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河悼念乐黛云:她让我们相信人间确有真情在


2024年08月05日 09:45     美中时报    王治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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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著名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开拓者、奠基人乐黛云,2024年7月27日逝世,享年93岁。


       作家刘心武先生有个忘年交崇拜乐黛云教授多年,却从未见过乐先生本人。比起她,我是极其幸运的,因为这些年每次回国,北大朗润园13号楼103室都是必去的打卡地,因为汤先生、乐先生住在那里。汤先生去世后,我只要回国,朗润园依然是必去的,因为乐先生还住在那里。今年在外地忙完了过程暑期班和各种会议、演讲,回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朗润园拜望乐先生。


       进北大需要预约,请乐先生的高足张锦博士帮助预约时,却被告知乐老师住院了,而且已“失去意识,进入弥留之际”。这怎么可能?去年10月回国时见到她还好好的呢?给她带去的京白梨还吃了不少呢,带去的冬蝈蝈她更是喜欢的不得了。但张锦博士于乐老师是比亲闺女还亲的人物,她的消息是不会错的。于是急忙赶到医院。在北大医院住院部2楼40床见到了静静躺在病床上的乐老师。从陪床的保姆张大姐口里得知,乐先生是20天前住的院,人已无意识了,远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都飞回来做了最后的诀别。医生判断,以乐先生的病情,10天前就该走了,然而生命力坚韧的乐老师就是不肯走。张大姐说“可能就是在等你吧”。说完张大姐眼圈红了,我的眼圈也红了。



作者2023年10月13日在北大朗润园家中与乐先生合影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我一晚辈后生学子何德何能,能让一代大师、“北大的国宝”为我等候?尽管我是26日中午去看她的,第二天也就是27日凌晨三点她就走了。


       我想真正让乐先生放不下的,是这个令她操心了一生,长情了一生的世界。


       她一定是舍不得离开这个令她爱了一生的世界的人们。


       这个世人眼中的“奇女子”其实是个性情中人,长情之人。


       与村上春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一样,乐先生是永远站在肯定生命一边的。


       她对他者和弱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


       可以说,正是这份长情不仅支撑着17岁的她只身从贵州北上,负笈北大。


       而且令她在观看苏联独幕剧《第四十一》时被“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剧中那位红军女战士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痛苦挣扎,最后不得不亲手开枪打死她最心爱的蓝眼睛——白军军官。


       这种长情也体现在土改中,她挽救那个70岁的可怜裁缝命运的努力。当我们被宵小构陷的时候,也是她义无反顾地力挺我们。记得2017年我和樊美筠去朗润园看望她时,她对我们真可以说是“如对大宾”。立即招呼在北大高就的弟子请我们吃饭。同时邀请我们去汤先生担任创院院长的三智书院和什刹海书院做报告,完全不理会外面的冷言冷语。


       乐先生一向以自由洒脱特立独行著称于世,生前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她说:“随大流是中国最坏事的东西”。《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自传发布会上,乐黛云发表完了讲话。后续议程还长,弟子张辉等为她身体着想,都劝她下场休息。乐黛云一昂头、一摆手,拒绝道:“这不是我的风格。”用热情、真诚对待事情,是九十岁的她对他人的尊重,也是一贯如此的风格。“她(乐黛云)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绝不忸忸怩怩,绝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禀性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中,能够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多年后季羡林先生对乐黛云的评价。而事实上,她的确没能幸免。1957年,在愈演愈烈的政治风暴中,乐黛云被划为“极右派”,开除公职、党籍,下乡劳动改造5年。在北京远郊的农村,乐先生背石头、修水库、垒猪圈,远离了讲台,远离了她热爱的现代文学。重大的打击下,她也未觉得痛苦潦倒。劳动时,她总是系上一条在人群里最扎眼、最鲜艳的头巾,“也算是表达一种反抗”,一种对生命的长情。


       对爱情的长情构成了乐先生生命中华彩的乐章。她和夫君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之间的爱情已成为传奇。令人相信:爱情的确是存在的。两人肝胆相照,相濡以沫,度过了人生最严酷的时期。乐先生被打成右派时,汤一介给中文系打电话为她辩护,被认为划不清界线。“文革”中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在哲学楼,乐黛云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回家。依照汤先生的深情回忆,“青年时代,有一天乐黛云拿了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给我看,她说:‘这本书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你会喜欢它。’那是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监狱中写的。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了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之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回忆说:有一次聊天的时候,乐老师说,她跟汤先生结婚纪念日的时候,都要到西餐厅去用餐。我后来慢慢知道乐老师也不光是观念的新,不光是概念的新,而且这些新是有着一种非常生活化的人情、人性的支持,这也是她拥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可以说,她的特立独行来自她对生命的长情,她对生命的长情支撑了她的特立独行。


       也正是这份对生命的长情,驱动她开创比较文学学科,“仿佛郭襄开创了峨眉派”。对于乐先生的学术研究,洪子诚教授有过非常精妙的概括,她做的是“有生命热度的学术”,写的是至情至性的文字。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的她,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也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比较文学之母,能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杰出贡献,在我看来也这份长情驱动的。


       事实上,她对情不仅有具身的垂范,而且有理论的自觉。在《“情”在中国》一文中,她写道:“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关键词。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更是明确记载:“道始于情”。在乐先生看来,强调“情”乃“道”的根本,历来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宝贵传统。在为季羡林先生的散文所写的书评《真情永在》中,她说“真情从来是文学的灵魂,在中国尤其如此。”制作于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郭店竹简》就已指出:“凡声,其出于情者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不仅道家对自然之情的强调,就是儒家的“仁者爱人”也是靠情在背后支撑的。


