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树崇“武”的审美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1949一1976》记载：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即建国十七年来，毛泽东第一次以“军人”的身份出现在群众面前。接见中，北师大附中一女生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俨然成了红卫兵的“司令”和“统帅”。当时，俩人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即席对话，8月20日《光明日报》载文“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作了披露：
“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
8月22日，这段关于“要武”的对话便通过新华社电讯稿刊登在全国的报刊上，并富有喻意地统一配发了《解放军报》记者的现场素描画：一位身穿军装，臂戴袖章，肩挎语录包的红卫兵正指挥着广场上的解放军战士和同样装束的红卫兵们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见图一)。由此，从领袖到群众，从统帅到卫兵，“要武”的精神通过一身军装抖擞起来，显发起来。一身军装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身份认同和标识；成了向资产阶级进行“战斗”的姿态和象征，以致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向往着它，追慕着它。确实，一身军装是飒爽而威风的，它显现出的崇“武”的审美，在内涵上，在形貌上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风尚。
然而，这种崇“武”的审美在上海流行起来是慢了些节拍的。殊不知，“文革”爆发时的6月上旬，上海服装鞋帽公司还举办过“春夏季新花色品种展览会”，尽管被指认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终究是五彩缤纷，仪态万方。8月下旬，中国出口服装交易会又在上海开幕，据报道海内外商人云集，交易额大幅攀升。即便是在8月19日，为欢庆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上海百万群众举行浩浩荡荡的集会游行时，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配发的整版照片和现场速写图中，仍未见“一身军装”的身影，有的是白衬衫、蓝裤子，甚至是花衬衫、花裙子(见图二)。在此，北京与上海日常生活的审美意趣和倾向显现出了差异，其中除了存有这两座城市文脉之间交错的缘由外，更与这两座城市红卫兵运动的地位和作用相关。北京是红卫兵运动的中心，是策源地；上海则是追随和响应。所以，以“一身军装”为特征的红卫兵装束必然在北京登台和发标，必然在开展“破四旧”以前就风靡起来；而上海则是通过“破四旧”，通过剪除大街上的奇装异服，再进一步，则是通过“大串联”，通过満街南下的“一身军装”的北京红卫兵，来领悟这“一身军装”的风姿和意味的。
终于，“一身军装”在上海流行起来了，不仅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们穿着它，工人造反派们、财贸造反派们、甚至机关造反派们也都有人穿着它(包括张春桥、姚文元回沪时也经常穿着它。倒是在上海被称为“徐老三”的徐景贤始终没有穿过军装)。以至查阅1966年岁未和1967年年初上海的影像资料，可见这种“一身军装”的打扮，巳成为游行队伍、批判会场和宣传舞台的主要形象了。然而，或许上海没有那么多的军队大院，军装来源的渠道并不宽敞；或许上海市民的潜意识中先天性地留存着排拒“要武”的情致，一种温润典雅的生活意趣仍挥之不去，以至“一身军装”在上海的流行，主要是集中在红卫兵和各类造反派的骨干队伍中(包括许多“小分队”的演出人员中)，而没有成为群众性的集体衣装。
那么，群众性的集体衣装呈现出了怎样的样态呢? 这是否可以说上海的“破四旧”运动没有起到荡涤的作用？!
