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读到一部有点“野”的小说了。没有错，我们是在说史怀宝的长篇小说《开放时代》。作者不算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但他的这部作品完全可以与中国当代任何一位优秀作家相媲美，完全有资格跻身当代优秀小说的行列。就因为这部小说有点“野”。我们多数文学作品，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在远离“野”，向“雅”靠拢和提升，唯有《开放时代》有意去发现一种“野生”的生活，开拓出生活之“野性”。
还小说野生的本性
我们当下文学描述里，生活总被写成象一座高度人工化的公园，以及高度人工化的野生公园，最多就象被高科技格式化、实时监控着的国家公园，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和谐的原始森林。实际上，文学如果找不到一片原始森林，甚至找不一块野地，小说也就失去了“野味”、“野性”。弃“野”向“雅”是当代小说的大趋势，而脱“雅”归“野”，还小说野生的本性、野性的品格，则是一种逆行，存在着很大的思想风险，却能产生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
《开放时代》意外地找到了一块生活的野地。改革开放早年，黄河边上长大的乡村青年齐盖到深圳寻找自己的未婚妻谭素玉，一下火车，所有的证件和钱财都被人抢了，流落街头，饿得不行，不得不与乞丐们抢垃圾桶里的东西吃，无意中加入了当地的丐帮。好在帮主周大爷是火车上认识的，自己没文化，喜欢文化人。他还了齐盖的行李，希望他找正经工作。而齐盖却在一个卖盜版光盘的贩子手下工作。他人聪明，会做生意，很快上手，光盘卖得很好，自己也有了可观的收入，特别是在“艳照门”事件后，他们从香港走私了大量色情淫秽光盘，销路特别好，大家都发了小财。齐盖也第一次感受到，深圳遍地是黄金，挣钱比在山东乡下容易多了。在这期间，他不断寻找谭素玉未果。好景不长，扫黄打非，齐盖和所有光盘贩子被一网打尽，送进拘留所。出来后，他又成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浪汉。通过关系，到建设工地打工，没什么技术，只能干粗活，挣钱不多，总算能养活自己，还能给家里寄点钱。不料，事故发生，齐盖受重伤，昏迷了好几天。醒来时，已经瘸了一条腿，还欠了医院三万多元医疗费。还是丐帮帮主周大爷伸出援手。不过，他给齐盖配了一个女人黑妮和一个小孩妞妞，组成乞丐组，利用齐盖的瘸腿，沿街讨乞，引发同情，赚钱还医疗费。齐盖是个读书人，感恩周大爷，回报黑妮对自己伤情无微不致的看护，下决心放下身段，加入了讨乞和拾荒者的大军里。“我又被做了一个月道具，我头上缠着纱布，脚上包着纱布，在不同的咪由黑妮拉着包装的我哭乞”。然而不久，一次打击行动，深圳所有的丐帮者被打散，周大爷和黑妮都抓进去了，齐盖的生路又断了，再次流浪街头。
为了生存，齐盖加入了一个盜窃团火，以残疾为掩护，专门在现场接收赃物，然后安全运到指定地点，再把赃物交还团伙。这个工作不直接下手，比较轻松，挣钱不多，过日子足够了。只是他每天看着那些被偷的人们的痛苦与愤怒，心理压力特别大，觉得很对不起人。有一次，一个姑娘大哭起来，因为给她母亲看病的救命钱被盜了，齐盖起了侧隐之心，找出钱还给姑娘。这种同情心注定了他在这个团伙里干不长。在这些日子里，他认识了技巧高超的漂亮的女贼林宝纯，产生了感情，第一次突破了思念谭素玉的自律，与林宝纯疯狂作爱。这是个烈女子，当警察围捕她的时候，她选择了跳楼而亡。齐盖只身逃离贼窝。
不久，齐盖辗转到紧邻香港的椰子街，给卖淫团伙的头子铁哥当望风人，每天晚上在一个电话亭里放哨，防范警察或者其他执法人员的到来，一有危险，就及时发出信号报警。铁头是个风情女人，对齐盖工作很满意，也不歧视他是个残障人士。齐盖过了一段安稳的有固定收入的日子。他常和妓女们打交道，知道了她们许多痛苦不幸的身世，其中一个最为出众，也最讨嫖客喜欢的姑娘薛晴，家里有丈夫儿子，每个月都要寄钱回去养家。他还认识了薛晴的男朋友、团伙里的打手陈郊。三人关系最好。铁头意外发现齐盖的生殖器硕大，性能极佳不仅把他当性伙伴，而且把他培养成一个男妓，社会上称“鸭子”。从这刻起，他不得不每天伺候那些来自香港的性饥渴的富婆们。他为铁头创收，自己也发了点财。好景不长。这一次，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不知从哪里染上了性病，又传染给别人，香港富婆们立刻抛弃他。虽然很快治好，但没人敢再找他。从此，断了这条发财之道。
