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众议院民主党人5月18日举行记者会，孟昭文在记者会上呼吁众议院尽快通过打击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图片来源：中新社）
过去一年，与新冠疫情一同在美蔓延的还有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和仇恨情绪。如今，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种族偏见却愈演愈烈，究其根源在于政坛。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George H.W.Bush Foundation for US-China Relations）通讯主管莱斯利·提斯代尔·里根（Leslie Tisdale Reagan）与《美中校际期刊》（IntercollegiateUS-China Journal）副主编卡梅伦·沃尔兹（Cameron Waltz）6月30日在《南华早报》刊文指出，国会的涉华恶意提案及宣扬对华仇恨的竞选集会都令亚裔成为替罪羊，立法者必须停止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文章摘译如下：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的直接威胁逐渐减弱，我们终有机会对过去一年进行反思——反思全美各地逝去的生命，也反思人们丢失的理性——这导致美国政坛中将亚裔作为替罪羊的现象死灰复燃。
实际上，“甩锅”亚裔的政治手段并不新鲜，相反，它与美国历史的脉络纠缠交错：从《法案》和日裔拘留营，再到“红色恐慌”和反共极右派倡导的“麦卡锡主义”。
时至今日，这些种族主义政策仍在国会大厅里回响，一方面，竞选活动助长了反亚裔情绪；另一方面，国会档案中充斥着针对中国的恶意法案。
在美国多重仇外主义中，白人对“黄祸”的恐惧尤其具有当代意义。二战以来，日本、中国、韩国和都曾引起美国对其军事和经济发展的焦虑。
由于美国对亚洲国家强硬的外交政策，以及民众对亚裔的种族仇恨，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亚裔仍然被华盛顿的一些官员看做敌国的附属。
与此同时，种族化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了“黄祸”。东亚和东南亚裔不仅因其特定的民族或种族传统被针对，而且他们作为更广泛的亚裔群体中的一员，也难逃此命运。无论令美国感到焦虑的是哪个国家，所有东亚和东南亚裔都会受到影响。
不争的事实是，当政客们对亚洲国家的经济或安全威胁感到恐慌时，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利用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暗流，间接煽动对亚裔的质疑和暴力。
历史表明，这种恶意攻击增强了政治家的民族主义公信力，却牺牲了亚裔的身心健康和福祉，使之在审查和歧视下生存。
今天，在破坏性政治论调、社会良知中根植的瘟疫种族化，以及对华尖刻言论的煽动下，针对所有亚裔的仇恨犯罪激增。当我们将目光看向国会，我们就会明白其中的缘由。
在第117届国会上任的短短5个月内，提及中国的法案和决议多达180多项。
众议员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和马特·盖茨（Matt Gaetz）提出的《世界卫生组织法案》（World Health Act）旨在将中国踢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并以台湾取而代之。然而，美国对WHO和台湾均无管辖权。
该法案就像黄口小儿说出的话，没有考虑到此类行为对外交和全球卫生安全造成的影响。
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的《签证安全法案》（Visa Security Act）则禁止向中国公民发放一年以上的非移民临时B-1和B-2签证，除非中国政府能够证明其已停止所有“经济和工业间谍活动”。这是一项激进的立法，与历史上《法案》出台的意图如出一辙。
国会现有的许多涉华法案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没有获得通过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些提案的篇幅往往不到一页，且语言含糊，对提案可能造成的任何后果几乎没有预见。
相反，这些提案是不怀好意的政治筹码，政客希望以此博得对华持谨慎态度的选民的青睐。这些人相信中国是美国的敌人以及中国故意让人们感染新冠病毒等虚假叙述。
相比国会提案，竞选集会活动则更加糟糕。在得州，一位共和党国会候选人最近以新冠疫情为由批判华人移民，他说：“我根本不希望他们来这里。”
另一位得州国会候选人凯瑟琳·沃尔（Kathaleen Wall）发布的竞选广告声称“中国毒害了我们的人民”，“中国是一个伪装成主权国家的犯罪集团”。而沃尔代表的选区是得州亚裔人口最多的地区。
这些都是现代美国将亚裔作为种族主义替罪羊的例证，这些事件激起了人们对亚裔的愤怒和暴力。
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充满了将特定种族作为替罪羊的现象，却也看到了“黄祸”思想带来的可怕后果。我们和我们的领导人有能力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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