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林：我在河南大学历史系的日子里

2024年02月01日 05:50 美中时报刘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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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陈书栋，程民生，路振光，史建群，孙立坤，王合顺，我；后排左起：李慧玲，郭常英，刘小敏，忘了，戴晓惠。

前言

1977年国庆节前，我们新婚夫妇二人到北京旅行结婚，前去解放军总医院拜访我父亲的老同学，他是耳鼻喉科主任，属于副军级。当时毛主席纪念堂刚刚开放，仅准许副省、军级以上干部进去瞻仰，他发了两张入场券，作为礼物送给我们，使我俩得以首先有机会瞻仰毛主席遗容。就在北京度假期间，我父亲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写信让我赶快回家准备。我正当时在开封市煤建公司当司机，那可是年轻人垂涎欲滴的工作，故周边朋友都劝我不要报考，毕业了当个老师还没有司机挣钱多，但我不想丢失这次机会，上大学是我的人生追求。进入考场，首试语文，作文题目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岂非天助我也？我岂止心飞向，而是亲眼瞻仰，于是洋洋洒洒三大张，自感旗开得胜。我父亲是河南省高考语文卷评卷组长，我的作文得到最高评分，他并不知道，最后给予全省最高分——93分。评分后打开卷首，看见我的名字，父亲喜不自禁，但不敢对别人说。就凭此作文，我考进了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成为七七级的一员。

如愿就学

我们年级共招收114名学生。当年河南省规定，超过26岁的考生仅录取9%，体检分数线为276分；而26岁以下的体检分数线仅为176分。后来扩大招生，适当放宽，我们年级录取了十几个年纪超过26岁的考生。一个年级分为两个大班，十个小组，四个女生组，六个男生组。其中一班五组全是年纪大的，被称为“元老院”，尽管我也属于“元老”级，却把我分到二班四组。入学不久，我就和李振宏及其他同学，包括王广兴和龚绍方，共同组建了“史学讨论组”，不仅讨论所学的知识，还建立墙报，发表一些小论文，同时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又分成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小组，李振宏任中国史组长，我任世界史组长，一直持续到毕业。我们史学组一共在国家级历史刊物上发表了三篇论文。我曾在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一篇题为“闭关自守政策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的论文，结果受到全系的批判，说我“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脱罪责”。后来邓小平提出“落后就要挨打”，算为我平反了。可能由于我和李振宏一直担任“史学讨论组”组长的缘故，毕业后我俩都被留在历史系任助教，我被分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李振宏被分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另外还有杨慧清被分到中国现代史教研室。随后，王广兴和龚绍方也被留系，分到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关学增则留系任团总支书记。李申申被分到教育系，薛庆超被分到马列主义教研室，戴晓惠被分到校党委组织部。不久，郭常英调进《史学月刊》编辑部，程民生和李玉洁头戴博士帽回到历史系，马平调进教育系，刘小敏调进河南大学出版社。到此，我们七七级在校十四位同学都有了着落。后来，冯迺郁和路振光也并到河大，而后，我和王广兴、马平去了美国，龚绍方去了郑州大学，杨慧清去了洛阳师院，薛庆超去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目前在河大还有十位，应该都退休了吧。

英语培训

我刚留校时，学校为了培养一批具有出国英语能力的青年教师，开始举办助教高级英语培训班，须经考试录取。我曾在学生时期获非英语专业英语竞赛第一名，自忖应无问题，后果然以第一名被录取，并被负责人师资科长康永彪老师任命为班长（我们这一期被称为“黄埔一期”）。我们全班共18名学员，其中历史系的老师就有四位，张德宗、阎照祥、杨慧清和我，是各系参加人数最多的；外系还有王发增、李小建（后都成为校领导）等。经校长会议研究，决定拨出一笔款项为英语培训班每个学员购置一部高级收录机（能收听美国之音，其中有《英语九百句》）。但当时物资供应紧张，公家购买稍微贵重一点的商品，都需经市“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办公室”批准，否则不能买，即使买了也不能报销。康老师知道我上学前在一商系统工作，猜想可能会有关系，就把购买收录机的任务交给我了。事有凑巧，我妹妹的老公公，刚被任命为开封市经委主任，财政局归他管，“社控办”归财政局管。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就想去找我父母的亲家公，但被告知他正在位于水稻公社距市区十几公里的市委党校学习。为了早日拿到收录机，我不顾天降微雨，骑车两个小时，找到党校。见到亲家，我把来意一说，他问我需要几部。来之前，康老师说至少需要二十一部，十八个学员加三位老师。批一次不容易，能多要几部，留给康老师机动，不是更好？于是就张口要二十五部，亲家不假思索，边写条子边说，能培养出国人才，应该大力支持。第二天，我就拿着条子去“社控办”，见到主任，他拿着条子反复查看。过了一会儿质问我，怎么认识经委主任的，我答曰公事公办嘛，他又问怎么需要那么多，我回答多培养些出国人才。该主任不情愿地批了文件，同意我校购买二十五部收录机，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目。拿到批文，马上就去“五交化”公司选购收录机。“五交化”公司也属一商系统，我和那里的一帮骨干曾经常在一起比赛篮球、乒乓球，相当熟悉。他们积极为我搜寻物美价廉的机种，找到一款，但仓库缺货，马上电话省公司，答应第二天送到。有了收录机，我们就可以正式开班了。每天上下学，我们提着高级收录机招摇过市，让其他同事羡慕不已。