接下来的故事就没那么“野”了，小说主要写齐盖利用祖上传下来和做豆花的秘方，磨出了一种好吃的豆花，得适合深圳人的味口。小生意做得很苦很累，但告别了这片“野”地，走上了一条劳动致富的道路。小说后半部更象在阐释一种励志的主题，也就开始离开生活的“野”地，进入规范化的创业生活，渐渐淡化了“野”性。
于是，我们通过小说，知道了怎样定义“野”了。不是理论上的定义，而是感受上的认知。实际上，我们是在说，小说描写的是深圳这座国际化大城市今天不愿提及，或者说提及会感到羞耻的过往，那种曾经的生存艰难、混乱无序、法制失控、坑蒙拐骗、欲望冲撞，人性扭曲、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生活。我们尽可以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概念词汇描述那个时代的恐怖荒诞，但我们则可以用“野”字一言而蔽之地描述一种真实的生活。相较与今天规范化秩序化的生活，我们可以说，《开放时代》展现的深圳，就是从一座小渔村向现代城市走过去的生活“野”地。这是深圳城市曾经的历史，也是我们今天来时的艰难之路。深圳这座国际大都市太繁华了，早就忘记了过往，可历史却无法抹去。作家史怀宝只不过帮助这座文化还不太深厚的大城市恢复一点记忆。
也许，深圳会被描述资本家、冒险家、投机家的乐园，就象人们描述旧上海那样，但对数以百万计的只想来这里讨生活，做点财富梦的普通人（主要是中国农民）来说，这块“野”地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只要他们进城讨生活，一定会在这里聚集。有许多人当过客，但对这一代的多数穷人和弱势者来说，可能就是他们一生的归宿。我们看到，大多数普通人的深圳梦寻，只能进血汗工厂或进建筑工地，并且围绕这两个支撑点构筑起来的社会生活，而作品主人公齐盖所经历的形形色的职业，哪怕是非法的职业，都是这个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理论家们习惯地称为社会的底层，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生活基本面。几乎所有向工业化转型的国家城市，都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社会基本面，如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深圳的改革开放，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建立市场经济，交出了学费，付出了代价，能给出的，也必然是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表面上看，周大爷的乞丐团伙、白大娘的偷盜团伙、佀猛的倒卖光盘团伙、铁头的卖淫贩毒团伙犯罪组织成为这个世界的最为耀眼，最为活跃的主体。其实，他们背后，生活着数百万老实巴交的农民和打工者，他们用最艰难日子，支撑着这个社会生活的基本面。把这个基本面的本质搞清楚了，也就明白“野”地意味着什么。
抒写深圳的“野史”
有野地，才有野性。小说长在“野”地里，才会滋生出“野”性。讲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传奇故事不少，深圳题材必然成为热点、重点和亮点。四十年来，我们已经读过无数深圳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小说最多。有劣质的小说，也有优质的小说。劣质较多，优质较少。很有时候，我们很难简单分出优劣，只能说，从不同的文化站位读这些作品，才可以分出其间的价值和意义。不过，我们应该承认，很少有小说长在深圳这片“野”地里，也就很少有小说有“野”性，需要提醒是，“野”性并非流行的那种“狼”性。深圳题材的小说不缺“狼”性，则少有“野”性。
深圳题材的小说数量最多的就是资本故事、财富故事、商业故事、创业故事、精英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深圳文学独有的类型，也形成一种通俗的模式。讲起来很便当，读起来很习惯。没有什么新意，却一直在叙事，可能成为深圳文学叙事的主流。坦率地说，这种小说模式背后就是一种资本和精英文化在支撑，目的就是打造一种以高雅的精英文化为引领的深圳神话和传奇。通过资本家、冒险家、野心家以及各种精英人物，在深圳这座需要强大的资本支持着，向现代化国际化转型的城市历史进程的表现，通过政治经济关系冲突、价值观时代观的冲突、道德文化冲突的方式，反映被精英文化精心打扮过的城市历史，表现精英文化确认的城市精神，突出资本的意识形态，美化资本的力量，创造资本金汤永固的神话，塑造资本英雄的形象。