其实，上海的“破四旧”运动是相当激烈的，南京路、淮海路上的老介福、协大祥、蓝棠皮鞋店等均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和查封，以至长期以来“服装鞋帽的传统工艺和时新款式被禁止生产”；“商店只能销售蓝、黑、灰‘老三色’的中山装、青年装、军便装(类似军队服装)，人们称之为‘老三装’”；“鞋店不准出售尖、扁、翘、窄的男女皮鞋，只准出售‘大众化’的‘工农式皮鞋’”；“针棉织品的传统花色品种被带有‘封资修’而受到批判，不能上市供应，毛线色谱从72种减至20种”；全市时装店统统改为“男、女、童装综合经营”。由此可见，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前期，一方面是“一身军装”的威武和神采，一方面是“千人一面”的灰暗和简便（见图三）。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比配，即前者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导致了后者的普遍；后者又迎合“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簇拥着前者的卓立――这里既有理念的批判，更有行动的批判。这里的崇“武”的审美既是一种标树，更是一种泯灭。
悄悄启动的消解和蜕变
1967年6月8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以“生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为抓手，举行全市电视实况传播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大会指认陈、曹等当权派是“推行奇装异服的吹鼓手”，是“从生活领域打开缺口，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固然，这是大会的主题和要旨，如此规模的揭批和声张无非是要达到诬陷的目的。但我们同时注意到，就在这驳杂的批判中，有一种声音却在竭力地提醒和强调：红卫兵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战斗一天”。因为“目前，社会上的流氓阿飞一反往常，提前两个月出来活动，破坏社会风气”。
洵属不可思议!文化大革命刚刚展开一年的光景，这边“破四旧”的呐喊还没有停息，那边“三包一尖”就巳故态复萌――确实，一些被称为“流氓阿飞”的人开始公然挑衅“革命”，他们被描述成“叨着香烟，哼着小调，穿着怪装”，三三两两地招摇过市。其实，还有更多被称为“逍遥派”的人正躲避着“革命”(见图四)，她们织起了毛线，裁起了衣裳，甚至连在校的大学女生也“热衷于搞女工，如绣花等。据说复旦有的女生自己手工做人造革背包。海运学院为便利外地同学缝补，系里置有缝纫机，一度刮起‘裁衣风’。财经学院的人听到这些消息都很羡慕”。在此，如果说挑衅“革命”的人是对崇“武”审美的反叛，那么躲避“革命”的人则是对崇“武”审美的疏远。反叛者，尖锐一些，荒诞一些；疏远者，委婉一些，平和一些，终究都是对“一身军装”的抗拒，终究都是对“千人一面”的鄙弃。
1968年7月16日，新华社供全国各报刊统发稿《苏修堕落，美帝喝采一苏联阿飞服装在美展出博得大老板欢心》称：在华盛顿举办的“苏联时装设计展览会”中，有模仿西方瘦腿裤和超短裙设计的“宇宙世纪”装、“革新”装等；有沙皇时代的“俄罗斯贵族”式等，这说明今日苏修在“整个生活方式，甚至衣着上全盘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时髦’”，“从灵魂到躯壳都巳腐烂透顶” [9]。显然，这篇官方报道客观地描绘了一套国际时装的流行标本，因为同时赋于它“复旧”、“西方化”的政治蕴涵，也就在借此比照和证实：只有中国式的崇“武”的审美，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品质，而这正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指向――但是，对广大“生活着”的市民群众来说，尤其对“生活在”上海大都市的市民群众来说，谁能说类似的消息不会触动一部份人的心弦呢？不会诱惑一部份人去尝试呢？曾记得一部批判片《赫鲁暁夫访问美国》，一部纪念片《列宁在一九一八》，引得多少观众贪婪地观看其中的大厦、小车、衣装和舞蹈。因为巳进行了二三年多的“文化革命”，终究抺去了人们的生活色彩，窒息了人们的生活情趣；终究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美好的希望，人们怎能不像前述中的反叛者和疏远者，而有所反应，有所表达，有所动作呢!
