势，决定了发生于上海的“联司”问题，不可能成为一种孤立而偶然的事件。“支联站”主要负责人全向东就坦言：“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大凡革命或造反的年代，不同区域间的群众运动，总会因观点的、倾向的、情感的、心理的“同频共振”，而相互迎合和声援。难怪张春桥事后也承认：北京学生支持“上柴联司”。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联司”和“支联站”的崛起，作为挑战“一月革命”后，以“工总司”为主干的新型政权的代表和力量，正是呼应了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错综复杂的形势变化和结果。

       就此，在解析上海“联司”事件的材料时，有可能受外地运动模式的影响，指认此为“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分裂”（或称“上海工人阶级分裂“、”上海工人运动分裂”）的结论。其实，这是一种受困于表象的误读。在上海，“工总司”独大的局面持续至运动终结，即便面对“联司”走向社会，呼唤四方的挑战，以至“工总司”内部因种种缘由曾产生些微的异动，“工总司”整体的组织构架、核心团队和力量布局，是不曾动摇的。所以，就“联司”及“支联站”而言，这就是一股集合了各类伺机而动的“边缘势力”，试图利用全国各省区武斗动荡的时势，催化出的一场在政治判断上和实力比较上均不对称的搏弈。

       当然，应该承认，且必须承认：1967年8月4日，王洪文亲临现场指挥砸“联司”，仅以一天的时间，且是在“零死亡”的情况下，一举摧毁“联司”的大本营，擒获“联司”的首要负责人。对巩固工总司的地位，提升王洪文的声誉，突出上海的文革运动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工人运动内部的报告

       当我们认定“工总司”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始终处于“独大”“独秀”的地位，并非是说其内部不曾发生抵牾和撞击。反之，查考本《文献汇集2》，可知许多“声明”、“通告”、“通令”之类，或是指对、或是批评、或是调解、或是制裁其内部的纷争，而大关和要端则表现为：工总司区、县组织与系统组织（向系统归口）之间；工总司总部与“二兵团”等势力之间；工总司总部与“八小司”等组织之间的三个方面(可谓文革中上海工人运动内部的三大矛盾焦点)。

       应该承认，此为研究上海文革工人运动的关紧之点和困难之处，即不破开这一壁之墙，便不知以工总司为核心的群众组织之内里；更不知以工总司为典范的群众运动之堂奥。

       先看工总司区、县组织与系统组织之间的关系。围绕并解析这一关系，则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工总司的区、县组织成立在先，系统组织成立在后？

       这一问题不解决，即无法回答之后向“系统归口”的必然，且这一问题的症结，也并非简单地指认为是“区域位置”的便利。

       我们知道，上海的工业布局和管理，是以产业局为主干构架的，即一般所说的“系统”（“条条”），如建工局、纺织局、机电一局等。其之上从属于工业党委；其之下是所属的公司或企业。上海的“产业工人”大军均汇聚在这一构架中。相对应的所谓“地区”（“块块”），本应指区、县的行政机构和管理，就工业生产而言，则应指区县一级的工厂企业等。很明显，在正常的境况下，“工业－工厂－工人”的整个权重在于“系统”（条条）。

       看下表：

       如上表可知：文革运动爆发初期，即从针对《海瑞罢官》、《三家村》的舆论批判，进入到具体单位的人事揭发，即便是在大中学校和文化单位开展，上海的工业系统也未雨绸缪，纷纷建立起“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健全组织，加强领导，以备后患。此后，工业政治部又向一些重要企业，如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等派驻工作组，以操控运动。至当年八月底，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工业政治部更是抽调大批工人，进入现场参与辩论和保卫（包括策划杨富珍等劳动模范的“控告”等）。由此可见，整个工业系统因生产任务紧迫；因政治形势紧张－－而处于“严掌控、高运行”的状况中－－岂容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存有革命造反派（分子）建立组织，组织造反的机缘。这就是说，在那个动荡的当口，工业“系统”（条条）自上而下的位序、管理和权威，仍然是封闭和强势的。反之，“地区”（块块）则是一段“薄弱环节”（地区所属工厂也可起引带、接应和落实的作用），恰为工人造反派寻求组织挂靠和组织发展的突破处。