       这不禁令人想起有机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的名言:宇宙不是死物质的堆积,而是情感的海洋。怀特海宇宙论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提醒我们在理性和感知的深处,我们是情感的存在。当代西方情感史研究的风生水起,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乐黛云先生和怀特海先生的高明。


       也正是这种对生命的长情,使乐先生始终保持一颗开放的心胸。这使她与那些功成名就后躲进小楼成一统,“大脑永远停留在三十年前的学问上”,“吃老本,炒剩饭”的老硕学区分开来。


       虽是比较文学领域的巨擘,但乐先生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比较文学领域,她始终将自己的目光对准世界学术前沿,十分注意捕捉新的文化思潮的脉动。这既体现在她与当代法国一流汉学家、思想家保持互动上,也体现在她在对当代西方新兴的有机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第二次启蒙的吸纳上。与法国学者的对话,导致了《跨文化对话》这一跨文化研究的新锐刊物的问世;向新兴的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第二次启蒙开放则为中国学者共同创造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场域和机缘。


       乐先生敏锐地注意到,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轰毁了”一切宏大叙事,在令一切权威和强制性的一致性思维都黯然失色的同时,也使一切都零碎化、离散化、浮面化,没有给人们留下未来生活的蓝图,“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主张”,更“未策划过一个新时代。”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后现代思潮要向前发展就不能不面临一次新的转型。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问世无疑就是这种转型的结果。在乐黛云看来:“这种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与生态思维相结合。著名的生态哲学家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Jr.)明确把生态思维引入后现代主义,使之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和重要支柱。”这种生态思维注重有机、和谐、过程和变通,因此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相通”。


       乐黛云深刻指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立场“使他们几乎无法正面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害怕说出任何有普遍性的东西”。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则没有这个包袱。他们致力于为无家可归的现代人寻找精神的家园,认为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保留现代性中某些积极的东西,但超越其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男权主义,“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的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在乐先生看来,“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为人类未来生活的可能性提供了积极的回答,不失为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一剂良药。”


       也正是因着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第二次启蒙,我们与她和汤一介先生结缘。2005年乐先生和汤先生在家中亲自接待了有机过程哲学的第三代传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小约翰·柯布,彼此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2009年我们在上海举办第四届过程哲学暑期班的时候,乐先生特派弟子张锦等人前来学习。作为《跨文化对话》杂志的中方主编,她一再邀请作为晚辈的我们撰写有关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生态文明的文章,为《跨文化对话》投稿。


       对于我们关于“第二次启蒙”的研究,乐黛云和汤一介两位先生更是一直给予着热情的肯定。这种肯定极大地激发着我们完成《第二次启蒙》一书的欲望。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跨文化研究的许多宝贵洞见,对我们启发巨大。汤先生更是在百忙之中冒着京城的酷暑为本书撰写了长达5000多字的序言。他们对晚辈的提携之意,呵护之情,我们将永志不忘。


       真情换真情,生命感染生命是人世间异常美好的事情。唯有亲身经历过“以斗争为纲”和“唯金钱马首是瞻”岁月的人,才能体会这种真情如何弥足珍贵。


       乐先生的对他人温情以待,不仅影响了我们,也直接影响和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在流行“保姆难”、“保姆荒”的京城,来自安徽的小刘--刘美珍女士能从青年干到中年,从小保姆到贴身秘书,31年如一日地在乐家呆下去,显然离不开乐先生的厚道和真情待人。她和来自山西临汾的张大姐在病榻前对乐先生无微不至的照料,估计亲生儿女都望尘莫及。我就在医院里亲眼目睹了张大姐用药棉仔细湿润已不能进食的乐先生的嘴唇。入室弟子、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张辉教授几次送乐老师进急诊室包括这次送乐老师住院,之后每天去看望,几乎随叫随到;王博请了三院专家来给乐老师会诊,多次来病房探望;张沛平时每周四雷打不动地陪老师吃饭,乐门汤门弟子至孝,杨立华跟张锦一起去八宝山安排对接后事诸多细节,无一不令人相信人间是有真情的,真情是可以换真情的,生命是可以感染生命的。


       乐黛云先生以其毕生的学问和操守令我们相信:人间确有真情在。谨以此文致敬乐先生,祝您一路走好!


       【作者简介】王治河,哲学博士。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5年重进燕园,拜著名哲学家朱德生先生为师,研习西方哲学。1988年获硕士学位。1988-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任《国外社会科学》副主编。1998年赴美留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师承美国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格里芬教授和柯布博士。现任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怀特海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央编译局及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新西兰《教育哲学与理论》,俄国《生态生成》杂志,中国《求是学刊》和《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编委,国际生态发展联盟常务理事,中国绿发会专家顾问,匈牙利布达佩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韩国生态文明研究院顾问。


       王博士深耕后现代哲学、过程哲学、生态文明、第二次启蒙30余年,主编、独著、合著《后现代主义辞典》《第二次启蒙》《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怀特海与中国》《过程与多元》《走在生态文明的大道上》 等中英俄文著作11部。


       江西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鄱阳湖学刊》2023年第1期发表专辑《生态学术名家王治河》,介绍了王治河博士的生态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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