转眼一年过去了，英语培训班刚结业，系主任黄元起教授就分配我准备为三、四年级的学生开设“历史专业英语”。历史系从未开过此课程，就在全校也是首创。我提出到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进修，观摩他们的专业英语教学，收集他们的教材和辅导资料，获得学校批准，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机会。进修一学期，回校后听说学校要在两期英语培训班的学员中再选拔十名进行口语培训。此时的师资科长已经换人，新的科长来自物理系，他一下选了五名物理系的教师，我们历史系没有一个。我跑去质问他为何没有选我系，他竟然回答说你们出不了国。我们历史系刚被国家评为河南大学唯一的重点系，并拨款五十万元作为建设经费，难道就不能出国留学吗？他无言以对，只好把“球”推给负责这个班的吴雪黎教授。我去找吴教授，她说并无限制，我便提出可否招收我和席来旺，获得同意，我们又参加一个学期的口语培训。

初上讲台

英语培训告一段落，我该潜心准备专业英语课了。首先要编写教材，虽说我收集的有，但不少已过时，需要补充一些新的。整理好教材后，交给印刷厂打印，这就麻烦啦。印刷厂的打字员不懂英语，打印的教材错误百出，我只好一页一页地反复校对，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然后我要准备教案，除了课文之外，还须配合要考研的学生们，需提供大量的练习题。因为我在英语培训班时作过“托福”类的作业，并且预见未来的研究生招生英语考试会出“托福”类的试题，于是便收集了很多“托福”练习题。还交给印刷厂打印吗？既费时又费钱，我就向系里打报告，请求购买一台英文打字机，我自己打字，仅让印刷厂印刷。系里很快批准了，我又找亲家写条子，买回一台英文打字机。我过去拉过手风琴，左右手都比较灵活，学用英文打字机就方便得多，这样既准确又省时。教材教案齐备，开始给81级的学生上专业英语课了，这是门选修课，不过选上我课的学生不少。我一上堂就像复旦大学一样，用英语授课，第二次上课，学生少了一半，问其原因，原来唯恐听不懂，今后成绩不及格。这使我意识到我们学生的英语水平不及复旦大学一类的名校学生，他们可用英语教学，我们则不然。于是，我便改变成主要用中文讲解英文课文，用中英文对照教授语法，每堂课都给学生留些时间作练习题，让学生翻译、语法、试题齐头并进，为他们今后报考研究生的英语考试打下良好基础。此外，我选一些课文的录音带，例如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等，让同学们听，提高他们的听力。我用如此方法教了81级学生两年，选修此课的20名同学，一毕业就有12名考上了研究生，须知在此前77、78、79、80级学生每届只考上两名。为此，省教委让我写份经验介绍，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经验，只不过提前预见到英语考试会以“托福”形式出题，事先让学生熟悉此类考题而已，待我再教几届，确实积累些经验后再与同僚们分享不迟。就在教81级的第二年，我又接着教82级专业英语，有前车之鉴，少走了许多弯路，他们这一届又有12名学生考上了研究生。在教81、82级专业英语的同时，我又开始为82级学生讲授“世界现代史”，课时量之大，作业量之重，超越一般教师，从而与82级的学生结下深厚友谊。