因之，恰是在1967至1968年间，即以“一身军装”为典范的崇“武”的审美正处于风光之时；以“千人一面”的着装模式巳基本定型之时，一种从社会底层，从社会内部分蘖出的审美取向萌生了，且悄悄地流播着、漫溢着，不仅构成了民间的喜好和渴望，更表达着民间的情感和立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的审美取向开始消解起崇“武”的审美；崇“武”的审美则在这种消解中渐渐地发生着蜕变。
“一身军装”的变形
这种消解和蜕变大致是从“一身军装”、“千人一面”和所谓“奇装异服”三个方面展开的。
先看“一身军装”。
实事求是地说，以“一身军装”为标志的崇“武”的审美，尽管也曾受到某种程度的藐视和抵御，毕竟因为其属 “文革”运动者的身份符号，属 “文革”路线的外在形貌的表达和显现，即毕竟在服饰的象征意义上处于主流和强势的位置，所以，直至 “文革”运动中后期，尤其是在“批林批孔”、“反潮流”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仍然受到一部份人的青睐和追捧。只是在上海，这“一身军装”的装束如前述中提及的原因，多是在激进的骨干分子、积极分子中流行，并未真正地普及于广大的群众。即便1968-1970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高潮时，当局曾为赴黑龙江、内蒙、吉林等地的上海知青配发军棉袄、军大衣等，那也是为了张扬“走革命之路”的身份认同，为了标树“战天斗地、屯垦戍边”的精神气象，只是这些棉袄、大衣等或许是巳废弃的旧制式；或许是非军用的代用品，即将布料染上类似军装的草绿色。只是不少知青在出发前，就巳将这类似肥大的“一身军装”作了收腰、衬领等改动。以后，在“学军”、“拉练”等活动中，也有一些青少年(称谓“后期红卫兵”、“红小兵”)裁制并穿着此类的假军装。
如果说这些变化有些空泛，有些滑稽，在风格上尚属 “文革”初期崇“武”审美的延续，那么，“一身军装”的真正蜕变是发生在两类人身上：一类是“革军”、“革干”子弟。这类人的家里有穿不完的军装，但因为1966年以后干部家庭多少会受到运动的冲击，他们的“一身军装”一般也就不表示参与 “文革”运动的态度，而是为了怀旧式地向社会显露出身和身份，有的甚至从廂底里翻出父辈的将校呢军服套在身上，既发抒心中的情绪，又迎合小市民的倾慕。此时，有意味的是这类人的“一身军装”巳换去了“战斗式”的军鞋，先是北京产的灯心绒松紧鞋，以摇晃逍遥的神态；后是上海产的高帮白色回力鞋(8元一双，可抵一市民一个月的生活费)，再配上一辆13型的双铃锰钢自行车(180多元一辆，可抵一青工半年多的工资)，以显摆虚荣和骄矜。
另一类是所谓有“流飞”习气的小青年。这类人的军装来之不易，有军官装，更多的是士兵装。他们只着上装，即上装是军装，以贴近崇“武”的审美主题；不着下装，即下装是黑杆裤、黄包裤之类，以表达反叛的审美取向。同时，他们一定戴军帽，但一定不是端端正正地戴，要么把四周的帽沿高高地托起，要么掐出几个尖角，甚至还有直直地撑起前帽沿，摹仿电影中国民党军官大盖帽式样的。由此，“一身军装”的崇“武”的审美发生了蜕变，但这种蜕变的轨迹不是走向它的对立面，而是本身的失真和变态――以至“革命”和“战斗”的意味，被一种浮华，一种荒诞所浸染、所取代。
化解“千人一面”
再看“千人一面”。
应该承认，是1966年8月“一身军装”的标树，才导致了往后“千人一面”的沉闷，即“千人一面”是被“要武”的行动扫荡出来的。于是，没有条件、没有能力、没有资格、没有心愿，以“一身军装”的打扮来炫示崇“武”的审美时，就只能“千人一面”了。于是，面对“千人一面”的局面，有人口服心服，便自觉地认同和归顺；有人口服心不服，便默默地等待和忍耐；甚至有人口不服心也不服的，便只能在私下里报怨和愤懣了。这就是说，一方面“千人一面”是被强力凝固的；另一方面“千人一面”的内部也存在着垮塌的构造――其中既有人心的背离，又有纺织业的促进。
也许，上海人天然地与崇“武”的审美存在隔膜。所以，即便是在动荡的“革命”中，以及在由这种“革命”催生的“千人一面”的景况中，上海人仍然经典地通过变换“领袖”的色彩和式样(如戴绒线领圈等)，通过改换“三围”的尺寸，点缀着、修饰着自身的装束，从而使蓝、黑、灰的“老三色”，中山装、青年装、军便装的“老三装”变得清丽一些，俏巧一些(在这方面，当年许多上海女知青通过变换不同花式的“节约领”，通过为旧毛衣缝接上新袖子，每每为“革命”的衣装抺上一道亮丽的色彩，曾引得北京、哈尔滨等地知青们的啧啧称羡)。
