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辩解，企图找出其所谓合理性，是历史学的堕落。

       作者提出，明清时期的统治者提出“闭关锁国”是所谓“自主限关”，是一个伪命题。整个明清时代的闭关，都是昏庸的统治者主动提出并施行的。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不用说处于朝贡体系中的东亚地区，就是中亚、西亚和西方，从来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外交上要求中国闭关，这不是自主是什么？作者能举出证据证明有国家要求中国闭关锁国的吗？

       讨论明清时代的闭关锁国问题，不能离开中国自古内陆农业文明，重本抑末的政治传统。中国商人从来是被盘剥、被打击的对象。近代历史之前，买办出现之前，找得出一个靠海外贸易发财的商人吗？进而言之，同样阶段，找得出一个王朝，找得出一个皇帝大力推行海外贸易的吗？找得出一份圣旨号召大力学习技术，努力做生意，让老百姓发财致富的吗？

       讨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问题，按照历史学的规范，是不可以在一个笼统的概念下评价其好坏的。从明中期“片帆不许下海”，到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这么长时间里，统治者考虑的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各有各的历史背景，简单地说“自主限关”阻止了西方的殖民侵略有什么根据？

       中国有全世界最长的国境海岸线，中国内陆文明的本质，从城市远离海岸线就可以看出来。除了福建莆田、广东广州、山东蓬莱等少数几个府治靠海之外，农业文明时代没有几个城市是靠海发展的。除了少数重点布置的沿海地区之外，大多数近海渔民区其实锁不锁国是无所谓的。也就是说，没人管也就是海边农民种种地、渔民打打鱼而巳，他们永远穷。而当局重点布防的地区则不同。例如清初，福建的莆田一带是郑成功反清势力的根据地，清政府是推行“截界迁民”政策的，也就是在离海边30里处建隔离墙，墙外农民渔民一律内迁，越界者杀头。据记载，莆田人口1612年有近15万人，到1691年仅余61000多人，净减约87000多人。这种政策，使多少人家破人亡，离乡背井？这种血泪账岂是一句“自主限关”合理可以了结的？

       腐败的统治者沉缅于对人民的超额剝削，自以为天朝物产丰富，衣冠上邦，不求他人，而拒绝沟通交流，抗拒近代文明，导致近代在接受中外贸易、遵守相关合理规则上反复折腾，屡引纠纷，此种历史教训难道不应总结吸取，而反过来要去找闭关锁国的合理性？其他都不说，从乾隆年间马戛尔尼访华，到笫二次鸦片战争，这么长的时间里，自然有西方的野蛮傲慢之处应当痛斥，但清廷统治者一以贯之的要求外国使节跪地磕头的礼仪有意义吗？这也是“自主限关”，也值得肯定？

       一部屈辱的近代历史证明，这是一段中西方社会整体碰撞的过程。其中，既有西方列强殖民扩张、海权扩张、资本扩张，甚至，鸦片输出这样的肮脏侵略活动，也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际政治、经济、贸易、文化规则输出的内容。其中，适应和接受有关国际规则，学习和掌握西方近代先进的文明成果和经济技术，是中国奋起自强的根本道路之一。也可以说，它是一条文化解放的道路，和近代中国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民族解放的道路，即政治革命的道路相辅相成，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自新的两大基本形式。事实证明，文化解放的道路比政治革命的道路更艰难，更复杂。这一点，从近代洋务运动以迄的历史可以得到证明，从当代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可以得到证明。

       回顾近代，中国的所有进步，都和克服“闭关锁国”的顽固观念有关。从请一个洋教习，学一点洋文，派几个留学生，办几所西学堂，修铁路，开银行，办工厂，开国会选议员，办报纸组政党，到改磕头为握手，不裹脚，男人不留辫子，不抽鸦片，不卖官鬻爵，等等等等，哪一样没有经过反复争论、甚至闹到流血死人的地步？

       回顾当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所有进步，哪一桩不和克服教条主义的落后封闭观念有关？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难道是无病呻吟，而不是切肤之痛的呐喊？

       作者歌颂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政策，可能有作者的用心，但读者却完全有可能由此受到暗示，即中国历史上的闭关锁国是正确的，甚至，眼下中国因国际形势的影响而被迫加大内循环的力度，是当局主动限关的结果。这完全是不正确的，既不符合历史实际，更不符合当前中央精神。习总书记、克强总理巳多次声明，中国改革开放决不会改变。黄河长江不会倒流，无论国际形势怎么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不会变！这样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本文作者没有看到，而要扯一个“自主限关”论，引导读者误解中央方针？这篇文章是违反历史学实亊求是原则和中央当前方针的，学术上是荒谬的，政治上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