       另一大重要原因是：文革初期，上海的工人革命造反运动滞后于红卫兵运动，或者说受红卫兵运动影响很大，一定程度是跟随、顺应、效仿着红卫兵的运动轨迹，甚或就是红卫兵运动带动起来的（包括上海“工总司”的建立，就与北京红卫兵包炮和上海“炮司”相关）。而在红卫兵中，不管是保守派别，还是造反派别，除了大学红卫兵组织（或以学校为主干，如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或筹建市一级组织，如“红革会”等），因学校直属中央或市一级管辖，便集中于市级层面开展活动外，多数包括市一级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如“上红总部”、“红上司”、“红东北”、“红西南”等），则因具体学校属区委、区教育局管辖，均建有区一级的联络站或指挥部。正是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如此构造和布局，并在跟随大学红卫兵参加市一级革命造反的同时，往往还以区级行政机构为运动的中心和斗争的重点，这不仅为工人革命造反派突破地区管理的“薄弱环节”，在组织上提供了示范和样本，更在政治上形成了呼应和倚靠。

       缘于以上两个因素，张春桥为处理“安亭事件”到达上海，并以“宪法”为由，于11月13日签署了承认工总司的五条意见后，卢湾、普陀、杨浦、闸北等区级工总司组织便告成立。而属于工业管理局系统的工总司组织，一般则建立于“一月革命”前后，甚至迟至1967年2－3月间（形势已倾向于造反派）。通过两者之间的时差，大致可把捉工总司内部些许矛盾的由来。

       第二，为什么工总司的前期组织运作处处呈现一个“乱”字？

       据文革研究工作者李逊的阐述：那些刚造反的普通工人，没有组织经验，更没有规则意识，凡来挂钩者，只要和总部的哪个人打个招呼，就算是“工总司”下面的造反派组织了。以至“工总司”总部的负责人，根本不知道总部下面有多少组织，更不清楚有多少组织前面冠着“工总司”的名字。从表面上看，如此无序的“乱相”，是组织管理方面的问题，即既无专人联络，又无专人登记，更无专人审查，只需总部人员随机、随意地点头首肯。实质上说，则是革命造反之势来得过于迅猛，且因带有了领袖所赋于的“造反有理”的印记，工人群众中除了积极响应、迎合、追随的动机外，隐伏在其中的流寇倾向、投机倾向，风头倾向，甚或趋利的市侩倾向等，迅速地膨胀起来，总部人员与基层人员均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一种大趋势中为各自的需要而乱撞。这正是造成往后“工总司”内部交错纷争的根由所在。

       所以，在本文献的上下两册中，均有数量众多来自于工总司总部的《通告》，及王洪文等人的“签字”“批示”等，以批评、斥责各下属组织内部的纷争和冲突，甚或“工总司”总部还采取了正式发文等措施，如规定下属各区级组织一律改名为“工总司某某区联络站”，不允许号称“指挥部”、“分部”、“兵团”等等。(1967年1月4日)；各单位必须“携带公章到工总司组织组重新登记，验章备案，以待审查”(2月10日)；“即日起停止印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袖章”，“待组织整顿后换发新证”(3月6日)；重申“基层、地区、系统，出现两个或几个对立性的造反组织，必须统一，用协商、民主的方法解决。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3月25日)。

       一个“乱”字是状况，是现象，恰是符合革命造反性质的“群众运动”，风生水起，泥沙俱下的特征和本质。至于上海工总司而后的走势和命运，没有张姚在背后，在中央(张姚的背后则是毛主席拘执的“一件大事”)，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为什么工总司内部的整顿要按系统或地区“归口联合”？

       工总司既然是市一级的群众组织，自然要整顿各造反队的归属关系。如前所述，鉴于造反运动初期工总司的各下属单位有的在“块块”挂钩(区县分部或联络站。在先)；有的在“条条”挂钩(产业系统。在后)，甚至同一单位中既有分属“块块”，又有分属“条条”的造反队。此番“乱相”不仅屡屡造成内部的磕碰，怎能在上海“大联合”的形势下，呈现工总司的组织建构和示范形象呢。