不得不承认，精英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导了一个城市的文学的价值取向，思想走向和文化方向，由此形成了深圳特有的通俗类型的文学。这种文学当然也注意到深圳生活的这片“野”地，或者说也驰骋于这片“野”地，不过由于骨子里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学通常会在道德层面上定义这片“野”地为丑陋、罪恶、淫秽、糜烂、麻木、迷惘、垃圾、不堪的性质，否认“野”地生活的真实性、正当性、合法性，却在这片“野”地里，以虚假廉价的同情，掩盖其寻求刺激、玩赏、把弄真正目的，用腐朽文化的方式，活生生把这片“野”地给糟塌了，毁掉了。这片“野”地也就成了藏污纳垢之地了。
实际上，深圳文学是在不断进步的，这归功于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终于懂得以人民的精神为主流，正在用人民的精神为引领组合起一座城市的文化灵魂，强化了老百姓的创造着城市的生活，也创造着城市的精神。能达到这一点显示了这座现代国际大都市的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如果我们注意到这座城市一开始就是对标资本主义的香港的话，那么就不会奇怪这座城市现代化进程可能需要对标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看来，这座城市没有朝这个文化方向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跟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节奏，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的道路，积累并示范了社会主义现代城市建设发展的经验。
城市文化的进步，一定会带来城市文学的进步。不过，深圳题材的文学还没有做好准备，要接受并处理深圳曾经存在过的“野”历史，还看不到这种“野”历史的历史价值和历史精神。顺便说一个细节，深圳文学对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打工者文学”。这种文学虽然有局限，却带着芬芳的“野”地气息，也带着虎虎“野”地生气。现在，“打工者文学”已被改成“劳动者文学”，完全消解了往日的“野”性，使来自真实生活的文学变得没有独特的价值。因此，从某种思想层面上说，《开放时代》把深圳题材留出来的文学空白填补了上去。
《开放时代》当然无力决定深圳文学的走向和品质。这部作品只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告诉人们，深圳有这片“野”地，有这段“野”历史，并不是这座城市的耻辱。这个历史有点“野”，但不是城市的野史，而是城市的正史。不管精英文化怎样进行道德批判，怎样否认，这段历史，这段生活，都是数以百万计老百姓开创的，老百姓按照自己的生存需要创造了这片“野”地，书写了这段“野”史，构成了深圳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这个褒不够坚定，文学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态度就会大打折扣。这不是精英者想象的生活，甚至不是进步的知识分子想象和道德化的生活，而是千百万做着求生梦、发财梦、幸福梦的人民实实在在的生活，本应得到文学的珍重爱惜。我们的文学就象“叶公”一样，嘴上喜欢真实的人民生活，心里害怕人民的生活过于真实。值得高度评价的是，《开放时代》没有当文学的“叶公”。
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不管是否带有自传色彩，都表明，作家对这个生活基本面非常深入，有着切身的体验，比任何一个作家都熟悉这样的生活。这样民间层面的生活，有其特殊性，一般作家很难走进去，更难融进去，因此，多数作品只能隔岸观火，并无真实的体验，只能给这样的生活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开放时代》让主人公齐盖不得不流落到这个生活层面上，不得不直面现实，不得不融入生活，构成他的一段特殊的无法在记忆里抹去的人生命运。
可以看出，作家摆脱了城市精英文化的束缚，真正获得了民间文化的生气灌注，带出笔下的主人公齐盖对这片生活的“野”地持尊重甚至感恩的心情和态度，很多时候，我们能读出这种情感与冲动深入他的灵魂。这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着的人们养育了他，给他生存下去的机会，就得感恩他们，做人才叫真诚厚道，才有起码的道德。正因此，作品能够透过生活的乱象，看到这片“野”地生活的根性本质，提供的有价值的有创新意识的思想。
