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两艘航母和一艘轻型航母参与2022年“坚强盾牌”联合军演（美国第七舰队2022年6月13日）图片来源：美国之音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也是一直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40年前，经过8个月的艰苦谈判，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联合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中美八一七公报》）。中方承诺争取“和平统一”台湾；美方承诺准备逐步减少到最后解决“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然而，40年后的今天，台湾问题更趋严重，《中美八一七公报》面临空前挑战。
战争造就了美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面，中国战机在台海空中巡航演习成为常态，并常常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已做好应对台海战争爆发的军事部署，并加大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加强军事合作。冷战时期蒋介石关于“美国与共产主义中国必有一战”的预测似乎正在逼近台海。（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七编台湾问题）
法国学者托马拉·比诺在其《美国战争文化》一书中指出：“战争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说美国从建国开始便一直进行战争，倒不如说是战争本身造就了美国。让我们说的更清楚一些：美国所打的战争成就了今天的美国，也将塑造未来的美国”。
中国人权研究会2021年4月发表的《美国对外侵略战争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一文对美国的战争做了统计。作者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的就有201场，约占81%。 奥巴马总统曾说：“几代人以来，美国作为全球安全的支柱和人类自由的倡导者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考虑到军事行动的风险和成本，我们自然不愿意使用武力来解决世界上的许多挑战。但是，当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受到威胁时，我们有责任采取行动。”（2011年3月28日奥巴马总统就利比亚问题向全国发表讲话）
二战后，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可以称其为“和平时期的总统”。袁源在《“二战”后美国发动的13场海外战争》一文中指出，第33任总统杜鲁门任期期间，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黎巴嫩、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刚果；第35任总统肯尼迪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古巴猪湾、干涉越南；第36任总统约翰逊任期期间，美国武装介入越南战争、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任期期间，美国在进行越南战争的同时，武装入侵柬埔寨和也门共和国以及策动智利政变；第38任总统福特任期期间，美国继续越南战争；第39任总统卡特任期期间，美国介入尼加拉瓜内战；第40任总统里根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黎巴嫩、格林纳达、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空袭利比亚，袭击伊朗；第41任总统老布什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巴拿马，并发动海湾战争；第42任总统克林顿任期期间，美国突袭索马利亚、海地和南联盟；第43任总统小布什任期期间，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第44任总统奥巴马在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下令空袭利比亚；第45任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4月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现任总统拜登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俄乌战争，但全力军事援助乌克兰，为乌克兰的获胜提供坚强保障。
美国是全球大国，具有全球利益；美国频频发动战争，当然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但是，利益的背后是观念。里根总统说：“我们的政策根植于我们的道德价值观，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里根传》上）”被称为“道德工程师”的吉米·卡特总统指出：“树立美国理想主义的榜样，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和现实的态度，道德原则成为美国行使其武力和扩大其影响的最好基础。”（约瑟夫·奈著：《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哈佛政治理论家”路易斯·哈茨在他的名著《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中也认为，“由于体现的是一种绝对的道德精神，‘美国主义’一旦被种种具体事件推向世界舞台，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去重构它力图避免的真正异己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综合研究二战后美国战争背后的道德观念与深层原因，对于判断台海局势走向、遏制战争爆发，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美国战争的五大道德原则
第一，遏制共产主义扩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苏联曾经是反对德日法西斯的密切盟友，也都是这个时期崛起的世界大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说：“一个国家在挽救自身的同时，帮助全世界免受纳粹的威胁，我们愿意将来同这样的国家做好邻居，成为真挚的朋友。”罗斯福这里所说的“国家”指苏联。“在约瑟夫·斯大林元帅的领导下，苏联人们和军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奉献精神，坚定的决心和自我牺牲精神。”罗斯福当时设想，战后美国与苏联、英国、中国结为“四大警察”，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英国，苏联，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盟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还要多。只要这四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团结一心，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就不会有哪个国家能够再次挑起世界大战。”（富兰克林·罗斯福著:《炉边谈话》）
但是，二战结束后罗斯福的设想破灭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的对立，美苏由盟友变为敌人，世界因此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美苏由此开启了“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斯大林曾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无法和平相处，甚至还预测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杜鲁门总统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尊重人类尊严，或人类自由的制度”。（《杜鲁门回忆录》）苏联共产主义不仅攻击美国的盟友，还威胁美国的安全，它威胁到美国民主得以建立和美国人日常生活所遵循的价值观。在杜鲁门看来，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数人的意志的基础上，其特点是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以少数人把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依靠恐怖和压迫、受控制的新闻和广播、指定的选举和取消个人自由。”（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前者指资本主义，后者指共产主义。
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美国驻苏使馆代办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乔治·F·凯南提出了“遏制战略”。他在1947年7月《外交》期刊上以“X”为名发表了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他指出，如果美国希望限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而又不诉诸战争，那么美国就应该采取“一种坚定的遏制政策，旨在当俄国人每次表现出侵犯和平稳定的世界利益的迹象时，用不可改变的反对力量对抗他们”。凯南的理论为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自此，“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成为自哈里·S·杜鲁门到乔治·H·W布什的每一位总统的外交政策。尽管他们各自都会以重要的方式对此进行修正—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到约翰·F·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到林登·约翰逊的越南战争，再到理查德·尼克松的缓和政策—直到柏林墙的倒塌，每位总统都将遏制共产主义置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最核心。安德鲁·普雷斯顿在他的《灵魂之剑 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一书中强调，“几乎没有哪项外交政策会如此持久”。
近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斯大林预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美苏双方的冷战中不时伴有热战。美国不远万里出兵朝鲜与越南就是典型案例。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把美军入朝援韩看作“一场抵制共产主义的战斗”，“在亚洲与共产主义走向了战争”。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里说：“我深深的感觉到，如果听任南朝鲜沦丧，那么共产党领袖们就会越发狂妄地想更靠近我们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如果容忍共产党人以武力侵入大韩民国，而不遭到自由世界的反对，那么就没有哪一个小国会有勇气来抵抗来自较为强大的共产主义邻邦的威胁和侵略。如果对这种侵略行动不加以制止，那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因此，“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共产党帝国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随意进入朝鲜或其他地方，。我们必须迎击这一挑战”，“抵抗共产主义对整个自由世界的进袭”。导致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根源也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正如沈志华主编的《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中所说，“单从经济资源和商业利益而言，越南对美国几乎毫无价值，但早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就已不再仅仅从某一地区自身的重要性来判断它的价值。”1949年6月，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指出：“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统治扩张到中国是一次惨痛的政治失败……如果让共产主义再横扫东南亚，我们就会遭到一场重大的政治溃败，其影响所及，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中东以及已经严重暴露的澳大利亚——都能够感受到……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为颠覆性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丰饶的土壤。现在也很清楚，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下，一场协调一致的攻势正以东南亚为目标而展开。”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进一步将上述认知理念概括为“多米诺骨牌理论”，成为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指南。对华盛顿来说，越南战争——这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也由此发端。“如果越共成功，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下。”以后，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1958年7月15日—10月25日）、暗中支持“古巴远征军入侵古巴“猪湾”（1961年4月17日），武装入侵格林纳达（1983年10月25日）、利用“联合国军”干涉刚果内战（1983年10月25日—11月2日）、发动美利战争（1986年3月23~24日和4月15日）等等都是基于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对于1965年4月28日美军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说的很直白：“美洲国家现在不能允许,并且将来也不允许在西半球建立另一个共产党政府”。
第二，反对独裁政府，扶植民主政权。
“自由对抗独裁，善恶势不两立”。第一个自称“自由世界领袖”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8年提出：“摧毁任何地方的每一个可能个别、秘密及独断独行的扰乱世界和平的专制强权，如果目前无法加以摧毁，至少也要将它压制到近乎无能为力的地步。”100多年来，威尔逊的这一遗训成为美国民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经久不衰，为两大政党领袖所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据百度百科，独裁（Autocracy，又译为专制），是一种政府的形式，由一个拥有无限威权的统治者，在不受法律及传统的制衡下，以个人意志来进行统治。这个具备无限权力的统治者，称为独裁者（autoc）。以独裁统治为统治方式形成的政治制度，称为独裁政体（英语：dictatorship）。现代政治中，“民主”与“独裁”被视为是对立的概念。里根总统认为，民主“是最高荣耀的政府形式，由人民设计而成”。（任宪宝编著：《里根演说》）总统民选，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等是民主政体的基本特征。西方“民主和平论”认为，独裁国家容易发动战争，而民主国家很少交战。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95年写下的论文《论永久和平》中最早提出了“和平民主论”的概念。他主张，除非是出于防卫，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在投票中支持发起战争。因此，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共和国，基于先行的侵犯永远不会产生，战争便永远不会出现了。康德之后，潘恩、托克维尔等人也提出类似的主张。