       所以，工总司总部提出：凡不属地区管辖的工厂内的造反队，一律归口回到所属系统管理局去联合， 如冶金系统万人规模的上钢一、三、五厂的造反派组织，起家时都挂靠在区的联络站里，现在则必需“脱钩”，按产业系统归口。这个指令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表面上是整个“大联合”趋势的招使，实质上却是整个文革造反运动的展开(尽管巳成立了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尽管各单位巳“夺权”了)，并没有挪动单位所有制及其行政的归属，这就是说，上海工业系统由市部委到各工业局再到下属公司或企业的格局依然存在，依然在体制上具有归属和统辖的功能。反之，文革造反初期从市工业布局的“薄弱环节”突破而出，以区县为联络的群众组织，显然在形态上和构架上巳与前者形成了执拗，或者说巳不适应形势的禁阻，只能在区县所属管理的范畴内构成。这种由坚持“国家管理”的指向和趋动，在在证明文革造反运动可以在一个“非常时期”，以一种“非常手段”换名称、换标识、换口号；换人、换政策、换方针，却不可以在体制、所有制、行政归属和管辖等方面有所动作(包括各级单位要恢复成立“党委”；市一级的红卫兵组织要归口“红代会”，等等。单位还是单位，区县局还是区县局，群众组织还是群众组织……)。

       自然，这种以地区向系统为重心的转换路径，因涉及到革命造反的“先后”(“功绩-资本”)和队伍规模的“大小”(“实力-权利”)，在具体的执行中，引起了不少的周折和反弹。但固本为强，大势所趋，从求实权到认旗帜，任何抵触和冲击都难以成行(成型)。就工总司总部来说，居高临下，顺畅则归队集合；逆反则宣布不予承认，而其本身也必须顺沿着向“工代会”整合的轨道滑行。一言以蔽之，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终究是在国家体制之下的“造反”，当相遇组织结构和行政管辖的问题时，则必需停车回头。

       再看工总司总部与“二兵团”等势力之间的关系(此节简述)；

       工总司在上海的群众组织中“独大”“独秀”，也可谓最大的山头。因文革动乱的性质并非“江山易帜”，而是领袖主导下的“路线斗争”，以至群众运动中的最大山头，也要寻求政治上的倚靠，所以，工总司此山头的背后一定还有“操纵手”——这就是直通中央的张春桥及姚文元（甚或说张才是工总司的“老大”、“老头子”)。同时，作为山头的工总司内部，也一定要按江湖的规矩排列座次——此规矩的举要一是“草创人”，二是“功勋人”，三是“身份人”——以至构成工总司内部的核心团伙，前两项看是否参与了11.6的筹备会议和11.10的安亭事件，后一项则看政治条件，两项加一项并需同时满足，中共党员王洪文和复员军人潘国平当然成为了山头的“司令”。

       伴随着运动的行进，工总司内部出现反对人、反侧人、反目人和反戈人在所难免(包括草创时期的核心人员也有被驱逐、搁置和冷落的)，其中，耿金章率领的工总司“北上返沪二兵团”曾在苏州“要挟张春桥”，返沪后发袖章，拉队伍，“在各区、县都设有兵团的联络站，到处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区分部发生冲突”，并“擅自在北京设立所谓‘联络站’”， 公然在工总司内部成为针对核心团伙的主要挑战人。耿的聪明在于没有脱离工总司的旗号“另立山头”；耿的资格在于安亭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中显示出的意志和能力，以及“党员”的身份。为此，张春桥数次在耿与工总司核心团伙之间进行调解……，但是，当两路或多路的“头头”(文革中这么称呼)一旦崭露“头角”了，即形成了一定的队伍和“势力范围”，其“权力-权利”的功能，就决定了两路的合作或合并是难以企及的(除非事过境迁；除非被更庞大的势力钳制、压缩或收编)。