如果说上海人的这种集体心理认同和聪明创意，是解构“千人一面”的主观要素，那么，上海化纤产业在六七十年代的飞跃发展，则为这种解构提供了客观的支持和保证。据《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记载：1966-1967年，上海自生产棉\维棉毛衫裤、羊毛\腈纶中粗毛线开始，至1970年后，化纤绒衫裤、弹力锦纶衫裤、针织腈纶薄绒运动服、腈纶围巾、纬编色织涤纶女式两用衫、薄型经编男衬衫、竹节绒、圈圈绒、棒针绒等毛\腈及纯腈纶毛线等花色品种，还有涤毛粘三合一花呢、涤毛凉爽呢、华达呢以及涤丝纺、特纶绉、尼丝纺、星纹绉、华春纺等合纤印花绸均通过试制试销投入市场。这些化纤混纺织品有的滑爽挺括，有的丰满柔软，且色泽鲜艳，手感好，牢度强，又因少收(甚至不收)布票，深受消费者欢迎，成为大众化的热销商品（见图五）。此处，引用一条骇人听闻的史料以为证实：1968年8月18日(恰巧是毛泽东穿着军装接见红卫兵两周年)，南京西路红缨服装店出售的确凉时，曾因争购，人多拥挤，橱窗玻璃被挤倒，造成1死6伤的严重事故。正是此类产品的供销具有这般的势头，据统计，1965至1967年上海年均销售化纤布6135万米，1968至1974年年均销售达12356.43米；上海1978年销售的化纤针织品总额比1966年增长87.5%。
由此可见，正是在 “文革”十年间，上海的纺织服装行业完成了升级换代――尽管它表现在技术产品方面，但它的质地、色泽以及各种适宜的样式(如棒针绒、凉爽呢等)，恰恰迎合了人们消解“千人一面”的意愿，满足着人们享受生活的渴求，丰富并美化起人们的穿着――按照毛泽东“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说法，此处的“美化”(即“红装”)虽然没有直接挑战“一身军装”式的崇“武”的审美，但它强力针对“千人一面”的灰暗，在广大的人群中显扬大方、明朗和亮丽的审美风格，确实是在瓦解托举崇“武”审美的基础。正是立足在这个意义上说，“千人一面”压缩着人性的丰富性，只能流布于某个特异的时段。它的审美形态的死寂，必然随着 “文革”运动走向中后期，随着人性丰富性的复苏，而走向本质的死寂。
“江青服”在上海
在论及“千人一面”的主题时，必需提及“江青服”。1973年9月12日，江青在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出人意料地穿出了一套仿古连衫裙，在崇“武”的审美氛围中，令国人惊诧。原来这是江青召集有关人员参照“唐宋以来各朝代宫女服”设计的“开襟领裙衣”，并声称是所谓“国服”(有评论认为江青推行“国服”，如同她指使“梁效”吹捧吕后一样，是“为其篡党夺权大造舆论的前奏曲”)。
接着，1974年江青趁着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自上而下地推进“服装革命”，公开号召“女干部、女党员、女团员带头穿，女同志都要穿”。于是，上海纺织局拨出专料，各大服装店照样复制，9月4日集体性地陈列在市区大型百货店、服装店的橱窗中，以显声势。1975年1月，江青又利用十届二中全会指示各级党政机构“要告诉群众连衫裙是民族服装”。4月，市服装公司广泛印发《开襟领连衫裙介绍》材料，既趁春夏换装之季宣传动员，又强调“江青服”的造型和式样应严格掌握，例如“规定开襟领连衫裙裙长应在膝盖以下三寸”等。
殊不知，这种“开襟领裙衣”一件用料九尺，上古(和尚领)下洋(百褶裙)，领子有五层之多，外形蓬松肥硕，穿着闷热拖沓，既没有“武装”的飒爽；又没有“红装”的妖娆。尽管后来各照相店均奉上级指示展示“江青服”的大幅照片，各布店也开设“江青服”剪裁专柜，仍问津者寥寥。据统计，全市原计划生产“江青服”8万件，后一减再减，实际投产1.8万件，仅售出2千件，且多为文艺团体购买作了演出服。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服装业职工从仓库里翻出积压的“江青服”1.6万件，“江青衫”(开襟领衬衫)3万多件，“浪费各类纺织品原料20多万尺，损失资金达40余万元”。
与此同时，大街上却时时浮现出经改装的开襟领连衫裙，据内刊《文汇情况》报告：“在淮海中路见到一青年妇女穿一套花的确凉套装，不仅上身领口没了白衬领，下面的裙子也改成紧包臀部的旗袍裙式样”，还有“娃娃领连衫裙、西装领连衫裙、一字领连衫裙以及长方领样的连衫裙都着出来了，长度一般都在齐膝盖和膝盖以上二、三寸”。1975年夏季的上海，推广了近两年的“江青服”非但没有流行，一些女青年反而通过改装“江青服”，在大街上斗胆地显露身姿和风情了。固然，此中有“江青服”翻版宫庭古装，其笼罩的式样缺乏起码的审美要素等原由，但更本质还在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广，是企图推广“国服”的“千人一面”。因之，这种从形态到本质的压抑感，违忤了民众在服饰方面由内(情趣)而外(款式)的审美选择，怎能不受到民众的唾弃呢!