鲁道夫·约瑟夫·拉梅尔（Rudolph Joseph Rummel，1932年10月21日－2014年3月2日）是发展民主和平论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发现在1816-2005年间，非民主国家之间总共发生了256战争，非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则有156场，但民主国家之间则一场战争也没有发生过。拉梅尔自己发明了Democide（大灭绝）一词：“由政府谋杀的任何个人或群体，包括了种族灭绝、政治灭绝、和大屠杀”，他并且指出：“我是以民法来定义谋杀，亦即某人有意或蓄意的致他人于死地，就好像将一群人关在集中营里，造成他们不久后便因营养不良或缺乏医疗照顾而死去，或是逼迫他们从事劳动、或流放他们至荒芜的地区，使他们很快便因为困乏和疾病而死去。”他认为政治权力和大灭绝之间存在着连结关系，如果政治权力没有受到限制，政治的大屠杀便会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在政治权力被分散、制衡、和监督的地方，政治暴力则相当少见。拉梅尔总结道：“一个政权拥有越多的权力，其人民就越可能被屠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提倡自由。”“让政治权力集中是地球上最危险的事。”依据拉梅尔的预测，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会持续增长，最后会终结人类所有的战争和大灭绝，他预言这会发生在大约21世纪的中旬或甚至更早。（参见《维基百科.鲁道夫·拉梅尔》）
作为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两大政党都坚持民主和平论。民主党第42届总统比尔·克林顿说：“保持我们国家安全并维持长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他地区的民主发展。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争战。”而共和党第43届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也说：“我这么强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交战。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的人民都厌恶战争，因为他们了解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我对民主能促进和平有着极大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强烈相信中东的前进之路，是促进民主。”（参见《维基百科：民主和平论》）
民主的核心是自由。以色列政治家纳坦·夏兰斯基在他的名著《民主观：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一书中写道：“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希冀自由。我相信，不论在哪里，自由都能让世界更加安全。我相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能担负起将自由扩展到整个世界的重要任务。独裁国家与奴隶制国家一样，都是没有未来的暴政。”小布什总统把夏兰斯基的《民主观》当做白宫的必读物，把他的思想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从长远看，没有自由，就没有正义，没有人民的自由就不存在人权。”他在2005年1月第二任就职演讲中说，“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国务卿赖斯说得更直白：“要在世界范围内支持民主、结束暴政、把世界所有国家都改造成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
作为“世界民主的灯塔”，美国与独裁、专制、暴政水火不容、不共戴天，并把“扫除地球每一角落的专制体制和独裁者”（小布什语）作为自己的使命。里根总统曾说：“我们没有权利颠覆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们有权利颠覆一个非民主国家。”里根政府对智利的皮诺切特（Pinochet）保守军事政权，以及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政权，都施压要求改革。前者被说服举行公民投票、自由选举以致被推翻下台；后者则在美方合作之下遭到推翻。（基辛格著：《大外交》）
里根有一句名言：“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就是飞机和炸弹。” 因此，美国常常与独裁政府兵戎相见。1989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下令27000名美军展开对巴拿马代号“正义事业”的军事行动，推翻诺列加独裁政府。1994年9月，经联合国授权，美国发起“支持民主行动”，武力解决海地危机，驱逐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拉乌尔·塞德拉斯，扶持海地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J.-B.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权。1999年，美国联合北约盟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制裁米洛舍维奇，支持科什图尼察当选南联盟总统。克林顿总统说：“南斯拉夫人民已经大声、而且明确地支持朝民主方向变化，这是米洛舍维奇顺应塞尔维亚人民呼声下台，发生和平向民主转归的时候了。”他还说：“当南斯拉夫新领导人致力于建立一个可信的民主社会时，我们将同我们的欧洲盟友一道取消制裁，让他们走出孤立。”（邢广程主编：《强人若势—米洛舍维奇的下台和入狱》）2011年，美军空袭利比亚，支持反政府武装，推翻“暴君独夫”卡扎菲。奥巴马总统说，长达40年的卡扎菲“铁腕”统治结束，利比亚人现在肩负着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重任。他还说，卡扎菲之死终结了利比亚人长期的痛苦，利比亚人有机会建立“民主、宽容的国家”。他警告说，阿拉伯世界的那些“铁拳”政权终将走向尽头。
第三，人道主义干涉。
人道主义信仰是美国传统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都要加以维护，为此牺牲财富，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亨利·基辛格在他的《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书中强调：“保卫人权和人道主义价值，必要时甚至动用武力来保卫，被称之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项总原则”。
二战之前，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之间互不干涉内政，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准则，直到二战后世界各国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也保存了这一原则。但是，国家主权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在民主国家，个人的权利具有普适性，超越国家主权。为此，1966年联合国大会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加重视人权和人类的整体利益。
吉米·卡特总统上任后，第一次把人权理论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并置于“核心”与“灵魂”地位。他指出，“美国对人权的责任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一些残暴政权“明目张胆地侵犯他们自己公民的人权。作为新当选的总统，我宣布保护人权将是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并坚持不懈地采取行动，实现这一承诺。”（卡特著《我们濒临的价值观：美国的道德危机》）他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在全世界促进人权”。“这个国家可望同那些尊重人权和促进民主理想的民族站在一起。”（周琪著：《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美国应成为维护国际人权的“灯塔“。卡特将人权政策制度化，在国务院设立“人权和人道事务局”，专门负责处理与人权有关的事务。作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第一任总统，克林顿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把促进人权变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从世界史上看，人道主义干涉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早在17世纪，近代国际法学说的奠基人雨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在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中指出，如果一个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进行迫害，以至于没有人能在这种迫害中受到保障，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就可以行使那些天然被赋予的权利，即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英国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在《奥本海国际法》中也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犯有对本国人民施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至于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震撼人们的良知，那么为人道而进行的干涉，是法律所允许的。《牛津法律词典》将人道主义干涉定义为“一个或多个国家使用武力手段干预另一国内部事务，目的是让被干预国实行更人道主义的政策”。（韦迅强：《论美国人道主义干涉》）
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发展，“人道主义干涉”理论被民主国家所接受，并与“人权高于主权”理论一起，成为干涉行为的道德原则。特别是，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之后，人道主义干涉很快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条新的准则。1999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国际共同体主义”讲话中指出，全球化使得各国成为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国际国内事务已无法完全分离，一国内部若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国人民，其他国家和人民自然拥有“干涉的权利”。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明确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国家主权最基本的含义正在被重新定义——特别是在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的影响下。现在国家被普遍看作是为其人民服务的工具，而非相反。同时，个人主权——我指的是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和随后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因个人权利意识的更新和传播而得到加强。当我们今天阅读宪章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它的目的是保护个人，而不是保护那些虐待他们的人。”他强调，“联合国是有主权国家组成的，但其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权力。”“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其内部事务不受外来干预的权利，不能凌驾于人权之上，这种人权有着免受严重、系统侵犯行为之威胁的自由。”“任何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背后去侵犯人权或人民的基本自由。”“这条国际准则必将高于国家主权”。（《安南演讲集我们人民：面向21世纪的联合国》）他在《安南回忆录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前言中重申：“国家主权永远不能用来当作种族灭绝和大规模侵害人权的借口。”
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是改变世界的社会，它对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的颠覆性影响甚至是革命性的。”（《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当然，美国首先承认与尊重国家主权，但是，当一国的主权与人权发生冲突时，美国选择并捍卫人权。“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都是人权至上。”（罗斯福语）为此，任何国家如有侵害人权的现象，美国都可以干预；从这个意义上对美国来说，“不干涉内政”的国家主权原则已经过时。入侵巴拿马，推翻诺列加就是基于“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美国认为，自己有义务推翻一个破坏民主和人权、危害地区安全和稳定的罪恶独裁者。”（《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克林顿总统说得更明确。他在第54届联大发言为科索沃战争进行辩护：国家主权不能成为一些践踏人权的国家免受干涉的借口。（韩爱勇：《冷战后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发展流变》）奥巴马在谈到发动利比亚战争时说：“一些国家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暴行视而不见。美利坚合众国是不同的。作为总统，我拒绝等待屠杀和乱葬坑的图像才采取行动。”
第四，反对武装解决领土问题。
反对以武力变更领土是美国进入世界舞台后外交政策的一个历史传统。20世纪以前，以武力为手段、通过发动战争开疆拓土，成为国家发展壮大的一个主要途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8年多国签署的《巴黎非战公约》首次正式提出放弃战争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非战公约》原则被正式载入《联合国宪章》。作为《巴黎非战公约》与《联合国宪章》的倡导者与签约国，美国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被称为“世界警察”。
1943年12月24日，罗斯福总统在平安夜“炉边谈话”中说：“弱肉强食是敌人的信条，我们是不会接受的。但与此同时，只要有必要，我们绝不放弃使用武力维护世界和平。”罗斯福提出的这一道德理念，为后来两党总统所继承。小布什总统曾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联合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主动、及早地遏制侵略成性的独裁者，不让他们有可能对无辜者发动攻击和破坏和平。”（任宪宝编著:《布什演说》）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突然入侵科威特，推翻科威特政府并宣布吞并科威特，企图将其化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当天，布什总统发表讲话，强烈谴责伊拉克的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并宣布冻结伊拉克和科威特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同时作出了强烈的军事反应，两个航母战斗群在伊入侵科后不到1小时即受命驶向海湾。五个月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取得联合国授权后，于1991年1月16日开始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军队发动军事进攻。伊拉克不但被迫放弃了科威特，而且在经历了十多年国际制裁后，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第二次战争，彻底消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米洛舍维奇的倒台也与他取消科索沃自治，企图通过暴力建立“大塞尔维亚”直接相关。