       实则，这不是人的思路和格局的问题(“斗私批修”的法宝并没有显灵) ，而是由中国社会的山头性质决定的——因为社会没有正大的法度和严肃的规则，千千万万的单位也就成了隐性的山头。在文革前的正常社会中，尚有科层制的管理；文革中的非常社会时，尽管有革命的旗帜和口号，实为类似宗族、会党性质的山头林立，以至在外部，必然有对峙和争锋；在内部，必需有座次和规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工总司的核心团伙怎能容忍耿金章的“两兵团”羽丰翅满呢!2月25日，王洪文和黄金海设局捕捉了耿，并扭送至杨浦公安分局， 达到了剪除异己的目的。事后，张春桥对此事表示“不知道”“不同意”。显然，张是力避工总司内部的分裂。但起事者黄金海指认耿的二兵团势力壮大，是张春桥纵容的结果，“目的是为了制约王洪文，这是张春桥的手腕”。笔者认为此判断是准确的，恰是披露了张为工总司“老头子”的角色定位和心机，更印证了工总司之山头的群氓性质和色彩。

       后看工总司总部与“八小司”等组织之间的关系。

       “八小司”是指工总司总部以外，上海按行业、界别成立的几个主要的“司令部”，因为效力于“革命造反”，均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然而，有一现象值得剖析：这“八小司”与同为市级组织的“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新革会”）、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公革会”)不同，均有同类的革命造反组织挂靠在“工总司”门下，构成一种并列的阵势，如上海出版界的“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版司”)和“工总司上海出版系统总联络站”(简称“版联”）等。

       如表所示：

       据此，在革命造反“高潮”中汇聚起来的队伍，因少有了“低潮”时的紧张、担忧和害怕，寻找、投靠时的“机会主义”路径便具有了相当的弹性，既可以观点、事理乃至行为方式的歧异而岔道；也可因关系、态势乃至功利计算的因果而选择——按理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全市性行业组织的兴起，应在本行业中具有至上的号召力(若是面对本行业的“保守派”组织，则另当别论)，怎么还会有同倾向的人群去投奔工总司，岂非“另起炉灶”吗!——如前述，工总司在上海“独大”“独秀”，匍匐在这面旗帜下，组织上有依靠，政治上有保障，且工总司也有伸展根系，垒筑山头的企图，自然一拍即合，此其一。就行业内在职人员的构成来说，确有部份属于“工人”编制。在非常态的政治条件下，甚可理解为“阶级”属性，以至刻印为心理招唤和身份认同，此其二。最典型的就是出版界的“版司”和“版联”，即一批文化宣传系统的“知识分子”之外，还有一批印刷厂的“工人”。这种“两类合一”本属管理需要的机制，在“革命造反”来临之际，便以“阶级”为划分的标准和根据，建构起队伍的归属。所以，如果说其一是一种互为功利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是造反早期就加入工总司的)；那么，其二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接着，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此类同一行业却分属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1967年5月，张春桥指令上海“医务、教育、文艺、出版等要划出工总司”，回系统实现大联合。工总司总部也立即与各方协议后决定：凡不属于工业、市政、交通系统的挂钩组织，一律迅速脱勾，归口闹革命。然而，道理为大；现状为实，进入这个钳口，哪一个山头来主导“归口”，便成了冲犯的焦点。出版界的“版司”和“版联”互为申斥，“ 双方的冲突从3月至8月，延续5个多月，期间多次发生武斗。武斗中当场打死2人，重伤后抢救无效又死2人。”还有就是体育战线的“上体司”和“工体司”，双方各执一词，尖锐对峙，并于南京路发生大规模冲突，“双方被打伤者共54人，其中重伤11人；市体委大楼85％以上的大玻璃被砸碎，仅玻璃损失就达五千元”。

       在上海，因种种“基因”、格局和机缘，此类武斗均没有撕裂般地展开。检索其状况，如果说发生于1966年12月28日的“康平路事件”(史称上海“第一次”武斗)，是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政治立场的对冲；发生于1967年8月4日的“砸联司事件”(史称上海“最大的”武斗)，是工总司为维稳大局围歼集聚中的“异端”势力(且均为一天结束事态)。那么，这一系列因“归口”“联合”而引动的争锋，确是造反派组织之间为“权力-权利”的倾轧。所以，不久，就有了毛主席在上海向全国发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最高指示”。