所谓“奇装异服”
最后看所谓“奇装异服”。
从前文中巳知，1966至1968年，当“一身军装”的崇“武”的审美，伴随着“千人一面”的灰暗，定格为这座城市的流行色时，其消解和蜕变的因素也同时从内部滋长起来了。此中，除了“一身军装”自身的变异和民众追求大方、明朗之美，有一部份青年人索性公开以或浪漫、或风流、或倜傥、或荒诞，甚至以颓靡、伧俗的着装风格招摇过市。
就此，查阅上海1969至1976年的报刊，可见在数十篇批判“奇装异服”的文章中，出现了一联串惹眼的名词，如1969年时的“馄饨领”、“烧买领”、“黑包裤”、“荷兰皮鞋”，以及蓬松的“中面积”、散乱的“云鬓”、“男子烫发”、“螺丝头”等；1970年时的“火箭皮鞋”、“八字胡”、“翻领照”、“沙巾照”、“墨镜照”以及“阿飞头”、“小包头”、“日本式”、“高、松、蓬、塌、钩”的发型等；1971年时的“阔卷边”、“连腰头”、“尼姑鞋”、“男青年穿女式皮鞋”、“一边倒”的发型等。
与此同时，又见到一系列以“阶级斗争新动向”、“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争夺青年一代”、“否定红卫兵功勋”为主调的言论，叱责“生活小事”论、“无权干涉”论、“无益无害”论、“各人所爱”论、“多看习惯”论、“群众喜欢”论、“限制过严”论、“管得宽”论、“管不了”论、“大惊小怪”论、“柜台和平”论、“小题大做”论等。令人感叹的是还可看到一幕幕大批判的场景，如举办“专题学习班”、“现场批斗会”、“红哨兵活动”；在店堂里贴出大字报、小评论。更有甚者，一些单位在门口用啤酒瓶来度量青年职工裤脚管的大小(即将啤酒瓶倒过来，插塞被检查者的裤脚管，插塞得进是大裤脚管，插塞不进则属小裤脚管)；一些单位叫来校外红卫兵对所谓“奇装异服”者采用“强迫行动”等。
1971年8月1日-2日，上海市中学红代会根据市革委会的指示精神，突击出动红卫兵43087人次，并配以上海民兵2386人次和市、区服装公司专业人员的支持，在大街上开展了“抵制奇装异服”宣传教育活动(称“红卫兵统一行动日”)。徐汇、杨浦、黄浦、南市等区委领导亲自作战前动员，各校红卫兵团成立了由干部、工宣队参加的领导小组。两天的统一行动时间于下午4时至9时(分两班进行)，每个宣传点由十多名红卫兵、数名上海民兵和一名服装公司老师傅组成，做到定时、定点、定人。统一行动在每个宣传点上拉起横幅，装起扩音器，宣传车则沿马路巡逻叫喊，以壮威势，“广大群众在马路上、在商店里、在车辆上都议论纷纷”，“而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人也不敢神气活现在马路上招摇过市，知道红卫兵上街就偷偷地溜掉了”。
这次统一行动强调“论理教育”、“掌握政策”、“坚持‘四不’”(即不打人、不骂人、不侮辱人、不动剪刀)。对穿着一件奇装异服的人，一般采用个别说服；对全身奇装异服，态度尚好的人，一般采用集体帮助；对态度恶劣的人，则针锋相对地召开“现场批判会”，例如云南路电话局一电话员“不仅穿着怪服，还画了棕色眉毛”，静安区的红卫兵当场“把她批得狼狈不堪”。统一行动中，有诚恳配合者，一小学女教师经教育后，立即回家拆下花边领，再送到红卫兵宣传现场。也有牢骚滿腹者，在长宁区宣传点，一青年女工挑衅地说：“因为布票发得少，所以裙子做得短”；在黄浦区宣传点，两个穿着奇装的女青年被教育后，提出“请红卫兵保护我们上电车”；个别人咆哮着说：“红卫兵怎么样，就好吃人啦，不要用红卫兵这块金字招牌来压人”；在南市区宣传点甚至发生执行任务的红卫兵被殴打的事件。同时，该份《情况汇报》还披露了统一行动中出现的尴尬情况：如有的红卫兵上岗时不佩戴像章和臂章，执行任务时吃棒冰；有的精神不振作，战斗力不强，见到奇装异服者畏葸不前；个别上海女民兵头戴柳条帽，身穿小包袖，下穿短裙子，造成工作被动。还有长宁区红卫兵在西郊公园发现两海军带的女朋友“穿着十分奇特”；虹口区红卫兵在提蓝桥发现一民警的女朋友“也十分‘飞’”，红卫兵上前教育时，均受到抵制等。