2022年2月24日，继克里米亚之后，俄国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美国没有直接军事介入，但一直在加大援助，帮助乌克兰抵抗入侵。“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由其他爱好自由的国家组成的联盟，从欧洲和美洲到亚洲和非洲，以对抗普京”。拜登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与我们的盟友一起，为乌克兰人争取自由的斗争提供支持，军事援助，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援助”高达400亿美元，承诺接收10万乌克兰难民。出台了《2022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案》（Ukraine Democracy Defense Lend-Lease Act of 2022）。同时，对俄罗斯实施了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包括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资产、主权债务交易禁令、投资禁令、黑名单制裁、出口管制、SWIFT除名等，从各个方面打垮资助普京战争机器的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被美国定为“战犯”，也遭到史上最严厉制裁，成为继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之后被西方制裁的国家元首。
第五，打击恐怖组织。
2001年“9.11”后，小布什总统做出的第一项最重要决定，就是把这次袭击和未来的恐怖主义威胁视为“战争”，而非治安问题。小布什指出：“面对危险存在的明显事实，我们无法坐等最后的证据——可能以蘑菇云形式出现的确凿证据。”为此，小布什政府发布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为了预防恐怖袭击事件再次发生，“如有必要，美国将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流氓国家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威胁美国安全之前或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友之前制止他们的行动。”美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2001年10月7日—2014年12月29日）、“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3月20日—2011年12月18日）以及制裁伊朗，打击伊斯兰国等等都是基于“反恐战争”的道德原则。
大国崛起进入新时代
美国发起的诸多战争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深入研究，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充当维护国际规则与秩序的警察、联合盟国维护集体安全、创新以“精确打击、斩首行动”为特色的军事模式、不以占领土地为目的、追求全人类的和平等五个方面最为突出。
基辛格在他的《大外交》（修订版）一书中指出，老罗斯福在1902年某次国会发言时说得好：“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且互相依赖，使所有文明轨道上的强国愈来愈有义务坚持对世界做适当的警察行为。”这也许是美国“世界警察”称号的滥觞。
二战之前，人类社会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战争此起彼伏，世界版图与国际秩序不断变化，人民饱受战乱之苦。二战结束后，为了避免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在美国主导下，逐渐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作为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的总章程，《联合国宪章》把国家使用武力的权利严格限定在“自卫”范围之内，确立了“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原则”。战争作为主权国家解决纷争的手段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国际条约法普遍禁止，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成了国际法重要价值目标。同时，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全理事会，被“宪章”赋予了实施武力制裁、进行集体干预的权利。（参见王军杰：《二战后的国际法及其发展趋势》以后，美国参与并主导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法，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原则，也成为美国全球行动的基本依据。其中，国家之间签署的协议、协约、公报、联合声明等都属于国际法的范畴。美国人坚信，国际秩序的基石在于国际法及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作为“世界警察”，“美国保护原则而非利益，美国保护法律而非强权，这是美国投入军力的最神圣不可违犯的义理，由两次世界大战到1965年升级介入越南局势，到1991年介人海湾战争，皆奉为圭臬。”（基辛格《大外交》）至今，美国深度介入俄乌战争，仍是如此。
杜鲁门总统指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曾尽最大的努力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所以，与别的国家不同，美国的军事干预常常是与盟国合作，协同作战。这是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一支自由世界的共同防御的力量”。杜鲁门曾告诉法国总理普利文：“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的：我们所努力谋求的世界和平是不能分割的，只有集体安全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基辛格认为，“三百年来欧洲各国始终是以寻求国家利益的均衡来维持世界秩序”。其本质是强权政治。把美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世界舞台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挑战欧洲传统，1918年在他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率先倡议成立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而非结盟来维持和平。
“集体安全”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基辛格在他的《大外交》一书中专门作了阐释：“集体安全不以特定威胁为对象，不保证个别国家的安全，对各国一视同仁。理论上其宗旨是在对抗任何可能危及和平的威胁，不论是哪一国发动和威胁的对象是谁。”基辛格指出，“盟约一定有一假想敌；集体安全则是维护抽象的国际法，就如同一国的司法体系维护其刑法一样。它也像国内法一样不会先假设有某个罪犯。对盟约而言，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其利益和盟国的安全遭到攻击。而集体安全则假定‘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利益。违反这个原则便构成开战的条件。”威尔逊认为，一个基于共同抵御侵略者的集体安全条约的国际联盟要比为了军事需求而缔结的见利忘义的联盟更具和平性。（约瑟夫·奈：《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他深信世界各国对和平均享有同样的利益, 因此会联合起来惩罚破坏和平者。他提议由爱好和平者的道德共识来保卫国际秩序, 在“国际联盟”这一世界组织监督之下,“ 权力将臣服于道德之下, 武力将受民意指挥”。
二战期间，194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威尔逊“集体安全”“国际联盟”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联合国”的建议。二战结束后，1945年10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1949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当时有12个创始成员国，截止2020年3月27日，发展到30个成员国。此外，美国还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结为“五眼联盟”。
100多年前，威尔逊总统倡导的以“国际联盟”“维持世界和平”的计划逐步变为现实。1950年6月25日朝鲜入侵韩国后，美国联合20多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从仁川登陆，支援韩国抵御朝鲜。据杜鲁门总统回忆，把出钱、出物的国家都算在内，当时有42个国家向联合国提供了援助。“在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希望和平的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旗帜下，拿起武器来制止侵略。”杜鲁门告诉美国同胞：“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专靠自己不能取得和平的，只有和其他自由国家和每一地方爱好自由的男女进行合作才能取得和平。”同样，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北约19个成员国中，以美国为主，13国直接参与战争，其余6国以提供后勤工作支援前线。2003年3月20日，美国联合英国、澳大利亚、丹麦、波兰组成联合部队，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俄乌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欧盟对乌克兰进行了全方位援助。
经过无数次战火的锤炼与高技术的进步，美国逐步形成了以“精准打击”与“斩首行动”为主要特色的军事模式。这是二战后世界军事的一大变革。它可以整合全球战争资源，具有精确的跨国界远程攻击力，颠覆了传统战场的概念；它不仅拥有传统绝对制海权、制空权，还拥有现代高技术“制电磁权”，从而把地理战争变为电磁战争，使敌方“耳聋眼瞎”，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它将传统“地毯式”战争转变为“非接触作战”与“外科手术式”点状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附带伤亡；它把“独裁者”与人民有效区别开来，将战争火力集中对准敌方最高领导及其指挥机构，使“全民参战，军民一体”、人民成为战争工具与牺牲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它掌控着战争的主动权，使旷日持久的局部战争被速战速决所取代。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就是按照这一军事模式对伊军发动攻击，先摧毁了伊军指挥机构和地面防空系统，再摧毁其电力、能源、通信、桥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最后才与伊军作战部队开始地面作战，摧毁其人员和军队。科索沃战争中这一特色体现得更加充分，南联盟军队基本上没有重大毁伤，北约就结束了战争。而1986年的美利冲突、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军则是直接针对敌方最高领导人进行精确打击。（参加百度百科“斩首行动”“美利战争”）在对伊朗和“伊斯兰国”反恐战争中，美军将“精准打击斩首行动”这一军事模式运用得更加炉火纯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旅长苏莱曼尼、“伊斯兰国”最高领导巴格达迪、库莱希等都是“精准打击斩首行动”的牺牲品。
小布什总统对美国军事取得的进步深感自豪。“随着一座座萨达姆雕像的倒塌，我们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林肯号航母上的演讲中指出：
在战胜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战争中，盟军部队摧毁了整座整座的城市。然而，直到战争行将结束，发动战争的敌国领导人仍旧安然无恙。在那时，要想结束一个政权的统治，就必须给整个民族造成大规模的破坏。而如今，我们已经具备了摧毁一个富于侵略性的危险政权的更为强大的能力，依靠新的战术和精确制导武器，我们可以在不会对平民造成较大规模伤害的情况下，实现我们的军事目标。（任宪宝编著：《布什演说》）
早在2002年9月，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明确美国军事力量的根本作用。我们必须发展并保持美国军事力量不受挑战的优势地位……我们必须建设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震慑任何潜在对手，遏制他们寻求军事发展以图超越美国军事力量，甚至持平的野心。”20年后，正如美国学者艾米·蔡在她的《大国兴亡录》一书中指出，“现在的美国拥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军事打击能力，没有任何一个对手能够与它抗衡。”
与历史上的帝国不同，美国频频发动战争并不以侵占别国领土为目的。二战以前，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奥匈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等等，此起彼伏，崛起与暮落，兴盛与衰败，都是以战争为引擎。而战争的成果，主要是领土的延伸，殖民地的扩张。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大英帝国统治的面积，鼎盛时代曾达到约3400万平方公里，英国国旗飘扬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俄国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的“帝俄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对内镇压对外领土扩张，争夺欧洲霸权。叶卡特琳娜在位期间一共进行了六次对外战争：三次瓜分波兰、两次俄土战争和一次俄瑞（典）战争，俄国领土从18世纪中叶的73万平方公里到女皇去世时已经达到1705万平方公里。（《金雁：普京20年高扬的民族主义将俄国带入深渊！》）法西斯德国与日本，紧步传统帝国的后尘，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妄图瓜分世界，但被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挫败。从此，大国崛起进入新的时代：“从国家征服转变为贸易合作，从入侵他国领土转变为移民流动，从专制统治转变为民主自由。”（《大国兴亡录》）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一个殖民地，也没有侵占任何国家的领土。作为维护和平的世界警察，它一般是在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发生内部动乱时，出兵干涉或提供物质援助，支持民主势力。战争结束后驻防一定时期，对国民进行民主化改革，最后把国家移交民选政府。杜鲁门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助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里根也说过：“美国人民是富有同情心的人民。当战争结束，美国人帮助重建同盟国，也包括我们的敌国，我们如此做，是希望帮助不良政府、不良政策下无辜的受害者们，因为只有他们繁荣昌盛，世界才会更加稳定。”
与传统帝国相比，新崛起的美国是一个另类：将外交政策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把素来被视为美国独有的价值观，转换成对全人类一体适用的普遍原则，把世界各国的利益与本国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建立更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追求全人类的和平。这在世界外交理论上被称为“理想主义”，确切地说，称为“威尔逊理想主义”或“威尔逊主义”，这是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