       有意味的是：当时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解决“大联合”中的“老大难”问题，舆论上有一套说辞：凡发生武斗的地方必有黑手；故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正如工总司总部针对上海普陀区一些单位的头头“巧立名目，成立跨行业的联络站和指挥部”，造成分裂乃至武斗的原因：一个是“走资派”的挑拨，一个是“地富反坏右”的挑拨，再就是造反派头脑中的“私”字，且“前两个为主要，后一个为阶级敌人所利用”。多么精当而灵妙的分析呵!文革中，“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指认，确是一大法宝。凡人凡事往此纲上一挂，立即就被抽吊起来。其实，所谓一个“走资派”的向度（即阶级斗争在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一个“地富反坏右”的向度（国民党遗留在社会上的残渣余孽，“人还在心不死”），早巳在文革阶级斗争的冲击下，丧魂落魄，哪还敢“乱说乱动”呢!，所以，这两个向度在很多情况下是“虚拟”的；反之，造反派头脑中的“私”字倒是“实在”的(其核心为“权力－权利”)，这种倒置的叙述和传播，是为了形成一种服从政治需要的社会威懾力，甚或是为了寻找一种借端，一种突破口，以“阶级斗争”的靶标来解决问题。

       文革中的许多谋略、底里和机变，都在这种路数中。

       复活的往事

       检阅此文献汇集，发现上册12份，下册9份，共21份可纳入社会史的研究视角。这就是说，在政治运动的动荡中，作为工人运动的主体组织，巳超越了单位体制的隶属，展现出了涉及社会人与事的举措和行动。其中，1966年12月12日的工总司“第四号通令”，还出乎意料地引出了一段趣闻。

       众所周知，安亭事件的结果，是张春桥于1966年11月13日签字承认上海工总司为“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就此，工总司于当月17日、20日和12月8日，连续发出编号为0001至0003的通令，告喻本总司令部造反队员“不得在外冒用总司令部名义进行任何工作”；若发现市工作队“私自烧毁、转移和复制黑材料”，工人造反队可“采取革命行动”等。显然，这三条通令与本系统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

       至于第四号通令的内容则是针对“抄家”“破四旧”的，且条理清晰，表述严整，开头是“即日起”，结尾是“切切此令”，别有意味；与工总司联合署名的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仅此两家)，这是一个组织呢？还是一个清华井冈山的红卫兵?

       为了说明问题，现呈示全文：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

第四号通令

       即日起，

       (一)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借口，例如“破四旧”、“搜查反动罪证”等，私自闯入民宒，进行敲诈勒索。

       (二)没有掌握确凿的反动证据，不准抄家。

       (三)未经公安部门批准，没有合法的组织手续，没有通过街道委员会，不准抄家。

       (四)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抄家所获罪证、财物，必须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处理，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置。

       (五)不准借“破四旧”之名，强行剪头发、剪裤腿、脱皮鞋等。严禁上述群众斗争群众的行为。在“破四旧”这个问题上，同样要用文斗，严禁武斗。

       (六)毛主席提出的“五爱”中有一条是“爱护公共财物”。必须大力保护文物，保护前人传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一切公共财产。一切书籍、字画、唱片等艺术品，未经革命群众鉴定，不准随意毁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七)一切革命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上述条令，并积极宣传，热情监督，此项通令切实执行。对于违反上述条令的任何组织、团体、个人，每个革命群众都有权过问阻止。公安部门必须协助实行上述条令。

       切切此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如上文：该文献在“抄家”一项中首列“不准以任何借口……私自闯入民宒”。具体则必须“掌握确凿的反动证据”；且“经公安部门批准，……通过街道委员会”；“抄家所获罪证、财物，必须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处理”等四条。在剪头发、剪裤腿、脱皮鞋等问题上，指出此是“群众斗争群众”的行为。同时，强调保护文化遗产“一切书籍、字画、唱片等艺术品，未经革命群众鉴定，不准随意毁坏”等。应该承认，这份通令没有通常的叱喝和浮夸，在原则上、政策上，乃至行文上都把握得相当周全而严密。

       当笔者与复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为“1.28炮打”张春桥事件，采访复旦社会学系教授谢遐龄时(谢曾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便随手带上了这份材料。谢说，他来上海串联没几天就回南通探亲了，“1.28炮打”巳不知情。但看到这份伴手的材料时，便言之凿凿地告知这是自己一手制定的(竟然在历史工作者面前复活了)。原来那天谢路经市区某街道的转弯角上，看到一窝人嚷嚷着在二楼抄家，就与同行的工总司队员上楼查询。这是一小业主的家，抄家的人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谢认为巳十二月中旬应很不正常，便为工总司拟定了这份通令发向社会。谢说，我在上海就做了这么一件事。