其一、抓住了贫富矛盾冲突的基本关系。齐盖生活着的这片“野”地，也可以说城市最贫穷的地方，某种程度上，有如西方发达国家的贫民窟。相较于城市资本强势的世界，就是一个弱势群体的生活。作品虽然没有过多描写所谓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但这个对比是存在着的，对立着的。资本主义化的市场经济无力解决这种带根本性的时代矛盾冲突，只会不断加深两极分化，不断创造资本的神化来掩盖其无能为力。两极分化越大，贫富差距就越突出，社会矛盾冲突就越动荡剧烈。社会主义化的市场经济才具有破解两极分化困局的功能，才能真正缩小解决贫富之间差距，但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又是一个很艰难的历史过程，所有的经济社会矛盾冲突最后都由人民群众来承担，都历史性地落在为自己美好生活而奋斗的老百姓肩上。作品主人公齐盖所处的这块生活“野”地，正是这个时代转折时期的的产物，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早期，社会矛盾冲突空前剧烈的所造成的社会乱象现实。我们必须尊重这样的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如果只站在局外看，什么也看来清，通常会用人性的冲突、道德的冲突来替代百姓的生存斗争，好在作品没有这样做，而是诚实地揭示出两极分化严重的时期，老百姓所承担的重担，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其二、作品透过纷繁复杂的生活现实，感受到老百姓创造生活的那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和力量。小说中河南丐帮帮主周庆丰大爷的情节非常典型。我们会吃惊地发现，这个拾荒讨乞帮派组织结构非常严密完整，配有书记和村主任，周大爷在村子里肯定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所以出面带着全村人一起来闯深圳，打开一个生存的空间。我们知道，河南是中国最贫穷的一个省份，这里的农民改变生活命运的愿望特别强烈，特别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深圳率先改革开放，整个村子的劳力都冲涌进来，多数人无法进工地，进工厂，就只能抱团取暖，从事这种不需要投资成本的人、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全村人都能从事，放下身段就能完成的工作，丐帮就这样形成了。看似荒诞不经，却有着老百姓生存的智慧，带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性。其他团伙性的组织踩到了法律的红线，成为犯罪组织，不断受法律打击。周大爷的组织却不是犯罪组织，虽然经常和城管斗智斗勇，有时也要打擦边球，如让齐勇、黑妮、妞妞组成讨乞小组，骗取好心人同情，如妞妞的食品是事先放进垃圾桶里的，但都不犯法，还把大家养得好好的，体现出周大爷把智慧化为生存技巧的高超能力，化为创造生活的动力。小部主人公齐盖生活在这些质朴的人们当中，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性温暖。
其三、这片“野”地别看它杂草丛生，复杂纷乱，其实正是中国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孕育地、策源地。这一点，一般人并不认可。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时代最深刻的矛盾冲突都在这里呈现、展开激化的话，那么便自然会认识到这种时代的碰撞是一个时代先进思想产生必然性的条件。只有时代矛盾冲突剧烈的地方，才能碰撞出时代新的思想、时代新的精神。小说主人公也正是在这片“野”地有生存磨练探索，对人生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确立了真正“劳动致富”的观点理念，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方向。