1971年夏季的红卫兵统一行动日不是偶然的，它在渊源上属于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延续，属于整个 “文革”政治路线的延续。然而，尽管也有全市性的组织动员，也有上街的行动，乃至作为主体的红卫兵(巳属“后期红卫兵”)和客体的“奇装异服”者的称号依然一致。但就其规模、情状和态势而言，终究不是1966年的狂飙突进和摧枯拉朽了。更为重要的是，此在的 “奇装异服”者，巳不是1966年时面对着的――由所谓“十里洋场”、“摩登时代”和“封资修”孕育着、庇护着的――而是经过1966年“革命”、“造反”的扫荡和切断之后，重新萌生着、滋长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年以后出现的“奇装异服”的社会现象，就既是对1966年前上海时尚的记忆和呼唤；又是对1966年后“一身军装”、“千人一面”的摈除和反叛。还值得一提的是，此在的“奇装异服”者多为青年人，1966年时他们中的一部份或许是扫荡者、或许是旁观者，1971年时巳赫然成为“奇装异服”者，甚至炫弄起落拓不羁、浪漫浮艳的姿态了。其实，这种服饰流行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外在的信号，它却表明社会内在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涌动着。
1972年7月，市红代会再次向市委、市革委会提交《关于组织红卫兵上街宣传抵制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请示报告》，《报告》针对社会上“穿超短裙的也出现了”的情况，请求批准红卫兵7月29-30日上街行动，但这个请求似乎没有着落。1973年1月，轻工业局团代会向市团代会筹备组反映：一些女青年开始烫发，有的“排了六个小时队”，并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同年在上海报刊中出现的相关名词有：“大尖领”、“大贴袋”、“大钮扣”、“女式透明尼龙衬衫”、“男式大格子府绸衬衫”、“上装又长又阔又大，裤子又短又包又小”、“喇叭裤”、“波浪型发式”等。宣传教育活动则有“民兵小分队巡游公共场所”、“组织归口管理的裁缝、鞋匠集中学习”等。1974年1月，上海的团员、红卫兵、红小兵又组织了大批的宣传队，敲锣打鼓，抬着黑板报，演着活报剧，深入街道里弄宣传破“四旧”、立“四新”。正当儿，有关部门迅速下达指示，要求“不要搞劝说”、“不要刷大标语”、“不要集中搞十天”，而应“经常地深入里弄，进行正面宣传”，结果弄出一场虎头蛇尾的闹剧。
从1966年红卫兵上街剪碎奇装异服，赢来片片喝采；到1971年红卫兵上街抵制奇装异服，遭遇种种反弹。再从1972年红代会申请上街行动没有下文；到1974年春节前夕团员、红卫兵大张旗鼓地深入里弄被紧急劝止，此中的轨迹线似乎越来越下滑，越来越低垂。难道是 “文革”的路线发生了改变？难道是社会的控制有所松懈？事实上， “文革”路线在上海是一以贯之的，其对社会的控制也是特别严密和精细的。具体表现在服饰流行方面，尽管其方法有所改变，手段有所缓和，以“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宣传和行动，却从未停息过。至于主管方面显得越来越无奈，所采取的措施显得越来越无效，恰是因为越是到 “文革”的中后期，由 “文革”初期标树的“一身军装”和“千人一面”的取向，越是暴露出其独尊“武装”，泯没“红装”――以崇“武”的审美熄灭万紫千红的要害――是违背生活至理，人性至理的。正是跌陷在这个漩涡中，主管方面越是上纲上线，越是采取管束和压制的行动，就越是会在群众中引出抱怨和抵触的情绪，甚至越是会引出一波波新的“奇装异服”的潮流。
请看1975年和1976年的事实：
1975年7月19日下午，市服装鞋帽公司为建议有关组织“拟可开展一次抵制奇装异服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南京东路、南京西路、淮海中路、四川北路和西藏路设岗，对上海女性的着装情况作观察记录。据报告，约两小时内上述地段共有1095位穿裙子，裙长超过膝盖的204条，占19%；齐膝盖的102条，占10%；膝盖以上一、二寸的580条，占55%；膝盖以上三、四寸甚至五、六寸的超短裙169条，占16%(1973年时，该公司也曾作过类似的调查，超短裙者占总数的2-3%)。1975年的超短裙有的“无叉、无裥，紧紧包住臀部”；有的则是做工考究的“隐裥、细裥、切细线”的式样。被称作“怪式样”的还有“领面狭长，领口开在颈项以下五寸”的长方领衬衫；领头“大而张开，再镶上六、七市分阔尼龙花边”的猪耳朵衬衫。观察者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到穿长方领的有30人，猪耳朵领的有16人，穿前胸绣花、小包袖衬衫的有42人等。