       从形态上看，这似乎是偶然的际遇，但这确确实实成为了上海工总司首次面向社会发布的告警，也确确实实成为了工总司文献汇集中首篇关涉社会史的记录，且其背后是“大学生－红卫兵”的操持和作业。这证实当群众性的革命造反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各种身份的角色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前台，以自身的观念、能耐和风格展示一番。同时，也正因为这运动的前台，站满了各类角色，政治博弈的主调向社会方面延展，也是很正常的趋向。

       两种类型的社会史

       笔者曾在《非常与正常》一书的题旨中指出：此时所指认的“社会”，一是属于文革政治运动的范畴，即直接与革命造反相关的社会活动，可谓“政治类型的社会史”；二是属于社会长期存在的情状，即由风尚和习惯势力累积而成的社会操行，可谓“生活类型的社会史”。本文献所汇集1967年间，工总司进入“社会”的内容，也就这么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政治类型的社会史”表现为：反击“经济主义风潮”和阻止“批斗里弄干部”。其实，以工总司居首的1月4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1月9日《紧急通告》，巳针对“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助费、煽动群众强占公房”等情况，向社会发出制止的呼吁和查处的饬令，并指出这是将“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阴谋，就此得到了毛主席“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的称赞。继而，1月21日和25日，工总司更是领衔人民银行等革命造反组织，就有人借平反之机，“到银行索取被查抄的金銀财物”(继续封存，运动后期处理)；“当权派发放支农职工的补助费、串联费等”(一律追回)等立定规诫。2月15日，则联合新近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将之前市委、市人委巳“同意签订了近郊十三条路线通用市内月票”的办法，全部“恢复至1966年11月30日前的原来状态”。

       至于1967年1-2月间，上海出现“斗争里弄干部的歪风”，主要是一批支边、支疆的家属，不满里弄干部动员子女上山下乡，便趁势将积郁的报怨发泄出来。工总司等立时进入这个与工业生产完全不相干的社会基层组织，严正指出：“在上海，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势力还是相当大的”，故要对“蓄意捣乱的坏家伙”，“被牛鬼蛇神把持的组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此类与政治运动相关联的例证，还有2月4日工总司与公革会联名《通告》：“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占、乱拿金钱、手表、自行车及各种机动车辆的歪风……据统计，仅车辆报失，从去年十月份以来逐月增加，至今年一月十五日止，就有万辆之多”。此处，是需要反过来追问为何会发生这种社会现象?殊不知，群众运动风狂雨骤之时，呼喇冒出的山头不知凡几，一面面旗幡上写着“革命造反”的标号，处处需要笔墨、纸张、袖章、车辆……，于是，以“革命的名义”就可随时随地掠取公共财物。不容置喙，因是圈内之人，工总司《通告》谕示：“ 一般革命群众组织批评教育，以后不得再犯”，幕后策划者将严惩。