基辛格认为，几百年来，欧式外交旨在变动不已的各国势力保持均衡。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在道德上采取中立，并根据权利的微妙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而“威尔逊的出现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罕见的领导人彻底改变本国历史方向的一个例子。”“唯有为全世界人民而不仅仅只为自己，并且是以全人类自由的斗士角色自居，美国才有理由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在1915年，威尔逊即已提出史无前例的主张：“美国的安全与全人类的安全密不可分”。1917年4月，他在要求国会对德宣战的演讲中指出：“归根结底，权利比和平更为珍贵，所以我们要为那些最贴近我们心灵的东西而战斗，为民主而战，为那些争取参政权利的人而战，为小国的权利和自由而战，为一个大国的正义王国二战，在这个王国里所有的自由民族和谐相处，而这将为所有的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全，并最终享有一个自由的世界。为了这个事业，我们能够付出生命和财富，我们所有的一切。”（詹姆斯·柯比·马丁等著《美国史》下册)他把美国参与欧洲战场描述为一场“结束所有战争”和“为民主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的改革运动。（史蒂文·F.海沃德著：《总统记：从威尔逊到奥巴马》）威尔逊认为，维护和平将有赖于举世的共识并以具有警察功能的机制为后盾，而不再来自传统式强国弱国的实力计算。由民主程度高的国家集体担任“和平的信托人”取代老式的均势及同盟体系。
“过去从未有国家表现过如此崇高的情操，更勿论付出实践了。但在美国理想主义的熏陶之下，这种情操便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一贯思想。”基辛格指出，“从未有其他国家是为了别国的利益而想领导世界。其他国家所在意的都是本国利益是否能与他国利益相配合。但自威尔逊以来，“美国历任总统均以美国的大公无私为美国领导世界的主要号召”。约翰·肯尼迪总统确认，美国的目标是“不仅要为美国人维护和平，而且要为世界上所有的男女老少维护和平；不仅要维护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而且要维护千秋万代的和平”。林登·约翰逊强调，在防止共产党接管越南的努力中，他履行了一项道德义务，而不是要实现国家利益，因为利他主义是美国一切政策的基础：“只要东南亚有任何人要求我们帮助保卫他们的自由，我们就应该提供保护。……我们仅有的愿望，也是我们仅有的决心，就是让东南亚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命运。”尼克松说：
我可以代表美国声明如下：我们不贪图任何人的领土，我们也不想主宰其他人民；我们追求的是和平生存的权利，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全球人类。我们的力量只用来维持和平，而非破坏和平；用来维护自由而非摧毁自由。
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美国干预并化解1969年中苏关系核危机。当时，苏联在4000英里长的中苏边境部署重兵，准备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威胁”。基于美国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完全可以旁观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相互厮杀，“坐收渔利”。然而，这不是美国的选择。美国坚定站在中国一边，向苏联发出警告：如果进攻中国，美国不会视若无睹。“我们不会利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求取利益。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意识形态的歧义，不关我们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不深为关切，这一争执的逐渐升级，将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基辛格对此评价道：
尼克松因此可谓本世纪美国历任总统中最特殊的一位。他表露出预备支持一个20年来美国并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他的政府迄今与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层次的接触交往，甚至这个国家的外交官和媒体一有机会就痛诋美国“帝国主义”。
由此可见，人类和平与国际安全超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这是新崛起的美国不同于传统帝国的本质区别。
构建世界民主共同体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浓厚的国家。与《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相并列，《圣经》被视为美国建国的“奠基文本”。罗斯福总统甚至说，民主和基督教是“同一个文明的两个不同阶段”；杜鲁门把“冷战”看着基督教和无神论之间的一场战争。里根认为，“美国人对于民主的实验是基于对上帝虔诚基础之上的”。在美国人看来，“美国民主制把世界从专制者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使命，正是基督教注定把世界从撒旦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世俗表达。”在现实世界中，旧日清教徒的宗教使命逐渐被“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同样体现着宗教热情的世俗政治使命所取代。表现在外交上，小布什总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两个支柱上的：第一根是促进自由、公正和人的尊严，即为结束暴政、推进有效的民主、扩展繁荣而工作；第二根是通过会集正在成长的‘民主共同体’来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我们这个世界中最佳结束暴政的目标，是美国的政策。……我们的政治家的目标，就是帮助建立一个民主的、良好治理的世界”。（张宇燕、高程著：《美国行为的根源》）
这里，小布什总统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民主共同体”。他的前任克林顿总统对这个概念有着较为详细的解释。克林顿在1993 年 9月 27 日第48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阐述冷战后美国的立场和目标时第一次提出了“世界民主共同体”的概念。他用“扩大民主”取代“遏制战略“。克林顿指出：
在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新时代，我们的首要目标必须是扩大和加强以市场为基础的世界民主共同体。在冷战期间，我们试图遏制对自由制度生存的威胁。现在，我们寻求扩大生活在这些自由制度下的国家范围。因为我们的梦想是有一天，世界上每个人的意见和能量都将得到充分表达，在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相互合作、和平共处的世界里。
克林顿把这一目标类比为“十字军东征”。他说，美国认为，扩大市场民主共同体不仅符合我们自身的安全利益，而且还能推进本机构《联合国宪章》及其《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目标。因为基础广泛的繁荣显然是预防性外交的最有力形式。“民主的习惯就是和平的习惯”。民主植根于妥协，而不是征服。它奖励宽容，而不是仇恨。“民主国家很少相互发动战争。”它们在贸易、外交和全球环境管理方面成为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在法治和尊重政治、宗教和文化的民主国家，少数群体对自己的人民和对人权的保护更加敏感。
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揭示了美国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有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而“绝大多数的美国领袖在当年跟现在一样都深信美国负有传播其价值观以促进世界和平的特殊使命。”威尔逊不断重复这一信念：既然美国已经长为一个世界强国，那么它必须为把象征着“自由、民主、和平”等之理念的“美国主义”推向全世界而战斗到底。罗斯福明确声称，民主必将传播开去，取代其他统治人民的方法。”杜鲁门表示，美国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太阳底下最伟大的”共和国承担了世界的领导责任；它不但要为自己而且更要为全世界人民谋求繁荣与昌盛。”肯尼迪满怀激情地宣告，“应让每一个国家明白，不论他希望我们走运或倒霉，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负、克服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尼克松告诫：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像一个可怜的、绝望的巨人那样行动，极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势力就将威胁到全世界所有的自由国家与自由制度”。“美国无法充实他的传统，除非它同那些为争取自由与人类尊严而斗争的人们始终并肩战斗。”里根郑重保证：“美国必将成为“自由的典范”和“希望之光”。克林顿声明：“任何国际安全问题都没有比在全世界确保民主的胜利更迫切……现在是美国领导统一的、坚定的全球民主联盟的时候了，就像它曾领导战胜共产主义的全球联盟一样。” 小布什将美国的政策定位于“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最终的目标是终结世间的任何极权制度。”。总之，“美国人以拯救者的心态，迫使其他国家选择民主和自由制度。”（张宇燕、高程：《美国行为的根源》）
为了推进民主价值观，解决非民主国家问题，小布什总统第二任伊始，美国国会通过了《2005年促进民主法案》。这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使美国向全球推进自由民主价值观由道德、政策层面上升为法律制度。
《促进民主法案》主体部分包括国务院活动、与其他民主国家的联盟、促进民主的资金来源、支持特别区域倡议、总统的行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六章。在前言“调查结果”部分《法案》从三个重要方面说明了美国向全球推进民主的深层原因：第一，一些国家一直缺乏民主、自由和基本人权，这不符合美国所依据的普世价值，也对美国、其利益和朋友构成安全威胁，就像在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可能猖獗的国家一样。第二，非民主统治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其他威胁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包括战争、种族灭绝、饥荒、贫穷、贩毒、腐败、难民潮、人口贩运、宗教迫害、环境退化和对妇女的歧视。《法案》指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极为罕见，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司空见惯，近1.7亿人因极权主义政府的政策而丧生。”《法案》认为，非民主统治与饥荒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世界上77%的难民来自缺乏选举民主的国家。在非民主国家，妇女往往面临特别的困难而且缺乏机会，贩卖妇女和儿童的现象往往很猖獗。第三，经济和政治自由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正相关系。一个充分反映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的世界将摆脱独裁统治。这样一个世界将更加安全、更加公正、和平、繁荣和稳定。缺乏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必然会限制人类潜力的充分发挥。
为了向非民主国家推进民主价值观，《法案》提出了九条政策：（1）促进外国的自由和民主，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2）确认外国的基本自由和人权，并谴责侵犯这些自由和权利的行为，将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3）利用美国影响力的一切手段，支持、促进和加强外国的民主原则、实践和价值观，包括自由、公正和公开选举、无记名投票和普选的权利;（4）保护和促进基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自由和权利，包括结社、言论、新闻和宗教自由，以及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5）保护和促进对外国法治的尊重和遵守;（6）向位于非民主国家的组织、个人和运动提供适当的支持，这些组织、个人和运动渴望在这些国家自由生活并建立充分的民主;（7）向自愿向民主过渡的外国提供政治、经济等支持;（8）将美国的外交政策用于促进普遍民主的长期挑战;（9）加强与其他民主国家的联盟和关系，以更好地促进和捍卫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
《促进民主法案》援引小布什总统在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中强调的重要理念：“坚持追求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驱动理想”。小布什并明确表示，“捍卫自由的最好办法是将自由传播到暴政猖獗、机会被扼杀、恐怖主义滋生的地方”。《促进民主法案》的出台，为美国两党进一步在全球推进自由民主提出了法律依据与共同行动指南。任何国家无视或挑战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推行共产主义、实行独裁统治、侵犯人权、武装变更领土、进行恐怖活动，都被视为“邪恶帝国”“邪恶轴心”“流氓国家”或“邪恶力量”，轻则遭到经济制裁，重则遭到军事打击。
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民主愿望不仅仅是人类历史的最新阶段。它是人类历史。”早在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时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向战争部长汇报时称：“美国民主的力量，从来没有如此彰显，我们也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看到我们可以如此深刻的影响人类的未来。”经过近80年的战争与奋斗，美国的“民主世界共同体”越来越大。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原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纷纷倒向美国资本主义阵营。据《全球民主时刻表》一文的数据，世界1800年有3个民主国家，1900年13个，1950年20个，1970年30个。到2015年，已经约有130个。也就是说，从1970到2015年的45年之间，实行多党民主选举的国家增加了100个。2021年12月美国举办“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110个国家受邀出席。
放眼全球，民主的潮流，浩浩汤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可能成为孤岛。40多年前，中国顺应世界潮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实质上，改革，是放弃共产主义转向“自由民主”的改革；开放，是向以美国为主导的“民主世界”的开放。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经济不仅获得高速发展，而且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已经融入国际民主社会，从而为民主化政治变革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对此，为美中建交做过“决定性里程碑”贡献的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战略远见》一书中做了精辟分析：
从比较长远的角度看中国的情况，很难想象中国能永远不许外部世界的压力传入内部，而外部世界却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中国孤立自己的代价会是巨大的。中国在发展，发展的结果正在积聚：中国已经涌现出非常了解国际情况的中产阶级；无数的中国人去海外学习；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不可避免地把民主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表达自己尊严的方式；在如今的交互通讯的世界里，即使是最坚定的精英也无法让社会处于意识形态封闭状态。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中国也会加入民主的主流之中。