无独有偶，1976年7月，上海团市委“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组织全体机关人员，分头在外滩、豫园、南京路、人民广场、淮海中路等闹市地段设点观察。据报告：在中百一店门口“仅15分钟内，就有40多个穿奇装异服、理怪发型的人走过”，且1976年的“奇装异服”有四个特点：一、“长”，即衬衫包住臀部；二、“尖”，如“燕尾领”、“大尖角领”；三、“露”，即穿着“薄型透明衬衫，内系深色胸罩”；四、“艳”，如一身“深咖啡、深兰色”的衣服等。另外，“从北京东路外滩到南京东路外滩，在二百米的距离中就有六百对青年男女谈恋爱”，其中将近二百对“动作不正常”。
1975-1976年的这两份观察报告，记录的是大街上的“奇装异服”，指对的是背地里的“阶级斗争”。这种将两者串联起来的思路和行动，不仅牵强附会，骇人听闻，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它一方面说明了这种政治指对的虚妄和脆弱；二方面也证实了“奇装异服”确实蓬蓬勃勃。应该承认，这些“奇装异服”中确有些许是不拘形迹，放浪轻脱的；但更大多数的是在展示身姿之美、形态之美。它们共同面对着“一身军装”和“千人一面”的苍白(包括对由此衍生的“性禁忌”的抗争)，又共同承受着“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政治指对。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以玩世不恭、夸诞不羁的行径调侃着对方；后者是以创造生活、创造美丽的姿态消融着对方。正是在这种此起彼伏的摩擦中、进退中，崇“武”的审美以及伴随着的“千人一面”，渐渐地发生着蜕变，渐渐地走向了反面。
再联想到以上的两份观察报告，是发生在“四人帮”被粉碎前夕的事实，难道不能从中――民众生活情趣之变化、审美理念之变化，以及社会心态之变化中――看出一些预示，看出一些征兆吗!
本文补记：
在此，还必需提及“线衫、线裤”、“大翻领”的装束，那就是将专业运动员的运动服装变换成青少年的流行，比如春秋季节上身着运动线衫，冬季着厚绒翻领衫，若穿着外套便将层层领头翻出，有的还形成二、三种颜色的搭配。下身则将线裤的裤脚露在罩裤的外面，故意给外界一个明亮的观注点。固然，运动服式样精神，色彩多样，能显扬青春的蓬勃和飒爽，与文化革命突出“运动”的基调也存在着某种意喻的暗合。如果说这还只是外在的和形貌上的缘由，那么，“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的造反派，身着各式运动服装，在上海的 “文革”舞台上叱咤风云，威风凛凛(“上体司”不仅参与各种事件，还在全市开展所谓打击“流飞”活动，震慑四方)，以致成为革命造反的先锋，成为众多青少年称羡的一群，应是内在的缘由。正是立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 “文革”时期“线衫、线裤”、“大翻领”等运动装束的流行，一定程度是对崇“武”审美观的认同，而在效果上，则既是对“一身军装”的补充，又是对“千人一面”的搅扰。
作者授权刊发，选自《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金大陆 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4月。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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