涉足科研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我也开始进入科研领域。1983年，万松玉老师找我，想带我与她共同写一篇关于美国妇女运动的论文，我当然求之不得。万老师给我几本英文版的有关美国妇女运动的书籍，让我先翻译出来一些素材，她根据素材列出提纲，由我书写成文，她再进行修改，最终完成后命题为《美国妇女运动初探》，送到《河南大学学报》发表，同时提交给国家美国史学会，被会长赞扬称“填补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空白”。与此同时，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谈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与日本明治维新提出的“尊王攘夷”之间的异同，不同意以往肯定义和团运动是爱国主义的结论，由《史学月刊》发表了，很快就由《光明日报》转载，我对义和团的评价在国内开了否定的先河。1985年，万老师接获河南省委组织部的通知，请历史教师撰写论文，参与“青年干部理论研讨会”。万老师又想帮我，便让我与她共同商讨论文题目。我刚看过几本系里买来的有关苏联的历史书籍，解密了一批斯大林时期的档案，于是建议写一篇关于斯大林培养青年干部的失误，得到万老师的赞同。我在万老师的指导下列出提纲，由万老师把关选材，最后题目定为《斯大林在选拔干部中的几点失误》。没想到此文不仅被选中，还被评为唯一的特等奖。谁去參会？省委组织部召开的会议，当然应该由党员参加，万老师是党员，而我却在争取入党。万老师请示组织部，回复非党员也可与会，万老师劝我参加，说文章由我执笔，发言时更有说服力。恭敬不如从命，我硬着头皮去到郑州。谁知论文一经发放，就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小组讨论时大家规定发言15分钟，给我一个小时；大会发言仍是每人15分钟，给我半个小时。讲了半个小时，还没讲完，台上摇铃叫停，台下齐呼接着讲，我又占用了15分钟，鞠躬下台。参加此会，影响不小，多地、市的组织部欲请我去他们那里作报告，我有自知之明，岂敢应允？

回到系里，已名声鹊起，系学生会主席请我给同学们作个学术报告。小小助教，哪能作学术报告？叫作学术汇报还差不多。我刚看过新到的有关美蒋关系的英文版书籍，就讲《美蒋关系六十年》吧。一周准备时间，写出约两三万字的讲稿。在汇报中，我历数美国是如何与蒋介石建立联系、发展关系、共同抗日、支持内战、保护台湾、抛弃台湾，如何由亲到疏、由疏到烦、由烦到恨、由恨到离的过程。讲到建国前后的美蒋关系，我看到美国国务院刚解密的材料，一反过去指责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论调，提出美国大使馆滞留南京，观望共产党解放大半个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滔滔不绝讲了三个小时，仍未讲完，熄灯了，我征求学生意见，请求我坚持摸黑讲完。这次学术汇报引起学生们的巨大反响，校学生会主席又来找我，让我给全校学生作个学术报告，题目由我自定。我刚给82级学生上完世界现代史的课，其中希特勒是重点人物，就讲《希特勒其人》吧，希望通过这个报告，让同学们深入了解德国“纳粹”的法西斯本质，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军国主义思想。这次选在大礼堂，密密麻麻坐满了学生和老师。我独自一人站在台上，没看一眼讲稿，没喝一口热水，口若悬河地讲了将近四个小时，台下听众摒声不语，没有一人离场，足见内容吸引了大家。讲完之后，掌声如雷，不少学生涌到台前，让我签名留存，还有学生要求我继续讲下去，就好像现今易中天的《百家讲坛》。

1986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负责编辑工作的同学找我约稿，打算出一套200位历史名人传记，中国史和世界史各100位。我请示林加坤主任，他积极支持，安排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教师各一人负责。我们世界现代史分到40位，我负责撰写科马内奇、布莱恩等七人。其中有的人可以找到传记，没有传记的我就查阅《大英百科全书》。开始我系提交十篇给出版社，编辑专门跑到学校来，找到林主任，说作者们没有搞清楚她的意图，只有我的两篇符合要求，希望把我写的让大家传阅，并让我当最后审稿人。林主任采纳了她的建议，让我负责整个书籍的审稿。我正准备出国，再加上对别的历史不熟悉，只答应负责世界现代史人物编写的审稿。其他老师在参考我的文章后，陆续完成了任务，交到出版社，得到肯定。就在我出国前夕，该书出版了，算是为我送行吧。

