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杰先生是滑县牛屯镇人，1934年生，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赵毅敏、历史学家尹达的侄子。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一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鲁迅与河南》、《中国解放区文学史》、《云起云飞—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文学的潮汐》等，编选有《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合编）、《师陀全集》等。获河南省政府授予的河南省优秀专家称号，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2014年秋在刘老师家与刘老师与师母合影。
刘增杰先生是我大学时的恩师。1979—1983年我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的河南大学叫河南师范大学。当时正值粉碎“四人邦”不久，刚刚恢复高考，大学秩序逐步步入正规，一大批十年浩劫中受压抑的高级知识分子精神焕发的投入到教学当中。当时担任中文系的行政职务，又担任我们的现代文学课。虽然工作繁忙，但他对现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对课堂教学的认真执着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他的课堂教学旁征博引、逻辑严密自不必说，那带着北中原口音绘声绘色的朗读，幽默风趣的讲解，洞彻入微的分析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如他讲过的鲁迅作品《阿Q正传》、《友邦惊诧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现在还历历在目，刘老师因此受到广大同学的崇拜和热爱。
刘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治学非常严谨、刻苦。临到快要完成学业，每个学生都准备写论文了。我因喜欢现代文学，且和他是同乡，平时接触多些，选择指导老师时豪不犹豫地选择了刘老师。但确定研究方向，确定论文题目是个关键问题。先因阅读鲁迅作品多些，想从鲁迅作品分析中找个题目，于是写了篇《鲁迅作品中的“我”之所见》，草稿（当时都是手写）拿给他征求意见，他认为，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巨星，研究他的人很多，再从中找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难度太大，不如找一个不太著名的现代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研究。找哪个作家呢？当时刘老师正在着手师陀（笔名芦焚，现代作家）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根据他的意见，不如读一些师陀的作品。于是老师给了我一本《芦焚散文选集》（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经过逐篇反复阅读，后来拿出来一篇稿子，原题目记不清了，就记得最后给确定了个题目，叫《芦焚散文艺术三题》。这篇论文，经半年多才提交给系里，历经的批注、修改有几十次之多，每次的修改，刘老师都亲手用红笔加有批注，从提出问题的分析，资料的来源，文字的准确情况到标点符号等，都十分认真仔细。每次的修改，都必须把芦焚的作品再次揣摸品味，下一番功夫，以致于整个散文集象印在了脑子里一样，多年以后还能背诵好多篇。我想这就是刘老师所提倡的深度阅读吧（刘老师著有《从随便翻翻到深度阅读——与青年学子谈读书》，发表在《名作欣赏》2013年第9期上），当时我就想，搞研究写论文实在太难了，是不是刘老师对我们要求太苛刻了。
后来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刘老师不仅仅对学生要求严，对自己要求更严，工作更刻苦。1983年（也就是我们毕业那一年）的春节，不知是什么原因了，或许是论文的原因，我没有回老家，留在了学校过年。大年初一早上，我去给刘老师拜年（当时他家住在学校西大门外路北的两间平房），路上一派张灯结彩、欢乐祥和的景象，心里想着，老师家一定很热闹的。谁知一到家里，感到冷清清的，师母潘老师（在化学系任教）一个人在包饺子，热情的留我一起吃饭。我说刘老师没在家吗？潘老师向里间一指，说还忙着呢。我到里间一看深感意外：小小的一间屋子里，放着一张桌子，除一些书籍外，满桌子密密麻麻放的都是老师用来记录素材的卡片，他正在并不明亮的台灯下伏案聚精会神地搞研究。听着外面噼噼啪啪起伏不断的鞭炮声，看到老师不为所动的工作情景，油然感到老师身影的伟岸高大。情不自禁地想，这哪里象过节呀！为了学术研究为了工作，老师原来没有一天完好的假期呀！这种勤奋刻苦严于律己的精神一般人是绝对做不到的。联想到对我们的要求，他对自己的要求不更高、更严格吗？
198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滑县师范任教，那时和老师还不时有书信来往。有次大概我在信中表现出一些低调的情绪。老师来了一封篇幅较长的信，其中几句话永远难以忘怀：社会是一部大机器，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机器的一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哪怕是一棵小小的螺丝钉），只有都努力干好本职工作，我们的社会才能健康快速发展（这句话成了我多年来工作和生活的座右铭）。他这样教育我们，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后来时隔多年，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次见到他，都能感到一种工作不止、昂扬向上的精神，都有新著题赠给我们。2014年10月24日，为了要编著滑县文化系列丛书，我和编辑部的有关同志前去开封拜见了刘老师。多年未见，想象中刘老师大概已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样子，谁知一见面，反而感到一种龙骧虎视的神气，已经八十岁的人了，不仅耳不聋、眼不花，而且腰板挺直、思路敏捷、精神饱满、声音宏亮。他们夫妇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话中了解到，他老人家虽然八十岁高龄，十分注重锻炼身体，每周坚持游一次泳。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早已到了退休年龄，实际却没有退休，仍然担任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带博士生，并且担任研究生班的教学任务。同时笔耕不止，潜心研究，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很多专注。谈话中，刘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时光飞逝，当年你们在校时还是二十来岁的青年，风华正茂，现在你们已经步入了中年（45-60岁），不要认为人到中年就老了，就不需要作为了，其实有很多名人就是中年以后才出了成果成为名人的，例如我们文学院的几位知名人士：任访秋先生（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著名学者）的名著《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中国近代文学史》就是在中年之后（60岁以后）才逐步完成的；姚雪垠的《李自成》也是48岁被划为极右派分子最困难的日子里开始动笔的，费时6年才完成了《李自成》的第一卷；一代宗师冯友兰（著名哲学家）先生到了晚年，即60-90岁，孜孜不倦，完成了长达7卷150万字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我想刘老师正是受到这些先一代名人的影响才有了生命的动力和创造的动力，才能成为硕果累累的著名学者。临到分别的时候了，刘老师给我们每人赠送了由他夫人代笔题字的书籍后，带领我们参观了他的书房、卧室，特别兴致勃勃地朗读了墙上悬挂的几幅书法作品，内容其中一幅写的是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他一边讲一边说：“这是他们（学生）为了让我高兴给我写的。”是啊，长恨春归，其实春并未归，而是转入另一种更富春意的境界了。我又想到诗人藏克家的一首诗：“块块荒田水和泥，深种细作走东西。老牛自解韶光贵，不等杨鞭自奋蹄”。用这首诗形容刘老师实不为过，但转而又觉不妥，刘老师象老牛吗？他更象千里马！所以用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贴切些吧。
2022年底，忽然从微信上看到刘老师因感染新冠病毒逝世的消息，如雷轰顶，十分悲痛，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写了一首小诗表示悼念：
痛悼刘增杰老师
节近新元失我师，初闻噩耗不胜悲。 河流因冷成愁结，弦月无声作泪垂。 教学殷勤倾雨露，科研引领举旌麾。 三千弟子同呜咽，不恨瘟魔更恨谁！
敬爱的刘老师，您的学生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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