民主与专制：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
美国在国际交往中习惯于用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作为衡量各国立场与派别的重要尺度 ，并在200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固化的思维定式。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对抗被理解为“善对恶、“民主力量对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基督教对无神论”之间的一场拯救世界的斗争。（罗赛蒂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在世界民主化的潮流中，随着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冷战的结束，美国直接将世界划分为“自由民主”与“专制独裁”两个阵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全球斗争”。拜登政府自执政伊始就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致力于扩大民主国家的联盟对抗中国。正如中国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所说，俄乌战争彻底终结了雅尔塔体系和冷战的残余，世界开始走向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和秩序。（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暨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办的内部视频研讨会高玉生发言）
俄乌战争是新的国际秩序最新表现。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压倒性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求立即全部撤军。联合国193个成员国有181个参加了投票。其中141个支持谴责莫斯科的决议案，只有5个成员国反对，35个成员国弃权，但不影响决议案通过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
美国把这场战争看作“一场新的自由之战”“民主之战”。3月26日，拜登在访问波兰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在长期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中，乌克兰及其人民站在拯救国家的第一线。”他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侵略斗争看作“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战斗，自由与镇压之间的战斗，基于规则的秩序和由暴力统治的秩序之间的斗争。”乌克兰的勇敢抵抗是“为团结所有自由人们的重要民主原则而进行的更大战斗的一部分：法治、自由选举、言论自由、写作和集会自由、信仰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些原则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关键。”拜登指出，“俄罗斯设法造成了一些我相信他从未打算过的事情：世界民主国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得到了振兴，我们曾经花了几年时间才实现的目标和团结。“西方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事关为全世界几代人捍卫民主。”他说，“此刻的考验是有史以来的考验。”“最紧迫的，我们必须在世界民主国家之间保持绝对的团结“。他强调，“我们将有一个不同的未来——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植根于民主和原则、希望和光明、体面和尊严、自由和可能性。”
前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怡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场战争使全球威权阵营和民主阵营的界线划分的更清楚，各国都必须重新表态他们所属的阵营，现在人们已经见到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站在民主自由这一块，而且也在重新认知来自威权国家的威胁”。
“这是一场法治与靠枪杆子统治间的冲突，这是民主与专制的冲突，这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与赤裸裸的侵犯之间的冲突。”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22年3月1日在欧洲议会上表示：“我们今天如何回应俄罗斯的作为，将决定国际体系的未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8日在访问爱沙尼亚时说：“这是普京总统为了让一个民主主权国家屈服而发动的战争。全世界都将追究他的责任，直至他停止。”
3月15日，捷克、斯洛文尼亚和波兰三国总理代表欧盟冒着炮火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推特上发布三位总理与泽林斯基总统会谈的照片时写道：“在被战争蹂躏的基辅，正在创造历史。在这里，自由与世界专制斗争。”
3月1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视频演说引起华盛顿民主、共和两党团结支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是的，所有人都敬畏乌克兰人民的非凡勇气和决心，他们不仅捍卫他们的民主，还有全世界的民主。”
尽管中国在乌战爆发后一直竭力强调乌克兰和台湾不可同日而语，但分析人士指出，战争令美国在欧洲的和亚洲的盟友和伙伴们再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威权国家的危险，担心台海地区有一天也会爆发一场恶战。这令美国和欧洲的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北约不仅继续东扩，还大有成为一个全球军事联盟、将威慑力投向亚洲之势。虽然很多欧洲国家的中国政策在战前就已经开始转变，但是这场战争加速改变了欧洲的政策基调。德国目前新政府与默克尔战前的政策截然不同。欧盟一反以前尽量不插手亚洲事务的做法，在去年发布的《印太合作战略》和《全球门户》政策文件中则提出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地区安全上扮演更加积极和有效的角色。欧盟外长理事会发布《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报告》在详细阐述欧盟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的背景的同时，突出强调强化印太地区务实合作和军力扩张。自去年以来，英、法、德等国家已先后派舰艇进入西太平洋。四月，在美国主导下，北约外长会议除了邀请乌克兰外，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个亚太国家参加，并12年来首次修改战略方向和行动指南，重点考虑“中国因素”。鉴于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韩国多年来一直在中国问题上十分谨慎，但最近几个月的一系列迹象显示，韩国越来越愿意站在美国一边。韩国最近高调宣布加入北约网络组织；派出自1990年参演以来最大规模兵力，参加由美军印太司令部主导的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还将首次参加由菲律宾主导、美日参与的“海上战士合作”。5月20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与美国总统拜登共同视察三星电子平泽半导体工厂时宣布，愿同美方构建经济安全同盟。
美国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迈克尔·格林对美联社说，美国在欧洲的和亚洲的盟友第一次意识到了他们共同面临着风险，在战后时代，第一次出现了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和在亚洲的盟友真正走到了一起的局面。据美国之音报道，在乌战之后的一系列围绕强化美欧关系的穿梭外交之后，美国最近不失时机地将重点转向亚洲，进一步夯实一个从北美到欧洲，从东亚到东南亚合纵连横抗衡中国的统一战线。
“铁幕”再次落下，不仅是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而且将形成西方主导的阵营与其竞争者的最后对决。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在他的《俄乌战争的可能结果与中国的抉择》一文中认为，西方将以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划线，并把与俄罗斯的分歧定义为民主和独裁的斗争。“新的铁幕不再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划线，也不局限于冷战，而是西方民主与反西方民主的生死决战。铁幕下西方世界的铁板一块，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虹吸效应，美国印太战略将得以巩固，日本等国将进一步紧贴美国。美国将构建空前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胡伟的分析与美国构建“世界民主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完全一致。
和平统一台湾：美中建交的基石
作为“世界民主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台湾是美中关系中的焦点问题。早在1972年与1978年两国先后签订的两个联合公报中，中方提出的三个条件：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方全部答应。但涉及到台湾问题，双方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统一台湾”被中国政府看作核心利益、民族大业和历史使命，至于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美国并不反对中国统一台湾，但必须以“和平”的方式，这是美中建交的先决条件。
1978年12月13日，双方代表谈判到最后阶段，“中国真正的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接受了“要遵守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要求”。（《卡特自传》。于是，两天后，即12月15日（华盛顿时间），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
卡特总统在当天晚上关于美中建交的电视讲话中说，“……这些结果证明，我国稳定，坚决及两党一致的努力，旨在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和平是所有国家的目标和责任”。“美中关系正常化，除了促进和平之外别无其他目的”。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当天，中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是中国1949两岸对峙以后第四次公开发表有关台湾政策的文告。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了关于停止自1958年以来对大金门岛、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等岛屿所进行的炮击的声明。这次告台湾同胞书，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它结束了30年两岸军事对峙的局面，提出了开放“两岸三通”、扩大两岸交流等新的对台方针。
作为《告台湾同胞书》（1979）的续篇，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提出九条方针（“叶九条”），在海內外産生了強烈反響。当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在美国国务院会见副国务卿威廉•克拉克说：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是中国的长期政策，不会改变。
1982年8月17日，以解决台湾问题为主旨的《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公报重申了《告台湾同胞书》和“叶九条”的基本精神，“和平统一”台湾的表述被载入公报。对此，美国表示“理解并欣赏”。以此为前提，美国承诺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直至最后的解决。在公报中，美国重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美八一七公报》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与《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合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成为两国交流与合作的政治基础。
毫无疑问，台湾未来的决定要素已超越台湾本身。麦克阿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断言，台湾的最终命运将取决于美国。李慎之、资中筠认为，“台湾的前途除了取决于台湾本身之外，主要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政策。”开启中美关系大门的先行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体会尤为深刻：“中国对台政策受到的一大制约，即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其中，台湾统一的方式是横亘在中美关系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早在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使，秘密访问中国时对周恩来总理强调，美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同年10月，第二次访问中国与周恩来会谈两国将要发表的《上海公报》时，基辛格要求中方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发表，美方重申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1974年11月基辛格受福特总统指派，再次访华就美中建交问题与邓小平谈判，再次要求中方公开声明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问北京，向中国领导人强调：“任何最终导致建交的变化，都必须基于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问题要和平解决这一点上。”1977年8月，卡特政府国务卿万斯到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继续举行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谈判，同样要求“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中国外长表明，中国不可能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卡特总统坚持这种立场，中美关系正常化只好推迟。1978年12月，《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不久，卡特总统在25日的电视讲话中表示，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希望中国人能“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尽管中美联合发表了《中美八一七公报》，但是，双方存在不同的理解与解释。邓小平在公报发表前夕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时说:
统一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中国在公报中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作出什么承诺, 当然也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 希望双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误解。