工会活动

历史系教师的文体活动历来都是全校的积极分子，我们这一代继承了优良传统：女子乒乓球荣获冠军，女子排球荣获亚军，男子乒乓球荣获季军，男子排球荣获亚军，男子篮球进入前四名。我是女子乒乓球、排球队的教练，男子乒乓球、排球、篮球队的队长。文艺演出经常获得一等奖，并以系为单位在全校举办文艺晚会，我曾出演过相声。我们篮、排球的劲旅都是艺术系，记得篮球有一次争夺前四名的比赛，我们的对手恰是艺术系。按实力，我们略输一筹，为了鼓舞士气，我在场上大喊大叫，指挥跑位。我看到对方的远投不准，就喊叫着缩小防守范围。此战术果然奏效，对方远投不中，近投不进，失去了方寸，最终败下阵来。有次排球半决赛，遇上对头艺术系。比赛开始，我们一直落后，大家情绪有点儿低落。这时我鼓动队友们建立必胜的信心，每赢一个球我都大叫“好球，继续！”，场外的同伙们也跟着我叫“好球，继续！”。在喊叫声中，队友们士气高涨，越打越顺手，战果是3:2，我们险胜，可见喊叫在比赛中还是有些鼓舞士气作用的。但后来我们党支部的党员找我谈话，说我要求入党，首先要有“共产党员的修养”，不应该在球场上乱喊乱叫。

我来自开封市的商业系统，当时流行最好的职业是“听诊器、方向盘，商店里的售货员。”我是商业系统的司机，一人占两项，在商业系统朋友多，就利用这些关系，为系里老师购买猪肉、水果、酱菜等紧俏商品。大秤进，小秤出，肯定赔，我把钱垫上，受到老师们的好评，选我当工会副主席。刚当上工会副主席，我就和主席商量，能否拨出一些钱作为奖品，分参加奖和名次奖，在系里举办一次运动会。征得系里同意后，我亲自操持，开展象棋、军棋、跳棋、康乐球、乒乓球、羽毛球、田径等项目的比赛，每人准报三项，各项取前三名，除了七十岁以上的老教师之外，其余的教师几乎都报满了三项。为了鼓励七十岁以上的老教师也参加活动，我专门设立了四百米散步，年迈的老师都报名参加，来到久违的学校，闲庭信步地绕田径场走一圈。由于教师们的踊跃报名积极参与，该运动会持续了一个月。平时老师们每周四下午才来系里政治学习，现在每天都来，活跃了气氛，增进了友情，锻炼了身体。

系政建设

1984年，我们历史系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是河南大学唯一的一个系，为此国家拨款五十万元作为学科建设经费，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相当于现在的几个亿。如何使用这笔资金，系里召开讨论会，我有幸与教研室主任和教授们一起参加。讨论中大家一致赞同建立文物陈列馆，预算二十万元。剩下的三十万元如何使用争论不已，多数老师主张购买《四库全书》，我认为电脑已开始使用了，今后用电脑就可以查询所有资讯，不如建立一个电脑室，用作资料存储和查阅工作；并且我已经协助一位电脑工程师调入我系，但没电脑，只好暂时在办公室工作。当我讲到电脑今后的发展前景时，有些老教师感叹说：“你是在说天书吧。”最后把我这项提议否决了，该工程师也调到地理系电脑室了。我又提议在文物馆开辟一块地方作为电化教室，请精通此道的技工过来管理，平时为学生放映一些历史题材的电视节目。此议得到老师们的赞同，但去哪里请来技工呢？我有一个朋友，在物理系办公室，他整天摆弄电器，可是在办公室无所事事，人才都浪费了。我和他商议，可否调入历史系，管理电教室。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去找物理系主任马相文教授，请求他准许此人调到我系，获得批准。虽说我关于建电脑室的提议被否决了，但会议同意在电教室安装一台电脑。我到美国后看到台湾《中央日报》报道刘坤太教授用电脑存储宋代文献的事迹，引为自豪。

1986年，82级学生面临毕业分配，系里成立五人分配小组，把我这个面临出国的不名一文者作为教师代表也纳入其中。与毕业生的见面会上，领导们讲完，我也得说几句，就说：一、请同学们相信我会起到监督作用；二、请同学们服从分配；三、不要把分配定终生，毕业后还可以有更高的追求。我以我的出国留学实例向同学们解释更高的追求，获得热烈的掌声。领导小组讨论分配原则时，我提出毕业分配方案一定要透明，不能搞暗箱操作，大家制定好原则，就必须执行，我的意见获得一致赞同。该拟定毕业分配去向了，领导组全部推荐由我起草名单，我只好唯命是从。因为我教过82级学生两年，对学生的情况比较了解，再加上有分配原则，更主要的是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一夜就拟出方案，第二日就获得通过。去向学校汇报时，领导组还是让我去，我也毫不推辞，因为我最熟悉情况。一般汇报都安排一系一天，轮到我系，我先讲了制定的分配原则，然后解释几个重点案例。校领导问内部有无不同意见，回答没有，汇报结束，仅用一个小时。事后校领导让我介绍经验，说值得各系学习。毕业典礼后会餐，同学们争相给我敬酒，这时他们才知道整个毕业分配名单是由我一人确定的，不过他们事先都估计到自己的去向，因为分配原则早已向同学们公布了。这使我更加明白：任何事情，只要坚持透明，不搞暗箱操作，都会顺利进行。