作品由此引伸出一对我们平时思考不够深的关系——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城市看似象一个巨大的吸盘一样，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吸引进去，把农民都变成了城市的弱势群体，低端人口。好象是城市在施舍恩慧农民，在拯救农村。但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中国农民大量进城，怎能托起城市的高速发展，现代城市的崛起。正是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廉价，以自己的道德损失，以自己的破产，换来了城市经济社会的高速度，换来了城市快速积累财富的可能。往下想，我们不得不思考，农村是城市的负担吗？拖了城市的后腿了吗？农民真的就是弱势群体吗？是城市更需要反思，还是乡村更需要检视？《开放时代》没有大段讲述大道理深道理，只用了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就云淡风轻讲清楚了——齐盖靠磨家乡土地上长出来的黄豆致富了自己，也让城里人吃到最好的食物。这只是小小的副食品，这座城市每天的主食呢？这个城市还有多少齐盖们？到底谁在养活谁，答案朴素而清晰，乡村是城市的蓄水池，乡村是城市发展的压舱石。中国再牛的城市，再国际化的城市，也逃不脱这个基本的规律。
齐盖的“性”，并不是违禁品
不同凡响的思考，直接传导到人物形象塑造，也会出现不同凡响的人物。齐盖这个人物的出现，打开了这片“野”地的新的空间。他到深圳，最初并不是来淘金，他也没有做发财梦。他心里只有一个美丽谭素玉。两人领取结婚证，还没正式结婚，女方就到深圳去了，而且从此失联，齐盖就是带着朴素的想法踏上寻妻之路。在深圳找一个失联的人，有如大海捞真，然而，齐盖坚信，他能够找到妻子，找到爱。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爱情支撑着他经受着命运的各种打击，在最苦难挣扎的生活中坚持下来。可见，他虽为书生，却有着执著坚定的个性。然而，畸型的生活却一次次冲击着他的道德底线，把他的传统的爱情观冲刷得只是内心脆弱的一座孤岛，随时都会崩塌。当他千辛成苦找到谭素玉的时候，对方已经变为风尘女子，而且给一个台湾大老板当小三，而这时，齐盖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活，思想情感早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有的爱情观早已化为一种虚无飘渺的云烟，真实的脚踏“野”地的爱情观充实着他的内心，所以，他平静地接受了生活带给人们的这一切。他用完全改变自己命运的代价寻找到谭素玉，找到的是一种幻灭。不过，这个时候的他，内心已经没有愤怒和仇恨，只有宽容和怜悯，因为他知道谭素玉一定走得比他还艰难，命运更坎坷。
小说故事主线确实是男主人公齐盖与几个流落在生存底层的女子的关系。谭素玉并不是主要的。她虽然让齐盖一直很牵挂，齐盖也有几次差点就找到她了。但她总是与齐盖擦肩而过，且渐行渐远，最后只是齐盖的一个念想。真正能够影响齐盖的第一个是偷儿林宝纯。他们之间的认识颇有戏剧性。林宝纯居然也会招抢。有人公开抢劫林宝纯的金项链，是齐盖伸出援手，配合警察把金项链夺回。从此，林宝纯高看了齐盖。林宝纯是齐盖城市情爱的启蒙者。在此之前，齐盖只是懂得乡村浪漫爱情，并不知城市“野”地生活中的男女关系，所以遇见过许多女性，仍不为所动，周边男人嫖娼习为常，他却守身如玉。是林宝纯让他感受到另一种女性的美丽和魅力，让他尝到了真正的女人味。心理防线一崩溃，激情狂泻而出。齐盖把压抑许久的情感到投放到林宝纯身上，刻骨铭心。所以，看着林宝纯危急时刻纵身一跳，齐盖痛苦之极，“此时此刻，我觉得我多么的愚蠢与无能，自己最心爱的姑娘如此被众人追逐，被众多男人欺负，我却傻傻地站在那里无动于衷，无能为力”。他只能用一夜之间嫖了九个女人的蛮力，来祭奠林宝纯。从此打开了他性的禁锢。
第二个则是成芳芳。“十九岁的成芳芳来到椰子街，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其实是一个被骗到椰子街卖淫的大学生，受尽了嫖客和妓院打手们的折磨。出于一种正义感，已经沦为“鸭子”的齐盖，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通过一名媒体暗访的记者之力，倒逼警察出面，把成芳芳救下。两人产生了情感，在齐盖从事正当的磨豆花小生意后，成了临时夫妻、秘密夫妻。这个关系，维持了不长的时间，成芳芳就被家里人领回湖北，嫁给了当地的小干部，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