事实上，美国理解的“停止售台武器”正是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公告发表当天，里根发表声明：“公报中所阐明的政策同《与台湾关系法》是完全一致的, 军售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予以继续,并且完全指望, 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将继续是和平的”,“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都应该是和平的, 我们对此有着持久的关注”。
里根在公报谈判期间致信邓小平：
我们的立场已在正常化过程中，提出了美国长期关注着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同日，里根致信赵紫阳总理：
我们双方的分歧在于美国人民同住在台湾的中国人民的长期友谊，我们欢迎和支持台湾和平解决，我们期望在朝着和平解决的发展过程中，台湾将自然地减少对武器的需求。（《美台关系四十年》）
公报签署当天，里根發給国务卿舒尔茨和防长温伯格一份備忘錄，強調美國同意減少對台軍售的意願，是以中國持續其和平解決兩岸分歧的承諾為先決條件：
各位都知道，我已同意发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我们在公报里表达了美国对继续军售台湾事宜的政策。
导致签署此一公告的会谈，有一个前提，即美、中双方清楚第理解到，任何减少对台军售要以台湾海峡和平，及中国维持其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之基本政策为前提。
简单地说，美国愿意减少对台军售，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中国维系承诺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歧异。大家应该清楚理解到，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永久戒律。
此外，供给台湾的武器之质与量，完全要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威胁而定，就质与量而言，台湾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防卫能力，必须予以维持。（谢国明等著《中美关系50年:1969–2019）
中美友好的大门开启50年来，从尼克松、福特、到卡特和里根，包括后任历届总统至今，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理念，一直深深地根植于美国文化传统与价值观之中，是美国人认定并信奉的文明世界的行为规则，也是一直以来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核心立场和深情期待。关于这一点，美国两任总统国务卿、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在他2001年出版的《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书中讲得十分明确，并对中国领导人提出忠告：
虽然中国不承认美国有权干涉台湾的未来，它应当认真对待历届美国总统申明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的严肃立场。他们这样做不仅表达了个人的意愿，更反映了美国公众舆论的看法。无论中国人对美国这类声明的法律地位持何看法，北京必须小心避免由于判断错误逐渐走向与美国的对抗。
基辛格不幸言中。近年来，美中关系从友好合作走向全面对抗。而台湾首当其冲。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基本停滞，新的军事对峙局面日趋严重。台海上空战云翻滚。
从2016年起，解放军军机开始“绕岛巡航”成为常态，并不断频繁与升级。据台防务部门提供的数字，从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海巡航共计239天，961架次。参与巡航的解放军军机有：歼-16战斗机、苏-30战斗机、轰-6轰炸机等。2021年12月30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年以来，解放军常态环台岛组织轰炸机、侦察机、歼击机等开展巡航，常态抵近台岛周边组织多军兵种力量联合战备警巡，常态在台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对海突击、联合对陆打击、联合防空作战等实战化演练，实际出动飞机架次比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数量只会多、不会少。”中国央视近来也接连发布不少解放军演训画面，包括两栖船坞登陆舰连续四昼夜演练，以及海军航空兵反舰导弹打击训练。此外，东部战区的海军航空兵也展开舰载直升机搭载反舰导弹作战演练，训练在不同海况以及规避各种雷达探测下与舰艇互补打击。据报道，台湾国防部2022年2月16日侦监到当日有三架次的共机出现在台湾西南空域，包括1架次的运-8电侦机、1架次的运-8远程干扰机，以及1架次的卡-28反潜直升机。（美国之音：《中共对台具备“以战逼谈”的能力吗？》）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这是针对美台勾连采取的必要行动。近来美方频频在台湾问题上搞动作，说一套、做一套，明里暗里怂恿支持“台独”势力，将把台湾推向危险境地，自身也将面临严重后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战区部队持续加强练兵备战，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坚决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会是东部战区一个方向参与，会有多个战区力量介入。常态化的演习可以将预案熟练、精炼，一旦需要就可以把预案转变为军事行动。这种演练预案自然包括美国兵力介入，而且是多套方案。“可以说，现在演练已经不仅是为了震慑，而是为了提高演练能力，以应对未来不时之需”。
台海局势的变化引起美国的高度关切。“中国对台湾日益胁迫和侵略的行为与和平解决台湾未来的期望背道而驰”。《2022美国国防授权法》指出，“根据《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美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基于这样一种期望，即台湾的未来将以和平手段决定，以及任何以和平手段以外的方式决定台湾未来的努力，包括抵制和禁运是美国严重关切的问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认为，中国加紧取代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中国大陆会在6年内解决台湾问题，并在2050年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环球时报评论：《"中国或在6年内出手收复台湾"》）在美国看来，台海局势的军事化是对以美国为领导的民主世界的重大挑战。
台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二战结束后，中国国共两党爆发了国内战争。失败后，国民党退守台湾。此时，杜鲁门政府对台湾实行“撒手政策”，公开宣称：“台湾是国民党政府自己的问题；台湾没有特殊的战略价值”，“位于美国的防御边界之外”。（《麦克阿瑟回忆录》）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总统立即认识到台湾的战略地位，迅速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解放军收复台湾，同时防范台湾反攻大陆。此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日益密切。
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放蒋出笼”，并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使台湾的地位升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样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的集体防务锁链体系中的一环以及遏制中国在亚洲扩散共产主义的主力。1955年美国国会“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把美国协防台湾的行为进一步“合法化”。1979年，美中建交后，美台官方关系断绝，但美国会很快出台了《台湾关系法》，表明美國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之舉，是基於臺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一期望；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提供防禦性武器給臺灣人民；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1982年7月14日，在《中美八一七》公报签署之前，里根政府对台秘密提出了“六项保证”，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李洁明向蒋经国传达：1.美国未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2.美国未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3.美国不会在台北与北京之间担任斡旋角色﹔4.美国未同意修订1979年《台湾关系法》﹔5.美国未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6.美国不会对台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在美国看来，台湾始终是一个主权国家。2016年4月20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第88号共同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基石。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将对台“六项保证”列入法案。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有五大洲：夏威夷洲，加利福尼亚洲，华盛顿洲，俄勒冈洲和阿拉斯加洲，以及国际日期线两侧的太平洋地区，包括：关岛，美属萨摩亚，威克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CNMI）。美国国防部2019年6月发布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指出，美国企业自18世纪以来就在亚洲进行交易，如今，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内，美国与该地区的年度双向贸易额为2.3万亿美元，美国在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3万亿美元，超过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因此，国防部长在该报告致辞中第一句话说：“印度-太平洋是国防部的优先级战区。”
位于太平洋西部的台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北连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台湾海峡是美国的重要盟友日本西南航线的必经通道，恰似“东方的直布罗陀”。上世纪五十年代，麦克阿瑟把台湾看作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不仅在战略上对美国极其重要，而且对显示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成就也十分重要。（郝雨凡著：《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表示，台湾问题已经变成世界各国的核心利益，一但失守，美国在东亚的势力将一夜之间退回到珍珠港，珍珠港以西通通都要让出，这对美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利益损失。”。美国当代著名战略理论家、地缘政治学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如果默认使用军事力量强行统一台湾的尝试，那么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将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政治》）所以，台湾地区的持续存在符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根本利益。2022年2月11日白宫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指出：“在快速变化的战略格局中，我们认识到，只有我们与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坚定地让美国在印太地区保持稳定，并加强该地区本身，美国的利益才能得到提升。”
台湾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美国是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有着深厚且不断增长的商业、金融和贸易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台湾作为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中的重要环节。高端半导体生产占全球总量90%。斯坦福大学兼职教授斯蒂夫·布兰科(Steve Blank)认为，台湾对半导体的意义就像石油对沙特及中东的意义一样，“台湾控制着能使我们的经济在21世纪转动的东西。”与台湾相联系，印太地区支持了超过300万个美国就业机会，是美国近90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认为“未来几年，随着该地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其影响力只会增长，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将增长”。
台湾是一个变革的民主政体。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后，长期实行戒严与一党统治。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继位，逐渐推行民主化改革。1986年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正式成立。1987年蒋经国解除了长期的戒严。之后解除党禁、报禁，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民大会及立法院全面改选，正副总统改为直选，从此台湾的民主走上了制度化。蒋经国有一句民垂青史的名言：“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中指出，“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所有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系台湾历史及东亚时事兼任讲师韦杰理(Gerrit van der Wees)见证了台湾民主化过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30年前美国与台湾切断外交关系时台湾并不民主，但现在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也是整个东亚地区的模范，所以美国和欧洲对台湾的支持非常重要。
台湾在美国社会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早在1978年12月卡特总统宣布与台湾断交时最初的民意测验显示，45%的受访者反对卡特总统切断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只有27%的人支持这一行动。（郝雨凡）40多年后，美国人民愿意冒着重大风险防卫台湾不受中国侵犯，而且美国民众对以军事行动防卫台湾的支持已经来到历史新高。（美国之音：《分析：美国不会像弃阿那样弃台，台湾与阿富汗军事意义不同》）2021年12月，里根基金会一项民调关于台湾部分的调查结果显示，62%的人认为台湾是一个盟友，超过半数或半数支持一旦中国攻打台湾，美国应该做出包括如下反应：“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71%)、“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66%)、“将美国军事资产，例如航母，部署到该地区”(55%)以及“设立禁飞区”(50%)。郝雨凡在其《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一书中指出：“像美国这样一个最高行政长官和国会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的国家，公众舆论与政客们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议员，如果他们想再次当选，都不能忽视公众舆论和民意。”何况，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必须依靠美国人民的团结一致。