出国留学

1985年夏，美国堪萨斯州议会代表团来我校访问，我系的文物馆是参观点之一。代表团到我系后，由系主任朱绍侯教授负责讲解，我充当翻译。参观结束后，有一位身材高大，面目慈善的男士走到我跟前，一边递给我名片，一边自我介绍，叫威尔逊，是堪萨斯州立大学匹兹堡分校的校长，听到我的英语介绍，夸我是“很棒的历史教授”。我回答说对去他们学校留学很感兴趣，他让我根据名片上的地址给他写信联系，然后匆匆赶上团队去图书馆了。因有外事纪律，我无法与他进一步交谈。随后我立即按照名片上的地址寄给他一信，但对能否收到回信不抱太大希望。大约两个多月后，我收到了威尔逊校长寄来的回信和他们学校的介绍画册，夹带着申请表。我填好申请表，附上一封信，说明如果没有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只能是雾里看花。几个月之后，校长又回我一信，说他们学校负责教务的副校长吉尔伯特博士将要来我校访问，他托吉尔伯特副校长带来奖学金申请表。不几天，我接到吉尔伯特博士写给我的信，告诉我他来我校的具体时间，希望到时能与我见面。我拿着他的信，找到河大校长李润田教授，请求学校准许让我设家宴接待吉尔伯特博士。当时规定，国人家庭不允许接待外国人，为了能打开自费留学的通道，学校专门召开校长会议，首开先例，特批我可以在家款待副校长。吉尔伯特博士携夫人到我家做客，待了几乎一上午，他告诉我，如欲得到奖学金，必须考“托福”，并且成绩要达到550分。这不啻泼我一头冷水，到哪儿去考？河南没有考点，即便有也没有报名需要的26美元，也没处去兑换美元。正在我作难之际，我们英语班的同学告诉我，师资科长手里握有五张报考“托福”的美元支票，再没人能报上名的话就作废了。我说他明知我只差“托福”成绩了，为什么不给我一张支票？同学说科长认为你出不去，考了也白搭。我恼羞成怒，找到科长理论，他自知理亏，给我提个条件，我必须拿到五张报名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也要努力追求。河南归武汉考点，可是那里人满为患，河南考生根本挤不进去，更别说要五张报名表了。我忽然想到西安，西北地区名牌大学少，“托福”考生或许比武汉少。我到外语系找系主任打听谁毕业于西安外院，谁知他就毕业于西安外院。我把来意一说，他立即为我写了介绍信，我拿到信连夜赶往西安外院。到报名处，递上介绍信，才知道负责报名的王老师和系主任是同班同学。既然如此，我就张嘴问能否给五张报名表，老同学的面子，毫不推辞就答应了。我兴致勃勃回到学校，把五张报名表放在师资科长面前，他感叹道“都说你能，不知道你恁能！”我们培训班的五位同学一起到西安外院应考，下来都感觉不错，过了两个月，成绩单寄来，我考了556分，如果再错三道题，这次就白考了。去考试时，我给王老师带一些开封特产，与她建立了密切关系，从此，我打开了我校出国留学需要的“托福”考点，后续的赴美留学者，皆是在西安外院通过的“托福”考试。不久，接到威尔逊校长的来信，祝贺我“托福”过关，并告知我他校的中国事务助理陈赞祥博士将携带我的奖学金批准书来我校访问，当然还要设家宴欢迎。在热情接待陈博士夫妇到家访问时，我拿到了奖学金批准书。过后我带着批准书，并递上录取通知书和I-20表，到北京大使馆顺利拿到签证，该准备行装飞赴美国了。就在我准备赴美期间，外语系的一名美国外教，名叫达德利，是怀俄明州一所大学的历史教授，对我系的文物馆极感兴趣，常去参观。但是他提的问题管理员听不懂，只好在他去时让我去翻译。我俩交谈中，他询问能否在两系间建立互换学者关系。我感觉这是我们系更多教师走出国门的好机会，便马上汇报给系主任林加坤教授，得到他的积极回应，并嘱我先与达德利草拟一份协议。我起草中英文本，请林主任和达德利修改，最后定稿，达德利传回学校经校长签字，正式生效。根据协议，1988年夏，阎照祥教授作为第一批交换学者到达美国，随后安庆征、杜保平、杨长法等老师，也先后交换来美。我早于他们，1987年初以自费留学身份来到美国，结束了我在河南大学历史系学习和工作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