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与国防政策团队背景深厚，是确定中美关系的主体力量；经济政策团队的使命首先是复苏美国经济，缓解美国内割裂的政治生态；科技政策团队显示新兴科技利益集团从幕后走到前台，与国家权力结合，影响美对华技术竞争的战略决策。

       1、外交与国防政策团队

       拜登的外交国防团队老面孔居多，主要包括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库尔特·坎贝尔、埃利·拉特纳等。其中，布林肯谙熟国际事务，审慎温和，注重价值观外交，曾经主持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沙利文、坎贝尔和拉特纳组成的“铁三角”是拜登政府给中美关系定基调的关键核心。

       沙利文曾创立反对特朗普政策的“国家安全行动组织”（NSA），囊括民主党建制派外交和国安会重要成员。坎贝尔在“印太事务协调员”的位置上统筹领导中国事务、南亚事务与东亚暨大洋洲事务，被外界称为“亚洲沙皇”。拉特纳对华相对强硬，富有攻击性，也是拜登政府策划“印太战略”的主推手。拜登还提名希拉里的外交顾问罗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担任新设的“中国事务资深主任”，并将台事务交由东亚暨大洋洲事务主任负责，在政治意义上有意制造中国台湾的实体身份。

       2、经济与科技政策团队

       经济团队成员主要由自由派经济专家构成。前美联储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L.Yellen）出任财政部长，将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制定，重塑美元霸权和经济强势。她关注国企补贴、技术竞争和知识产权，但反对贸易战，是影响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关键人物。

       在众议院亚太裔小组的力举下，戴琦（Katherine Tai）被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她曾担任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华贸易首席法律顾问，处理世贸组织内与中国的诉讼争端，对华立场相对强硬，预计其将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伊丽莎白·罗森伯格（Elizabeth Rosenberg）专长于对华贸易、金融和能源制裁政策的制定。团队中还有前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助理布雷纳德，他曾是推动中国加入WTO的政策执行者。

       随着中美科技竞争的展开，美国新型科技集团取代华尔街金融集团搅动政坛，成为未来民主党政府的一大特点。拜登科技政策团队成员多出身硅谷高科技公司的高管。其中，两位华裔分别是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的黄妮可（Nicole Wong）和 Facebook的奥斯汀·林（Austin Lin）。他们将从法律和技术方面服务于对华科技领域的政策制定和谈判。值得关注的是，“政商智”一体化的印裔政治游说团体已成为影响白宫对华战略决策的新兴力量。

       从执政背景看，拜登总统既是接触政策的执行者，也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沉稳的性格有助于上台后对华做出理性决策。

       1、明确“中美竞争”的战略定位

       有美国学者认为，当前，世界正从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转向两极世界，首次出现一个真正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按照亨利·基辛格的说法，既要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又展开战略竞争是美方可取之路。新任国务卿布林肯视中国为“最大挑战”，主张与中国进行“基于有利于国家利益和价值的全面竞争”，辅以军事威慑，但支持中美高层接触以避免误判。坎贝尔指责中国放弃了“克制政策”，主张对华政策纳入更多“良性竞争”元素，同时以预防性外交避免军事对抗。他还与沙利文联名撰写《避免灾难性的对华竞争》一文，称美中已进入“竞争性共存”阶段，“但竞争须以警惕和谦逊的态度进行，而非期望改变中国。”这一观点代表了民主党精英对中国看法的整体性转变，被称为“新华盛顿共识”。

       2、强调“不冷战，不脱钩”的战略底线

       拜登团队意识到，“新冷战”和“脱钩”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2020年7月 2日，拉特纳在《华盛顿邮报》发文强调，“中美竞争不是冷战重演。”第一，中国不是“第二个苏联”，既没组建反美集团，也未发动代理人战争。与冷战对立不同，中美经济交流密切，中国已融入国际体系，中美竞争是有限度、差异化的，而非全面对抗，军事联盟、地缘遏制或全面经济不适用。第二，“全面脱钩”口号会导致华人遭受种族歧视，也将使美国失去了解和进入中国的机会，无法影响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第三，“贸易脱钩”等同于“自我孤立”，“关税战或陷入新冷战陷阱，”由于存在共同利益，两国“既不能走向冷战，也不可完全脱钩”，可“设定条件后再行合作”。同时，美国应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以多边主义规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对外行为。第四，中美在“有限脱钩”的模式下展开科技竞合。