美国公众之所以站在台湾一边，根本原因是美台政体和价值观相同。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资深主任易思安(Ian Easton)说，美国协防台湾是因为人们都不要生活在二战之前的独裁专制体制下，也不要有强欺弱、大欺小的情况发生，这是为什么整个战后重建的世界新秩序是建立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理念上，因为不能让一些国家去侵犯他们的近邻，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强权去侵略韩国、侵略台湾，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就必须团结一起，采取集体防卫的作为，这也是为什么其他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正在做的事。“其他国家、其他政府正体会到，无论台湾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将是下一个，所以台湾真正位于前线，每一个人都要与台湾站在一起，确保台湾不会沦陷，确保中国永远不会试图攻打台湾。”（美国之音：《台海冲突风险增，美国为台湾而战的理由是什么？》）
美台战略：从“模糊”走向“明晰”
40年前，在《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的当天，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在参议院外委会关于《公报》的讲话中说，今后售台武器以中国对台“继续执行和平政策为前提”；如中国改变，美国也将“重新研究”其立场。果然如此。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开始发生重大调整，重新修正了美中关系的性质与定位：从“战略合作伙伴”改为“战略竞争者”，将美国的对外重心从反恐转移到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并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视为头号“敌人”。从此，继美苏之后，美中进入新的“冷战”。
根据新的战略，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2018年3月17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国与台湾在所有层级上的互访，以及其他相关之目标。”这是1979年制定的《台湾关系法》持续生效37年后，第二部以“台湾”命名的美国法律，意味着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美台的交往与合作，从民间正式走向官方。该法指出：“台湾已于1980年代末期成功完成民主转型，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且台湾民主成就激励着该地区的诸多国家和人民。”这是美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将台湾定义为“亚洲民主的灯塔”。
基于共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美台官方交往不断升级，并与台湾建立美台官方经济对话等。美台关系开始全面回归。
“我认为美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必要而且已经延误很久的措施去做一件正确而且明摆着的事情，那就是给予中华民国台湾这个自由的主权国家美国的外交承认。”蓬佩奥在1000天的特朗普政府国务卿任期中花了994天解除了美国与台湾的外交接触限制。2022年3月4日他在台北发表演讲时解释说：“这就是现实。这也是事实…台湾没有必要宣布独立，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他在抵达机场发表的简短讲话中称台湾是一个“伟大国家”。他坚持认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那不是统一，而是摧毁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侵略行动。”（参见蓬佩奥3月16日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纪念韩国三星集团创办人李秉喆的讲话）蓬佩奥的观点与主张直接挑战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一中”原则。
特朗普政府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加大对台湾的军售。执政四年，特朗普11次对台军售，总价达183亿美元，成为台美断交后以来，对台湾军售最多的美国总统。
在特朗普政府正以各项行动加速强化对台湾的支持之际，美国国会挺台声浪也在不断增强。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汤姆·蒂法尼(TomTiffany, R-WI)呼吁美国终结一中政策，恢复1979年以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他在2020年9月16日提出的H.Con. Res. 117共同决议案(concurrentresolution)称，国会意见认为，总统应该放弃过时的“一中政策”治理，或将台湾视为一个独立国家，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也不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内；总统应承认在台北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中央政府、正常化两国的外交关系、指派一个美国驻台大使并接纳台湾驻美大使；总统应废除任意性机构指导方针对美台官员正常沟通互动做出的限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应该启动与台湾建立美台自由贸易协定的正式谈判；总统、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及其他相关美国官员，应该采取步骤倡议台湾成为联合国及其他美国是成员的国际组织的正式会员。（美国之音：《美参众议员分别提案防止台湾遭侵略、呼吁与台湾恢复邦交》）
拜登继任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使美国一直奉行的对台“战略模糊”政策渐趋“战略明晰”。“我们对中国的胁迫行为深感关切，”拜登2021年10月在东亚领导人峰会上说，这些行为“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他反复强调，美国对台湾有着“坚如磐石”的承诺。“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将保护台湾”。
上任一年多来，拜登继续支持台湾重返国际社会，包括加入聯合國體系”；重啟與台灣的雙邊貿易和投資協議的談判，推出“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派遣更多跨党派议员和前高官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以及由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Michael Mullen）、前副助理国防部长佛洛诺伊（Michèle A. Flournoy）和前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奥·沙利文（MeghanO'Sullivan）等组成的美国高级军事与安全代表团访问台湾；已四次向台湾出售武器，并派更多美军，协助台军强化防卫能量；數次派遣軍機降落台灣；10多次派军舰通過台灣海峽。拜登政府还加强与盟友的合作，特別是日本，与日本联合军演，協防颱灣；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支持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三国共同研发高超音速导弹；深化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与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启动“亚太经济框架”。在他签署的美国2022财年77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中，71亿美元将用于强化针对北京的《太平洋威慑计划》。
继2020年7月底共和党众议员约霍(Ted Yoho)首次推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Taiwan InvasionPrevention Act)之后，2021年2月18日，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Rick Scott)与共和党众议员雷申塔勒(Guy Reschenthaler)联合重新推出这一法案。关键内容包括：通过加强台湾抵抗共产主义中国侵略性的举措的能力而重新加强美国的长期台湾政策;帮助台湾反制共产主义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力扩张;建立一个有限的授权，允许总统出于保护台湾抵抗武装袭击的具体目的而使用武力;要求共产主义中国放弃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统一台湾;建立美国、台湾和志同道合的安全伙伴之间的一系列安全对话和联合军事演习;要求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攻击台湾情况下的协调军事行动;建议台湾专门拨出额外的内部资源，用于自身防御，包括采购非对称的防御武器，改革台湾的后备役制度、在网络防御活动方面与美国接触;鼓励美国国防部派遣适当人员入读台湾国防大学；敦促美国贸易代表与台湾就双边贸易协议展开谈判；鼓励美国总统或国务卿与台湾总统在台湾境内会面；欢迎台湾总统对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法案的目的“是保护台湾不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侵略，进一步加强美台关系并加强台湾抵御中国侵略性的政策和军事行动的能力”。((美国之音：《共和党参众议员再次推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
《2022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指出，根据《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美国有能力抵制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以危害台湾人民的安全、社会或经济制度，继续支持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协助强化台湾的不对称战力，包括“海岸防卫导弹、水雷、防空、网络空间防卫以及特战部队”。
2022年5月美国国务院更新了官网“台湾”网页，删除了旧版中关于美1979年联合公报中“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相关叙述，并在有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阐述中将《台湾关系法》置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之前，增加了涉及美国对台军售的“六项保证”等内容。国务院官网的这一更新是美中建交40多年来的第一次，反映了美台关系的升级。 俄乌战争的爆发对美台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美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威慑,并且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从根本上避免类似于乌克兰遭遇的入侵发生。他还建议，让美国重新在台湾派驻军力，一如1979年前的作法。
曾于2005至2006年小布什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的博斯科主张“承认台湾独立，”他呼吁“现在是美国政府大声明确捍卫台湾的时候了。”他认为，如果美国这样做了，其它国家、战略同盟和伙伴也会这样做。“我们应该告诉中国，作为西方世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将保卫台湾。”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Wendy Sherman）2022年4月6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一场讨论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力的听证会上表示，希望北京能从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中学习到正确的教训，了解到任何对台湾的武力入侵行动将会导致国际社会的反应。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警告，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美国准备好对北京施加类似对俄罗斯那样的制裁。
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一项价值9500万美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技术协助方案，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一份声明中称，相关军售案将有助于维持接受方的导弹部署密度、确保防空系统的备战状态；接受方将利用这项能力遏阻地区威胁、强化本土防御。
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4月13日率团访问台湾。他表示，在电视上看到乌克兰的一切，真的痛心疾首；美国人民彻底了解，台湾对美国有多重要。访问台湾不是改变美国一中政策，而是展现对台湾热爱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的支持。当中国对台湾的挑衅日益加剧，美国会和台湾站在一起。若放弃台湾，等于放弃自由、民主，甚至自由贸易，是助长人类的恶行。他强调，“我们不寻求冲突，但我们会为了价值而战”。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里施（Sen. Jim Risch, R-ID）在4月26日出席2023财政年度国务院预算的听证会上说。“我们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提供的太晚，我们不能对台湾犯下同样的错误。”“战争期间对一个岛屿提供支持要困难得多，我们的援助必须要事先准备好，”他呼吁，加快现有的对台军售，尽快让台湾拥有这些武器和装备，协助台湾提升安全防卫能力。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4月14日重申， 乌克兰与台湾情况不同，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关切中国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意图。他强调，任何形式对台的侵略都是不可接受，美国将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中国入侵台湾不会发生。（美国之音：《台湾关系法》生效43周年 台美关系正值最佳之时）
拜登总统5月23日在日本访问时再次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会军事介入、保卫台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首次发表有关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演讲。其中，台湾政策是重要内容：
美国仍然致力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六项保证为指导。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期待两岸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
我们继续对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抱有持久的利益。我们会继续坚持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下的承诺，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并如台湾关系法中阐述：“维持我们抵抗任何可能危及台湾安全或社会或经济体系的武力或其他形式胁迫的能力”。我们与台湾有着牢固的非官方关系，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体和该地区领先的经济体。我们将继续扩大与台湾在众多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上的合作，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社会，深化我们的经济联系，这种做法符合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