与薛晴的关系就要复杂得多。同时被污辱被损害的女性，薛晴在这个色情大染缸里显得游刃有余，更有能力应付眼下这种局面。长得漂亮性感有风情，技巧又好，很吸引嫖客排位靠前，价位最高，“每天睡过的男人不下五个”，给老板铁头带来巨大的利润。她男朋友是打手陈郊。陈郊准备把她带回老家结婚，但薛晴说他有丈夫，有孩子，看不上陈郊，两人关系并不顺。黄与毒相连。薛晴为了所谓的业务，自然染上了吸毒，也找同事寻刺激。因齐盖是个“鸭子”，身力壮，体力过人，薛晴主动勾引了他。两人开始并没有感情，纯粹是性伙伴关系。有印度人嫖了薛晴，带给她性病，她把这病传染给刘盖，齐盖又把病传染给了他的客人，把整条街的色情生意都打乱了。从作品一些细节看，薛晴看上齐盖，并不完全出于性满足，而是指望齐盖有一天把她捞出苦海，过良家女人的日子。这一点，与齐盖内心的追求不谋而合，两人慢慢有了越来越深的感情。齐盖做起正当生意以后，他们感情快速升级，加到刘盖家乡见了父母，定下了关系。事实上，她并没有丈夫孩子，只身一人。齐盖和她一起，过了一段艰难却很自豪的创业日子。
这几个女性对齐盖的影响，不单单使齐盖建立起正确的爱情观，努力回归传统的情感关系里，而是使齐盖终于能够从迷惘堕落中醒过来，爬出来，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建立起一个男人的责任感。特别象薛晴这样的女性，看上去生活靡烂、情感堕落，把玩男人于股掌之间，看上去没有救了，但她碰上了齐盖，产生了改变人生命运的希望，努力摆脱现有的生活，齐盖内心的那种正常人活的渴望，就是在两人真正建立起情感关系后才越来越强烈，终于付诸实践，告别了“非人”的日子，开创自己新的生活。因此，这几个女性对齐盖性格的塑造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使这个形象的正面因素不断加分扩大，在作品后半部加入了这个城市创业者的大军里，成为时代的精英。
应该说，《开放时代》故事以及人物性格打造最具“野”性的情节，就是大量的性描写，性表现。小说选择这片“野”地的故事，性的讲述就不可避免，也无可回避。林宝纯死后，齐盖一晚上花了四千元和九个女性做爱，怀念方式有些变态，却意外发现了自己如此强大的性功能。事实上，当他去给红灯区当看门人的时候，他的这个隐私保不住，很快就会为人所知。还是铁头聪明，把他当成了摇钱树，把他发展成“鸭”子，让他每天去接来自香港那些严重性饥渴的富婆们。这些情节的设制，给了小说一个很大的风险，如果作者抱有一点猎奇把玩心理的话，那么，这部作品很可能会变成一部色情小说，与深圳文学早期一些色情作品并无二致。好在作者对这片原生态的“野”地持敬畏的态度，尊重发生在这里的每一件事，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尊重生活的规律和生活的必然性，不会存在风险，存在了也会被渐渐化解。试想一下，齐盖虽然有点文化，但没有过人的技术本领，无法应聘到写字楼里，他身上又有残疾，无法从事强体力劳动，工地也不会再要他。所有的生活之道都堵住之后，他成功地出卖了上帝的恩赐——自已的器官和唯一引以为骄傲的性功能。这很容易想起西方工业化资本积累时期，工人阶级已经一无所有了，只剩下劳动力可以出卖，于是劳动也被当成商品出售了。齐盖何尝不是一个不情愿的劳动力出卖者。当然，他不会有工人阶级的觉悟，但命运却和无产者相近。
如果作家们能够更多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看待齐盖、周大爷、薛晴、成芳芳、李好好、谭素玉等人的命运，也许这个题材最“野”性的部分，就不会动不动成为一个文学创作的“禁区”。《开放时代》显然野生生楞兮兮地闯进了这个创作禁区，但他思想根基却是稳健的，具备化解风险能力的。事实上，作品很成功地把齐盖身上性的爆发力与人物身上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形成了某种神秘却实在的关系。如果读进去，不难发现，齐盖身上集了这片“野”地的所有的生气，所有的灵性，所有的创造力，或者说，这片“野”地给了他创造需要的一切。当他学会盘来自家乡的黄豆，卖出一碗碗可口的底价豆花，并不断把事业做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齐盖的“性”，并不是违禁品，而是一种有力度的思想之源，一种生活的动力。
张陵，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曾担任文艺报副总编辑、作家出版社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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