       其次，“生活类型的社会史”如在上海这座工商业城市长期存在着的“投机倒把”和“流氓阿飞”现象(或许多为当时社会指称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如奇装异服等)，在经历了1966年8月扫荡式的“破四旧”后，很快就“死灰复燃”了。1967年1月28日，尚在所谓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中，工总司就携手红卫兵、机关和公安的造反组织，发出《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紧急通告》，要求依靠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管好社会主义市场”，凡投机倒把分子殴打市场管理人员“一律以阶级报复论”，为首或情节严重者“依法惩办”。工总司的此类《通告》在当年的6月19日、7月3日持续发布，且调门越喊越高，投机倒把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猖狂挑战”；目标越指越细，如“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手工业户；制止弃农经商、串街走巷，出售农副产品；全面取缔纪念章、无线电零件、信鸽以及油印铅印资料等各种非法交换、买卖的场所。”“要在工厂、商店、旅馆、学校、机关、车站、码头、公园及街道里弄、生产生产队等……从各方面堵塞投机倒把的空隙”。然而，查证上海文革十年间，投机倒把活动有大有小，有明有暗，有起有伏，确实从未停息过(其原动力是商品、市场、资本和利润)。与此同时，工总司也呼吁工人造反派、红卫兵小将参与“维护社会秩序”，并针对社会上屡屡发生的偷窃扒拿、侮辱妇女、诈骗钱财、行凶伤人、损坏公物等“流氓、盗窃犯罪活动”，大力整顿公园、影剧院等公共场所的歪风邪气。其实，此类发生于1967年上半年的事端，在日后被证明是越演越烈的。这说明沉积在社会中的罪错因素和活跃在社会中的享乐因素，乃至普泛存在着的趋利和趋美的因素等，具有强劲的反弹力和强韧的持续力。群众性的革命造反行动又奈何呢! 此类与社会生活相关联的例证，还有2月7日工总司与公革会的联名《通告》：“最近以来，发现在高压电线附近大量放风筝现象”，1月23日下午，因风筝落在高压电线上引起短路，两条六·六千伏高压线路停电而遭受很大损失。此处，是需要反过来追问为何会发生这种社会现象?殊不知，革命造反冲决了社会的正常运作和管理，尤其大部分的中小学生散漫在大街小巷，追逐嬉戏，踏青畅游，就成了日常的作业和欢乐……，这怎能不造成类似的事故呢!为此，工总司《通告》谕示：教育劝阻小朋友不在高压电线旁放风筝，若造成停电“家长要承担责任”等。

       此间，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说明和探讨。

       第一，在工总司所有的通告、通令中，都以十分严厉的措词指向“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并指认“阴谋诡计”“翻案妖风”“负隅顽抗”、“阶级报复”等，落实在处置上，则一律“采取革命行动”“以反革命论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显然，这种以“阶级斗争”为主导语的表述，巳在内容和性质上，成为了通告、通令的必然指定，以至在群众运动中构成了一种“政治笼罩”。应该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实属国家的意识形态，它将人群烙上了不同的身份印记，划归为不同的部落，久而久之，便积淀成为社会的集体心理和思维定势，甚或会产生出一种具有“再造”功能的隐性结构，即不断会有被揪出的“阶级敌人”和不断会有被发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当这种时时-处处碰撞出“革命与被革命”的斗争火焰，成为社会生活及至社会运作常态的时候，人群怎能不激动，又怎能不紧张呢!社会怎能不撕裂，又怎能不动荡呢!!

       第二，综上，不管是政治运动性质的阻止“批斗里弄干部”，还是社会生活性质的打击“流氓阿飞”，虽然这只是文革初期1967年度的文献，却巳从多个角度展示了工总司等组织进入社会的样貌，包括在这一年度的节庆时，工总司都向社会发出倡议、通告，要革“春节”的“命”不放假、要“做好盲流人口的收容遣送”(五一节)、“反对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国庆节)等。事实证明，这是工总司打开了一个向外的门户，就此，参与社会治理，实行群众专政，成为了上海工人队伍的常年任务。如果说这只是一般的形态或行动，可理解为非常年代的举措。然而，1967年的史料里，多次出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呼号，直至进入“斗、批、改”时期的“占领上层建筑”，则靠实地说明了以工总司为首的群众组织，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机，站在“革命造反”的制高点上，将既定的“职业-身份”的政治优势，僭越性地转化成了“国家管理者”的形象和职责。看来非常时期是需要“救世主”的，谁在风口浪尖上就必须充当“救世主”，但这怎能会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怎能会是一个长治久安、尧天舜日的社会呢？!

       本文献中，工总司等组织染指社会的内容，还有2月16日《关于节约粮食的紧急倡议》、2月20日《全面取缔交换纪念章场所和严格管理纪念章生产、供应的紧急通告》、5月9日《关于铸造毛主席巨型立象的联合倡议》、9月21日《关于禁止非法印刷、投摊买卖宣传品的紧急声明》、9月22日《关于革命串联粮款物清理的联合倡议》，等等。因笔者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中阐释了这些资料，就不赘述了。

       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健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作者授权刊发，注释略去，原题为：运动、组织和事况——《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1966.11.9-1967.11.10)导读。本文刊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