       3、对内推动“中产阶级外交”，对外重返多边体系，加强“价值观外交”与“民主联盟”构建

       2020年 3 月，拜登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美国为何必须再次领导世界》，称“美国回来了”，回归“以规则、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民主和开放社会”。在沙利文的参与和推荐下，“中产阶级外交”作为拜登政府笼络人心的新外交政策得以推出。面对中美“体制竞争”，拜登团队除了将战略关注点转移到“提升自身竞争力”上，还强调以“意识形态竞争”制衡中国崛起。坎贝尔认为，“过去那种带有浪漫色彩的中美双边闭门会谈过时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让相关方广泛参与的战略对话结构。”布林肯在 2018年主持成立的小型智库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外交和全球参与中心除了用以招兵买马，还与"自由之家"、乔治·布什研究所合作，为召开"世界民主峰会"做准备，以"重振自由世界精神信仰和共同目标"。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罗拉 ·罗森伯格原本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持"保障民主联盟项目"，普雷斯科特一直关注中国的法律制度和人权政策，他们将共同致力于对华发动价值观外交攻势。

       出于压制中国崛起的势头和地区影响力的增长的目的，特朗普政府在 2017年11月正式提出构想已久的"印太战略"，中国周边主要陆海通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实施地带成为中美角力的新战场。

       2020年1月 28日，CNAS发布题为《迎接中国挑战∶更新美国印太竞争力》的报告，重申《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的判断：“国家间战略竞争已经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中美已锁定未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关系，须加快印太战略的实施。

       第一，构建地区“微多边”排华机制，维持常规军事威慑，发展新型联合作战方式，包括探索美日印三边联合防务，促使美日韩三边合作回到正轨，建立美法印三边财团，主办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

       第二，侧重在东南亚塑造共同行动愿景，支持印度作为军事平衡力量给中国制造安全困境，促进与印太盟国和伙伴的外交，与欧洲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合作。

       第三，促成新的高标准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支持印太地区的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援助计划。

       第四，积极参与亚洲多边组织，主办印太地区首脑会议，利用盟友、伙伴来影响美国未加入的上合组织、亚信会议、亚投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第五，落实数字外交，防止中国主导印太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不过，从发表在 2020 年《外交事务》上的署名长文到民主党的2021年政纲，拜登一直回避"印太"一词，有意淡化共和党的印太战略。

       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MSC）讨论中，"重新发现西方"成为欧美双方的战略共识，"西方"能否在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制定联合战略成为跨大西洋关系的核心议题。10月20日，CNAS 发布《绘制应对中国的跨大西洋路线》报告，用意识形态来界定中西关系，改善美欧关系。

       为此，美欧应加强跨大西洋对话，推动北约组织应对北京的挑战，减少对华依赖，就技术、投资、贸易和全球治理等关键领域提出竞争路线图；联合研发和部署 5G接入网络解决方案，开发数字基础设施替代项目；重启跨大西洋贸易谈判，促进供应链环节多样化，创设美欧投资资金，以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利用 WTO、反垄断政策、工业标准制定、国家筛选机制来抵制中国的国企补贴、税收减免、低成本贷款、贸易和投资壁垒；改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促进民主规范，寻求建立更大的同盟和价值认同的利益伙伴共同体。该报告内容与拉特纳、罗森伯格的政策表达高度吻合，是对拜登政府意图“联欧治华”的政策分解和具体化。

       综上，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在短期将有所缓解，但利弊皆有。乐观而言，中美战略诉求在不同层次上都有回旋余地，美国希望维护全球领导地位，中国要维护发展权。悲观而言，中美关系从"自由落体"到"止跌回升"的转变是不现实的，其对华战略调整也是自身调整，面临诸多困境。

       美有可能在修复同盟关系的基础上，利用印太战略、数字战略、跨大西洋关系、台海问题作为主要抓手，对中国进行组合式制衡，“经济有限脱钩”与“技术加速脱钩”的趋势仍会继续。就议程而言，如果以印太战略或台湾问题开局，中美竞争易趋向恶化；如果从应对气候变化和疫情防控等多边议题开局，可为中美合作创造对话机会，缓和气氛。

       作者：宋静，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察哈尔学会；司乐如（Lora Saalman），美国东西方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