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被划成了“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渐离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

       近三十年来我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可能与两个人的启迪有密切关系；一位是李慎之先生。我与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 五年，那是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 委员会期间，他是法律委员会委员，我是法律委员 会副主任，经常在一起开会。他那“右派”经历与 燕京大学的学历和我相同，再加上我们对政治风波 的看法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 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我们去贵州视察工作的途中，他对我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 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 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也促使我更关心宪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 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 心。

       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我与吴敬琏先生交往和合作，从北戴河中央召开的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算起，也快十年了。我和他是同龄人，在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出路上，我们的见解是惊人的一致。他常常讲，中国的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家的过度干预，市场过度依赖于国家的公权力，就会造成“权贵资本主义”，所以他大声呼喊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我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启示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即中国现今私权的保障，仍是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对私权的侵犯，或者叫对人权的侵犯，主要来自公权力的滥用。人权保障仍然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

       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 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 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人生 已届80岁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

       往时，曾参加过王铁崖教授80寿辰的纪念活动，那时，我是以晚辈身份去参加的。今天，人们 以我的80寿辰做纪念活动，我是以长辈身份来参加的。从1956年从教以来，我的学生中已经退休的 就难以计算;从1979年复校以来，我的学生中在 政法岗位上的数以千计;从1991年我开始招博士 生以来，将近20届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的弟子们总是劝我写一本回忆录，将我的经历留给后代。我一再犹豫之后，还是答应下来。起始是自己动手 写的，把我参与立法活动的经历写了约十章近十万 字左右，又彷徨起来了，这些破烂东西有谁去看 呀?一停笔就是半年多。后来我的学生赵旭东和其他学生们结合我80寿辰的纪念活动，给我配备一位 助手，由我口述、他记录整理、我再修改的方式， 形成了这本40多万字的自传。感谢陈夏红先生的辛 勤努力，使我的自传在我80岁生日的2010年正式 问世，也算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与总结吧!出版成书 后，叫个什么名字呢?我自己诗词集中最喜爱的一首是《临江仙·悲歌》:

       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

       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于是，从中选择了“沉浮与枯荣”作为书名， 讲述了自己80年的“沉浮与枯荣”。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也不那么重要了，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法学界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那就不辜负写这本书的初衷了。

       谨以此序献给亲爱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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