正如布林肯所说：拜登政府的台湾政策“在几十年和几个政府中一直保持一致。”
美国已做好保卫台湾的战争准备
美国国防部《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指出：“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一个强大、繁荣和民主的台湾，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美国正在寻求与台湾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并将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作为对印度-太平洋安全与稳定的更广泛承诺的一部分。”
2021年11月29日，美国国防部历时半年多形成的“美军全球态势”评估报告指出，美军优先地区是印太地区。报告指示国防部，加强在澳大利亚、关岛等地的基础设施和军事建设，以更好地为应对中国作准备。五角大楼官员称，“我们正稍稍改变（美军部署）的方向。未来几年，你会看到指针移动得更多。美国印太司令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表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任务是确保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海峡的现状得以保持，避免以和平之外的任何手段解决台海两岸的任何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箱。”中国驻美大使秦刚2022年1月28日在接受美国公共电台NPR采访的时候说，“假如台湾当局有美国壮胆继续在独立的道路上走下去，就很有可能把中美这两个大国卷入军事冲突。” 4月20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电话时表示，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通电话中强调，如美方执意打“台湾牌”，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必将把局势引向危险境地。中方必将采取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我们说到做到。
实际上，美军早已做好应对中美两个大国“军事冲突“和“颠覆性影响”的战争准备，“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979年美中建交时，卡特总统对美国记者说，美总统或国会将来如果发现台湾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仍然可以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舰队部署在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同时，美国甚至仍然可以加入战争，来保卫台湾的人民。（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
1996年3月台海危机就是如此。当时，为了抗议李登辉访美，并阻止他在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中连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在台湾海峡举行三栖登陆、空降及山地作战演练。美国迅速做出反应。克林顿总统命令“尼米兹”号航母特混舰队从海湾地区驶往台湾附近水域，并同“独立”号航母汇合。这两个航母战斗群由13首战舰和150架飞机组成。这是美国自70年代初越南战争结束以来在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国防部长佩里解释：“我们不相信中国打算进攻台湾。我们不认为在那里会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我们把增加在那里的海军存在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同时，美国国会发表声明，美国应该承诺“保卫台湾”，并阻遏中国“对台湾的入侵、进攻或封锁。”（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第三卷）
目前，“美军正在严肃对待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2021年7月12日以视频方式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美国不希望有武装冲突，但必须做好战而胜之的准备。埃斯珀说，美军改变了传统的作战体系，对军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强化了威慑力量，加大了对新武器的研发力度，并在高超音速、人工智能等改变战争模式的武器方面增加了投入。
据埃斯珀介绍，美国海军的目标是建立未来型舰队，使海军的灵活性、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都要有实质性的提升；空军采取了21世纪的作战理念，讲究速度更快、更难以预测；陆军则侧重把改进远程武器作为优先目标，使其速度和距离都有了很大的改进。重型轰炸机将会在高风险地区变成永久性存在。
同时，美国扩大和巩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美国跟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台湾、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的合作更加多样化，在安全、军事方面的合作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埃斯珀说，美军的军事改革将会让盟友感到更加可靠，让美国的对手感到更加变化莫测。
2021年10月，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加拿大、新西兰6国海军在冲绳西南海域联合训练，总共出动了2艘美国航母、1艘英国航母、1艘日本直升机航母等共17艘船舰参与演训，在东中国海演训完后又转向南中国海联合训练。
2022年5月31日美国第三舰队指挥官宣布，第28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RIMPAC)将从6月29日开始在夏威夷和南加利福尼亚州海域举行，一直延续到8月4日。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丹麦、法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等26个国家将派出38艘水面舰艇、4艘潜艇、9国的陆战部队、170多架飞机和大约2万5千官兵参加本次演习。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中将(Adm. Samuel Paparo)说，美国对台及一中政策的核心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以武力改变边界，台湾是一个“拐点”，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统一台湾，那将在整个印太地区引发连锁反应，美国与盟友必须力阻中国在第一岛链内以武力达到推翻国际秩序的目标。他还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谋求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并非仅是出于道德原因，而是因为它的确符合所有人的直接利益。（美国之音：《美将领：美对台及一中政策核心是不接受以武力改变边界》）
印度-太平洋事務助理國防部長伊利·拉特納表示：“我們的目標是通過結合台灣自身的防禦、與美國的伙伴關係以及越來越多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的支持來阻止和拒绝中國的侵略。”
埃斯珀在谈到战备的时候还特意说明：“美军立足于未来同力量接近美军的对手打一场高烈度的冲突。”
可以预判，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不只是大陆与台湾的战争，而且是中国与美国以及美国为首的欧美、北约等整个民主世界的战争，是俄乌战争在南海的重演，也将为美国战争史增添新的一页。
“任何导致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局面，对中国都将是一场灾难。”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一书中提出警告。
署名“刘亚洲”的文章《打台湾之前先要了解的几个冷知识》对布热津斯基的论断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这篇一度网络热传的文章中，作者从地形、军队、武器等要素分析后认为，仅仅靠台湾自己的力量，大陆强攻的胜算都极其渺茫。再从国际态势分析：美韩有共同防御条约，美日有安保条约，一旦有事，只要美国介入，日美、美韩条约自动生效，随即必须加入联合战团。再加上最近的美日澳印联盟，几乎亚洲所有海空强国都和台湾站在一起，一旦有事，大陆四面楚歌，同时发难。南海还有越南、菲律宾，都是美国铁杆，何况越南还有血海深仇？印度为报边境之仇，完全可以使用其杀手锏，即派出海军进入印度洋，封锁马六甲海峡，以使大陆粮食和石油等经济命脉都运不进来，出口货物也运不出去，台湾战役如何打？
另一方面，台湾已做好应对大陆军事攻击的战争准备。近年来，台湾加大加快向美国采购包括战机在内的各式先进武器，同时大力推动“国机国造”“国舰国造”计划，自我研发和制造各种所需的武器装备。台湾自制的各式对地、反舰和巡航导弹也被视为反制解放军渡海或登岛作战的利器。“面对中国持续的军事扩张与挑衅行为，台湾有充分的自我防卫决心，”台湾外交部说。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及不对称战力，以坚实国防维护国家安全，并深化台美紧密安全伙伴关系，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台海及整体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及繁荣。”（美国之音：《美国批准1.2亿美元对台军售》）
刘亚洲在他的文章最后指出：
真诚希望中国人少说空话大话、多一点实实在在，并认真做到“知己知彼”，同时更多怀揣一颗善良之心，真正将台湾人民、香港人民认作是自己的骨肉同胞，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不是没有希望的。否则，兄弟反目，一定会亲者痛、仇者快，结局必将愧对全体中华民族及子孙后代！
和平与民主：解决台湾问题的金钥匙
“战争是旧时代的选择。和平是未来的唯一选择，今天我们正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一块险象环生的中间地带，处于一个恐惧与日俱增的时代”。尼克松总统强调：“在任何常规或核世界大战中，不会有赢家，只有输家。”
尼克松总统在美苏冷战时期提出的观点在今天并不过时。人类战争史反复证明，战争是独裁者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与野心，牺牲国民的生命与幸福。将俄国国土面积从73万平方公里扩张到1705万平方公里仍不满足的叶卡特琳大帝，临终时雄心勃勃地说，假如我能活到200岁，必将让整个欧洲匍匐到我的脚下！这句遗臭万年的狂言妄语，彰显了独裁者群的普遍心理。
二战以来，人类文明与世界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已经过时。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是人类恶魔。战争是杀人机器。战争思维应该终结！在现代文明世界，统一与自治，决定于民族的选择与自决。任何独裁者发动战争，企图依靠军事手段实现野心膨胀与领土扩张，都很难成功，不仅势必带来生灵涂炭，民族灾难，而且战争的挑衅者也将遭到战争的惩罚。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结局将是最新的警戒！拜登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一个俄国独裁者，侵略外国，在全世界都要付出代价。”
“请让我们不要对战争习以为常。”85岁高龄的罗马教皇方济各4月17日在纪念一个“有战争的复活节”时呼吁：“让我们所有人从我们的阳台上和街道上致力于恳求和平。愿各国领导人聆听人民祈求和平的声音。”
今年也是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他在《永久的和平》一书中回忆说：
1972年当我前往中国会晤毛泽东和周恩来时，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的新的关系是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的，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我们与我们的西方盟国联结在一起的那种共同的理想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双方都认识到，尽管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有着深刻的分歧，但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敌人，相反却有充分的理由成为朋友，那就是遏制苏联威胁的共同利益。
正是这次会晤，美中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隔绝敌对状态，逐渐发展为“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但是，尼克松当年绝对不会想到：50年后，苏联早已崩溃，中国却代替了苏联。
然而，目前的中国与当年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当时尚未进入统一的国际体系，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上与美国实质上仍是异质性和替代性的关系，而中国目前在科技、经济、环境等方面已经基本融入了国际体系，尽管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方面与美国存在差异，但并非完全对立的一致性和替代性矛盾。（沈志华等著：《冷战启示录》）特别是，中美建交40多年来“这两个巨人在战略、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地区、国际、教育等诸多领域相互纠缠在一起。”（沈大伟主编：《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并形成了广泛的共同利益。
当前，中美两国最根本、最迫切的共同利益是：遏制台海战争的爆发！
美国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布热津斯基语）“我们伟大的国家没有理由不能和平共处，共同分享和贡献人类进步。”（布林肯语）正如秦刚大使在尼克松访华5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演讲中所说：“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早日回到正轨，继续造福两国人民，顺应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为此，在纪念《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40年的日子里，重温“叶九条”，对中美关系回到正轨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叶九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和平与民主”。
民主，是和平的固有之意，也是和平的坚固磐石。当今时代，和平与民主，是大陆与台湾、中国与美国、亚洲与世界最大的公约数，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和平与民主，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金钥匙，也是美国两党始终不渝、铁板一块的共识：
“完全可以向北京重申，只有在中国更加繁荣发达和更加民主之后才能实现统一”。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
相关链接：
The Direction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Moral Principles of American War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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